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鹏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白鹿洞书院研究、陶渊明研究、陈寅恪研究、赣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研究工作，编纂了《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6辑30本专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心现在开始编辑《庐山文化传播丛书》，对于宣传、普及和传播庐山文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借《庐山文化传播丛书》出版之机表示热烈祝贺！
深化庐山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工作向高层次、综合性、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对于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推进作用；当前各级政府把旅游当作支柱产业发展，高度重视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深化庐山文化研究可以直接为庐山旅游发展服务，对于推进庐山旅游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具有支撑意义；九江学院作为一个区域性、高水平、综合性的大学，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在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特色鲜明、亮点突出，搞好庐山文化研究对于学校上水平、上台阶具有重要价值。
庐山文化研究如何向高层次、综合性、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上一任学术委员会主任邵鸿教授2012年为龚志强博士的论文《渐进与跨越——明清以来庐山开发研究》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提出庐山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基础史料工作还不够充分。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在庐山史料汇集编撰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出现了胡迎建、宗九奇《庐山诗文金石广存校补》，陶勇清《庐山历代石刻》，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李宁宁、高峰《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等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翔任主编、胡迎建任副主编的《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汇集历代吟咏庐山诗词16300余首，用力甚巨，尤值称道。但这方面还有大量事情可做，比如周銮书先生二十多年前就提出的对古籍中庐山史料系统汇集工作至今尚未开展，此外如近现代期刊报纸中庐山篇目报道索引的编辑，清代及民国档案中庐山资料汇编，国外有关庐山文献的编目和搜集，庐山口述史料记录与整理，庐山研究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等等，都有待起步。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完成，将使庐山历史文化研究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和提升。
第二，整体史研究还有待开展。虽然《庐山学》和《庐山文化研究丛书》已经展现了这方面的努力，但仍然是初步的。近几十年来，庐山研究的主要收获还是在专题考察方面，出现了如姚公□《匡庐之得名与慧远〈庐山记〉辨》，何友良《庐山与民国政治》，陈荣华、何友良《庐山军官训练团》，李国强《历代名人与庐山》，徐效刚《庐山典籍史》，张国宏《宗教与庐山》，龚斌《慧远法师传》，吴国富《庐山道教史》，赵志中等《庐山第四纪冰川研究的有关问题》等一批较好的文章和著作。但整体的庐山研究似还需有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一是更广阔的视野，即把庐山研究放到区域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而不是就庐山谈庐山；二是更完整地复原，即进一步深入考察庐山发展进程，不仅在长时段上把握庐山历史的脉络和特征，而且细致了解各个时期的实际及变迁；三是更全面的整合，即将生态、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打通，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形成完整的庐山历史认识与叙述。
第三，专门研究亦需不断深化。庐山是一部巨大的奇书和一座丰富的宝库，我们今天所知其实仍然有限。提倡整体研究的方法和方向，不但不排斥反而需要以更多精细深入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像庐山考古与文物、人口与经济开发、宗教人物与寺观、近现代城市发展、现代旅游业发展、国民政府与庐山、庐山抗战史、庐山会议，庐山与中国近代科学、庐山研究史等，应该做的研究课题实在很多。
邵鸿教授对庐山文化今后研究方向的论述概括性强、很全面，我完全赞成。我对今后工作谈几点建议，没有超出邵鸿先生概括的范围。
首先，抓紧庐山文化基础性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一个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心想要在全国有地位，首先就看资料积累；作为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手头上要掌握充分的资料，成为庐山文化研究的信息中心。例如，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从2010年起带领一些博士生，历经千辛万苦，在鄱阳、余干、都昌三县收集了许多关于鄱阳湖水域和草洲使用的契约文书和几个家族的家谱，编纂《鄱阳湖区文书》共十本，2018年正式出版，很有价值。以这些历史文书为基础，又取得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如刘诗古博士的《资源、产权和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揭示了鄱阳湖水域捕捞权的配置、流转和管理以及水域捕捞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填补了有关空白。资料的积累、整编是搞好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我认为，当前庐山文化研究需要立即着手的具体工作包括三项：
第一，建国以来有关庐山文化研究各种书籍和研究论文的收集和编目。这件事现在做不难，至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章，在中国知网等学术资料库里可以收集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论文，有些可能要到各个图书馆、学报编辑部去找，一篇一篇复印，分类、编目，建立一个庐山文化资料集。
第二，收集和整理民国以来的档案资料。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事件与庐山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档案资料逐步解密，或者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披露出来，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不仅对庐山文化研究有作用，对进一步了解庐山发展的历史进程、扩大庐山知名度、促进旅游事业发展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前不久在微信看到一个消息，说到现在庐山植被好，导游介绍是当年飞机播种造林的成果，但一直没有看到有关庐山“飞播”的文字记载。外省的同志来江西，我给他们介绍江西的绿水青山是怎么来的，也讲过20世纪50年代井冈山和庐山飞播造林的事。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飞播造林是建国初期由中南局组织的，现在也找不到出处。类似的问题不少，都是庐山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搞清楚事实真相，对了解庐山、宣传庐山很有裨益。
第三，收集、整理有关庐山的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为以后的文化和学术研究积累资料。从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使历史更加全面具体，更加真实；同时再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普通人的价值追求、生活状态和喜怒哀乐，使历史事件更细致、丰满，更加感人。2017年庐山庆云文化社在编写庐山山南抗战史时，收录到了40多篇有关抗日战争方面的口述历史资料；2007年星子县委宣传部收集了80多篇口述抗战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深刻、具体、细致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星子实行“三光”政策的残忍与疯狂、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以及有识之士义无反顾的英勇反抗，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实，很有教育意义。接受采访的100多位老人中，这些年已有60多人去世，其中一位当年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老人，接受采访后，没有等到书印出来，人就走了。假如不是2007年和2017年收集口述历史，可能很多历史事实就湮没了。
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建立一个庐山文化研究数据库或信息系统。研究庐山文化的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做这件事不容易，但九江学院有优势、有实力。希望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也希望研究庐山文化的各位同仁贡献自己珍藏的有关资料，为庐山文化研究数据库建设添砖加瓦。
其次，进一步加强专题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庐山文化的专题研究做得不少，取得了许多成绩。例如，2019年庐山市的有关学者编纂了《庐山茶志》，不仅把庐山云雾茶的起源和发展、茶文化的内涵及人文价值研究得比较透彻，而且把茶、水、泉相互依托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但是，有些专题研究进展不大，比如白鹿洞书院研究、陶渊明研究等，很少见到有分量、有影响、有创新的突破性进展。前几年看了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罗时叙先生撰著的《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庐山新说》很有感触，作者以文化“基因”为切入点，把庐山文化（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脉络梳理出来，很有创意，拓展空间也很大。但仅凭少数学者、一两本著作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深度、广度和厚度都不足。期望更多的学者借用生物学“基因”遗传与变异理论，结合中华文化形成、发展进程，深入研究，提炼出庐山文化（或文学）传承创新的历史脉络、发展演变的时代特征以及在中华文化演进中的地位。
庐山文化专题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如庐山生态环境演变过程以及人与自然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庐山旅游历史演变与现代旅游特征等，都是亟待突破的课题。前几年，打出了“人文庐山”的品牌，庐山旅游以山水为本、以文化为魂，这么多景点，有哪些文化内涵和特征？如何选择一些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来体现庐山文化某一方面的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庐山恋》就能让庐山旅游火爆起来，新时期用什么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将庐山旅游推向新阶段？这些问题是庐山旅游事业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大有文章可做，既需要大手笔，更需要坚实的文化内核。
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就是对庐山进行整体性研究。结合国内外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打通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旅游休闲，把各方面综合起来，全方位地把庐山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描绘出来。龚志强博士撰著的《渐进与跨越——明清以来庐山开发研究》，收集了许多资料，进行了深入钻研，围绕庐山开发与发展，描述了明清到抗日战争前夕庐山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变迁，探索驱动这一变迁的原因。其中龚志强博士提出一个问题：西方人及以后的中国人开发牯岭、使之繁荣后，带动了浔阳城至莲花洞一带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什么对促进星子县城发展的效果不明显？他没有作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对当前现实很有针对性，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促进大庐山一体化、山上山下协调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以前对抗日战争期间庐山与周边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许多专门研究，如国民党的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周恩来二上庐山谈判为国共合作奠定基础、武汉外围战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万家岭大捷、国民党孤军坚守庐山、日本侵略军“三光”暴行及人民遭受的苦难、日军占领期间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以及营救美国飞行员等，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如果把这些研究成果放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综合起来，全景式地把这段历史展示出来，将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庐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高潮迭起，发生了许多影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事，如果条件许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把这些历史综合起来，意义更大。
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是旅游产业发展迈向更高层次的标志。最近几年，为了推进庐山旅游的发展、擦亮人文庐山的品牌，大家做了许多工作，以皇甫金石牵头、李国强担纲的专家学者编撰了《庐山故事丛书》，以景玉川领衔的专家学者编撰了《星子历史文化丛书》，均已正式出版发行，社会反响很好。文化旅游需要游客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不能等到大家的人文素养都提高了再来发展文化旅游；发展庐山文化旅游与提高游客人文素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首先需要用通俗易懂、大众化的语言推广、传播和普及庐山文化。这两套丛书都贯穿了这一思想，通过对庐山文化进行一定的综合，进行推广、普及和传播，同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实、资料和观点。《庐山文化传播丛书》的出版，也秉承这一宗旨，力争在普及中提高，在传播中创新。
在《庐山文化传播丛书》出版之际，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向我索序。我是理工科出身，对庐山文化少有研究，写不出多少新思想、新观点，只好把2018年10月在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聘任仪式上的即兴发言稍作修改，补充最近两年庐山文化研究取得的新成果，充当作业交账，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胡振鹏
2020年4月15日
作者简介：胡振鹏，男，1948年2月出生，星子南康镇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1月，江西工学院（今南昌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10月，天津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1987年11月，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属武汉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南昌大学副校长、江西教育学院院长、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民建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现任江西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总顾问、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