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济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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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明斋

一、我的早期经历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思想体系的精华是“未来不可知”。确实，这一判断得到了无数经验验证，社会如此，个人亦如此。我的职业生涯锁定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纯属偶然。

（一）出身与童年

我1952年生于河南省滑县南部距离县城还有80多华里的偏远农村，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几乎经历了共和国所有的重大事件。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三年困难时期，再到“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件件刻骨铭心。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来表达我对这些事件的感受，是再贴切不过了。大饥荒夺走了我家3口人的生命，一个是年事已高的堂曾祖母，一个是年不足60岁的祖母，一个是36岁正值壮年的父亲。再加上我出生前的战乱年代伯父以20余岁青春年华死于非命。我幼年时代被时代灰尘砸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在社会灾难面前就更显得脆弱不堪。

记忆中的童年生活极其艰难。终身留下清晰记忆的一件事是我的小妹妹故意扔碗。一家人用盆从公共食堂打回按人定量还几乎清澈见底的稀粥，然后再分到每个成员碗里，不满4岁的妹妹没喝够，盆里没了很无奈，她就很不高兴，脸拉下来，任由放在膝盖上很漂亮的小小花瓷碗滑下来打碎了。

（二）求学与谋生

那时候，因为生活困难，也因为短视，很多孩子早早就辍学了，不少家庭干脆不让孩子入学读书。感谢我的家人，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供我们上学读书。我1965年还考上了滑县八中，在同龄人中也属凤毛麟角。遗憾的是，又一粒时代灰尘砸到我头上：刚刚学完初中一年级课程，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了两年革命，1968年10月，66、67和68三届学生同时被送出校门，算是初中毕业了。我16岁就成了后来被冠名的“回乡知青”。

1970年原滑县八中升格办高中，我又报名上了一年高中，当年12月即毕业了。当时“文革”前17年的教育制度已经被全面砸烂，既无统一学制，也无统一教材，是根据“五七”指示办的，主要是学工、学农，学校也叫“五七高中”（这个名称是后来才知道的），极不正规，也没有学到系统知识。尽管如此，这对于我还是一段难忘的重要的基础教育经历。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很有可能终身以务农为业。高中虽短暂，但学习生活还是快乐和充实的，由于学业和书法方面表现出来的小小天赋，自己对未来也有懵懵懂懂的憧憬。但一出校门，所有梦幻即刻破灭，一切都又被打回原形。当时年轻人可能的出路有三条：参军、招工和工农兵大学生。但所有这些都是僧多粥少，特别是面对着以权力关系为原则的遴选机制，要成为幸运儿都需要深厚的社会关系基础，我一样没有，所以这些也都与我无缘。唯一现实的不需要选择的是继续当“回乡知青”，务农！我这一干就是8年，从农业技术员、民兵排长到生产队长，绝对标准的农业熟练工，用现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职业农民”。那时候没有学哲学，不懂辩证法，不知道“未来不可知”，以为未来就是过去的样子，不会变，也变不了。谁知道1976年10月响春雷，“四人帮”被粉碎，继而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这一次砸向个人的不是时代灰尘，而是时代“馅饼”。

我有幸成为“馅饼”分享者，从而有机会改变职业方向，由农民成为“学者”。这得益于我卸任生产队长之后一年多的民办教师经历，得益于我所任教学校同事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同在该校教书的我初中时代的一位老师，是他一再的督促和催促，才促使我最终在1978年临界点前很短时间内决定参加高考，从而抓住了青春时代的尾巴，实现了命运的转折。

（三）困扰与思考

现在看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所有这些不幸和磨难，都是人生的财富。职业机会靠权力关系而不靠才能；职业身份和活动空间严格隔离固化而不能流动；出工不出力，统计劳动量与实际劳动量严重脱节，终年劳碌却产出了了，甚至食不果腹……所有这些经验和经历，用理性语言来表达就是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现象，在头脑中累积了无数的问题。找到这些一直萦绕在思绪中问题的答案，给出至少是自己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或方向，成为日后我经济学探索的不竭动力，也构成我理论思考的基本逻辑脉络。

二、分配：劳动计量与所有者权益

（一）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价值判断的依据

我是从研读马克思的理论进入经济学这扇门的。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政治教育系，四门核心必修课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也称国际共运），外加中国共产党党史。对于我这样从极端贫困中走过来，一直想探究物质短缺原因的人，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最爱，我对该门课程学习特别用力，除了教材，还下功夫研读了学说史，浏览了部分经典。硕士研究生则以政治经济学为专业，主攻《资本论》研究，对该部被普遍认为艰涩难懂的大部头著作研读数遍，基本上把握住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要义：所有权是基础，分配是关键。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所有者才得以牟取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留给劳动者维持生存的一小部分，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结果是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危机频发，生产力浪费，也就是既不公平，也无效率。改变的方向是剥夺剥夺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占有全部生产成果，即按劳分配，这就是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财富全部归它的生产者，每个劳动者所得与他的劳动付出一致，被认为可以做到既公平又有效率，社会可以良性运转。

（二）现实与理论的背离

但我亲历的经验却与这一理论逻辑相背离：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时期是共同劳动，成果共同占有，以人定量共同消费，结果弄成大家都没饭吃，这被认为是超越时代，没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导致大家只吃不干，不再赘述。问题是，公社化和公共食堂之后，公有制形式变成生产队，大家共同劳动，按劳分配成果，以家庭为单元分灶吃饭，怎么也是可分成果难得增长，家家难得温饱呢？

（三）问题出在劳动计量

一个经验事实：每个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算计，都想以最少的劳动耗费支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最有效的办法是最大化被认可有分配权的形式劳动量，最小化体力脑力实际消耗，因此，“出工不出力”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常态化行为选择，结果必然是相应于实际劳动量的产出量日益萎缩，脱离实际劳动量和产出量的形式劳动量越来越多，单位形式劳动量的报酬也越来越少，生产队公有制中农民家庭在难得温饱的贫困中徘徊也就成为必然。这背后直接受到关注的劳动计量和劳动监督问题，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没有这方面的讨论，即使在专门论述按劳分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没有这样的讨论。针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公有经济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农业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单个劳动难以计量，监督成本也过高，所以解决公平和效率的办法是肢解生产队的公有生产和分配组织形式，将土地按人口均分至每个家庭，由各个家庭自我完成生产全过程，并直接占有自己的生产成果，这就是沿用至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已经打了折扣。

（四）市场竞争机制是助力

其实，在最少耗费和最大收益规律普遍支配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背景下，劳动计量和劳动监督问题也存在于非农制造业甚至服务业领域，通行的解决方案是计件工资。但总有一些岗位是无法通过计件来核定劳动量的，所以促进劳动支出与报酬所得最大限度趋于一致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市场竞争。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就业压力能使每个劳动者意识到就业机会得之不易，并因而加倍努力，雇主之间竞争能使雇佣者把工资报酬定在对劳动者有吸引力的水平上。只要竞争充分，就能用市场化的方式最大化地实现劳动与报酬比例趋于一致的公平与效率目标。这也意味着，没有市场机制，纯粹公有机制难以解决公平与效率双损失问题。

（五）所有者权益

除了劳动计量，公有解决方案中还有一个很少受到关注，但却更加令人困扰的逻辑矛盾，即“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财富是劳动和土地（物质生产资料）共同创造的成果，凭什么只能由劳动来分配？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交易的制度背景中，财富形式上是庞大的商品堆积，本质上是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理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但由于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除了维持劳动者生存的部分之外，资本家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了全部的剩余价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是不公平的，运行的结果也会失去宏观效率。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该方案中，其理论逻辑是：由于公有，体系中每个成员都是非所有者，财富创造过程中能贡献的只有自己的劳动，所以没有人能够凭借所有权参与成果分配，只能凭借自己的劳动参与成果分配。这两种逻辑显然都与财富是“父”“母”结合产物的事实矛盾，前一种矛盾涉及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价值比例和数量比例的关系，我们在后面会专题讨论，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后一种矛盾。

在公有体系中，如果全部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如何生存？再一个是成员之间劳动能力差异会否导致两极分化？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或许会说靠救济，但群体中一部分人单纯靠另一部分人施舍过日子能否长期维持？施舍者会自认是被剥夺者而产生怨言，被施舍者会认为自己是公有制成员，能够凭借自己的财产权益获取生存资料，所得理所应当，不承认救济或施舍。随着时间延续，两个群体之间矛盾会增大，肯定会影响体系稳定和良性运行。对于后一个问题，有资格参与成果分配的群体中会因劳动能力差异导致所得差异，劳动能力强从而所得多者会有更多剩余，这些剩余怎么办？是否允许积累？允许积累的结果可能使其成为私有者，不允许积累意味着剥夺劳动者权益。长期下去也会影响体系稳定和良性运行，甚至造成体系瓦解。

对于前一种矛盾，依据共同创造、成果分享的逻辑，公有体系内部成果分配应坚持“按所有权”与“按劳”两个原则，即把待分配成果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按劳分配，一部分按所有权分配。至于分割比例，在公有体系中内部，只能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来确定。根据当年我在生产队时的亲历经验，除了货币形式的经济收益完全按劳分配之外，一切的实物分配都是所有权和劳动共同分割的，只不过所有权由人头来体现，分割比例也表现为人劳比例，不同类型的物质产品比例各有不同，有“人劳各半”“人七劳三”“人六劳四”等。比例确定一般按照多数人意见或遵循惯例。正是基于这些思考，1984年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我撰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和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的双重分配》一文，并投稿当年的莫干山会议征稿活动，获得了“上山”的机会。至于为什么公有制体系内部产权权益总是“按人头均分”，无差别分享的，逻辑上应该是民主决策的结果，相信按照现代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公有体系内部产权权益分享方式做出实验，也应该是这种结果。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冠名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土地按人头均分为核心特征的，而且全国各地均如此，几乎无例外。

（六）全民公有体系

前述所有者参与成果分配的权益及该权益按人头均分的原则，虽然只是在生产队这样的小范围集体公有体系中得到经验印证，但该权益及其分享原则理论上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公有体系，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以一国全体公民为成员的全民所有制。事实上，经验中全民公有体系内所有权参与成果分配的形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对利润的占有，与劳动对工资的占有形成明确的界限。但利润如何按人头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却始终没有找到办法，甚至没有被充分讨论。目前形成的共识是，全民公有体系内部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全体国民是最终所有者和委托者，政府受全民委托代理国民行使所有者权利，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者又接受政府委托管理企业，并占有价值增值中扣除工资之后所剩余的利润，负责资产“保值增值”。近年来，作为体现全民所有制权益的举措，是规定国有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上交国库，进了国库是否以及如何向所有者权益的最终享有者延伸，就没有下文了。也许是因为数量太小，不值得进一步分割，也许是认为政府是代理者，国库就是全民的，进了国库，由政府掌握，自然就会用于全民福利，比如可以用来增加教育医疗等福利型支出，或者直接用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等等，没有必要再追究。但是，从产权清晰、权益明确的角度说，全民公有权益如何实现还是应该从理论上说清楚，在实践中做明白。除此之外，全民公有体系委托代理关系中还纠结着效率问题，至今还一直在讨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监督？二是如何激励有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和所有者权益实现方案，那就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按人头实行股权人格化改造。我也曾参与此问题的讨论，相关观点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和出版的相关著作中[1]。

最后多说一句，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权与劳动对于共同成果的分享比例，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生产资料（资本）所有权权益也是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的。

三、方法：决定论还是选择论？

（一）决定论的思想传统

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决定论可谓根深蒂固。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决定分配”等，很多人都拿来作为支撑某个或某些观点的当然论据，无须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决定论也是很多思想巨人构筑自己理论大厦的基石，比如马克思、黑格尔等。他们认为体系中有一个最高和最终的东西，是整个体系中所有元素绕以转动的轴心。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得最为充分。认真研读《资本论》很容易发现，马克思从商品这种外在的财富形式开始，层层剥离，找到背后的价值，锁定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概念，然后又从内到外，把体系中各种元素再纳入进来，系到剩余价值这个发动机和动力源上，让它带动运转。这样，体系中所有元素都是为了它而存在，也都可以通过它得到解释。体系的灭亡和被另一个体系替代也是自我循环运转的结果。

（二）与现实经验的错位

按照上述决定论的逻辑，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关系体系存在的根据，是它能容纳相应的生产力，一旦它无法容纳相应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关系体系就会灭亡，被另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与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体系所取代。然而，历史经验却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理论逻辑，成熟的资本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体系至今未亡，取代它的是苏联和中国等资本生产关系并未充分发育的经济体。理论上如何解释？对于前一种现象，仍可以遵循既定逻辑，说资本关系仍足以容纳现代的生产力。对于后一种现象，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缺口，中国是由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渡。但苏联和中国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经济活动效率问题，并由此触发了理论思考和相应的制度变革。

苏联体系中的东欧诸国是理论思考和制度变革的先行者。曾经担任过副总理并主持过改革方案设计的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把苏联制度的僵化和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归因为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他认为，决定一切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首先是应当被解释的东西，因为只有在动态运行中能够不断被再生产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公有制要能够不断地被再生产，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其决定的体系必须要有效率[2]。这就把对该体系的考察引向了与效率相关的微观主体行为选择上，也就是引向了体系本身的改革上。

（三）我的一次历险

我尝试要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做出理论解释时，还没有接触到苏联东欧学者的相关理论，但也发现了决定论逻辑与现实的错位。比如，按照决定论的逻辑是“生产决定分配”，僵化地坚持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而不问那种被决定分配方式下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的决定性影响，恰恰是这种分配方式中个体的“偷懒”行为导致了群体效率损失，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被认为是从调整分配关系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升[3]。据此，我提出了在特定情况下分配也决定生产的非常规观点，并且写进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答辩时，专家们对此强烈质疑，说该观点与已成定论的决定论观点直接相撞，结果，答辩组专家还为此专门休会进行了闭门讨论，好在最后还是决定放我一马，通过论文答辩，但警示要认真反思。这算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历险，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四）选择论、相互作用与系统论

我知道，决定论和选择论也是哲学界争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来辗转到北师大任教的著名哲学家张曙光教授当时还在河南大学和我同住一个院，我们有机会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流讨论，他曾经向我介绍过哲学界有关决定论和选择论争论的一些情况和他自己持有的观点。哲学我只是擦着边，没有资格参与此类专业问题的讨论，但从经济学角度琢磨出来一个理：从有果必有因，社会作为有机体，也像其他事物一样，运行有其内在规律的认知来说，决定论不无道理。但深究起来，任何看起来似乎是被决定的经济社会现象，实际上都是诸多社会个体行为选择的结果。俄罗斯大文豪和思想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针对当年拿破仑入侵法国和俄国人先退却后反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程预设说，提出他的反驳观点，即一切历史事件都不是预设的，也没有人能够预设，它们只是无数个体有目的或无目的自发行为合流最后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这很好地诠释了社会经济事件决定论和选择论的关系。那些能够决定历史事件进程的个体或群体及他们所构建的规则体系，是无数社会个体有意识无意识行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个体或群体及他们所构筑的规则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又会引起或引导无数社会个体下一轮的行为选择，而众人新一轮的选择又会对此前的结果做出再修正甚至再选择。所以社会经济事件是在决定论和选择论相互作用中不断破坏、修正或重建的过程。被决定的事物是上一轮选择的结果，它又是新一轮选择的原因和开始。比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体系是人们按照效率原则做出的选择，但这种体系又成为体系中多数个体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的诱因，从而也是导致群体无效率的原因，由此触发的改革，意味着规则的改变和新一轮选择的开始，并期待着新选择能够提升群体经济活动的效率，一旦新选择没能达成期望的新效率，又会被修正、改革并引发新的选择。

再进一步说，决定论容易导致A→B→C→…的直线传递，不认可后者对前者的反向作用，或者仅仅承认是“反作用”，不承认同等的决定作用，或者相互作用。选择论则意在强调体系中各种元素的相互作用，近年来流行的系统论和博弈论，可以看成是相互作用论基础上的延伸、丰富和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论、系统论和博弈论，是改革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基础。

（五）技术、效率与组织——自我存在和自我强化过程

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曾经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一说技术重要，一说制度重要，一时争执不下，难分伯仲。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争论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实际上，技术和制度中间夹着的是效率。效率是所有生命体活动的基本诉求，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因为只有保持效率，才能使其在生存竞争中持续生存下去并不断壮大。就连病毒也是如此，新冠肺炎病毒就通过不断变异来拓展生存空间和提升生存能力，人类更不例外。效率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目的，技术是手段，为了效率而追求技术进步，新技术需要新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制度来适应，组织或制度变革是新技术能够导致效率提升的保障。反过来，组织或制度本质上是激励机制，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又是推动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动力。蒸汽机的发明所导致的机器大生产，把诸多互不关联的生产过程组织在一个体系中，共享同一个动力系统，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样，现代智能手机生产普遍采取的多空间多企业垂直分工生产组织体系，不但大大提升了效率，也因为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程度提升而导致技术进步步伐加快。前者是技术进步改变组织提升效率的案例，后者是改变组织提升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的案例。所以效率、技术和组织（制度）三者是一种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又是系统中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典型状态。

如果非要从中找到更为关键的元素，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以及规则体系产生激励，从而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角度说，某种特定情况下某些外部因素冲击导致的组织或制度变革可能更为重要。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现代化的开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则是鸦片战争所导致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六）立场、观点与方法

在经济学理论演化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例，即对于同一种经济现象，不同学者的观点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且对立双方都是学养深厚的名家。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不能把这种不一致归结于一方或另一方的认知水平或认知能力差异，只能归结于他们的价值判断，也就是是非标准差异。在我们习惯的语言体系中，就是所谓立场不同。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周守正先生经常不厌其烦地向我们灌输“立场、观点与方法”三者统一的治学之道，即立场决定观点与方法，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针对上述现象，我也对此作过系统思考，并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

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个人阅历和所处社会地位及社会环境差异，对同一种现象的认知所秉持的是非标准确实会有不同，并因此导致观点差异，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替人类来思考，有责任把人类的行为引向进步的方向，也就是引向符合最大多数人最大和最长远利益的方向，我觉得这是正直的学者应该持有的立场。

四、资源配置：市场还是政府？

（一）一场有名的论争：社会主义到底能否有效率？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按照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总是会尽可能地把劳动所得份额压低到仅够其生存所需的水平上，以便最大化资本利润。在市场竞争机制驱动下，生产规模的扩张速度总是超过消费增长的速度，结果是经济失衡，不仅结构失衡，而且总量失衡，酿成危机，最后是自我解体，为生产资料公有、成果全部劳动占有、资源计划配置而非市场交易等构成的机制所代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如何使这种逻辑上合理的理论模式落地运行，并且确实比它所替代的制度更有效率，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进行更深入理论探索的兴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冯·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并由此引起了一场经济学理论演化史上著名的、从20世纪20年代持续到30年代的大论战。挑起论战的一方除了米塞斯之外，还有他的学生哈耶克，应战的一方主将是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双方争论的核心议题是社会主义到底能否有效率？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遇到的基本问题，自然是如何把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以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来。而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过程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又都有多种要素组合，要使各个环节多要素组合生产的消耗最少，成本最低，也就是最有效率，就必须进行计算，计算必须借助价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格是市场交易生成的，所以每个生产者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计算很简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物质资料的交易，从而没有价格，也就没法计算，不能计算，就无法实现有效率的生产。你可以说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但与劳动匹配的物质生产资料严重影响劳动量，把这种影响排除掉是个难题。用劳动计量还有个难题是如何比较不同性质和不同复杂程度并相互折算。总之，没有交易和价格，这些都是无解的，所以也无法实现有效率的生产。这就是米塞斯的逻辑[4][5]。

兰格说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计算，也可以做到有效率，他的逻辑是：中央计划局根据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供给能力，确定消费品的供给种类与结构比例，并随机给出相应的价格结构，同时以货币形式向消费者分配收入，形成特定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然后允许每个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在各种消费品之间做出选择，进行配置。这样，在既定的消费品结构、价格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基础上，选择的结果会形成特定的供求结构，中央计划局再检查各种消费品的供求结构，供给过剩的意味着价格高，就下调价格，供给短缺的意味着价格低，就上调价格，这样根据供求调整的结果，最终会形成一组可以导致所有消费品供求平衡的价格，在这种价格结构中，每个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水平上会达到效用最大化。对生产者，效率最大化的办法，是在产品价格和除劳动之外的资本与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要求生产经理遵循两个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一是平均成本最小化，二是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相等。前者决定产品生产效率，后者决定产品规模，也就是供给均衡基础上的宏观效率[6]。

（二）哈耶克：如何解决激励约束和信息处理问题？

兰格逻辑最大的漏洞是，在没有足够激励和约束情况下，生产经理凭什么一定遵循平均成本最小和边际成本与价格相等两个效率原则？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持续探索但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哈耶克参与论战，除了攻击这一漏洞之外，还延伸至用不可知论来强烈反对政府干预。他认为，微观主体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释放出来的信息量巨大，影响其选择的因素太多，变动太频繁，政府根本无法知晓和处理这些信息，并据此做出合理的供需结构安排并随机调整。同时，还因为缺乏激励约束机制，既定的计划不但无法保证正常执行，甚至可能导致扭曲或相反的结果。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提出由于劳动具有负效用，总是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偷懒行为，从而为计划难以真正落实提供了更基础的理论支点[7]。

在反对政府干预方面，哈耶克更强劲的对手是凯恩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他就是坚定的凯恩斯理论反对者，并且终其一生，观点渗透进了他几乎所有著作。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还在世且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时，他就撰文并在英美各大学演讲，重点攻击凯恩斯赤字财政和货币超发刺激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凯恩斯认为，在存在大量失业和产能闲置的情况下，向体系中投入更多流动性会启动闲置资源再循环，导致财富增长。虽然也会带来通货膨胀，但增长的财富未来会吸纳超发货币，使通货膨胀消失。哈耶克说，既然投资是消费剩余，投资和储蓄又要相等，货币的发行量就只能与消费剩余量一致，超出消费剩余，也就是超出投资和储蓄量的货币超发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不会导致财富增长[8]。这显然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到底货币仅仅是中性的交易杠杆，还是可以撬动增长带来增量财富的要素，货币投放如何与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至今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话题。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

现在重新审视从马克思以来一百多年经济理论的争论和经济制度体系演化，我们看到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纠结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效率准则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即到底是市场配置还是政府计划配置？抑或是市场和政府都参与配置？在共同参与配置的条件下，各自的边界又在哪里？这是经济理论的永恒话题，也是经济实践中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说和赶超战略，与张维迎对市场的坚持，不过是中国特殊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讨论的延续[9]。

五、经济运行：数量比例与价值比例

（一）理论上等量劳动相交换是极其偶然的，因为物质生产资料不仅参与生产，也要在交换中体现其贡献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76年面世的《国富论》，第一次将经济学理论构筑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最能体现这门学科的内容和宗旨。正如其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0]所表述的，是讨论什么是财富、财富增长的原因、以及获取财富的途径等问题。该书开宗明义，说财富是一国一年内全部的劳动产品，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及其分工和交易，获取财富的途径一是增加劳动投入，二是深化分工，三是拓展交易。也许是因为劳动量的增加取决于人口增长，问题相对简单，或者是认为超出了经济学需要研究的范围，斯密对此没有专门讨论[11]。在用一定的篇幅阐述了分工对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作用，以及分工和交易相互促进、市场拓展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之后，亚当·斯密就把注意力放到了交换关系的研究上，探寻商品相互交换的价值标准和如何实现等价交换。

他找到的价值标准是劳动，等价交换就是等量劳动相交换。但是，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忽略了同一商品的不同生产者，因为匹配生产资料差异导致的效率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单位商品劳动耗费量的差异，但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不会因此而有交换价值（数量比例）差异。所以，同样数量比例中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不可能是一样的。二是混淆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的概念，他把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用该商品所购买的劳动混同，认为两者是一个东西，数量是相等的。结果发现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只是它能购买到的劳动的一部分，两个量并不相等。原因是用购买到的劳动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用于劳动者自己消费的只是一部分，另外的部分需要作为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由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分享。前者意味着，具有同样交换价值（价格或与他种商品交换的数量比例）的不同生产者的同种商品，每单位包含着不同的劳动量。后者意味着，劳动产品（商品）与劳动供给者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前者总是以少换多，后者总是以多换少。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以劳动作为价值标准，在严格意义上是无法贯彻下去的。亚当·斯密自己对其理论体系中的这些矛盾和混乱一无所知，所以并未因此影响他对分工、交易、稀缺、工资、利润、地租，以及个人逐利行为和社会福利目标等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讨论[12]。

大卫·李嘉图发现了斯密理论中的矛盾，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用该商品所交换到的劳动不是同一个量，并且购买到的劳动不能作为价值标准，能作为价值标准的只有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但是，当他尝试将耗费劳动价值贯彻到底时，遇到的问题与斯密并无多大区别。一是无法解释交换价值相同的同种商品，因生产者效率差异而导致的耗费劳动量差异问题；二是无法解释同样从交换而来，又在工资之外的利润和地租的劳动价值源泉问题。他从最终产品开始，沿着生产资料来源轨迹向上层层递推，“推来推去”（马克思语）还是无法解决，最后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完全破产[13]。

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针对效率差异和价值差异以及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源泉问题，他提出了自己将耗费劳动决定价值原则贯彻到底的方案：一是将商品的物质形态与价值形态分开，同时将生产商品劳动的具体形态和抽象形态分开，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以及劳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性，并且两两对应，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从生产和交换中剔除了具体的物质形态，而专注于抽象的价值形态分析。二是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并把它与价值挂钩，这就避免了同种商品不同生产者效率差异与劳动耗费差异的纠结，不是所有耗费劳动都能形成价值，也不是所有耗费劳动都能形成一样的价值，效率高的生产者同量劳动形成更多价值，效率低的同量劳动形成更少的价值，劳动耗费不同量并不意味着不同价。三是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劳动力是商品，可以交换，劳动不是商品，不能交换，市场上与普通商品交换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这就把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不同量，以及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源泉问题破解了。

总之，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是：创造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即所有商品生产过程中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的体力和脑力支出；只有同种商品生产者平均条件下的抽象劳动，即社会必要劳动才能形成价值；市场上有一种特殊的交换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在平等的外衣下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因为资本用相当于维持劳动者生存的价值换得的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维持自己生存资料的价值，除了补偿自己生存资料的价值，还要提供利润和地租。这就是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看似等价的不等价，资本和利润的源泉是劳动，即劳动者满足自己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本质上不是交换而是掠夺[14]。所以劳动者应该起来剥夺剥夺者，这是将掠夺者抢走的东西再拿回来，从道义上是正当的。

这个理论体系也有问题，一是物质形态的财富是实际满足需要和带给人们福利的实体，物质生产资料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增长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它们的所有者不能从成果中占有相应部分，物质生产资料对物质财富生产贡献的动力从哪里来？经验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积累规模和财富生产能力是成正比的，物质生产资料不能从成果中获取相应报酬，积累不仅成无源之水，也会失去任何动力。二是社会必要劳动概念，虽然规避了同种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效率差异导致的劳动耗费量与价值量不一致的矛盾，但不同商品之间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且可能矛盾更突出。因为由于技术原因，不同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与物质生产资料配置比例——用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概念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差别更明显，劳动效率从而劳动耗费和价值差异更大。对这一矛盾，马克思提出了资本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概念，即资本不管配置于哪个部门都要求得到平均利润，所以不同部门创造的价值会因此在部门之间转移和重新分配，市场上表现为生产资料补偿价值+劳动工资+资本平均利润所构成的价格，称为生产价格。单个商品生产价格中所包含的耗费劳动量与其实际价值虽然有差异，但所有商品生产价格加总的耗费劳动量与价值总量相等，所以耗费劳动决定价值和等价交换逻辑成立。进一步分析，这一理论还有一个逻辑缺口，就是地租。地租也是剩余价值，从而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在生产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相等，从而已经把价值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地租在商品价值中的位置何在？换句话说，地租的价值源泉在哪里？是现在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在和我一起读硕士时候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系统研究，奠定了他日后的学术基础[15]。

（二）经济学家想要解释经济运行的完美状态

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是相互交换商品的数量比例与其价值比例是否一致。问题的源头还是在承认劳动与物质生产资料共同创造财富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如何解释由分工和交易引出的尺度标准、收益分割和结构均衡等核心议题。

在经济学家看来，社会福利最大化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途径无非是两个：一是产品数量更多，二是用既定的产品数量通过交易得到的更多。前者比较简单，后者却很复杂，所以经济学家就把研究聚焦到了交易上。交易形成的交换价值或价格，实际上是相互交换的商品之间的数量比例，为什么经济学家非要在其数量比例背后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并且用这个价值标准解释数量比例呢？我觉得潜意识里应该是基于对完美经济运行状态的追求。因为如果数量比例可以由价值决定，数量比例与价值比例一致，意味着三个层面的最优状态：一是投入与产出、耗费与所得、成本与收益一致，因为价值代表着投入、耗费和成本；二是贡献与收入一致，劳动、资本和土地等各种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凝结在价值中，并在交换价值中得以充分实现与合理分割；三是各种最终产品之间、各种中间产品之间、各种投入品之间，以及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投入品相互之间结构比例协调，各种相互交换的商品都是既不多余，也不短缺，处在完全均衡状态。

经济学家早期试图用劳动作为价值标准的努力没有成功，继而试图用效用作为价值标准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因为前者是无法解决物质资料贡献的劳动价值基础，后者是无法解决效用计量问题，所以最终人们意识到，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与其耗费或成本比例，乃至与各种要素的贡献及报酬比例一致，不过是交换过程的结果，非要努力去寻找其背后的价值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瓦尔拉斯到马歇尔，再到帕累托等经济学家所构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精髓。这个体系的逻辑是：所有经济活动主体，从消费者到生产者再到要素持有者，在既定的资源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和收入水平约束下，以完全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为活动场所，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各种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要素之间做出选择和配置，直到每个消费者的效用、每个生产者及每种产品的产出、每一份劳动的工资、每单位资本利润和每亩土地地租都达到最大为止，这就是一般均衡状态，也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该状态中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这种价格结构中就包含着：与耗费相一致的产出，与贡献相一致的报酬，以及比例合理、供求相等的数量结构。这当然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美状态。

（三）经济涨落循环机制

经济涨落循环或者说经济危机，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自19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并给出了多种解释，开出了不同的药方。马克思把它归咎于制度，只有制度消亡这种现象才能消失，这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说过。凯恩斯说是需求不足，治理办法是政府干预，即赤字财政、货币增发、公共工程，扩大需求。哈耶克说经济活动本来就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形成的自发秩序，政府无需干预其涨落，市场会随时间自我矫正。经验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方案都有问题，但谁也难以完全采纳哈耶克方案，真正摆脱政府干预，更无法避免涨落循环，只是每一次涨落循环都有不同的特点和诱因。看来，以分工和交易为基础，链条和环节不断拉长增多，空间上早已超出区域界和国界，全球成为一个整体，且规模持续增大、复杂程度日益提升的庞大经济体系，要各个链条、各个环节都随时供需平衡，整个体系平稳运行，要实现这种状态只能是偶然的，不平衡甚至是极不平衡与周期性涨落循环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对失衡原因和治理对策的探索也是经济学家永恒的责任。

探索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各个产品类别及各个生产环节均衡的角度探索。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在他所著《资本实证论》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讨论迂回生产拉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距离，从而导致链条断裂，引发非均衡问题[16]。从经验观察来看，由于未来不可知和路径依赖，生产者或者生产者群体往往过快过大扩张自己的生产规模，一旦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社会无法吸纳其过剩产能，该产品价格就会大幅下落，并致生产者或生产者群体无法收回其投资，也无法偿还其债务，无法继续生产，链条断裂，累及上游诸环节和横向诸协作领域，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大面积生产活动坍塌，酿成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触发机制就是过大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目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虽然有内外多种原因，但过分膨胀的房地产业造成的供需失衡带来断崖式下陷，及其过分吸纳物质资源和金融资源造成对其他实体经济领域挤压，应该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重要原因。

对危机原因探索的另一个方向是货币因素。以分工和交易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大的不同是有货币。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也是财富计量单位和表达形式，还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因素。于是，货币量就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应该说，在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十分突出。因为在金本位制下，货币是众多物质产品中的一类，用现在时髦的经济学语言说，它是内生的。其数量既取决于其他商品数量及其对货币的需求，也取决于金银矿藏资源禀赋状况与开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经济体系自发调节。其他商品数量规模大，对货币需求强度大，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就显得更贵，从而刺激金银产量增加，满足增量需求。反之，货币需求收缩，相对于其他商品就会更便宜，金银生产速度就会放慢。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货币供给才会突然非正常增大，造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冲击，比如16、17世纪新大陆大量金银输入对欧洲的影响。

当然，金本位制下也有危机，有时甚至还很严重——比如1929—1933年的大危机，危机中也有货币的影子，货币供求也高度受到关注，但那主要与货币流通速度和人们的持币行为有关，与体系中货币注入量关系不大。即使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也是以寅吃卯粮的方式扩大消费，由此人为调节的货币量有限，货币数量效用恐怕主要是把窖藏货币和储蓄驱赶出来。所以在金本位制下，危机应该主要源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失衡及由此引发的总量失衡。

（四）货币性质的新变化与经济涨落循环的新特点

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纸币与金银脱钩，其数量大小完全由中央银行调节，货币成了可以人为左右的外生变量。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也不一样了，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了主角。比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普遍发生的滞胀，就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有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针对房地产业过度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美联储几乎每一次货币政策涨落循环，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缩和美元资本回流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QE），则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正在推进的新一轮加息和货币收缩政策，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国际资本流出带来的压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增大和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释放的大量流动性，既助推了经济增长，也对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超过GDP总量一倍以上的230多万亿货币量（M2）和接近GDP三倍的300万亿人民币债务，就像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需要关注和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很重。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纸币与金银脱钩以后，由于货币数量涨落失去了物质生产体系的内在约束，往往容易造成表现物质财富的货币量与实际物质财富的过分偏离，这种偏离与回归是当代经济涨落周期的显著特征。正因如此，货币的性质及其功能——货币中性还是财富创造者？——也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对此，本人未来得及研究，不敢妄议。

六、经济发展：结构拓展与总量增长

（一）经济发展是财富增长与结构现代化过程

经济发展是财富（GDP）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过程，核心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结果是由贫穷到富裕，由传统到现代，由不发达社会到发达社会，由愚昧到文明。过程的起点是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率提升，大致过程可以这样描述：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率提升，农业会产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相对剩余，并且会由产品剩余演化为要素剩余，继而产生裂变，原隐藏于农业内部的手工业从中分裂出来并成为独立产业，即第二产业，农业自然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可以把人们的产品需求清单持续拉长，具有无限的张力，并反过来推动第一产业效率不断提升。这就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形成一种循环：前者向后者输送剩余产品和要素，后者向前者输送消费品、装备和技术，两者相互满足、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效率同步提升。但相对规模比例则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上升，原因是前者需求张力小，后者需求张力大。技术再进步，效率再提升，剩余再增加，闲暇需求会增加，产业再裂变，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诞生除了满足闲暇需要，也为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撑。经济活动由两两循环变成三三循环，第一产业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产品和要素，第二产业为第一、第三产业提供消费品、装备和技术，第三产业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闲暇消费及生活和生产服务，三者相互满足、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同步上升。但相对规模比例会向不同方向演化。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比例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例持续上升，第二产业比例则先升后降，这就是现代三次产业变动演化的规律和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当这样的现代化过程基本结束时，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例会稳定在大约1：19：80左右。比如美国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比是0.78：18.24：80.98。

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经济空间结构也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由于技术特点，在效率驱动下，第二、第三产业持续向特定空间聚集，并带动人口及住房、学校、医院、工厂、商业设施、体育艺术娱乐设施、金融机构等聚集，带动道路、公园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形成并不断拓展。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变成超大城市，然后是大型和超大型城市扎根聚集，中小城市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形成依附关系，诞生城市群和都市圈，形成要素及财富在空间上高度聚集的结构形态，这大概就是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经济体的基本样貌。日本东京都市圈聚集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和GDP，美国的经济重心主要聚集在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以及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等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中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具有了世界级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规模，中西部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也聚集势头迅猛。资料显示，2020年美国城镇化率为82.7%，英国城市化率约87%，日本城市化率92%，中国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63.89%。再有3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现代化基本完成时，城镇化率也不会低于80%。

财富总量增长虽有阶段性节奏变化，大致上先快后慢，但现在还看不出有停止的迹象，即使像美国这种早已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GDP也还有年均2-3%的增速。按照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标准，发达国家（也就是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3万美元。中国2021年人均GDP已超12500美元，预计未来30年进入发达国家的GDP门槛应该不成问题。

（二）农业农村现代化：破除效率的制度屏障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原生的，而是漂洋过海从西方传递过来的，所以也不是从农业中裂变出来的，而是从外部输入到农业中来的。但和西方原生的现代化一样，在进程中也注定会把农业和农村彻底改造一番，将其纳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轨道上来。这一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沿海向内地逐级递推，应该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要害是制度约束下的效率问题没有解决。

中国农业的制度基础是土地村民集体公有，以及在此基础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形成的使用权家庭人均碎片化占有格局。这种土地权属结构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效率导向基础上的土地规模经营障碍。效率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诉求，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拐点是两个产业收入及其边际生产率相等，也就是农业生产效率要提升到工业生产效率的水平[17]。除了装备和技术的因素之外，制约农业效率提升的最主要因素是土地经营规模。在家庭碎片化占有基础上，如何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始终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问题。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土地流转，但除了流转本身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障碍，就是租地成本高。因为在现有土地权属格局下，经营者要达到效率所要求的土地使用规模，注定绝大部分耕地要靠租赁而来，从而收入中占比例较大的租金会严重地挤压经营利润，影响其从事农业经营的积极性，甚至可能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不说我国曾经把佃农制度作为革命对象加以消灭，即使是早已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如欧美日诸国，现代规模农业也都是建立在农户经营者土地自有基础上的。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说，这种农户自在土地所有权结构下的农业是最有效率的[18]。土地流转和租佃制基础上能否保证农业经营活动的效率？中国农业现代化也要走经营者家庭自在所有的道路吗？如何走？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与农业现代化同时发生的是农村现代化。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个是居住空间如何重组？另一个是宅基地如何处置？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徙，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如前所述，现在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5%左右，未来可能只占不足20%。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村落结构必然会被改造，农村居住空间结构也需要调整重组，如何重组，几乎是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由于像河南这样典型传统农区农村人口聚集密度大，流出人口比例大，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一些。如何调整重组？大致有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10年前，河南率先尝试通过激进的方式进行调整重组，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大规模对传统村落进行拆迁改造，合并重组，结果落下一大堆半拉子工程和一大把债务，后遗症至今犹存。近两年，山东步河南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刮起了一股规模更大的拆迁改造风，结果是舆论沸腾，不得不半途而废。看起来，渐进式可能更科学，也更能为民意接受。那就是在控制村庄拓展和建筑盲目扩张的前提下，任由有条件也有意愿的农户逐渐举家迁徙，待迁出户和空置宅院占到较大比例后，再进行新居民点规划，并在与常住农户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村落改造和新居住空间重组。

农村流出人口宅基地如何处置是个争议更大的问题。与耕地性质一样，宅基地法律上也属于村庄居民集体所有，随着城镇化迁徙人口增多，宅基地空置也越来越多。闲置院落如何处置？是在服从规划与用途管理的前提下由迁出农户自行处置，还是收归村集体？两种意见看起来各有道理，但后者有个很难解释的悖论，即当80%人口离开的情况下，原来意义上的集体还存在么？由剩下20%的人口来分享80%人口的权益，这不是一种侵占么？

（三）城市现代化：自由迁徙与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

城市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增量人口平等分享市民权益。由于户籍管理、城乡分割与公共产品的差异化供给，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权益是不一样的。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涌入，城市居民自然分成了存量和增量两类，后者往往不能与前者平等分享市民权益，也就是不能得到或不能完整得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差异往往以户籍划线，所以，我国城市人口统计上就有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类。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城市户籍限制放开，按户籍分享的公共产品均等化问题正在部分得到解决，但仍有三个硬核问题构成城市现代化的较大障碍。

一个是户籍放开政策不统一问题。虽然国家规定500万人口以下城市户籍要放开，但由于公共产品的很大部分供给责任在城市一级，很多城市不愿意向新增城市居民稀释既有存量福利，所以仍对户籍实施很多限制。而且越是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或城市，限制越多。也许是这些城市或地区因产业和就业吸纳了过量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却又较少分享公共产品，从而为存量户籍居民平添了更多福利，造成了户籍居民对增量人口户籍化的排斥。如何促使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和地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同步放开户籍限制，是推动增量市民权益平等的重要一环。

第二是公共产品供给分级和基本公共服务全国统一均等化问题。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标志是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而影响自由迁徙的主要障碍是公共产品的差异化供给，这与过多过大比例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有关。所以减少甚至消除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排除公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的障碍，主要努力方向是在公共产品分级供给的前提下，尽量扩大中央政府主导全国统一供给的数量和比例。据悉，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推进医保和养老保险全国统一的进程，并且前景可期。但教育供给的全国统一，短期内似乎还有难以逾越的屏障，比如仅高校招生指标区域分割和户籍化管理一项，解决起来就困难重重。总之，在这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实现全国居民统一均等化共享，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第三是取消公共产品分类差异化供给和面向所有人群统一问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不仅存在着城乡和区域差异化供给，也存在着不同人群的差异化供给。比如，同是居民养老，城镇和农村供给水平不一样；同是低保，城镇和农村也不一样；职工养老和非职工居民养老不一样，企业单位和行政事业单位养老也不一样；医保标准虽然城乡居民统一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不统一，企业之间似乎也不统一；住房福利政策也是如此，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单位标准差异较大。类似的公共产品分类供给差异可能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城市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供需链条拓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如前所述，发展是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动过程，结构供需链条持续拓展支撑财富总量增加，一旦链条拓展停滞或断裂，总量增长就会停止，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正如第二产业是第一产业剩余裂变和第三产业是第二产业剩余裂变的结果一样，我们可以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物质生产活动合并起来观察，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连续的、无限拓展延长的产品链条。在人口总量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对每一种产品的需求都有一个饱和量，超过这个饱和量的产能就是过剩产能，化解这种过剩产能的方式和机制是延伸产品链条，把前一种产品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后一种产品生产上，满足新的需求。这样，随着技术进步，过剩产能不断产生又不断被转移，产品链条不断拉长，社会消费品的种类持续增加，财富总量持续增长，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越来越强。这个过程如果一直持续，就会达成现代化的目标。如果由于各种原因链条半途断裂，现代化就会停滞，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无法爬出来继续上路。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济体都是在现代化中途链条断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下来。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表现出来的现象大都差不多，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严重。这种现象既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也是重要原因。因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一定是穷人占大多数，他们是消费和物质产品需求主体，他们收入低，没有消费能力，意味着不仅存量产业产品过剩产能吸纳张力小，不能支撑存量产业产能扩张到最大，更无力消化拓展产业产能。这样，在存量产业产能尚未释放完毕时，新产业拓展就停止了，产业及产品链条断裂，总量增长停滞，陷阱形成。至于为什么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是一篇需要深入研究的大课题。简单说，是经济增长初期只要拿来适用技术和依托既有市场，就可以支撑总量增长达到一定高度，过了这个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要触动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并加以改造，这自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阻止改造，还会借助体制漏洞，让社会偏离正确方向。以少数人利益绑架大众利益，以多数人和国家利益损失满足少数人私利，这是现代化最糟糕的结果。

相信中国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至于导致糟糕的结果。

（五）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号称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领先于全世界，只是近代以来才落后了。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受国际组织派遣来中国考察抗日，接触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并产生极大兴趣，遂组织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鸿篇巨著，发现并提出了上述问题。他说，在从1世纪至13世纪长达1000多年的时期中，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领先于世界的，为什么近代以来落在了西方的后面？或者用他的原话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对此，他当然有自己的解释和思考，更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兴趣。近年来，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都对此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从经济学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各种问题，着眼于现代化未来，来思考现代化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可能更多地需要关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包括技术条件、制度条件，乃至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条件，这些条件是否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把这些条件提供或创造出来？从而思考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形成共识与合力，共同完成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伟业。

七、从文明演化求索现代化答案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文明演化相一致的方向才是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一）求索文明演化与现代化关系

我对文化或文明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现代化及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和认知，这一点，此前我曾在多篇论文、著作、短文、随笔中提及甚至专门交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思想中一直纠结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现代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或文明相关？为了解开这一疑问，有意无意中断断续续接触了一些相关文献，如“李约瑟难题”、央视纪录片《世界历史》100集、日本学者盐野七生著《罗马人的故事》、英国学者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和《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旅美学者唐德刚著《历史的“三峡”》等。这些文献多数并不直接与我的疑问相关，但却在我的意识中展现了一个宏大且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画卷，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审视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更加丰富我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认知，甚至逼近我一直追索问题的完整答案。陈浩武先生的《人类文明进程100讲》，为文化或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基础、更丰富、也更直接的思想材料和更清晰的历史脉络。

（二）文明是基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社会秩序

简明扼要叙述人类文明演化的思想轨迹和历史脉络，还需从进一步厘清文化或文明概念更为深刻的内涵开始。

无论在日常话语体系中，还是在各种文献中，文化和文明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但到底什么是文化和文明，确实众说纷纭，差异很大。如果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梳理相关文献，那对文化和文明的解释一定是多如牛毛，要理出个头绪，脑细胞消耗不会少。这种研究并非本行，未敢造次，我只是在浏览相关文献和道听途说中不断琢磨，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一些并不严谨的定义，但自认为用于文化与文明认知，解释持续留存于自己意识中的疑惑，还有用处。比如，“文化是人类所有的创造物”，这是2007年我发表在《经济学动态》那篇有关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文章中所使用的概念。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明，我也在数十年前就请教过研究历史的学者，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印象最深的是国家的出现是文明进程开启的标志。这一说法后来在我看央视纪录片《世界历史》100集时得到了确认。记得是聊城大学一位教授在对文化和文明进行解说时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20]。这个定义显然仍过于笼统，无法解释我的疑惑。国家是什么？为什么国家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直观地看，国家是规模化的人群集合，国家是秩序的象征，但国家的性质和秩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家天下和民天下的区别，也有独裁专制和民主共和的不同，为什么国家一定意味着文明？难道“焚书坑儒”，泯灭文化的暴秦、屠戮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以及挑起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希特勒第三帝国等，也都算是文明吗？

在此前撰写的随笔中，我曾对文明下过两个定义：“文明的最简单表述，就是依存于技术的社会秩序形态”，“文明就是离动物越来越远，离人越来越近”[21]。前者强调文明的社会秩序属性，后者说文明是人的进化过程。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向着哪个方向进化的人才配得上文明概念？这得回到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个根本问题上来。人是个体，保证个体存在是其行为的优先选项，人又是群体的一员，其行为会影响到群体，也会受到群体的约束。人的这种双重特性与该物种与生俱来，并且伴随始终。这种双重特性在现实中表现为个体生存和群体生存的关系，个体行为上表现为利己和利他的关系，利己是个体生存的需要，利他是群体生存的保障。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在很多时候相互冲突的需要，群体就需要一种秩序，在秩序中，利己行为被认可，利他行为被鼓励，损他行为被约束，这就是文明。换句话说，文明是基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社会秩序。

（三）文明演化是循个体与群体关系平衡轴无限趋近人间天国的过程

文明的极致是利己和利他的完全统一，可行的方式是每个人都从利他出发，结果是每个人都从别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最好的享受。这种机制我在若干年前读到过的一本印第安人酋长写的书中看到过，他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的道德风尚和社会秩序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打到一头鹿，总是把最好的部位让给别人吃，每个人又都能从别人的赠予中吃到最好的。是西方殖民者到来后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破坏了他们良好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结构。他认为，印第安人传统的道德标准和良好的社会结构才是人类社会未来令人憧憬的发展方向。

从发展和进化的眼光看，这个印第安人酋长描述的理想社会即使是曾经的真实存在，那也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肯定不是人类群体生存真正想要的。已经有研究证明，创造和进化几乎是所有生物的普遍诉求，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人自然不会例外。如果说人与其他生物有所不同，只是在于人的创造和进化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创造需要激励个体，于是个体利己行为需要得到尊重。进化需要群体生存得到保障，于是利他行为需要鼓励，损他行为需要受到约束。兼顾该三类的原则，规范个体行为的社会秩序，就是文明。个体都以利他为优先选项，每个个体又都从他人的利他行为中最大限度地分享群体创造的成果，这是社会最和谐的状态，也是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最理想的文明形态，正如上述那位印第安酋长所描述的那样。但那是未来，是方向，是文明演化无限逼近或许永远不可能到达的状态。现实总是处在演化过程的某一阶段和某个点上，社会秩序也是在个体和群体关系、利己和利他、自我约束和被约束的某个平衡点上。从长期演化过程看，文明是无数时空点连接而形成的轴，轴上每一点所包涵的个体和群体关系都是趋向平衡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文明是个体和群体关系平衡轴，文明演化是循该平衡轴无限趋近人间天国的过程。

这或许是认识文明与现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础立足点。

2022年5月9日完稿于郑州河南大学明德园，10日核准定稿

参考文献

［1］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路·冯·米塞斯，陈国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6）：59-63.

［3］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7］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冯·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0］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11］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J.李约瑟，徐汝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自然杂志，1990（12）：818-827.

［13］世界历史第2集.文明的曙光.中央电视台CCTV-6专题片.2011.［EB/OL］.https：//tv.cctv.com/2011/01/27/VIDE1355584522442551.shtml？spm=C55924871139.PY8jbb3G6NT9.0.0.

［14］耿明斋.从文明演化求索现代化答案［R］.明斋观察公众号，2022.https：//mp.weixin.qq.com/s/8gCM6BJ_ehva4WAl9FDa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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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权均分改革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本人《论我国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的总体设想》（见《中国劳动科学》1986年第4期）一文中。公有体系内部所有权按人头平均分享的观点，还成为本人与蔡继明教授合著的《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的理论支点之一。

[2] 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3] 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口头禅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4] 路·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

[5] “在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也就没有价格机制，没有价格机制，也就没有经济计算”，“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劳动进行的计算”，一是“没有计算物质的生产要素的使用”，二是“忽视劳动的不同的质”（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第6期。陈国雄译自哈耶克1933年编《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本文最初以德文在《1920年社会科学文库》上发表）。

[6] 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 奥塔·锡克：《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9] 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林毅夫VS张维迎：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2016年11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

[10] 《国富论》有多个中文版本，严复1902年的译本《原富》是最早的中文版本，曾经流行最广的是郭大力、王亚南1931年的《国富论》，该版本译者在译序中说该书“原名直译为《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1972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书名干脆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是南开大学杨经年教授翻译，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国富论》版本（2011年）。

[11] 这似乎也成了经济学的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中从来不讨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把人口当成外生变量予以搁置。好在斯密继任者之一马尔萨斯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系统讨论，并出版了影响很大的《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一书。近年来，随着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着关注这一问题。

[1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

[13]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05。

[1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15] 蔡继明沿着这一逻辑脉络撰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系列专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网上搜索浏览。

[16] 冯·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瑞译，商务印书馆，1964。

[17]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55。

[18]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

[19] 李约瑟，徐汝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1990年第12期，第818页。

[20] 世界历史第2集.文明的曙光.中央电视台CCTV-6专题片.2011.［EB/OL］.https：//tv.cctv.com/2011/01/27/VIDE1355584522442551.shtml？spm=C55924871139.PY8jbb3G6NT9.0.0.

[21] 耿明斋：《从文明演化求索现代化答案》，明斋观察公众号，2022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