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日本史的诞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多年研究成果的撷英集萃之作，其与结构严整、内容厚重的煌煌历史著述虽判然有别，但“形散而神不散”，集中讨论的是日本史“自身”与日本史“诞生”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如同一个婴儿的孕育过程与其怎样来到世间一样，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是判然有别的两类事情。探寻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自身，与难免存在“主观意志”的史书的“诞生”两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一件饶有意味但又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而，探赜索隐、洞幽烛微，去伪存真、去芜取菁，从而达到“拨云见日”的睿智与思辨性，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这本文集的伴生物和鲜明特色。
本书以三本史书——被称为地中海文明“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编写的《历史》（Historiai）、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和作为日本第一本“正史”的《日本书纪》——为例证，阐述并强调了作者对“历史诞生”的三个基本观点。
首先，冈田认为应该把“国史”（即国别史）放在区域文明中去考察。基于此，日本史与中国文明密不可分，欧洲诸国之间更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也许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特别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问世之后。但从现实层面看，包括“皇国史观”在内的各种日本文明独特论在今天依然谬种流传，可知冈田先生强调这一点并非过时。
第二，冈田认为“只要是人撰写出来的历史，都带有各自的态度和立场。无论哪一种文明，第一部撰写出来的史书，早已决定了该文明的个性，并能够将这种印象固化，告诉人们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譬如“希腊人诸城市团结对抗席卷世界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获胜的事件是希罗多德编写《历史》一书的契机。在希罗多德的构想当中，是把世界描绘成亚洲对欧洲、东对西的对立抗争”。“位于地中海文明分水岭的西欧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历史就是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好像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全世界都朝着这个终点前进。”而司马迁的《史记》，则叙述以汉武帝为中心运转的世界，空间涉及天文、地理、世事；时间则从神话时代的黄帝开始，贯穿五帝、夏、殷商、周、秦，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的当时为止。其叙述的要害和核心问题是“天命”与不变的“正统”。与地中海文明或西欧文明以对立与抗争为历史的本质不同，中国文明的历史借由叙述稳定不变的世界来证明皇权的正统性，其中没有世界从何而来、要往何去的观念。而《日本书纪》是作为公元660年天武天皇建国大业的一环开始发起，宣扬天智、天武兄弟的祖先是从天神手中继承正统，一直统治着整个日本列岛。其无视中国的影响，与从中国历史文献中看到的事实完全相反——这是因为撰写《日本书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日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前7世纪，日本便已经统治了整个日本列岛。
冈田认为，正如《史记》的历史书写，决定了之后中国的历史文化。《日本书纪》中表现出的“日本与中国对立”“奉天继承独自正统的国家”等封闭思想，永久地决定了日本的性格。他的结论是：“无论哪一个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限制了人们的意识，第一部史书决定了国家的个性。”虽然这一结论还有待商榷之处，但它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发人深思的空间与新的视角。
第三，《日本书纪》即“日本史的诞生”，是当时倭国内外情势的产物，并非孤立的现象。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服了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列岛上的倭人住民就不断受到中国文明的冲击，在其后80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属于亚洲大陆，尚未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公元660年唐朝与新罗联手灭了百济，倭国为了复兴半岛上的这一长期盟友，与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结果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并被彻底赶出半岛。对于列岛上的倭人而言，百济是通往世界的窗口，它的存亡对倭人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且，高句丽王国也于公元668年被唐军所灭。至今为止，他们所知的全世界，都被唐朝及其同盟的新罗王国所征服。这种情势对倭国不言而喻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面对这样的非常事态，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将日本列岛各地的诸氏族，以倭国王家为中心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国家。于是，继承倭国王家的天智天皇于公元668年在近江即位，成了日本第一位天皇。这个“日本”的国号与“天皇”的王号，就是在此时颁布的日本列岛最初的成文法典《近江律令》中制定的。同时，为了主张独自的自我认同，必须要有自己的历史。因此，着手编纂所谓国史——《日本书纪》，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区域文明与地缘政治孕育和催生了“日本史”，而“《日本书纪》反映的是日本国诞生之时的政治需求”。
以上三个基本观点所体现的冈田先生的“史识”，从书中看，有两个基本支撑点：其一为方法论的“史料批评”，其二是端正“国益”与民族感情。我们看到，冈田在阐述与论证自己的史学观点时，对无论什么资料、包括所谓第一手的资料，都要尽最大可能在两个层面详加考证，一是史实本身，二是这些史实的政治意蕴。譬如，他指出：“我们在使用《日本书纪》中的史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了解到日本7世纪这种建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基础之上，一条一条地对其学术价值加以甄别与判断。这便是史料批评，是一种历史学的正统研究方法。那些只懂得日本史的史学家们，则往往会被《日本书纪》牵着鼻子走。倘若想要从《日本书纪》的框架之中逃离出来，就必须具备中国史和韩半岛史的基本常识。”同时，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撰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那就必须要摒弃所有眼前的利害关系、理想和情感，思辨地对历史脉络加以梳理，对史料加以解释，保持一种融合性的立场。只有在这种立场下书写的历史，才能够超越历史学家个人的意见，成为人人都能够接受的‘真实’。日本的历史，也应该如此。”
因此，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论著，几乎涉及所有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理论、治学态度，并将其衍化进作者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结果中，可谓身体力行。要了解真实的日本史，特别是日本史的诞生，这是一本必读书。其实，它给予读者的启迪，远远超过本书的具体内容。
同时，这本书还充满黑色的“历史幽默”，作者的睿智，体现在风趣的行文之中。有不少大胆的比喻，在读史书时可以说闻所未闻。这些也许会被人讽为“野狐禅”，亦属仁智之见。
本书译者郭颖、王岚两位老师，分别于日本广岛大学和厦门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均执教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两位老师学养既深湛，又兼才华横溢、译笔如椽，允为此书中译本增色良多。
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两岸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京都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研究学会（香港）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学术专著包括《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等3部，主编有《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等6部，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