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透明的存在

什么是少年照护者？

东京歌舞伎町的一家烤肉店里充斥着“滋滋”的烤肉声，烤肉架上腾起的一股股白烟在空气中缭绕。

这是2019年9月18日的夜晚，每日新闻社特别报道部的高级记者向畑泰司这段时间正忙于整理报道东京申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书面文件。今晚，他和同是记者的前辈忙里偷闲，相约来到这里，想稍稍放松一下。

“您听说过少年照护者吗？”一边吃着烤肉，一边小口小口抿着马格力酒的向畑突然问前辈。

“……什么？”微醺的前辈一脸茫然。

向畑解释说，这个连新闻记者都闻所未闻的术语是指照顾家庭成员的孩子。由于照顾家人的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孩子的学业、交友和就业均受到了影响。甚至，有些孩子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我想采访这些孩子。您觉得怎么样？”向畑询问前辈。紧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很久以前，我采访过一名这样的年轻人。虽然时隔多年，但那个年轻人的经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呀。”

前辈一边听，一边点头。他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向畑，这必须报道啊！这个话题肯定能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前辈鼓励道。

“可是，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要调去别的部门了。现在开始采访的话，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虽说是向畑自己挑起的话题，可是突然间，他却犹豫起来，言语间显得非常不自信。

特报部（“特别报道部”在公司内部的简称）不属于新闻部，特报部的记者不需要做例行规定的报道工作。但是，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挖掘隐蔽的社会问题，撰写所谓的“调查报道”。每个记者在特报部的工作时间是两到三年。从大阪社会部调来的向畑，这时已在特报部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

尽管如此，前辈还是鼓励他说：“这么好的题材，不报道的话就太可惜了！”

突然，向畑的脑海里浮现出今年夏天刚出生的儿子的小脸。如果儿子不得不照料、护理他这个父亲，作为父亲的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见前辈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如此认可这个话题，向畑心底涌起了些许自信。他决定放手一搏。

向畑和前辈在末班车到站前走出了烤肉店。与喝酒豪爽的前辈相比，向畑有些不胜酒力。入秋的凉风吹过街头，穿着短袖衬衫的向畑身上泛起了一阵寒意。

第二天，向畑便着手开始了初步调查。人们对少年照护者了解多少？又有多少不了解？如果能找到新的案例，就能写出有价值的报道。一连数日，向畑泡在位于东京长田町的国会图书馆里，查阅资料。

从查阅的结果来看，由于从未实施过关于日本少年照护者的全国调查，日本国内少年照护者的人数不明。虽然可以查到一些研究人员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调查报告，但是，地方政府当局对少年照护者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尽管援助少年照护者的团体已经向国会提出了建议，但是，议员们的反应相当迟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世人眼中，少年照护者是人人称赞的“孝子”“好孩子”，有少年照护者的家庭也被视为温馨的“和睦之家”，很少有人将他们和“需要帮助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真实存在的少年照护者们被掩盖在社会的阴影之下，成为鲜为人知的“透明的存在”。而且，作为当事人的少年照护者很少主动开口讲述自己的情况。“就算报道出来，也没有几个人感兴趣吧？”向畑不禁在心中暗想。自己能否成功地报道少年照护者的经历？自己的报道能否成功地引起世人的关注？向畑还是没信心。这也是他在此前一直无法下定决心报道少年照护者的原因之一。

10月中旬，向畑依然犹豫不决。一天，特报部部长井上英介邀向畑出去坐坐。两人来到了位于东京竹桥每日新闻社总社的一家咖啡店。当时，距东京都政府实施防止被动吸烟条例还有半年的时间，咖啡店里充满了香烟的味道，一缕缕淡淡的烟雾在空气中飘荡着。井上是个烟民，因此他选了这家店。

关于报道少年照护者的事情，向畑想征求一下上司的意见，看看自己最近是不是在做着徒劳无益的工作。

“您听说过少年照护者吗？”他问。

“什么？”井上果然浑然不知。

向畑根据自己这一个月来查阅的资料，尽可能条理清晰地向上司解释道：据说，日本有相当数量的少年儿童在照料、护理着家人。不过，实际情况并不明了，也没有任何援助这些孩子的措施。因为要照料家人，有些孩子无法上学，有些孩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未来。

井上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他是一位长年在社会部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上司，对下属的想法抱有浓厚的兴趣，也非常乐于接受下属的建议。他对向畑说道：“尽快写一份企划书。你现在手头上的奥运报道一结束，就马上开始做这个。人员安排交给我。”

人员安排？向畑大吃一惊。他本来打算自己一个人追踪报道。特报部的同事们整天东奔西跑，忙于追逐各自的“猎物”，实在不好意思把繁忙的他们扯进来。然而，井上迅速做出了决定：必须以部门为单位，全力以赴、认真对待。

11月，向畑和比自己晚进特报部的田中裕之组成了一个小型采访组。与擅长报道刑事案件的向畑不同，田中有着长期在政治部工作的经验，他擅长和政治家及政府部门打交道。向畑对井上指派田中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打动政府和“永田町”[1]是让少年照护者得到支持与关怀的前提。

田中听到“少年照护者”这个陌生的主题时，满心疑惑，没有表现出加入采访组的热情。可是，他刚刚结束了在另一个采访组的工作，从时间上来说，现在他正处在一个“恰当的”空档期。特报部的副部长松尾良被任命为组长。松尾是个与信息时代脱节的人。虽然身处日益数字化的办公环境，但是，他一直坚持把文件打印出来，用红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松尾接受任命时埋怨：“少年照护者”为什么要用音译的外文词，就不能翻译成日语吗？[2]

小小护理人

与那名像根刺一样扎在心头的“少年照护者”的相识，要追溯到向畑还在大阪社会部工作的时候。距采访组成立的今天，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

向畑在大阪社会部任职时，是随时待命向各种繁杂事件出击的“游军”团队的负责人。因为要策划一个关于家人照护的系列报道，2015年11月，他采访了一个叫作“TOMO”的组织。“TOMO”主要援助的是照护家人的男性。由于男性日常不习惯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当他们必须照料、护理家人时，常常倍感压力，面临着诸多特殊的问题和困难。

向畑在京都市中京区的一家咖啡店里，采访了围着桌子坐着的十几名中老年男性。向畑询问了他们的近况，与他们闲聊，向他们提出建议，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在这十几名中老年受访者中，一个看上去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引起了向畑的注意。年轻人只待了30分钟，说接下来还有别的事情，便起身离开了。

“他是研究照护者问题的大学生或研究人员吗？”向畑问其他受访者。

“不是不是。他也是一名照护者！他在照护自己的爷爷。这样的孩子好像被叫作什么少年照护者。”众人回答。

“少年……照护者？”向畑重复道。

这是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词语。不过，仔细想一想，日本正处在一个少子化、老龄化的时代，年轻人照料家人并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向畑还是觉得恍惚。这似乎不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欸？其实……向畑突然想起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班同学在照料母亲……他之所以不太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关心过那位同学的学校生活，也没有考虑过是否有人帮他等问题。此时此刻，向畑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少年照护者的存在。

第二年，2016年3月5日，向畑走进了冈山大学（冈山市）的一间教室。一名名叫朝田健太的30岁男性受大学之邀，向大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照护经验。演讲结束后，手握麦克风的朝田询问台下成排而坐的三十几名大学生：

“年轻人为照护家人做出的牺牲，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吗？”在朝田平缓而温和的语气中，夹杂着让人无法抵御的坚毅。犀利的问题瞬间让教室里的空气凝固，向畑能够感受到学生们的紧张。

朝田再次发问：“各位，如果你们是我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你们会做何选择？”

向畑似乎听到了朝田内心的嘶喊。

日本全国有几个人知道“young carer”这个词语呢？直译的话，“young carer”是“年轻的护理人”的意思。但是，在日语中，对“young carer”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许，这恰好说明了日本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忽视？日本照护者联盟（东京都）是一个致力于援助家人照护的机构，他们参考其他国家的先例，将“少年照护者”定义如下：

“在家庭成员需要照顾时，承担起成年人应尽的责任，如做家务、护理家人、给予家人情感支持的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需要照护的家人常为身患残疾或病重的父母、年迈的祖父母，也有兄弟姐妹或亲戚的情况。”

大多数少年照护者均处于青春期，他们照护家人的内容包括做家务、陪伴、照料病人的日常起居、安抚病人情绪等。少年照护者不同于成年照护者，年龄尚小的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当超出年龄的重任被强加在他们身上之后，导致他们出现迟到、旷课、学习成绩下降、无法交到朋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校生活及身心健康。

向畑曾经试图在网上搜索“少年照护者”一词，但是，当时在日本的网络上，几乎找不到有价值的文章。在每日新闻社的数据库中，仅有两篇相关报道。其他媒体数据库中的资料也大同小异。

在援助组织“TOMO”的协助下，向畑采访了朝田。演讲结束后，向畑和朝田进行了面对面的长谈。朝田告诉向畑，自己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照护患有认知障碍的祖父，每天夜里都无法好好睡觉。由于照护祖父过于辛苦，自己不得不从大学退学……朝田的确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关于朝田的报道，作为每日新闻社大阪总社的系列报道《家人照护》中的一篇，于2016年4月登载在大阪总社发行的报纸上。然而，《家人照护》系列报道旨在从不同角度追踪家人照护的情况，少年照护者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并且，该报道未能登上东京等其他大城市发行的报纸的版面。“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报道少年照护者。”向畑在心中暗下决心。多年来，少年照护者这个主题始终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没有统计数据

按照特报部部长井上的指示，向畑撰写了少年照护者专题报道的企划书。经过一番思考，他将专题报道的标题定为《少年护理者》。

鉴于特报部的工作任务是报道特别事件，必须将标题放在报纸头版的上端。虽然每日新闻社正在从纸质媒体向数字媒体转型，但是，报社内部依然无法舍弃对纸质媒体强烈的“信仰”。在初步调查中，向畑一直在寻找关于全国少年照护者的人数及其发展趋势的数据。一旦有了确实的数据，专题报道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

在向畑翻阅的大量文献和论文中，都提到了日本总务省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并指出其调查结果的数据最接近少年照护者的实际规模。这一鲜为人知的调查，每五年实施一次。在最新的一次（2017年）调查中，向全国15岁以上、约1,080,000人询问了“是否有照护经历”的问题，并且，按照不同年龄段计算了照护者的人数。“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家人照护的政府统计调查。

然而，在该调查中，最小的照护者的年龄段为“15岁以上、30岁以下”。按照这一划分方式，15～30岁的照护者人数在2012年为177,600人，在2017年为210,100人。由此可见，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照护者的人数在显著增多。日本照护者联盟将少年照护者定义为“未满18岁”的儿童，另外，当时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年龄为19岁以下。因此，从该调查结果中无法得知少年照护者的人数。这种粗略的统计方法，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少年照护者这一群体存在的情况。

向畑希望从2017年的统计数据（210,100人）中提取出未成年人的人数。如果可行，那么提取出的数据很可能将是日本第一个关于少年照护者的国家级别的统计数据。向畑打算先和总务省联系。虽然不知结果如何，向畑还是在企划书中写下了“就业结构基本调查”几个字。

此外，向畑还在企划书中写下了少年照护者因不堪忍受过劳照护，引发了刑事案件的内容。向畑是一名刑事新闻记者，在他撰写的企划书中出现这样的内容不足为奇。另外，由于刑事案件具有大篇幅报道的价值，这方面的内容可被用作企划书顺利通过编辑部审批的筹码。当时，有关少年照护者的报道和针对少年照护者的采访寥寥无几，但是，少年照护者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企划书中，必须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内容。

11月25日，采访组的向畑、田中和组长松尾在每日新闻社东京总社四楼的特报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虽然向畑在企划书中列举了一些地方团体和学者的相关调查结果，但是，仅凭这些资料不足以单独报道少年照护者。向畑提议，将少年照护者的全国首次调查作为目标。其他两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不过，松尾不赞成在第一篇报道中涉及刑事案件。

他的理由是：“至今为止，各大报社，包括我们报社在内，几乎没有报道过少年照护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读者对少年照护者一无所知。如果我们在第一篇报道中就涉及刑事案件，那么，涉案的‘特殊孩子’会误导读者，让读者认为少年照护者都是问题少年。其实，几乎所有的少年照护者都是不会惹是生非的‘普通孩子’。”

最终，采访组的三位成员达成一致：进行全国调查统计的同时，采访目前正在照护家人的、十几岁的少年照护者，真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然而，寻找采访对象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第二天11点左右，向畑拨通了总务省统计局（该局负责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电话。这通电话将决定专题报道的未来方向。很可能向畑放下电话之后，他们必须推翻以前制订的计划，一切都要重新来过。手握电话的向畑十分紧张。

“您好！我是每日新闻社的记者，我叫向畑。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有关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事情。”

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职员，她的态度从始至终都非常友善。等向畑解释完自己的意图之后，她开口说道：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不过，是否能够重新统计结果需要请示领导。等有结果后，我联系您。”

向畑告诉了对方自己的手机号码，放下了电话。他在心里祈祷着能有好的结果，可是，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不断回响着否定的声音：“已经公开的数据不可能重新统计。”田中和松尾也说：“重新统计已经公开的数据？闻所未闻。”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机没响，紧接着，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向畑坐立不安，根本无法专心工作。

下午3点多钟，统计局终于打来了电话。向畑从对方的语气中猜到了结果。

“我们领导说，因为调查结果已经公布，所以年龄划分方式不可能更改。”对方说。

“哦……”向畑失望极了。

“我们很理解您工作的需要，可实在是无能为力。十分抱歉。”对方道歉道。

“出师不利啊！”向畑心想。

“不过，您听说过‘量身定制统计’吗？”对方接着说。

“什么？”向畑问。

对方解释道：“把国家统计的数据按照您的要求，也就是用‘量身定制’的方式重新统计、计算的制度。不过，这不归我们统计局负责。我们领导说，也许您用‘量身定制’的方式可以得到需要的数据。但是，是不是可行，我们也不确定。只能供您参考。”

向畑心里半信半疑：量身定制？能够重新统计？真的吗？！

“在网上能找到相关的信息吗？”他问。

“可以。负责的部门叫作‘统计中心’。”对方回答道。

“好的。我查一下。”向畑说完，挂断了电话。

虽然向畑嘴上说“查一下”，但他并没有把对方的建议放在心上。向畑心里充满了挫败感，他不住地想：该如何是好？该如何是好？向畑起身走到松尾的座位旁，向松尾报告道：“统计局回复说不行。看来不得不重新制定企划方案了。”松尾一脸遗憾。

向畑走回自己的座位，看到了记事本上潦草地写着的“量身定制统计”几个字。于是，他在网上检索起来。电脑屏幕上马上弹出了（东京）国家统计中心的主页，主页上写着这样一段介绍文字：

“根据统计法第34条，统计中心受公众委托，对行政机关等实施的统计调查数据及信息进行再次统计分析。”

读着读着，向畑突然意识到统计局的人告诉了他一个多么重要的信息。以政府公布的统计结果为基础的个别数据，可以委托统计中心重新进行统计。重新统计的结果将被公之于众。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也包括在可重新统计的范围之内。为了提高对用户的友好度，2019年5月，统计中心还扩大了统计范围、降低了统计费用。

也许这个方法可行？也许！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申请重新统计的权利。委托者必须接受审查，以确保其重新统计的结果仅用来进行研究或教育等。在统计中心的网页上公布的委托人列表中，以往提出申请的多为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报社等媒体似乎从来没有提出过重新统计的申请。

“要不，试试吧？”向畑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给统计中心写了一封邮件。在邮件中，向畑提出了重新统计数据的请求，并说明了申请的目的。两天后，向畑收到了回复。速度之快，令他颇感意外。

“可以统计十几岁的照护者人数。统计内容被调整后需要审核。若审核通过，将进入正式申请流程。”

啊！黑暗中透出了一丝亮光。

接下来，向畑和统计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邮件协商，确定了重新统计的详细内容。除计算15～19岁的少年照护者的人数之外，还结合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的“性别”“职业”“是否就学”“照护的频繁度”等调查项进行分析，以便能详尽地呈现少年照护者的实际情况。并且，重新统计2012年和2017年两次的调查数据，以此来分析少年照护者人数的增减趋势。

12月6日，重新统计的所有内容细节最终确定。因统计中心根据统计项目的多少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收费，这个项目委托费预估要几万日元。虽不算便宜，但报社员工出差时如果需要过夜，所需的差旅费也差不多是这个金额。因此，向畑认为报社应该能够批准。

向畑向统计中心发出了重新统计的申请，并在邮件中明确表达了此次重新统计的意义：通过调查少年照护者的人数及其增减趋势，揭示少年照护者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呼吁社会各界向少年照护者伸出援助之手。

四天后，12月10日，统计中心发来消息：审查会议刚刚结束，贵社的申请已被通过。

“追忆往事”的光明与灰暗

向畑和田中找不到合适的采访对象。

他们在东京地区的各个援助团体之间来回奔波，并且拜访了几位研究少年照护者的学者。虽然有些人愿意帮忙询问，但是少年照护者一听要接受采访，当即一口回绝。面对素不相识的记者，讲述照护家人的经历并非易事。况且，在采访中，势必会涉及照护家人时发生的种种不快。更何况，向畑和田中划定的采访对象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他们不仅敏感，而且少言寡语。

很快，向畑和田中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应该向谁获取采访未成年人的许可？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采访对象是未成年人，他们必须得到采访对象的监护人、学校、家长的许可才能进行采访。然而，少年照护者的父母或家人多是少年照护者照护的对象，很可能对采访抱有抵触情绪。

是否可以在征得少年照护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采访呢？似乎不行。因为未成年人很可能无法正确判断接受采访之后面临的社会压力。文章发表后，一旦引起麻烦，仅仅因为采访对象是未成年人这一点，报社就会被追究责任。

“今天还是没有进展。”“太难了！”向畑和田中发给彼此的短信里全是牢骚和失望。他们在12月的寒风中整日奔波，情绪无比低落。

雨雪交加的一天，向畑和田中来到位于东京武藏野的成蹊大学，拜访涉谷智子副教授。涉谷副教授是日本最早关注少年照护者问题的学者，曾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过实地调查，也访问过援助经验丰富的英国。这天，田中与涉谷副教授是初次见面。

当向畑和田中向涉谷副教授提到“量身定制”制度时，涉谷副教授大吃一惊：“有这样的制度啊？！”

向畑和田中对涉谷副教授坦言相告：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少年照护者进行采访。

涉谷副教授说：“我在采访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十几岁的孩子还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境遇。我认为，年龄稍大的少年照护者更能从客观的角度，简单易懂地讲述自己的经历。采访对象不用局限在10多岁的少年照护者这个范围之内。”

涉谷副教授的一席话，无疑让向畑和田中茅塞顿开。一直以来，他们的思路都局限在未成年人身上。向畑和田中返回报社与采访组组长松尾商议后，立刻决定改变方案：采访曾经有过少年照护经历的成年人，并将他们的经历以故事的形式再现。这样一来，因为采访对象是成年人，采访只需征得本人同意即可。另外，松尾认为，只要得到了满意的重新统计的结果，就不必局限于当事人故事的撰写方式。这让向畑和田中更是舒了一口气，久违的愉悦感充斥着两人的内心。年底的夜晚，灯光绚烂。

新年过后，向畑和田中又开始拜访各援助团体及相关学者。现在，他们要寻找的采访对象是“从小照护家人的大学生”“曾经是少年照护者的20多岁的年轻人”。更改采访对象年龄的做法颇有成效，好几个人都答应接受采访。更让人惊喜的是，在第一次采访顺利完成之后，之前的各种困难都像幻影般烟消云散。接下来的采访顺风顺水，一个接着一个。向畑和田中一连几天都在马不停蹄地采访。

一天，田中对向畑说：

“我觉得最好一天只采访一个人。”

向畑也有同感。作为记者，他们自以为能够做到头脑冷静、情绪不受采访工作的影响。但是，他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猛然发觉自己陷入了采访对象讲述的故事之中，不能自拔。采访结束后的当晚，久久不能入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于是，田中和向畑商定：“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对采访对象最大的尊敬。”他们决定，不再接连不断地进行采访，而是在两次采访之间空出几天时间，用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田中提出了“与数字化时代共进”的想法。

新年伊始，田中对向畑和松尾提议道：“少年照护者的同龄人也要成为我们的读者。”向畑和松尾表示赞同。然而，他们三个人都不太懂网络技术和SNS（社交网络服务）。于是，田中决定向报社数字媒体部的渡边亚由求助。渡边亚由入职每日新闻社数字媒体部之前，曾从事IT行业。田中是在报社内部的青年员工学习会上认识与他年纪相仿的渡边的。2月7日傍晚，向畑、田中和渡边在商场的地下超市里买了葡萄酒和小菜，来到了东京大手町一个共用的工作空间。向畑和田中习惯在小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谈工作，经常喝得半醉，他俩对在共用工作空间这种新颖的地方谈工作感到非常新奇。

“我希望年轻的读者产生代入感。让他们读完少年照护者的故事后产生‘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在自己或身边的朋友身上’的感觉。把少年照护者的经历写成长期连载的人物故事，怎么样？”渡边建议道。

由于纸质报纸的版面有限，刊登的文章最长只有1,200字左右。但是，在网络上，1万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载。于是，松尾和渡边在征求了渡边的上司立花健一的意见后，与报社新闻网负责人协商，开辟了一个以少年照护者为主题的页面。当时，《每日新闻》正在先于其他报纸续报道安倍晋三首相的“赏樱会”。因此，少年照护者的页面以“赏樱会”的页面为模板制作完成。另外，报社也给少年照护者采访组注册了推特账户。

第一批全国统计数据

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特报部收到了来自统计中心的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光盘。向畑打开了光盘内名为《2017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重新统计数据》的文件。文件中罗列着大量条目与数据。向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个数字——37,000人。

这是年龄介于15～19岁之间的未成年照护者的人数，是首次官方的全国统计数据。

向畑马上将重新统计的结果用邮件转发给了同组的田中、组长松尾、特报部部长井上，以及特报部的另一位领导川边康广。

看到数字的瞬间，向畑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对这个数字又有一丝怀疑：就这些？经过近3个月的采访，他感觉少年照护者的人数应该更多才对。若从新闻价值上判断的话，37,000这个数字究竟算是多，还是少呢？正当向畑在脑海里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时，川边走进了特报部的办公室。他一进门就说：

“少年照护者的人数相当多啊！”

“多吗？我倒觉得不是很多。这会儿正发愁该怎么解释这个数字呢。”向畑说。

“怎么不多？！这可是一个足以让读者大吃一惊的数字！我真没想到有这么多照护家人的孩子。这可是上头版头条的话题啊！”川边反驳道。

的确，如果在报道中只罗列出几个案例，那么，读者可能认为少年照护者只不过是个案而已。然而，37,000这个数字一摆出来，应该没有人能从口中轻轻松松地说出“个案”这个词了。

松尾也对向畑说，一旦数字过万，就会理所应当地登上头版。

在仔细阅读了重新统计的数据之后，向畑也渐渐弄清了少年照护者的增减趋势。

2017年，210,100名（以下均为估计值）15～29岁的照护者中，15～19岁的少年照护者为37,100人。其中，30,700人（约80%）一边上学，一边照护家人。在读的少年照护者中，4,900人“上学的同时也在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应该是一边上非全日制的通信制[3]/定时制[4]高中或职业学校，一边工作或兼职，同时，他们也在照护着家人。

随着对“日本照护者联盟”等援助组织，以及原少年照护者的采访的深入，采访组发现，产生少年照护者的原因与少子化、高龄化、单亲家庭增加等社会现象密不可分。另外，少年照护者承担的照护任务远远超出了“搭把手”的范围，而且，照护时间很长。过度的照护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少年照护者的身心健康。照护家人导致少年照护者上学迟到、旷课的次数增加，学习成绩下降，与同学关系疏远。有些少年照护者因为担负着照护的重任，不得不放弃继续求学或正常就业的机会，前途渺茫。

有关“照护频度”的重新统计结果令人倍感沉重。数据显示，回答照护频率为“一周4天以上”的至少有12,700人。也就是说，超过30%的少年照护者一周内的照护天数过半。照护频率较低的“一周1～3天”的为9,800人，一个月内照护3天的为7,200人。

“一边上学、一边照护”与“一周4天以上”两项数据的交叉分析结果显示，一边上学、一边照护，且一周照护4天以上的人数的占比超过30%。即这些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同时兼顾学业与照护。

从少年照护者的性别来看，女性为18,900人，男性为18,200人，男女几乎各占一半。采访组没有料到，“女孩子就应该多干活”这一传统观念，在少年照护者身上也有所反映。

根据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重新统计结果，15～19岁的照护者人数为34,200名。截至2017年，少年照护者在5年内增加了约3,000人。2012年，回答“在读”和“在读，但主要是工作”的人数为28,000人。一边上学、一边照护家人的人数占全体被调查者人数的80%，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同。由于“照护频度”是2017年新增添的调查项，因此，该项无法与2012年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少子化导致孩子的数量减少。今后，少年照护者人数剧增的可能性也许不大。然而，比少年照护者的人数更为重要的，是少年照护者人数在整体人口数量中的占比。2017年15～19岁的人口为大约598万人，其中，少年照护者占比0.62%。在短短5年前的2012年，占比为0.57%。虽然增长率不大，但是，数据清楚无误地显示了“增长”这一现实。向畑不由得加大了手指敲打在计算器按钮上的力度。

《小小护理人》专题报道

3月5日，采访组组长松尾总结了前一阶段的采访结果，并通过邮件给向畑和田中发送了专题报道的总建议书。专题报道被命名为《少年照护者　小小护理人》。向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但田中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田中提出异议的理由是：少年照护者不仅需要护理病人的身体，而且需要疏导病人的情绪等，他们承担的工作包罗万象、繁多复杂。在专题报道中，使用“护理”一词不妥。

田中提出以上意见是有依据的。在日本照护者联盟的网页上，少年照护者被划分为10类（以下序号为采访组添加）。

① 代替残疾或患病的家人做家务，如购物、做饭、打扫、洗衣服等

② 代替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妹

③ 照顾、陪伴残疾或患病的兄弟姐妹

④ 照顾必须寸步不离陪伴的家人，并与其交谈

⑤ 为日语不是母语或患有残疾的家人做翻译

⑥ 为补贴家用工作，帮助残疾或患病的家人

⑦ 照顾有酗酒、吸毒、赌博问题的家人

⑧ 照顾患有癌症、不治之症或精神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家人

⑨ 照料残疾或患病的家人的日常生活

⑩ 帮助有残疾或疾病的家人洗澡或上厕所

许多人在看到“护理”一词时，常常理解为对老年人身体上的照顾。田中担心，将“护理”作为关键词，讨论少年照护者的问题，无法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少年照护者实际承担着“包罗万象、繁多复杂”的工作这一事实。

四天后，田中、向畑和松尾三人聚在了一起。松尾解释了选择使用“护理”一词的理由。

他说：“我很清楚，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包罗万象、繁多复杂。但是，目前找不到一个比‘护理’更好的词语。对于不了解报道内容的读者来说，一看到标题、宣传海报上出现晦涩难懂的词语，很可能就会失去阅读的兴趣。其实，我们在社内向其他编辑介绍这个专题报道的时候，对报道内容一无所知的编辑们更容易理解‘护理’一词。另外，简单易懂的词语可以更有效地吸引读者的眼球。至于少年照护者承担的包罗万象、繁多复杂的重任，可以让读者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了解。”

向畑也认为，只有标题足够吸引眼球，才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最终，田中也接受了《少年照护者　小小护理人》这个标题，并和向畑一起开始了报道的撰写工作。

由于新冠疫情来势凶猛，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变。3月11日，WHO（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出了“感染暴发”的警告。在日本国内，春季高校棒球选拔赛有史以来首次被取消。口罩供不应求，药店门口全是排队购买口罩的人。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刊的版面。

3月19日，星期四，每日新闻社东京总社在四楼的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从次日开始的三连休的版面编排。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的松尾说：“22号早报的头版竟然空着！”虽然空出的版面的优先使用权是留给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的，但是，如果不见缝插针地使用这次空出的版面，少年照护者的报道登上头版的机会可谓遥遥无期。

三连休的第二天，3月21日，报社没有收到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报道。松尾在当天的版面编排会议上提出，在空出的版面上刊登少年照护者的报道。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同意。采访组的向畑、田中，以及井上、川边接到通知后，马上赶到了报社。虽然报纸要等到第二天才发行，但是，他们计划当天就把报道发布在《每日新闻》的新闻网站上。

当天夜里送到报社的报纸校样的头版上，《少年照护者3.7万人15～19岁 80%为学生》的大标题和向畑、田中的署名尤为夺目。“《每日新闻》对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数据进行了重新统计”“全国首次揭示了少年照护者的现状”等内容也被醒目地标出。广为人知的《每日新闻》报第三版的“特写”栏中，列出了重新统计的项目、数据、少年照护者的实际状况，以及少年照护者面临的问题。

不过，头版上没有出现按照少年照护者的英文（young carer）翻译的平假名词语。“果不其然啊！”松尾心中暗想，“报社的编辑们（报社审理部门的官员）不赞成在标题中使用不常见的词语。”他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新闻网页上，专题报道的标题中出现了少年照护者的平假名音译词，但是，报道的大标题被改成了《护理家人的孩子》。

在第三版的“特写”栏目中，报道聚焦在了仙台市一名男性原少年照护者（31岁）的身上。他是采访组的第一个采访对象。负责第三版版面和标题的编辑称，报道中的男子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是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之后，才最终确定了标题。

“平衡学校生活和照护真的太难了！”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男子，从初中三年级到23岁，一直照护自己患有认知障碍的祖母。他生活在单亲家庭，因为母亲要外出工作赚钱养家，只能由他在家照护祖母。祖母一连数日出现妄想和徘徊症状，天天折腾到深夜才能安静下来。最终，这名男子因体力不支，被迫从高中退学。

· 由于单亲家庭增多，越来越多的少年照护者不得不承担起照护重任。

一开始，这名男子的祖母的症状只是健忘。但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祖母的病情恶化了。他上高中以后，祖母出现了怀疑“钱被偷了”“有人说自己坏话”等妄想症状。祖母因不愿第二天去日间护理中心，每天晚上都情绪激动地大吵大闹。这名男子从晚上9点开始安抚祖母，直到凌晨2点才能让她安静入睡。等到他上床休息的时候，往往已是凌晨3点。尽管如此，夜里每隔两个小时，他都必须协助祖母上厕所。第二天一早，精疲力竭的他还要送祖母去日间护理中心。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后来，祖母又出现了徘徊症状[5]，身边一刻也离不开人。为了不让祖母吃饭时噎到，他在做早饭和晚饭的时候，总是把饭菜全部切碎。

· 过度照护严重影响了少年照护者的学业。少年照护者很少向周围的人倾诉，也很难得到周围人的理解。

这名男子到学校后，常常感到头重脚轻、浑身发热，上课时困得睁不开眼睛。“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自己天天都像处在宿醉的状态。”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后来，由于听力衰弱，加之在家根本无法学习，他的成绩一落千丈。本来在全年级180人中，他的考试成绩排在前50名。可是，上高二以后，他的排名滑到了倒数20名。

祖母下午4点从日间护理中心回到家，因此，一放学他便往家赶。他好不容易才加入学校弓箭部，却没有时间参加社团的活动。为了能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聊天，他经常用手机查看当下流行的话题。可是，他没有和同学谈天说地的时间。最终，他只能选择避开同学，独来独往。

疲惫不堪的母子俩也曾打算把祖母送进护理机构，但是，当他们听护理机构的负责人说三年以后才能有床位时，便打消了这个念头。骑自行车去学校的路上，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对他来说，却是无比安静与幸福的时刻。他常常在上学的路上停下自行车，呆望着街道和天空。不过，他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来放空自己。因为尽管他对老师说明了家里的情况，可是如果迟到了，他依然会遭到老师的批评。

·少年照护者面临着升学、就业的问题，却得不到任何帮助。日本照护者联盟的工作人员指出：“人们普遍认为，校园霸凌、虐待等比少年照护者的问题更为紧迫和重要。”

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终于不堪忍受劳累的照护生活，身心崩溃。

2月的一天早晨，他从睡梦中醒来，想起床，却怎么也挪不动自己沉重的身体。他陷入了“什么也不想做”的状态。他无法继续上学，只能休学。休学后，他开始在家专门照护祖母。因为他不再觉得“自己和同学生活在两个世界”，压力反而减轻了许多。他本想尽快复学，但无奈祖母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差。一年后，他办理了退学手续。他把校服连同所有和高中有关的东西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

2011年，91岁高龄的祖母在去世前，已经不认得他了。

“奶奶就像不辞而别一样。”他黯然地说。

祖母去世后，他开始找工作，却四处碰壁。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他：“你怎么没有一边照护祖母，一边考个资格证书呢？”他无言以对。最后，他只能靠打零工度日。他在24小时便利店上过夜班、做过清洁工。从十几岁开始到二十几岁，整整七年青春飞扬的花样年华里，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照护祖母。即使他诅咒或憎恨自己的境遇，也不足为奇。但是，他却说：“妈妈一个人抚养我，她必须去工作挣钱。是奶奶一手把我带大的。小时候，奶奶总是拉着我的手。奶奶病了以后，就要换我拉着她的手了。”

为了完善数据分析，在第三版上，同时登载了一篇对成蹊大学涉谷智子的访谈。

向畑第一次见到涉谷，是在前一年的12月1日。那天，涉谷在位于东京本乡的东京大学医学部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少年照护者与自信》的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

涉谷在演讲中提到，按照日本的传统观念，照护家人的孩子是“好孩子”。然而，人们看不到这些孩子肩负着多么沉重的负担，面临着多么严峻的问题。她指出，孩子照护家人绝非“美谈”。四年前，向畑在原少年照护者朝田健太的演讲上，听到朝田发出质问：“年轻人为照护家人而做出的牺牲，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吗？”涉谷的言论与朝田的质问不谋而合。向畑认为，在向读者介绍少年照护者的时候，涉谷尖锐犀利、一针见血的观点不可或缺。

重新统计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数据的结果出来以后，向畑拜访了涉谷，对她进行了访谈。此时，涉谷也正在满心期待地等待着重新统计的数据结果。向畑根据这次访谈撰写的报道的标题直接采用了涉谷在演讲中的观点：

《绝非“美谈”》

记者：在这次重新统计的数据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什么？

涉谷：最令人关注的是少年照护者的“人数”。与2012年相比，2017年的少年照护者人数增多。在高龄化、少子化的今天，少年照护者的占比上升。根据英国2011年实施的人口普查结果，少年照护者（5～17岁）的占比为2.1%。如果日本不只是“照护”，而是将“照看”也包括在调查范围之内的话，日本的少年照护者人数应该更多。

记者：在少年照护者中，超过80%的孩子是在校的学生。照护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

涉谷：缺席和旷课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这些孩子不能正常上课，在家中又没有学习的环境，那么，他们自然无法取得好成绩。长此以往，这些孩子的自信心会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会认为自己“不够好”。另外，他们把照护家人放在了自己的人生的首位，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在学业和就职上的选择。

记者：关于少年照护者周围的环境，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涉谷：通常，照护家人的孩子被视为“好孩子”。因为我们有着“一家人就要患难与共”的传统观念。所以，这些孩子心甘情愿地长期照护家人，从来没有想过摆脱或逃避艰难的处境。可是，在当今社会中，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些孩子肩负着怎样的重担，照护家人对他们的人生有着多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只是赞美少年照护者两句就万事大吉。

记者：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吗？

涉谷：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倾听这些孩子心声的环境。很多少年照护者的想法是：“不想说关于照护的事情。”“说了又能怎样？”老师和校方应当从这些孩子的角度出发，倾听他们的心声，询问他们的状况，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在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建立相关的援助机构。日本的教育、福利机构和其他政府机关也应当相互合作，共同为这些孩子提供援助。

大阪齿科大学副教授滨岛淑惠与涉谷一样，也是一名研究少年照护者的先行者。她对重新统计的数据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撰写的评论被刊登在了《每日新闻》的第一版。

“明确少年照护者的人数，对揭示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少年照护者的现实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政府对照护者进行了调查，但是，由于少年照护者的照护对象和照护情况复杂多样，很多少年照护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照护的重任。另外，14岁以下的孩子并没有包含在调查范围之内，此次调查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少年照护者的实际人数要多得多。整个社会应给予少年照护者理解。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支援体系。”

报纸校样出炉的同时，该篇报道被发布在了《每日新闻》的新闻网站上。雅虎新闻和LINE新闻等媒体均进行了转载。

随后，大量读者来信涌入了用来征求读者阅读体验及意见的电子邮箱。办公室里的电脑不停地发出“叮咚”声，20封、30封……邮件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每一封洋洋洒洒的邮件都洋溢着饱满的热情，很难想象篇幅如此之长的邮件是在短时间内写成的。邮件中，还夹杂着很多曾是少年照护者如梦方醒的“告白”：原来痛苦的不止我一个人啊！

特报部的工作人员原本打算出去喝一杯，为圆满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工作举杯庆贺。然而，如此热烈的反响让整个办公室从最初的惊喜渐渐陷入了沉思。大家默默地坐着，只听见收到反馈来电的传真机不时发出尖锐的“哔哔”声。“这下可了不得了。”向畑喃喃道。直到第二天，这样的情况还在持续。

3月25日，由于新冠疫情扩散，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被推迟一年举行。此时，日本已经进入了樱花飞舞的季节。

向畑正坐在开往大阪的新干线上。重新统计的数据见报之前，他就收到了4月份返回大阪社会部的调令。等第一篇专题报道一见报，向畑就急急忙忙地退了东京的租房，向大阪赶去，连和田中、松尾见面道别的时间都没有。

年底的版面本来就十分紧张，加之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是重中之重。在这种时候，想在版面上占据一席之地，可谓十分困难。然而，松尾向报社提出申请，希望无论如何在向畑调离东京之前，能刊登至少一篇专题报道的文章。这是向畑后来才听说的。他坐在新干线里心想：回到大阪以后，作为大阪府警察局的案件采访负责人，自己又要忙得团团转了。他拿出手机，给松尾和田中发了一条短信：后续就拜托二位了。入职以来，向畑还是第一次因为工作调动而心存遗憾。

虽然专题报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关于少年照护者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和向畑一样，成蹊大学的涉谷对重新统计得出的少年照护者的人数也心存疑问。涉谷认为，实际的少年照护者人数应该更多。总务省的就业结构调查没有将14岁以下的儿童列为调查对象。然而，地方团体和相关研究者的调查结果均显示，有大量的少年照护者是14岁以下的中小学生。这一点不容置疑。那么，会不会还有更年幼的少年照护者呢？

另外，总务省的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是否在照护”。然而，很多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照护者。因此，他们在调查中回答了“否”。这种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采访组重新统计的数据虽显示了少年照护者的照护频度，但照护内容和照护工作的强度并未被包括在总务省的调查范围之内。

此外，正如田中所担心的那样，调查问卷中使用的是“护理”一词，很多少年照护者承担着“护理”范围之外的照护工作。因此，他们很可能觉得自己并不属于“照护者”。

诸多少年照护者的真实情况依然笼罩在团团迷雾之中。

---

[1]永田町为日本政界的代名词。

[2]“少年照护者”在日文中为“ヤングケアラー”，是直接按照英文发音翻译的外来词语。

[3]通信制学校，指不要求学生每天在固定的上课时间到校上课，学生主要在家里或在学习中心学习的学校。因为学生主要靠自学，因此课程较为灵活，有很多与考学无关的课程。

[4]定时制学校，相当于全日制和通信制学校的结合体，简单来说是拥有夜校的学校。学习生活相对来说宽松，作业很少，可以边打工边上学。

[5]徘徊症状为认知症的周边症状。“徘徊”是指除了身体在一个地方来回走动，内心的情感也在“来回走动”（起伏波动）。老人的徘徊让家属感到担心和不安，有时候会让照护者产生负面情绪，不停的走动还会加大跌倒的风险，增加家庭照护者的照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