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全球“三链”调整和我国的对策建议

（一）重视顶层设计走深走实，重塑“三链”动能统领全局

精准把握全球“三链”变化趋势和调整规律，遵循经济和产业运行的常识、规律和基本逻辑，做好我国“三链”布局调整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我国“三链”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和新旧模式转换；主动深度对接全球“三链”调整的新趋势、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大变局中危和机并存的条件下，要善于化外部压力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形成“三链”安全保障战略

我国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保障问题。一是推动我国“三链”安全保障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同时，要保持“中国特色”。二是在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同时，保障我国关键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有能力做到自主可控。三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与全球“三链”高层次对接的同时，保障我国“三链”的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国际收支安全等。

为此，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实施“提高效率，保障安全”的国家“三链”安全战略。一是将国家“三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和安全保障机制。二是构建国家“三链”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我国“三链”可能遭遇的外部风险进行多层次评估和预警。三是提高企业“三链”风险管理水平。重视企业安全可控和风险防范的能力建设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四是建立确保“三链”安全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培养系统性思维和全局性视野，以应对全球“三链”核心领域的大国战略较量和博弈。五是积极参与“三链”安全的国际合作。高度关注战略对手“三链”安全战略和重大举措。

（三）牢牢把握制造业这个根本，夯实制造业创新基础

第一，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强基础原材料、基础工艺、基础元器件、基础技术（简称“四基”）建设，是增强产业基础能力的重要物质技术条件，对我国“三链”参与国际交换、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系统控制力。在国际重要领域的竞争中，“四基”水平直接决定了产业链水平，是衡量综合国力和产业实力的重要指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大国科技战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软硬件和工业软件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材料、先进工艺、底层技术的协同突破，加强创新型综合人才梯队的培养，增强产业的关键核心配套能力建设，是十分紧迫和重要的战略任务。

建议从三个层面进行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分类施策。一是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短板项目，解决大约10%的产业基础能力问题。二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长效政策机制，解决大约20%的产业基础能力问题。三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培养一大批专精特的“世界隐形冠军”企业为抓手，解决大约70%的产业基础能力问题。

第二，建设一流创新链，重视补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的短板。一是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如数控机床、精密仪器、医疗设备、生物医药制品、高端化工产品、工程装备等产业。二是梳理排查产业链生态系统的薄弱环节，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加强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保持整个产业链条完整健康。三是发展关键核心零部件，如高端芯片、发动机、新材料等，提升掌控整个产业链的能力。四是发展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方式，特别是增材制造、纳米材料以及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技术等，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同时跨国生产组织方式等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实现制造优势向上游资本品、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延伸。五是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应根据新科技产业革命变化趋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机器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治疗、新能源、新材料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技术，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

第三，建立以改革创造有效供给的良好环境基础。激发实体经济活力。降低成本，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减负，包括能源、税收等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避免“脱实向虚”。构建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体系，即构建一流大学和基础研究、一流科研机构和创新链、一流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一流供应链和综合物流保障体系、一流总部经济和功能性分支网络的支撑。

（四）推动“三链”智能化、绿色化、精细化发展

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要强化产业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发展，重视中低端传统产业升级。推进常规技术向智能化、绿色化、精细化转变，优化提升“三链”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增量和存量双调整，增强 “三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

第一，加快“三链”智能化发展。将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构建现代供应链的重要途径。实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项行动，大力推广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应用。结合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深入落实智能机器人发展政策。加快建设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培育研发制造骨干企业，加快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实施智能机器人推广应用计划，建设重点行业机器人应用示范项目。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发展。重点发展高精密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成套生产线，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一体化增值服务，提升重大成套装备集成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智能部件。重点发展微机电系统（MEMS）、高性能光纤、视觉等高端新型传感器，发展射频识别（RFID）系统、智能仪器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推进生产制造设备联网和智能管控，打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

第二，加快“三链”绿色化发展。鼓励企业践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理念、技术和策略。大力倡导绿色制造、绿色流通，打造全过程、全环节的绿色供应链体系。探索推进非标产品模块化设计、标准化制造，推广互联网机器人、自动化装备和信息化管理软件的应用，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和信息化的管理水平，实现生产过程精益化管理。加大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供应链在环保装备制造领域的应用，开展生产过程中能效、水效和污染物排放的对标达标，建立绿色示范工厂，提高行业绿色制造的整体水平。

第三，加快“三链”精细化发展。制造精细化是缩小我国与世界制造强国差距的必由之路。我国制造企业应高度重视精细化的重要性，通过设计适当的规则制度，督促其在生产工艺、生产细节上下足功夫，严格控制每个环节的生产质量，杜绝粗制滥造。

（五）重点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

首先，要通过全面深化流通和市场体系改革，推动新需求诱导新供给转型和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其次，要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实施，包括联手打造“一带一路”创新中心、资讯中心、绿色发展中心、金融中心、法律和仲裁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专业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体系。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为依托，着力打造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最后，形成以龙头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群产业配套的国内制造业高端集群。一是牢牢把握制造业强国大方向不动摇，以城市群为依托打造世界一流制造业集群。二是打造世界一流的企业集群。发挥城市群综合配套优势和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积极培育一批世界级大型骨干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进而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和区域品牌。

（六）深化科研创新体制改革，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

新形势下，需下大气力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和试验研究创新链的建链、补链、强链工程，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整体创新支撑水平。

第一，需构建各就其位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国家队+地方队+企业队”全链条的跨境创新网络。国家主导基础研究，建设一批一流的科研院所、大学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加大长期持续投入，集中力量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各级地方政府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除了要做好金融支持、人才支持等实际工作外，更要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加强优良科技创新生态建设，避免政府不当干预，实施藏“技”于企。高科技企业则要学习华为经验，构建“市场+技术创新+富有正向激励的分配”的现代管理制度，激发创新活力。借鉴硅谷经验，加强风险投资业发展，推进成果有效转化。全社会形成对科技发展持续关注、投入的氛围，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第二，弘扬科学精神，打造一流科研人才队伍。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一是要加强对国内人才的培养，我国技术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在培养人才上有难度，但在美国等国对我国实施人才封锁的情况下，既要注重引进国际人才，更要加大本土人才培育的力度，加强基础教育，培养创新意识，着力打造一批一流高校、培育一流人才；在我国已属世界领先的技术领域加强“传帮带”，形成试错机制，鼓励科研人才创新，在实践中培育本土人才。二是大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应选对人、选准问题、选好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并为人才提供持续稳定的环境，使其能够长期潜心研究，避免浮躁。

第三，创新科研管理制度，释放研发活力。打破传统僵化的科研管理制度，试行职务发明实行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办法，探索实施科技创新“包干制”改革，改革滞后的科研院所人事、财务制度，推动科技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落实知识产权保护，释放活力。推动行政性“放管服”转变成法治化“放管服”，构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诚信体系，做到“靠谱者”给钱、“不靠谱者”不给钱。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加强对科研资源分配权的监督管理。

第四，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突出质量贡献绩效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以创新质量、产业贡献、社会效益为导向，根据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以及创新链不同环节科技人员的岗位特点，分别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构建科技创新分类评价体系。积极探索有利于甘于寂寞、潜心研究的工作者的评价办法，制定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评价办法。

第五，遵循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变化规律，加强与美日欧发达国家全方位合作。尽管美国一些“极右”分子发起中美科技战，但科学无国界，并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深度调整的同时，必将形成新的融合。因此，我国应根据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变化趋势及需要，加强构建跨境创新合作网络，通过开展多种方式的国际科技合作、高技术产业合作，加强国际一流创新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体系、中美科技体系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加强扭抱、形成锯齿状咬合的紧密关系。

（七）打造以我国为主、内外支撑的“三链”合作新局面

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我国应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推进产业链由过去较依赖美国向着重依靠东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强化“多元化”，减轻外部压力。同时，要积极做好对欧盟的工作。国内有优势的相关领域应该利用产业转移机遇来构建一些以中国为主导的供应链格局。从全球宏观视野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处理好全球产业链重构、共建“一带一路”这两件开放型经济大事。稳住内需指向、效率指向和成本指向的外资、民企和国资在国内的“三链”布局，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加强合作。使产业转移与“一带一路”相结合，推动形成产业向外转移与产业国内转型相得益彰的新优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打造“走出去”创建全球供应链的新优势。加快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布局供应链。根据不同的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效率及便利化程度，适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物联网、3D打印等新技术应用趋势，使市场驱动型产业本地化、成本驱动型产业园区化、效率驱动型产业集中化、资源驱动型产业产地化。渐次推进企业有序“走出去”实现原产地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资产组合多元化布局，打破美国设置的壁垒。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搭建国际创新开放平台，用营造开放的科技创新生态和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共同打造独特的国际创新链。高度重视我国整体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对独立安全发展。

（八）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三链”高标准环境

一是推动规则、标准、制度等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开放和对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则标准和制度体系，实现规则等制度现代化。二是推动治理、规制和法治等国际高标准规制的开放和对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制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围绕经济、社会和生态治理开展能力建设、体制建设和跨境网络建设，使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每一位市民的自觉行动。四是从实际出发，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和经济治理方面应率先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逐步完善法定机构管理方法，形成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四位一体和谐发力的体制机制。五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打造高标准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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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年前，1870—1913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的霸权国家英法由盛而衰，新兴国家美德由弱而强，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较量引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百年后，1990—2007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西方经济整体地位下降，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上升。中国要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要颠覆现有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大国竞争和冲突是否会使百年前的历史重演？习近平主席在G20大阪峰会上指出：“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2] 请参阅分报告一“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研究综述”。

[3] 涉及部门关联、企业关联、产品关联、价值关联和综合关联等不同产业链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