第5章 西魏巩固河东防务的措施

高欢在沙苑之战失败后，经过休整集结，于次年开始反攻。大统四年（538）二月，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领兵围攻南汾州（治今山西吉县），守将韦子粲投降。随后，高欢便将把主攻方向放在河南，命大行台侯景在虎牢整顿兵马，将出师收复失地。西魏将军梁迥、韦孝宽、赵继宗等见形势不利，放弃了颍州（治今河南长葛东北）、汝南等城池，纷纷西归。侯景进攻广州（治今河南襄城），闻西魏派援兵来救，遂遣行洛州事卢勇应敌。《资治通鉴》卷158载：

（卢勇）乃帅百骑至大隗山，遇（西）魏师。日已暮，勇多置幡旗于树颠，夜，分骑为十队，鸣角直前，擒魏仪同三司程华，斩仪同三司王征蛮而还。广州守将骆超遂以城降东魏，丞相欢以（卢）勇行广州事。

七月，东魏兵围中原要枢洛阳，宇文泰与西魏文帝率众来援。八月，双方在邙山附近对阵，史称“河桥之战”。西魏军队先胜后败，被迫放弃了洛阳地区，宇文泰退至弘农，留大将王思政镇守，领主力撤回关中。

西魏此役失利后，在东线退守崤陕。崤函山区地形复杂，难以展开兵力，通行运输亦有许多困难。豫西通道的西段路径，“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86]。其间有新安、宜阳、陕县、函谷、潼关等多座关隘，险要的地势加上重兵防守足以使来犯者望而却步，高欢若想经此地入侵关中，困难是相当大的。而河东逼近东魏的政治军事重心——并州，从防御的角度来说，这里对高氏的腹心之地晋阳、河洛威胁很大。从进攻的情况来看，晋阳之师由汾水河谷南下攻击河东较为便利，如果占据河东，则能从几个渡口进入关中，对西魏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高欢在此后的数年内，对河东发动了几次攻击，力图夺回这一战略要地。东魏在河东方向的军事反攻，从小规模出兵收复南汾州以及东雍州、绛郡开始，到公元542—546年两次出动大军围攻玉壁失败而告终。受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魏政权在占领河东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军事措施，明显地增强了河东的防御能力。

一 选用河东、关陇士族出任军政长官

（一）河东大姓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时期，这一阶层虽有部分成员腐朽没落，但是仍有许多人具备文武才能，掌握治国之术；又依靠封建依附关系，操纵着宗族乡里的众多民众，是州郡的地头蛇、土霸王，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十六国北朝以来，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大多对其采取合作的态度，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宇文泰起兵时主要依靠部下的六镇鲜卑，但是人数有限，因此不得不拉拢境内的各股汉族门阀势力，以充实自己的统治力量。而河东士族自魏晋以来盘踞繁衍，曾多次拥兵割据，对抗朝廷。顾炎武曾说河东“其地重而族厚”。当地的大姓，“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犹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87]

西魏宇文泰在攻占河东前后，曾联络了许多当地豪族，并委派他们出任河东军政长官，依赖他们的力量巩固统治。例如他在弘农出兵渡河，攻打邵郡之际，借助于大姓杨□，联系当地豪强里应外合。见《周书》卷34《杨□传》：“□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与其豪右相知，请微行诣邵郡，举兵以应朝廷。”夺取邵郡后，杨□等人即上表奏请当地土豪王覆怜为郡守。

后来杨□亦出任河东重职，历任建州刺史、正平郡守、邵州刺史，统领一方，守御边境多有战功。后来战败降敌，宇文氏政权考虑到他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并未惩罚其亲属。“朝廷犹录其功，不以为罪，令其子袭爵。”

又如沙苑战后，河东大族敬珍、敬祥兄弟率众归顺西魏，使宇文泰得以顺利占领了河东，事后亦对其大加封赏。见《周书》卷35《薛善附敬珍传》：“及李弼军至河东，珍与（张）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泉、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太祖嘉之，即拜珍平阳太守，领永宁防主；（敬）祥龙骧将军、行台郎中，领相里防主，并赐鼓吹以宠异之。太祖仍执珍手曰：‘国家有河东之地者，卿兄弟之力。还以此地付卿，我无东顾之忧矣。’”

另据记载，河东大姓被西魏政权委以重任，或在故乡，或在朝内，为官者甚众，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周时期。略举其例：

1．闻喜裴氏

闻喜裴氏为河东第一大姓，其门下人才荟萃，文武兼济[88]。北朝时期，它在政治上发挥过重要的影响，被统治者尊称为“三河领袖”、“三河冠盖”[89]。东西魏分裂后，闻喜裴氏中的许多人投奔了宇文泰，例如：

裴诹之 东魏孝静帝迁邺后，诹之留在河南，“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墉，以诹之为开府属，号为‘洛阳遗彦’。……遂随西师入关”[90]。高欢闻知大怒，囚其兄弟裴让之等，后因让之申辩得力才被获释。事见《北齐书》卷35《裴让之传》：“第二弟诹之奔关右，兄弟五人皆拘系。神武问曰：‘诹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国，诸葛兄弟各得遂心，况让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与孝，愚夫不为。伏愿明公以诚信待物，若以不信处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犹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释。”

裴子袖 北魏大臣裴延儁族兄聿之子，亦投关西，见《北史》卷38《裴延儁附族兄聿传》。

裴宽、裴汉、裴尼《周书》卷34《裴宽传》载：“裴宽字长宽，河东闻喜人也。祖德欢，魏中书郎、河内郡守。父静虑，银青光禄大夫，赠汾州刺史。”高欢领兵进逼洛阳，魏孝武帝入关之际，裴宽与诸弟商议投奔西魏。前引《周书》本传曰：

及孝武西迁，宽谓其诸弟曰：“权臣擅命，乘舆播越，战争方始，当何所依？”诸弟咸不能对。宽曰：“君臣逆顺，大义昭然。今天子西幸，理无东面，以亏臣节。”乃将家属避难于大石岩。独孤信镇洛阳，始出见焉。

裴宽在大统五年授都督、同轨防长史，加征虏将军。大统十四年，他与东魏大将彭乐作战被俘，齐文襄帝为了劝降，“因解鏁付馆，厚加其礼”。裴宽在夜晚将卧毡裁碎作绳索，缒城而下，逃归关中，深受宇文泰褒奖，他对群臣说：“被坚执锐，或有其人，疾风劲草，岁寒方验。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归我。虽古之竹帛所载，何以加之！”[91]遂重加封赏，为孔城防主，迁河南郡守。保定元年，出为沔州刺史，与陈朝作战被俘，卒于江南。

其弟裴汉、裴尼随之入关，亦任要职。裴汉“大统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参军，补墨曹参军。……（天和）五年，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裴尼“六官建，拜御正下大夫”[92]。

裴鸿 为裴宽族弟，“少恭谨，有干略，历官内外。孝闵帝践阼，拜辅城公司马，加仪同三司。为晋公护雍州治中，累迁御正中大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转民部中大夫。保定末，出为中州刺史、九曲城主。镇守边鄙，甚有扞御之能。……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转襄州总管府长史，赐爵高邑县侯”。[93]

裴侠 字嵩和，父欣，任魏昌乐王府司马、西河郡守。裴侠在北魏孝庄帝时任轻车将军、东郡太守。后随魏孝武帝入关，除丞相府士曹参军。大统三年，裴侠“领乡兵从战沙苑，先锋陷阵”[94]，作战英勇以功进爵为侯。王思政镇玉壁，以裴侠为长史。高欢围攻玉壁，以书招降，王思政命裴侠起草回信，言辞壮烈。宇文泰读后称赞说：“虽鲁连无以加也。”后除河北郡守等职。

裴果 字戎昭，“祖思贤，魏青州刺史。父遵，齐州刺史”。北魏末至东魏初年任河北郡守，沙苑之战后率宗族乡党归顺西魏，受到宇文泰嘉奖，颁赐田宅、奴婢、牛马、衣服、什物等。后为西魏勇将，屡立战功。《周书》卷36《裴果传》载：

从战河桥，解玉壁围。并摧锋奋击，所向披靡。大统九年，又从战邙山，于太祖前挺身陷阵，生擒东魏都督贺娄乌兰。勇冠当时，人莫不叹服。以此太祖愈亲待之，补帐内都督，迁平东将军。后从开府杨忠平随郡、安陆，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为政，百姓畏之，盗贼亦为之屏息。

裴邃、裴文举 裴邃之父裴秀业，曾任北魏中散大夫、天水郡守。裴邃亦被州里推举为官，“解褐散骑常侍、奉车都尉，累迁谏议大夫、司空从事中郎”[95]，后回归乡里。沙苑之战前夕，东魏入寇河东，占领正平（今山西新绛）。裴邃率领闻喜乡兵与之对抗，并设计夺取正平；西魏人马反攻至河东时，得到了裴邃的大力支援，他因此获得了宇文泰的嘉奖，被任命为正平郡守。《周书》卷37《裴文举传》曰：“大统三年，东魏来寇，邃乃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其将司马恭镇之。每遣间人，扇动百姓。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喻其将士，即有五百余人，许为内应。期日未至，恭知之，乃弃城夜走。因是东雍遂内属。及李弼略地东境，邃为之乡导，多所降下。太祖嘉之，特赏衣物，封澄城县子，邑三百户，进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太尉府司马，除正平郡守。”

裴邃去世后，其子文举亦被任命官职，“大统十年，起家奉朝请，迁丞相府墨曹参军”[96]。后迁威烈将军、著作郎、中外府参军事，并承袭父爵。“世宗初，累迁帅都督、宁远将军、大都督。……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97]。

2．解县柳氏

据史籍所载，受到西魏重用的有柳庆、柳带韦、柳敏等人。其情况分述如下：

柳庆 字更兴，为解县大族。其五世祖柳恭，在后赵时曾出任河东郡守。其父柳僧习，在北魏时担任过北地、颍川两郡太守，扬州大中正；柳庆则除中坚将军。魏孝武帝西迁之前，曾任命柳庆为散骑侍郎，派他先行入关，和宇文泰联络。“庆至高平见太祖，共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98]

柳庆回到洛阳，孝武帝却改变主张，欲迁往荆州，投奔军阀贺拔胜。柳庆力陈西迁之利，说道：

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欢党，斯乃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

结果，孝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及帝西迁，庆以母老不从。独孤信之镇洛阳，乃得入关。”[99]先后出任相府东阁祭酒、领记室，户曹参军，大行台郎中、领北华州长史，尚书都兵，雍州别驾，平南将军，大行台右丞、加抚军将军，民部尚书，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左仆射，并由于受宠而被赐姓宇文氏。

柳带韦 字孝孙，柳庆兄子。随同其叔伯归顺西魏，被宇文泰任命为参军。“魏废帝元年，出为解县令。二年，加授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明年，转汾阴令。发摘奸伏，百姓畏而怀之。”[100]后入朝任大都督，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凡居剧职，十有余年，处断无滞，官曹清肃。”[101]

柳敏 字白泽，西晋太常柳纯七世孙。父柳懿，北魏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汾州刺史。柳敏少时好学不倦，博涉经史及阴阳卜筮之术，文武俱备，负有盛名。北魏末年曾出任地方官员（河东郡丞）。大统三年，西魏占领河东后，柳敏归顺，深得宇文泰的赏识。《周书》卷32《柳敏传》载：“及文帝克复河东，见而器异之，乃谓之曰：‘今日不喜得河东，喜得卿也。’”

柳敏被征拜为丞相府参军事。“俄转户曹参军，兼记室。每有四方宾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礼仪，亦令监综。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为朝廷政典。”[102]后又接连升迁，并统领本乡武装。“迁礼部郎中，封武城县子，加帅都督，领本乡兵。俄迁大都督。”[103]

西魏废帝元年（552），尉迟迥伐蜀，“以敏为行军司马，军中筹略，并以委之。益州平，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迁尚书，赐姓宇文氏”。[104]孝闵帝即位后，柳敏进爵为公，又被任命为河东郡守。

3．汾阴薛氏

在西魏出任要职的有薛端、薛善、薛憕、薛寘等人。

薛端 字仁直，本名沙陀，后因“性强直，每有奏请，不避权贵。太祖嘉之，故赐名端，欲令名质相副”[105]。薛端为北魏雍州刺史、汾阴侯薛辨之六世孙，世代为河东大姓。高祖薛谨曾任泰州刺史、内都坐大官、涪陵公。曾祖薛洪隆曾任河东太守。北魏末年，司空高乾征辟薛端为参军，赐爵汾阴县男。后来他看到天下大乱，居朝无所作为，且有性命之忧，便辞官返回乡里。西魏建国后，宇文泰命大都督薛崇礼镇守龙门杨氏壁，薛端随同前往。后杨氏壁被围，薛崇礼投降东魏，薛端不从，率领宗族、家僮逃入石城栅固守，并设计收复杨氏壁，得到宇文泰的赏识和提拔，成为他身边的一员勇将。“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并有功”[106]，升为吏部尚书，赐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军司马，加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侯。”[107]

薛善 字仲良，祖父薛瑚，曾任北魏河东郡守。父薛和，任南青州刺史。薛善在北魏末年任司空府参军事，迁傥城郡守，转盐池都将。魏孝武帝西迁后，东魏控制河东，任命薛善为泰州别驾。沙苑之战后，高欢败归晋阳，留薛善族兄薛崇礼守河东，被西魏大将围困。薛善见形势不利，劝崇礼投降未果，遂与亲属、门生开城归顺。“太祖嘉之，以善为汾阴令。善干用强明，一郡称最。太守王罴美之，令善兼督六县事。”[108]后被提拔为行台郎中，黄门侍郎，又出任河东郡守，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

薛善之弟薛慎亦出任丞相府墨曹参军，负责讲学进修事务。《周书》卷35《薛善附慎传》载：“太祖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又以慎为学师，以知诸生课业。”

薛憕 字景猷，北魏普泰年间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高欢拥众干政后，薛憕与族人西入关中。《周书》卷38《薛憕传》曰：

及齐神武起兵，憕乃东游陈、梁间，谓族人孝通曰：“高欢阻兵陵上，丧乱方始。关中形胜之地，必有霸王居之。”乃与孝通俱游长安。

后被宇文泰任命为记室参军，征虏将军、中散大夫，“魏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并参与制订朝廷仪制。

薛寘 祖父薛遵彦，北魏时担任过平远将军、河东郡守、安邑侯。父乂曾任尚书吏部郎，清河、广平二郡太守。薛寘曾为州主簿、郡功曹，又入朝为官，“稍迁左将军、太中大夫”[109]。后随魏孝武帝入关，封阳县子，中军将军。后迁中书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二）关陇大族

另外，西魏（北周）政权还委派了一些关陇大族人士，来担任河东地区的军政要职。例如：

1．杜陵韦氏

关中著名大姓。柳芳在论述南北朝族姓时曾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110]杜陵韦氏在河东任要职者有：

韦孝宽《周书》卷31《韦孝宽传》曰：“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为三辅著姓。”跟随宇文泰帐下，屡立战功。“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宽随军。及克潼关，即授弘农郡守。从擒窦泰，兼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仍与独孤信入洛阳城守。复与宇文贵、怡峰应接颍州义徒，破东魏将任祥、尧雄于颍川。孝宽又进平乐口，下豫州，获刺史冯邕。又从战于河桥。”大统八年（542）转为晋州刺史，镇守河东要塞玉壁，曾抗击高欢大军围攻，坚守六旬。

韦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111]跟随宇文泰克复弘农，并参加了沙苑、河桥之战。大统八年，高欢入侵河东，兵围玉壁，韦瑱随从宇文泰前往救援。“军还，令瑱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112]其子韦师，在北周时出任蒲州总管府中郎，行河东郡事。

2．华阴杨氏

杨敷 字文衍，大统元年（535）拜奉车都尉，后任帅都督、平东将军，“天和六年，出为汾州诸军事、汾州刺史，进爵为公”[113]。

3．京兆王氏

王罴“字熊罴，京兆霸城人，汉河南尹王遵之后，世为州郡著姓。”[114]曾被宇文泰任命为大都督、华州刺史，数次挫败东魏军队的进攻。后调任河东太守，镇守该地。大统七年（541），卒于镇。

4．安定梁氏

梁昕“字元明，安定乌氏人，世为关中著姓。”[115]宇文泰迎魏孝武帝入关时，“昕以三辅望族上谒，太祖见昕容貌瑰伟，深赏异之。即授右府长流参军。……从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116]。后曾出任邵州刺史。

5．陇西李氏

李远 字万岁，曾从宇文泰征窦泰，克复弘农，参加沙苑、河桥战役，并有殊勋。大统三年十月，西魏占领河东后，任命他为该郡太守。《周书》卷25《李贤附弟远传》载：“时河东初复，民情未安，太祖谓远曰：‘河东国之要镇，非卿无以抚之。’乃授河东郡守。”

6．陇西辛氏

辛庆之“字庆之，陇西狄道人也，世为陇右著姓。”[117]大统初年被任为车骑将军，后迁卫大将军、行台左丞。西魏进占河东后，委任他镇守盐池，屡立战功，后曾代行河东太守事务。见《周书》卷39《辛庆之传》：

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四年，东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六年，行河东郡事。九年，入为丞相府右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除度支尚书。复行河东郡事。

这些人既是西魏政权的统治基础，与宇文氏有着共同利益；他们的亲族又远在后方，可以被利用作为人质，如有叛降，即会被杀，使其难有二心。由于家属会受株连，在河东出任军政长官的关陇人士多为忠心不二、宁死不降者，如韦孝宽以玉壁孤城抗高欢大军，坚守数月，面对劝降慷慨陈词：“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高欢将其侄韦迁“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118]。

又杨敷困守汾州，粮尽援绝，仍不肯降敌，“敷殊死战，矢尽，为孝先所擒。齐人方欲任用之，敷不为之屈，遂以忧惧卒于邺”[119]。

即使有个别降敌者，其亲属也会受到严惩，使他人心怀怵惧，不敢效仿。例如，宇文泰曾任命关中豪族韦子粲为南汾州刺史，镇守汾北前线。后来东魏进攻该地，韦子粲投降，宇文泰即诛灭其族。事见《资治通鉴》卷158梁大同四年（538）二月，“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之，丞相泰灭子粲之族”。《北齐书》卷27《韦子粲传》亦曰：“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其弟韦子爽逃亡隐匿，后至大赦时出首，仍被处以死刑。[120]

二 发展经济、缓和边界局势

宇文泰占领河东后，对当地的吏治非常重视，多次派遣贤臣循吏出任郡县守令，安抚民众，劝课农桑，修习战备，很快就使那里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形势好转，并且增强了防御力量。

《周书》卷25《李贤附弟远传》：

时河东初复，民情未安，太祖谓远曰：“河东国之要镇，非卿无以抚之。”乃授河东郡守。远敦奖风俗，劝课农桑，肃遏奸非，兼修守御之备。曾未期月，百姓怀之。太祖嘉焉，降书劳问。

《周书》卷37《张轨传》：

（大统）六年，出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声绩甚著。临人治术，有循吏之美。大统间，宰人者多推尚之。……轨性清素，临终之日，家无余财，唯有素书数百卷。

《周书》卷35《裴侠传》：

裴侠字嵩和，河东解人也。……除河北郡守。侠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民莫不怀之。……去职之日，一无所取。民歌之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太祖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今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大祖乃厚赐侠。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

《周书》卷29《王雅传》：

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励精为治，人庶悦而附之，自远至者七百余家。保定初，更为夏州刺史，卒于州。

另一方面，由于西魏政权刚刚占领河东，统治尚未稳固，国力又略显弱势。如果和东魏（北齐）的边界关系保持着紧张状态，频频发生武装冲突，一来消耗财物和人力，二来妨碍生产与社会的安定，不利于当地的建设与发展。因此，河东守境的地方长官往往采取友好态度，多次放回俘获的东魏人士，以求缓和两国的关系，保持边境的和平。如《周书》卷27《宇文测传》载：

（大统）六年，坐事免。寻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测政存简惠，颇得民和。地接东魏，数相钞窃，或有获其为寇者，多缚送之。测皆命解缚，置之宾馆，然后引与相见，如客礼焉。仍设酒肴宴劳，放还其国，并给粮饩，卫送出境。自是东魏人大惭，乃不为寇。汾、晋之间，各安其业。两界之民，遂通庆吊，不复为仇雠矣。时论称之，方于羊叔子。

有人诬告宇文测交通敌国，心怀不轨。“太祖怒曰：‘测为我安边，吾知其无贰志，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乃命斩之。仍许测以便宜从事。”

这项政策至北周统治时期仍在奉行，并且常常取得成效，使边界上的冲突大大减少。如《周书》卷31《韦孝宽传》载其出任勋州刺史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孝宽复放东还，并致书一牍，具陈朝廷欲敦邻好”。又见《周书》卷37《韩褒传》：

（保定）三年，出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当千里径。先是齐寇数入，民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不下属县。人既不及设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相谓曰：“汾州不觉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还，必莫能追蹑我矣。”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故事，获生口者，并囚送京师。褒因是奏曰：“所获贼众，不足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请一切放还，以德报怨。”有诏许焉。自此抄兵颇息。

不过，东魏、北齐方面虽然会有所回应，减少边境的抄掠，却不肯放回被俘的对方人众，这使宇文氏政权耿耿于怀，后来遂成为出师伐齐的一个借口。如《周书》卷6《武帝纪下》载建德四年七月丁丑诏书陈述伐齐理由时曾说：“往者军下宜阳，衅由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

三 收缩防区、确立卫戍重点

沙苑之战失败后，高欢仓皇逃归晋阳，放弃了许多城池，使西魏得以在河东、汾北、河南大肆扩张领土。但是如前所述，东魏的国力毕竟略胜一筹，在稍事休整以后，随即开始了反攻。大统四年（538）初，高欢遣尉景、莫多娄贷文先后攻克南汾州（治定阳，今山西吉县）、东雍州（治正平，今山西新绛东北）[121]，河桥之战失利后，西魏又丢弃了洛阳、颍川等地。宇文泰在河东地区投入的防御兵力并不是很多，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当地土豪大族的武装组织；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采取了收缩兵力，放弃某些边境地段的做法，以便使河东的防务更加巩固。这方面部署的变更主要表现在该地区与敌国接壤的东部、北部两个战略方向。

1．东部放弃建州，退至邵郡

宇文泰占领河东后，曾派遣杨□招募当地义兵，自筹粮饷东伐，一度扩展到建州（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周书》卷34《杨□传》：“太祖以□有谋略，堪委边任，乃表行建州事。时建州远在敌境三百余里，然□威恩夙著，所经之处，多并赢粮附之。比至建州，众已一万。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出兵逆战，□击败之。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大获甲仗及军资，以给义士。由是威名大振。”

建州与河东的联络有两条路线，一是北道，由正平东去汾曲，经浍河上游的曲沃、翼城过中条山尾，横渡沁河后抵达高平。二是南道，由邵郡（治阳胡城，今山西垣曲县东南古城镇）东越王屋山，过齐子岭、轵关到河内，再北逾太行山麓至建州。这两条路线都很艰险。杨□占领该地后，孤军深入东魏境内，由于道路崎岖险阻，后方的粮草援兵难以接济。东魏攻陷正平、南绛郡后，建州与河东联络的北道已被隔断，高欢又派遣兵将前去增援。杨□之师孤悬于境外，危在旦夕，故施计蒙蔽敌人，退军而至邵郡，将齐子岭一带的险要路段抛为弃地，用作阻碍敌军的屏障。事见《周书》卷34《杨□传》：

东魏遣太保侯（尉）景攻陷正平，复遣行台薛循义率兵与斛律俱相会，于是敌众渐盛。□以孤军无援，且腹背受敌。谋欲拔还。恐义徒背叛，遂伪为太祖书，遣人若从外送来者，云已遣军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义首，令领所部四出抄掠，拟供军费。□分遣讫，遂于夜中拔还邵郡。朝廷嘉其权以全军，即授建州刺史。

这样一来，就通过收缩兵力缩短了补给路线，并增加了敌人进攻的难度，从而显著改善了河东东部的防御态势。

2．北部让出东雍州，建立玉壁要塞

在沙苑之战前后的数年内，西魏与东魏曾反复争夺位于战略要地汾曲的枢纽地点——东雍州，即正平（今山西新绛），该地曾经三次易手。《周书》卷34《杨□传》载大统三年克邵郡后：“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汾、二绛、建州、太宁等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以□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齐神武败于沙苑，其将韩轨、潘洛、可朱浑元等为殿，□分兵要截，杀伤甚众。东雍州刺史马恭惧□威声，弃城遁走。□遂移据东雍州。……（邙山之战前）东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薛荣祖镇之。□将谋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桥。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于汾桥拒守。其夜，□率步骑二千，从他道济，遂袭克之。进骠骑将军。既而劭郡民以郡东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又率兵攻而复之。转正平郡守。又击破东魏南绛郡，虏其郡守屈僧珍。”

大统四年（538）河桥之战以后，西魏丧失了崤函以东的伊洛平原，在战略态势上处于被动地位，河东也面临着来自晋阳—平阳方向敌军优势兵力的严重威胁。有识之士王思政提出建议，将河东北部边境防御重心要塞移至正平以西、汾水之南的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不再和敌方力争汾北的东雍州。见《资治通鉴》卷158梁武帝大同四年：“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险要，请筑城自恒农徙镇之，诏加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

此后，正平基本上归属东魏，高欢两次率大军南下攻打玉壁，均顺利来往于汾曲，未遇到阻碍。直至北齐之世，正平仍为高氏占领，并在其西设武平关，其南设家雀关。《通典》卷179《州郡九·古冀州下·绛郡正平县》：“有汾、浍二水，有高齐故武平关，在今县西三十里；故家雀关，在县南七里；并是镇处。”《周书》卷37《裴文举传》：“保定三年，迁绛州刺史。……初，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卒于闻喜川，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属东西分割，韦氏坟垅在齐境。及文举在本州，每加赏募。齐人感其孝义，潜相要结，以韦氏柩西归，竟得合葬。”

西魏为什么要放弃正平，选择玉壁作为河东北部的防御重心呢？这和两地的地理位置、作战环境以及东魏的进攻路线有关。高欢出兵河东之途径，是率大军自晋阳、晋州（今山西临汾）南下，至汾曲（今山西曲沃、侯马）有二道：

一是闻喜（桐乡）路 即由汾曲直接南下，经闻喜隘口穿过峨嵋台地到达涑水上游，顺流进入河东腹地。这条路线沿途地形复杂，隘口道路崎岖狭窄，兵力不易展开和机动，粮草运输困难，又容易受到阻击，附近的豪强势力也持敌对态度。大统三年（537）东魏占领正平后，曾南下试探，结果遭到闻喜大姓裴邃等地方武装的抵抗，最终连正平郡城也被迫丢弃了。《周书》卷37《裴文举传》：“河东闻喜人也。……大统三年，东魏来寇，（父）邃乃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遣其将司马恭镇之。每遣间人，扇动百姓。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喻其将士，即有五百余人，许为内应。期日未至，恭知之，乃弃城夜走。因是东雍遂内属。及李弼略地东境，邃为之乡导，多所降下。”

鉴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因此，这条道路并不是东魏进攻河东的主要途径。

二是龙门、汾阴路 自汾曲沿汾水北岸西行，过正平、高凉（今山西稷山）到达龙门，然后再渡过汾水，沿黄河东岸南下，经汾阴进入运城盆地。选择这条路线有两点好处。

其一，道路易行。正平到龙门的陆路较为平坦，能够避开峨嵋台地的障碍，行进方便。如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由平城南巡，至河东蒲坂而赴关中，即未走闻喜路，而选择了比较舒适便利的龙门、汾阴路[122]。另外，大军由此道西征，还可以与船队同行，水陆并进，便于给养的运输。

其二，通达性强。对于东魏来说，进攻河东的目的是为了将军队投入到关中平原。而进兵龙门能够从两个方向给西魏造成威胁，即或在龙门西渡黄河至夏阳（今陕西韩城），进入渭北平原；或南下汾阴、蒲坂，自蒲津西渡黄河而进入关中。使用这条路线，敌人不易判断攻方的真实意图，如果分兵在夏阳、蒲津镇守，就会削弱防御力量，有利于攻方的作战。所以高欢在玉壁之战前两次西征，走的都是这条道路。《周书》卷2《文帝纪下》：“（大统）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八月，宇文泰取崤陕、河北后）齐神武惧，率众十万出壶口，趋蒲坂，将自后土济。”《资治通鉴》卷157梁大同三年（537）闰月，“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自蒲津济河。”胡注：“《班志》：‘壶口山在河东郡北屈县东南。’北屈，后魏改为禽昌县，属平阳郡；隋改平昌为襄陵县。”

正平处于涑水道、汾水道的交叉路口，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是距离东魏的重镇晋州太近，西魏的国势又相对较弱，难以在此长期据守。另一方面，正平地处汾水北岸，与后方有河流相隔，防御时背水作战，和后方的联系易被截断，故为兵家所忌。这些都是西魏放弃该地的重要原因。

玉壁城的位置在高凉（今山西稷山县）西南十二里峨嵋坡上，临近汾河南岸渡口。见《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绛州稷山县》：“玉壁故城，在县南十二里。后魏文帝大统四年，东道行台王思政表筑玉壁城，因自镇之。”又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稷山县》：“玉壁城，县西南十三里，西魏大统四年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险要，请筑城，自恒农徙镇之。宇文泰从之，因以思政为并州刺史，镇玉壁。”

西魏在此处建立城垒，作为南汾州及勋州治所。北周又于此地设玉壁总管府，作为河东北部防御的重心和支撑点，这是由于以下原因决定的：

作战环境有利。玉壁城前临汾河，可以作为天然堑壕，对敌军的来攻产生阻滞作用。背依峨嵋岭，地势高峻。《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绛州稷山县》“玉壁故城”条曰：“城周回八十［‘十’字衍］里，四面并临深谷。”据今日考察，玉壁城遗址在现稷山县城西南5公里柳沟坡上白家庄村西，“其东、西、北三面皆为深沟巨壑，地势突兀，险峻天成”[123]。于此地修筑城堡，增加了敌人仰攻的难度。

阻遏敌人入侵。玉壁原为汾河下游的一处渡口，北魏时曾在此设置关卡[124]。由此地渡河后南行，有穿越峨嵋台地的隘路，可以通往汾阴（今山西万荣），到达运城盆地的北部。在玉壁筑城设防，能够阻断这条进入盆地的通道，保护河东腹地的安全。

威胁对方的补给路线。前文已述，东魏进攻河东时主要走龙门、汾阴路，由正平、高凉西至龙门，在汾水北岸行进。南岸玉壁城的守军约有八千人，不足以渡河去阻挡高欢的大兵，但是在敌军主力通过后，却可以分头出动，封锁道路，断绝其后方运输的给养。即使东魏在高凉留下一些部队戍守，也难以杜绝对方在龙门道上的骚扰破坏，会给前线的大军行动带来许多麻烦。

综上所述，玉壁具有军事上的重要价值，故宇文泰接受了王思政的建议，在该地设立要塞，部署精兵良将，使其成为东魏西征路上的严重障碍。大统八年（542）、十二年（546），高欢两次率倾国之师攻打玉壁，均铩羽于锐卒坚城之前，惨败而归。尤其是后一次，“顿军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125]，致使高欢“智力俱困，因而发疾”[126]，还师晋阳后二月即死去了。

四 设置中潬城、蒲津关城与重建浮桥

（一）中潬城之立

“潬”的本义是指江河中流沉积而成的沙洲，见《尔雅·释水篇》：“潬，沙出。”蒲津渡口两岸中间的沙洲，是连接黄河东西两段浮桥的地方，可谓交通枢要。高欢在天平元年（534）追击魏孝武帝至潼关后，自风陵北渡河东，又筑城于蒲津西岸，中潬也在其控制之下。见《资治通鉴》卷156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九月，“（高）欢退屯河东，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厍狄温守封陵，筑城于蒲津西岸，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使守之”。

大统三年（537）十月，西魏在沙苑之战大胜之后，兵进河东，并在蒲津沙洲上建立了城垒，名为“中潬城”，留置兵将守备，借以保护浮桥，增强津渡的防御力量。《周书》卷39《韦瑱传》载：

大统八年，齐神武侵汾、绛，瑱从太祖御之。军还，令瑱以本官镇蒲津关，带中潬城主。

此前蒲津的中潬城不见记载，史籍仅有高欢在蒲津西岸筑城的记录，因此可以认为它是在大统三年（537）西魏占领河东以后至八年（542）宇文泰增援玉壁还军期间设置的。

（二）重建浮桥与筑蒲津关城

《通典》卷179《州郡九·古冀州下》河东郡河东县条曰：“汉蒲坂县，春秋秦晋战于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关，西魏大统四年造浮桥，九年筑城为防。”前文已述，据《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记载，蒲津浮桥早在春秋时期就已修筑。《史记》卷5《秦本纪》亦载昭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但浮桥既为绳索连系木船而成，不甚牢固，每年冬初或春初常有冰凌漂浮河面、顺流而下，屡屡发生将浮桥冲毁之事。《全唐文》卷226张说《蒲津桥赞》曰：“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其旧制：横□百丈，连舰十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如础如臼，……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罄不供费。……以为常矣。”

此外，历代爆发的战乱也常常使浮桥遭到破坏。西魏大统初年，蒲津舟桥已经荡然无存，故《周书》卷2《文帝纪下》载大统三年（537）正月，东魏高欢下河东，“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后来他撤兵时又将浮桥拆毁。西魏在当年十月沙苑之战胜利后进军占据泰州，为了巩固当地的防务，便于从关中根据地向河东运送兵员给养，所以在次年重新建造了浮桥。

再者，泰州州城暨河东郡治所在的蒲坂县城，距离渡口还有数里之遥，可见《太平寰宇记》卷46《河东道七·蒲州河东县》。浮桥东端的蒲津关原有城池保护。大统八年（542）东魏出动大军进攻玉壁之后，河东的军事形势日趋紧张，出于增强浮桥防务的目的，宇文泰下令复在蒲津关筑城为防。据前引《周书》卷39《韦瑱传》所言，西魏的蒲津关守将兼任中潬城主，表明了朝廷对当地防御倍加重视。

五 在临近河东的华（同）州设立重镇

华州治武乡，故址在今陕西大荔县城关东。该地西南有洛水环绕，东临黄河，距蒲津渡口数十里，自古即为兵家重地。春秋初年，犬戎据此筑王城，称大荔国，后为秦所灭，改称临晋，为进军河东之前线要塞。两汉魏晋时期该地属冯翊郡，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置华州，西魏仍之，至废帝三年（554）改称同州。见《魏书》卷106下《地形志下》载华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隋书》卷29《地理志上》冯翊郡注：“后魏置华州，西魏改曰同州。”

华（同）州是长安至河东的中途要镇，该地临近蒲津渡口，是控制这条交通路线的枢要。严耕望先生曾对此评论道：

同州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李晟曰：“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是也。其行程：州东三十五里至朝邑县（今县），当置驿。县东三十步有古大荔国故王城，县西南二里有临晋故城，皆为自古用兵会盟之重地。

又东约三十里至大河，有蒲津，乃自古临晋、蒲坂之地，为河东、河北陆道西入关中之第一锁钥。故建长桥，置上关，皆以蒲津名。河之西岸分置河西（今平民县？）河东县（今永济），夹岸置关城。西关城在河西县东二里，东关城在河东县西二里。河之中渚置中潬城。河桥连锁三城，如河阳桥之制。……[127]

魏孝武帝入关后，高欢兵进崤陕、河东，又在蒲津西岸临河筑城，控制了黄河渡口，势逼华州。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主力屯于长安附近，因为蒲津方向的威胁太大，故派遣老将王罴任大都督，镇守华州，并补修城池，以抵御东魏来犯之敌。《太平寰宇记》卷28《关西道四》曰：“按《郡国记》云，同州所理城，即后魏永平三年刺史安定王元燮所筑。其东城，正光五年，刺史穆弼筑，西与大城通。其外城，大统元年，刺史王罴筑。”

河东归属东魏时，高欢数次调遣兵将由蒲津西渡，攻打华州，企图夺取这一要地，打开进军长安的门户。但是由于王罴的奋力防卫，均未能得逞。《北史》卷62《王罴传》曰：“尝修州城未毕，梯在城外。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閤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谓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敌见，惊退。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遂投城遁走。文帝闻而壮之。”又载“沙苑之役，神武士马甚盛。文帝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及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家，生死在此，欲死者来！’神武遂不敢攻。”《周书》卷2《文帝纪下》：“（大统三年九月）齐神武遂度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

沙苑战后，高欢败归晋阳，西魏乘势攻占了河东。为了巩固当地的防务，在敌人大兵压境时能够迅速地给予支援，宇文泰调整了兵力部署，留魏帝于京师长安，而以华州为别都、霸府，亲自率领诸将及军队主力移居该地[128]；并设立丞相府，处理军国政务。有急便领兵出征，事讫即还屯华州。《周书》卷2《文帝纪下》载大统三年十月沙苑战后：“太祖进军蒲坂，略定汾绛。……四年春三月，太祖率诸将入朝。礼毕，还华州。”次年河桥之战失利后，宇文泰败归关中，镇压了赵青雀、于优德、慕容思庆等人的叛乱，“关中于是乃定。魏主还长安，太祖复屯华州。”大统九年邙山战败后，“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冬十月，“大阅于栎阳，还屯华州。”大统十四年夏五月，“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至蒲川，闻帝不豫，遂还。既至，帝疾已愈，于是还华州。”如胡三省所言：“宇文泰辅政多居同（华）州，以其地扼关、河之要，齐人或来侵轶，便于应接也。”[129]

西魏恭帝三年（556）九月乙亥，宇文泰在云阳病逝，世子宇文觉继位后，亦当即奔赴同州，掌管权力[130]。后来宇文护执掌朝政，都督中外诸军事，亦在同州晋国公第置府来发号施令，还设立了皇帝的别庙，并建有同州宫和长春宫两座宫殿。见《周书》卷11《晋荡公护传》：“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保定元年，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于是诏于同州晋国第，立德皇帝别庙，使护祭焉。”

王仲荦先生对此评论道：“按宇文护执周政，亦以同州地扼关河之要，多居同州。北周诸帝又时巡幸，故同州置同州宫也。”[131]

而周武帝除掉宇文护后，也立即派遣齐国公宇文宪赴同州，“往护第，收兵符及诸簿书等”[132]。

西魏、北周的统治者还在同州附近开办屯田、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以壮大当地的经济力量。例如，《周书》卷35《薛善传》载宇文泰克河东后，“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乃除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今韩城、黄龙东南部）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复令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周武帝保定二年（562）正月，又于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133]。使这里的生产事业得以发展。

在军事上，华州（同州）自此成为西魏、北周军队前往河东的出发基地。例如，高欢在大统八年（542）领兵攻打河东的前方要塞玉壁，宇文泰即是从此出兵增援，“冬十月，齐神武侵汾、绛，围玉壁。太祖出军蒲坂，将击之。军至皂荚，齐神武退”[134]。

保定三年（563），北周派遣杨忠、达奚武自塞北、河东两路夹攻晋阳，也是周武帝亲临同州后由此发兵出行的。《周书》卷5《武帝纪上》曰：“（保定三年九月）丙戌，幸同州。戊子，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十有二月辛卯，至自同州。遣太保、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

天和五年（570），斛律光、段荣等进占汾北，执政宇文护亦率兵将由同州北上，至龙门渡河后实行反攻。参见《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

是岁，（斛律）明月又率大众于汾北筑城，西至龙门。晋公护谓宪曰：“寇贼充斥，戎马交驰，遂使疆埸之间，生民委弊。岂得坐观屠灭，而不思救之。汝谓计将安出？”曰：“如宪所见，兄宜暂出同州，以为威势，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非惟边境清宁，亦当别有克获。”护然之。

六年，乃遣宪率众二万，出自龙门。

周武帝亲政后，亦频频巡幸同州、蒲州等，并在河东举行军事演习，为大举伐齐作准备，直至最后出兵北攻晋阳，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参见《周书》卷5、6《武帝纪》：“（建德三年）九月庚申，幸同州。……（十月）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四年三月）丙寅，至自同州。……（十月）甲午，行幸同州。……（十二月）庚午，至自同州。……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东涑川，集关中、河东诸军校猎。甲午，还同州。……（三月）壬寅，至自同州。……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五月壬辰，至自同州。……”十月东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