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天笑先生，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出版经历，期间涉及到当时多位文学大师的珍贵互动与出版界早年难得的精彩往事，在这里我们特意全文转录，以飨读者。
在一九二〇年时期，我曾有历史小说《留芳记》之作。屈指计来，已是五十年了，此书也是未完成之作，以章回小说体，共写了二十回，有十万字，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今则早已绝版了。我于别的译著小说并不十分着意，但于《留芳记》，却是下了一番功夫。病中无聊，偶尔追忆其事。我在青年时代，在曾孟朴所办的《小说林》出版部，见他所写的《孽海花》，我也曾有过志愿，要想把当时的革命事迹，写成小说。也曾把秋瑾、徐锡麟的事，写成一二回，名曰《碧血幕》，当时革命尚未成功呢。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久久未得其人，而我也于这个志愿淡忘了。那年在北京，识张岱杉先生，偶谈及此事，他说：‘有一个人，可以为你书中贯串一切的主人。’我问何人？他说：‘是梅兰芳。这孺子一定成名，现在已经声誉满京华，士大夫争相结纳，用他来贯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赛金花，显见薰莸的不同。’当日座中尚有宋春舫、钱芥尘诸君，都拊掌称善，我也觉得张岱老提出梅兰芳做我书中的核心人物，也颇为适当。就这样的三言两语，便引起我写这书的兴味来了。
梅兰芳我早就认得，他第一次到上海来，便到《时报》及各报馆拜客，又因为我友杨荫孙（北京交通银行行长）在上海张园结婚，演唱堂会戏（本来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请来的，却以北京银行界的势力，抢先演唱了一次堂会戏），也和他晤谈过，其时他是二十岁吧？那时北京到上海的名公巨卿、文人学士，捧他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我为了写这小说，不能向壁虚造，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在梅兰芳一方面，我的朋友属于“梅党”的极多（梅党两字，是他们党员自称的），要征集资料，可以供过于求。但是我写这书，志不在梅的美艺嘉誉，而很想阐发那时民国革命的史实，如今想来，不免有些志大言夸了。
我这时便想着手搜集资料了，谈何容易，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我此次来北京，距离辛亥革命，已经有七八年了，洪宪时代也已过去，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而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从武昌起义，一直到清帝让位，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大关系，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吃馆子换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觉，到明天起来，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
还记得江苏宣告独立之日，程雪楼（德全）以巡抚而易为督军的时候，我和《时报》一位同事程君，到苏州去观光一下。但见抚台衙门前只不过飘扬了一面白旗，至于老百姓，正是行所无事，各安其业，古人所谓匕鬯不惊呢。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多搜集资料，因为此地虎斗龙争，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惊的轶事正多，这是我们治野史的所万不能放弃的呀！
但是搜集材料，却先从何处着手呢？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访问，而我当时在北京熟识的朋友还不多，有的是在辛亥以后方到北京的；有的虽在北京而不问外事的。岱杉先生说：“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许多遗闻轶事慢慢地告诉你。”不过他也忙得很，我怎可为了我的小说材料，常去麻烦他（其时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而且他是现任官，到底有许多不便讲的呢。我这一次到北京，不过两星期，就要回上海，买的京沪来回票，有限期。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来，多住几天，这种征求故事的工作，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最好是从容不迫，在饮宴中、谈笑中，无意得之，更为亲切有味。
回到上海不多久，可就有两位朋友见访，这两位朋友，可算得是梅党中的高级职员、宣传使者。这两人是谁呢？一位是赵叔雍，一位是文公达，叔雍是赵竹君的公子、公达是文芸阁的公子，叔雍任职于申报馆，公达任职于新闻报馆，为党魁支持舆论，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匀了。我的《留芳记》还未动笔，而不知如何，他们消息灵通，情报周密，新闻鼻已经嗅到了。两人都是为梅郎作说客，我是心领神会的，叔雍先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掉了一句京戏《空城计》的戏词，笑道：“司马的大兵来得好快呀！”叔雍的话，颇为蕴藉，他说：“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云和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大家以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公达的词令，没有叔雍好，他说话有点格格不吐。这位先生，文思邃密，而边幅不修，他还是费圯怀（念慈）的女婿呢，他的夫人嫌他没有功名，不漂亮，常常把他逐出闺房之外，大有天壤王郎之感。他说：“兰芳虽是冯六爷（冯耿光）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我说：“我知道：这次在北京，我也和兰芳见过几次面，以他的温文尔雅，我已心仪其人，决不会对他有轻佻之感。实在说，我写此小说的旨趣，目的并不在梅兰芳，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正要向两兄请教，以两兄的博闻广识，必有许多大好资料，光我篇幅咧。”
过不了几个月，我又到北京去了，这一次，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时日。我那时已经脱离《时报》了，无职一身轻，所以有此空闲岁月。这个时候，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上海的许多朋友，也纷纷北上，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如林康侯、杨荫孙，都入银行界；邵飘萍到北京开京报馆；《申》《新》两报都有发专电的特派员在京，《申报》是秦墨哂，《新闻报》是张继斋。还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一士昆仲；还有袁寒云也从上海回到北京来，旧友新知，更是多起来了。
这时北京新开一家旅馆，唤做东方饭店，是上海一位姓丘的来京开设的，它的地址在南城外，邻近八大胡同，正是最繁华之区，因为是上海人来开设的，不免有江南莼鲈之思，所以凡是上海来的朋友，也都喜欢住在东方饭店。我在它的三层楼上，占有小楼一角，每天三元，却包括早、午、晚三餐，且是西餐，下有公共食堂，当时的物价，比现在可便宜得多呢。那个时候，我还在《申报》写连载小说，因此白天访朋友，打游击，晚上在电灯光下，握笔疾书，每星期两次，以快邮寄去，也可以算得手忙脚乱了。
我那时想：既是书名《留芳记》，以梅兰芳为书中主要贯串人物，那好像戏剧的一开幕，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来才对。却是从何处着笔呢？我记得前读《左传》有一句道：“数典而忘其祖。”我于梅氏不如先从他的祖父梅巧玲讲起吧。原来从前清咸、同年间，曾、左、李三位忠于清朝的名臣，平定内战，又把个回光余照的爱新觉罗氏，扶了起来了。北京是人文荟萃之薮，那些所谓士大夫也者，歌舞承平，激扬风雅，载酒看花，赋诗听曲。那时有些相公堂子，正在流行，梨园子弟，除了演艺以外，兼及侑觞延客。梅巧玲，因为他生得丰腴，北京有“胖巧玲”之称，甚而皇帝也知道，当时某诗人有句道：“天子亲呼胖巧玲”。是哪一位皇帝呢？我不知是咸丰呢，还是同治呢。这个诗人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樊云门、易哭庵这几位先生吧？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都中名土，传说不一，我较其最切近者记述下来。
原来四川有一位举人傅留青，少年科第，到北京来会试，带了一个仆住居在会馆里，一到北京，同乡同年的宴会无虚夕。起初认得一个名旦唤做龄官的，龄官死了，他做了一副挽联，那句子是：“生在百花先，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后，人间天上总销魂。”（因为这龄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比百花生日早一天，四月初一日死的，所以有下联的第一句了。）其实这种对联，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不过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但是文人积习，互相标榜，便称他为蜀中才子了。那傅留青正在郁郁寡欢的当儿，却遇见了梅巧玲，一见倾心，便成为美满的知己。
傅留青家里是有些钱的，此番来京，带来了一万多两银子，作为在京的费用。又为了四川距离北京遥远，即使春闱报罢，就可以在京读书，预备下一科再战。可是读书是妄想，驰逐于声色之场，倒是真的，以他的豪情慷慨，任意挥霍，不久便囊空如洗了。有一天，梅巧玲去访他，见他正和会馆里的厨子算账，厨子见有人来，噘着嘴巴走了，傅留青却是愁眉不展的样子。梅巧玲私问他老仆傅忠，傅忠叹口气道：“人是没有良心的，这个厨子本是我们家乡人，菜还做得可以将就。我们大爷，从前一个月里总要请十几回客，账也由他开，钱也赚得够了。现在因为钱不凑手，欠了他三个月饭钱，也不到一百两银子，就时刻来算账，不怪我们大爷要生气了。”巧玲道：“原来如此！我想你们大爷外面还有账，不止欠厨子的钱吧！”傅忠点点头。
要知那个时候，中国的电报、邮政还没有通呢，从北京到成都，一封家书，动辄几个月，一往一来，便要半年。博留青远水救不了近火，家乡的汇款不来，已是深入窘乡，这也瞒不过梅巧玲的。那一天，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说道：“我知道傅老爷近来钱不凑手，怎不和我商量？我手头还有几千两银子的积蓄，暂时济急，有何不可？”傅留青道：“我怎好用你唱戏辛苦得来的钱呢？”巧玲道：“除非您不屑用我们唱戏人的钱，也就罢了。”傅留青道：“好！那么先借一千两来用吧。”银子到手，豪情勃发，不到一两个月，早已阮囊羞涩，妙手空空了。俗语说：“一客不犯二主”，还是巧玲接济，他一连三次，共借了三干两银子，巧玲自己也真没有钱了。
北京是个势利之场，傅留青如果会试中式了，便有办法，偏偏又是落第。他在贫困之中，忽又害起病来，不到几天，病已不起，不等到家中寄钱来，早已身殁京师，魂归蜀道了，幸亏会馆里同乡帮忙，料理他的后事。这时梅巧玲前来吊奠，怀中取出几张纸条儿，说：“傅老爷在生之日，曾向我移挪过三千多两银子，本不要什么借券，但傅老爷定要给。不过这借券留在我处不好，今日带来在诸位老爷面前，把它销毁了。”另外还送了五百两银子，他说：“最好请同乡老爷们，把傅老爷灵柩盘回川中去。”说罢，洒泪而去。
这故事，北京人谈者很多，而且传说不一，焚券市义，大似孟尝君之所为。我记述的是听罗瘿公先生所讲的，较为详实。
我写这《留芳记》小说，还是用章回体的，不过我在从前写译作小说的时候，早已不用章回体了。据一般出版家方面说：如果是创作，读者还是喜欢章回体，开首有一个回目，回末还有两句下场诗，并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老套语，可知旧小说原是从说书人遗传下来的。旧小说开卷前有个《楔子》，《楔子》还有一首诗或词，我的《留芳记》也有《楔子》，也有诗词的，开首便是罗瘿公的一首词。其词曰：
流末从知市义难，
输他奇侠出伶官。
灵床焚券泪汎澜。
曲子当年倾禁藥，
孙枝万口说芳兰。
留将善报后人看。
调寄《浣溪纱》
流末从知市义难，
输他奇侠出伶官。
灵床焚券泪汎澜。
曲子当年倾禁藥，
孙枝万口说芳兰。
留将善报后人看。
调寄《浣溪纱》
这首词便是从梅巧玲说到梅兰芳了，那是我请求罗先生写的。这时他住在北京的顺德会馆，他是广东顺德人，我便常常到顺德会馆去访他，因此也认得了程艳秋，那个时候，程艳秋不过十六七岁吧。十次访瘿公，倒有九次遇见艳秋在那里，后来艳秋拜梅兰芳为师，也是罗先生介绍的。
再说：我这《留芳记》，先写成了二十回（另《楔子》一回），约有十多万字。本预备写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也可谓志大才疏，但是想：倘使要完成了出版，也不知要何年何月，就是这写成的二十回，已经研磨到两年多了，如果写成一百回，那便至少要有五十万字，而当时还流行用四号铅字排印的，势必要装钉两册，并且这时上海的小说出得虽多，读者的购买力还是微弱得很，一部书价目在一圆以上，便有些缩手了。出版家的计算，一部新书有十万字的，定价可在一圆左右，初版三干部销出，决不会亏本，再版当然有利了。
因此我这《留芳记》，写成了二十回以后，跃跃欲试地便想出版的方法了。
闭门造车，不能出而合辙，我那时就想把所写成的给诸位老朋友去观看，请他们加以指正。尤其是供给我材料的诸位先生们，当时由他们说了，及至我写出来时，却大异其趣！也有的一时传为珍闻奇事，而到了后来，方知不确，未能征实的；诸如此类甚多。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纸（那是在时报馆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把它誊清了，成为两册。我是在上海定稿的，这一次到北京，便带了这稿本去了。
我记得那时一九二四年吧（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约在三四月，到了北京，我第一要去拜访林琴南先生。因为在三年前，我就曾造访过他，以后也常通过信，写《留芳记》的事，我也告知他，并请求他为我写一序文，他也慨然应许了。这次来，将此《留芳记》请他鉴定并索取序文了。他那时已是七十三岁，但我见他还是精神奕奕，有说有笑的。我说：“小说写得不好，请先生指教。序文慢慢儿赐下，拙稿拟在下半年印行。”谁知不到三天，他的序文，已经送到我寓所来了。
林先生文章茂美，史识超群，乃序中以太史公、孔云亭相比例，他的宠誉我实在太过了。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呢。他是以流丽的行楷，写在两张笺纸上，我在印行《留芳记》时，即以其墨迹冠于首页。他序文中，有“前三年，天笑入都，始尽杯酒之欢”的数语，我不能不说一说。
原来我在三年第一次访林琴翁时，谈得很好，他奖掖后辈，不遗余力，他就约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饭。我出来告诉友人们，他们说：“嗳呀！此老是极难得请客的，对你真是极大面子，万不可拂其意，而且要去得早，不能使他久待。”那个时候，还是初春天气吧，他约的是中午一点钟吃饭，我不到十二点钟，便到他家里。他的书斋中有三数宾客，大概是他的同乡，却不见主人。后来却见琴翁穿了一件长可及膝的棉袍子（这种棉袍，我们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正在他们的厨房里，指挥厨子做菜（后来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都会自己做菜的）。他还告诉我，这是什么菜，如何做法的，这都是我从未吃过的闽菜。其中有一只“汤煲肚”，又香、又鲜、又脆，不知如何做法，我至今还好像是芬留齿颊呢。
那天还有一事，餐未及半，有人送一信来，立候回音，琴翁离席匆匆去，旋即归座，说已了却此一件事。原来有某显者，丧其父，求琴翁撰写一墓志铭，送笔资三百元。但林翁不愿为此人谀墓，谢绝了，璧还了他的笔资。在座的一位客，问求写墓志铭的何人？他笑说：“总之我不愿给他写就是了，不必问何人。”所以我觉得林琴翁的风骨和厚道，实在当世一般贤达之上，他在我书的序文上，不是记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吗？不想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他便逝世了。他是生于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殁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享寿七十三岁。
我那时又把《留芳记》稿本，给在京的诸位先生看，有几位都是供给我书中资料的。如张岱杉先生，他是发起我写这部书的，但他那时正忙于做官（曾以财次升部长）；还有一位丁士源先生，是在德国留学回来当军官的，在辛亥年间，任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处长，他给我的关于辛亥史实不少，须再加以证明。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杨荫孙兄，取了我的稿本去看，后来对我说：“你害了我，一夜看完，使我失眠。”我此次来京，承蒙荫兄以交通银行透支一千元的折子与我。他说：“知兄旅费不多，在京不无有些交际，可以活动一点。”及我将回上海时，他又向我说：“我查看你账，只透支了三百多元，我已给你还清了。”兹事亦殊可感也。
最后我这稿本给胡适之看过，我知道胡适之的为人，你若诚心请教他，他也诚心对付你，而且肯说实话。他看过了，便说：“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吃力不讨好’，恕我直言。”这仿彿对我兜头一瓢冷水，我正在兴高采烈时呢。但事后想想，确也是他的见到语。再一想想，人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正多，写小说是其小焉者耳，因想胡适之的一生，就是“吃力不讨好”呢。那时我已回上海了，和胡适之见面，也是在上海，我就把这二十回的《留芳记》急急想出版了。
关于筹划出版是一个问题，回忆到我最初译写小说，那是卖给了书店去出版，自己一切不管。后来到了时报馆，我在报上写连载小说，如《空谷兰》《梅花落》等等，都由有正书局去出单行本。至于那些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如《苦儿流泪记》《馨儿就学记》等等，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都不管的。此刻的《留芳记》怎么办呢？而我的发表欲却正在催迫我呢。
那个时候，我已出了《时报》，《时报》也换了新东家了，但我在《申报》上还在写连载小说（上海报纸，每日只登一篇小说，约一千宇，不属于副刊）。我想到如果把《留芳记》先在《申报》上登一登，十万言也不过三个月多光景，然后再出单行本也不迟。我便先与陈景韩商量，景韩说：“你先把稿子拿来，给我们看看，再行定夺。”我便把稿子给他了。过了数天，景韩回报我，说：“我们都看过了，《申报》不好登，因为有许多磕碰。”景韩所说的“他们”，当然有史量才、黄任之诸君在内，所谓“磕碰”两字，可作触犯解而是出于无心的，这也是新闻界的一种术语呢。我知道《申报》不便登，《新闻报》更无论了。我在《新闻报》，也曾写过连载小说，规定以一年为期，在此一年之中，汪汉溪先生访问了我三次，只不过词句之间，他认为讽刺某一人为不妥当而已。他们都是这样谨慎小心，而尊重作者，而不肯擅自改窜作家文字，却也很可感的呢。本来把版权卖给书商，让他们去出版，自己不用费心，不是也很干脆的吗？可是我又不愿意。自己付印刷所排印，由自己出版，最大问题是关于发行一件事，而我又素性疏懒，最怕麻烦，以我所经验的想起来，决定是办不好的。想来想去，我们这一班作家，总逃不出书商之手，我还是和商务印书馆同人去商量，如把《留芳记》交商务出版，他们必能接受。我们的意思是并不让渡版权，而只收取版税，因为我知道有几位著作家，在商务已有此例了未与商务接洽前，先见到陆费伯鸿，偶然谈及《留芳记》事，伯鸿道：“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华书局出版呢？”（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这时中华与商务竞争甚烈，知要在商务出版，更不放你过门，我想中华书局也不弱于商务，现在欣欣向荣，各省都有分馆，既然如此，省得再与商务去哕唆了。于是与伯鸿讲起生意经来，版税收二成，就是照定价一元中，售出后我可以收到二角，三节算账。据他说：“这是特别优待，初版倘印三干部，我们也许要亏本的，希望的是再版。”这样，《留芳记》便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初版在三个月内即销罄，再版迟至两三年，三版恐印得不多吧，总共算来，不曾能销到一万部。版税陆续送来，这些零零碎碎的钱，也零零碎碎用去。可是到了日寇侵占时期，中华书局给我一封信，说是《留芳记》被日方禁止发行了。我百思不得其故，我书也并未踏着它尾巴，为什么要咬我一口呢？以后《留芳记》也就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