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靴子

很多年前有个名叫劳里斯·马德森的好汉，他本已升上天堂，却又因为自己的靴子降下人间。

他飞升的高度不到一艘全帆缆船的桅杆顶部，确切来说，还不如主帆高。升到那里后，他站在通往天堂的珍珠门外，看见了圣彼得，不过这位往生门道的守护人只是冲他晃了一下光溜溜的屁股而已。

劳里斯·马德森本该死去的，但死神不肯收他，于是他重又落地为人，以另一种面貌。

在因这趟天堂之旅出名之前，劳里斯·马德森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凭借一己之力发动了一场战争。六岁时，他的父亲拉斯穆斯在海上失踪。年满十四周岁后，他在家乡艾尔岛的马斯塔尔港一艘名为“安娜号”的船上当了水手，但仅仅三个月后，船就迷失在波罗的海中。幸得一艘美洲双桅横帆船救下了全体船员，自此以后劳里斯·马德森就梦想着美洲。

十八岁时，他在弗伦斯堡通过了航海考试，但同年再度遭遇船难。这次是在10月里一个寒冷的夜晚，离挪威曼达尔港海岸不远的地方，四周海浪拍溅，他站在一块礁石上，扫视着地平线寻求救助。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的航迹遍及七大洋。他南下绕过合恩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听见过企鹅的尖叫。在美洲西海岸，他看见过瓦尔帕莱索港；在悉尼，他看见袋鼠四处蹦蹦跳跳，那里的树木冬天只脱皮而不落叶。他遇见一个名叫萨莉·布朗的女孩，眼睛像葡萄，能讲许多有关前桅楼街、拉博卡区、巴巴里海岸和猛虎湾的故事。他吹嘘过自己第一次穿越赤道的经历，当时他曾向海神致敬，船体穿越赤道线时，他感觉到一阵颠簸；为了纪念那个时刻，同行的水手强迫他喝了海水、鱼油和醋，用柏油、烟灰和胶水为他施洗，用一把刀锋崩了边的生锈剃刀为他剃胡子，最后又拿刺人的盐和石灰为他处理伤口。他们强迫他亲吻海后安菲特里忒雕像那坑坑洼洼的赭色脸颊，将他的鼻子强按进她的嗅盐瓶中，而瓶子里面一早就被他们装满了剪下的指甲。

劳里斯·马德森业已见识过世界。

其他许多人也见识过。但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奇怪的念头回到马斯塔尔港，家乡的万事万物都嫌太小，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频繁使用一种他称之为美洲语的外语讲话，那是他在随永不沉没号海军护卫舰航行的一年中学会的。

“Givin nem belong mi①劳里斯·马德森。”他说。

他与新街出生的卡罗利妮·格鲁贝育有三子一女。三个儿子中拉斯穆斯继承了祖父的名字，另外两个分别叫艾斯本和阿尔伯特。女孩名叫埃尔塞，是老大。拉斯穆斯、艾斯本和埃尔塞形容近于他们的母亲，那是个矮个子、沉默寡言的女人。阿尔伯特则长得像父亲，四岁时身高就已经赶上了大他三岁的艾斯本。他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推着一枚英国铸造的生铁弹四处滚。那东西太重，他举不起来，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一再尝试。一脸倔强的他，总是绷紧膝盖，使出全身的力气。

“用力举，我快活的小子们！用力举，我的小坏蛋！”劳里斯看到小儿子挣扎使劲的样子，总会大声鼓励。

1808年英国人围攻马斯塔尔港期间，这枚铁弹砸穿他们位于十字路的房子屋顶坠落下来，劳里斯的母亲惊恐不已，当即在厨房地板的正中生下了他。小阿尔伯特不玩时，那铁弹就停在厨房，卡罗利妮拿它当研杵，用来碾芥菜籽。

“我的儿，你当时应该是想用它来宣告你的降生，”劳里斯的父亲有一次对他说，“瞧瞧你刚生下来时个头有多大。要是当时鹳鸟把你从空中丢下来，你也能像这枚英国铁弹一样砸穿屋顶的。”

“Finggu。”劳里斯说着举起自己的手指。

他想教孩子们学习这门美洲语言。

Fut的意思是一只脚。他指着自己的一只靴子。Maus是嘴巴。

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时，他揉揉自己的肚子，龇出牙齿。

“Hanggre。”

所有人都明白，他是在说他饿了。

妈是misis，爸是papa tru。劳里斯不在家时，他们都像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说“母亲”和“父亲”，只有阿尔伯特是个例外。他与父亲之间有一条特别的纽带。

孩子们有许多名字，小黑崽、小坏蛋和兄弟们都是。

“Laihim tumas。② ”劳里斯对卡罗利妮说完噘起嘴，仿佛要亲吻她。

卡罗利妮笑着涨红了脸，然后生起气来。

“别闹了，劳里斯。”她说。

⚓

1848年，丹麦王室与波罗的海那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德国③叛军爆发了战争，叛军希望与丹麦切断联系。海关的老管事人德·拉波特是第一个知情人，因为基尔港的叛军临时政府给他发了一封“宣言书”，同时还要求他移交海关的保险柜。

整个艾尔岛都做好了武装斗争的准备，我们迅速组建起一支自卫队，领头人是一位来自莱斯的年轻教师，自此以后人们都称他为指挥官。我们将灌满柏油的木桶用旧绳索缠在柱子上，竖在岛屿的最高点用作灯塔。德国人若是打海上来，我们就将柏油桶点燃、起吊以传递信号。

在纳斯特比约格，在韦斯奈斯旁的小山上，都竖有这样的灯塔。四处都有我们海岸警卫队队员在密切注视着地平线上的动向。

不过，这场战事很快就被劳里斯拉低了水准，他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浑不懔。一天晚上，他从埃肯弗德峡湾回来，途经韦斯奈斯之时，在靠近海岸的地方，他大喊道：“德国人来啦！”那声音在海面上回荡。

片刻工夫，小山顶上的柏油桶就点燃了，接着是纳斯特比约格的那座，其他灯塔也依序点燃，一路接力到将近十五英里外的西内绍伊山，最后整个艾尔岛都被照亮了，宛如篝火之夜。

火焰接连蹿起之时，劳里斯躺在他的船上，为自己所引发的这骚乱景象笑得爬都爬不起来。等他回到马斯塔尔，只见四处灯火通明，虽然已是深夜，大街小巷却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在叫嚷着难懂的命令，其他人则都在抽泣和祈祷。一群好战之士正在马克街上行进，身上均佩着长柄镰、干草叉和样式奇怪的枪。面色惊恐的年轻母亲们在街道上匆忙赶路，怀里紧抱着哭号的婴孩，心下确信德国人会用刺刀像串羊肉一样将他们串起。到了马克街与西街交叉口的水井旁，一位船长的妻子正同一个女仆争辩。那女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应该躲到井里，于是命女仆先下去。

“您先请，夫人。”女仆坚持道。

我们男人也都在彼此差遣，只是这里当船长的人太多，谁也说不服谁，因此所有人能达成一致的做法就是，郑重地起誓，要想我们放弃自己的生命，必须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

喧嚣也波及了教堂街，牧师扎卡里亚森正在家中宴客。一位女客晕了过去，牧师十二岁的儿子卢兹维抓起一根拨火棍，准备反击进犯的敌人，保家卫国。在教师兼教区执事伊萨格先生的房子中，一家人都为迫近的攻击做好了准备。这家的十二个儿子原本正为母亲庆祝生日，体形丰满的伊萨格夫人于是为他们备好了盛满火灰的陶土罐，下令说只要有一个德国人胆敢攻进来，就将火灰都倒到他脸上。

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沿着马克街往雷贝巴宁街走去。领头的老耶珀挥舞着一根干草叉，高喊只要德国人够胆，欢迎来拿下他。小木匠莱夫斯·彼得森被迫返回家中。他原本勇敢地将枪挂在肩头，口袋里塞满了子弹，但走到半路才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带火药。

到了马斯塔尔磨坊那里，磨坊主的妻子，强壮的韦伯夫人早已佩好干草叉，坚决要求加入战斗。她的样子比我们绝大多数男人都更具震慑力，我们当即欢迎她加入这个嗜血的队伍。

劳里斯是个容易激动的人，这时也受大街小巷里的战斗激情鼓舞，冲回家去寻找武器。卡罗利妮和四个孩子正藏在客厅的餐桌下，他冲进门兴奋地呼叫：“快出来，孩子们，战斗的时刻来了！”

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是卡罗利妮的头重重地撞上了餐桌底板。她费劲地爬了出来，站直身体冲丈夫大叫道：“马德森，你是不是彻底昏了头？不能让孩子们上战场！”

拉斯穆斯和艾斯本开始上蹿下跳。

“我们想去！我们想去！”他们齐声叫喊，“求您了，求您了，让我们去吧。”

小阿尔伯特已经开始四处滚动他的铁弹了。

“你们都疯了不成？”他们的母亲吼了起来，不管是谁凑过来，她都一巴掌扇在他的耳朵上，“赶紧给我滚回去，钻到桌子下面去！”

劳里斯冲进厨房，寻找合意的武器。“那柄大煎锅收到哪儿了？”他冲客厅喊道。

“你碰都别想碰！”卡罗利妮吼了回去。

“行吧，那我拿扫帚，”他宣告，“德国人会后悔的！”

接着他便走了出去。他们听见他哐的一声带上了门。

“你听见了吗？”长子拉斯穆斯对阿尔伯特说，“父亲甚至都没说美洲语。”

“他疯了，”他们的母亲在餐桌下的黑暗中摇摇头，说道，“你们听说过有谁扛着扫帚上战场的？”

劳里斯到来后，我们这群好斗之士爆发出哄笑。诚然，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自大的人，但他的身板高大又强壮，有他做同伴是件好事。

“你就只有那一件武器？”

我们认出那是把扫帚。

“对付德国人足够了，”他高高地举起它挥舞着，答道，“我们直接把他从这里扫出去。”

我们本就觉得自己所向无敌，听到他开的玩笑更是大笑起来。

“留几把干草叉，”拉尔斯·博德克说道，“堆尸体时还用得上。”

这时候我们已经抵达开阔的地界。行进到韦斯奈斯还需要半小时，但我们步伐轻快，热血沸腾。到了德雷巴肯，燃烧的灯塔越发鼓舞了我们的战斗热情。但听到黑暗中传来马蹄声时，我们都吓呆了。敌人正在向我们逼近！

我们原本打算到海滩上突袭德国人，不过在这里的山上，地形依然对我方有利。劳里斯拿好扫帚，调整姿态准备迎战，我们也都有样学样。

“等等我！”后方一个声音大喊。

是回家取火药的小木匠。

“嘘，”我们提醒道，“德国人正在逼近。”

马蹄声越来越响—情况逐渐清晰，只来了一匹马。骑马人从黑暗中现身后，莱夫斯·彼得森举枪瞄准，结果却被劳里斯推了一把枪管。

“是指挥官比罗。”他说道。

那马跑得汗涔涔的，黝黑的侧腹像泵一样鼓起又陷落。比罗举起一只手。

“你们可以回去了，韦斯奈斯没有德国人。”

“但是灯塔点燃了。”莱夫斯高声说道。

“我问过海岸护卫队，”比罗说道，“警报有误。”

“那我们还急匆匆地从热乎的床上爬下来。所为何事？屁事没有！”

韦伯夫人双臂交抱胸前，用眼神向我们所有人发出警告，像是在说既然德国人没出现，那她要在我们之中寻找一个新的敌人。

“至少我们证明了，大家都已做好准备，”指挥官安慰道，“他们没有来，说到底这总归是个好消息。”

我们都咕哝着表示赞同，虽然都同意他的解释，但还是不免失望。我们本来都做好了迎战德国人的准备，做好了殒命的准备，但艾尔岛上最终什么都没发生。

“总有一天，德国人会后悔的。”拉尔斯·博德克说道。

众人都开始感到疲倦，便决定掉头回家。这时却下起了一场冷雨。我们于静默中走到磨坊，韦伯夫人在那里离开了队伍。她回过头来，看着我们这群惨不堪言的人，将干草叉放在地上，仿佛在移交一柄步枪。

“我想知道，”她的声音充满不祥的预示，“这三更半夜的，是哪个蠢货把我们这群体面人从床上叫醒，奔赴战场的？”

我们都盯着劳里斯，只见他魁梧地站在那里，肩上还扛着他的扫帚。

但他没有退缩，目光也不曾躲闪。相反，他直瞪瞪地看着我们。接着他的头向后一转，冲着冷雨大笑起来。

⚓

战争很快就正式爆发，我们应募加入海军。海军船赫克拉号停泊在邻镇艾勒斯克宾，接收我们入伍。我们在码头列成队，被叫到名字的，就一个接一个跳上运载我们前往船舰的汽艇。11月的那个晚上，我们感觉受了欺骗，竟然没有爆发战争，但此刻等待已经结束，我们个个情绪高昂。

“快给丹麦人让道，他带着他的性命和灵魂，还有他的水手袋！”克劳斯·雅各布·克劳森叫喊着。

他是个肌肉发达的小个子，喜欢自吹自擂，说哥本哈根有个人称刺青大王弗雷德里克的刺青师傅曾告诉他，他的胳膊是自己拿针刺过的最结实的。克劳森的父亲汉斯·克劳森继承父业，做了领航员，克劳森希望追随他们的足迹；更重要的是，我们登船前夜，他做了一个梦，说他会从战场活着回来。

到了哥本哈根，我们在护卫舰吉菲昂号上接受检查。劳里斯与我们其他人不同，独自一人上了克里斯蒂安八世号，那是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主桅高耸，从柱顶到甲板的长度，是马斯塔尔教堂塔楼高度的一点五倍。我们只能仰起头才看得清其全貌，但这样做所带来的眩晕感却令我们心中充满自豪，让我们全身心地相信，我们接到召唤，是要去执行伟大的任务。

劳里斯目送我们离开。他在美国军舰永不沉没号上待过一年，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很适合他。站在它的甲板上，他很快就感觉像在家里一般自在—虽然当他看着我们其他人登上吉菲昂号的舷梯消失不见时，心中一定短暂地产生过被抛弃的感觉。

就这样，我们奔向了战场。在圣枝主日④这天，我们沿着艾尔岛的海岸线航行，开过了韦斯奈斯的丘陵，之前劳里斯就是在那里用一句“德国人来啦”将整个岛掀了个底朝天。而此刻来的却是丹麦人，这一回轮到德国人点燃他们的柏油桶，像被斩了头的鸡一样到处乱飞。

我们将船停在阿尔斯岛海域等待。礼拜三那天，我们朝埃肯弗德峡湾进发，并于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峡湾口。在那里，我们听令在后甲板上整编列队。大家都穿着自家做的衬衫和粗布裤，有蓝色、黑色和白色的，着实是一支杂牌军。只有帽子上装饰着“吉菲昂号”字样的缎带和红白两色的帽徽，能证明我们是国王海军的成员。船长身着最气派的制服，上有肩章，还佩有长剑。他在演讲中下令，要我们英勇奋战。他挥舞着三角帽，为国王三呼万岁，我们也用尽全力一同欢呼。接着他下令开炮，好让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见识见识战场上的炮火声。只听得一声可怕的咆哮翻滚着划过海面，伴随而来的还有刺鼻的火药味。这时迎面吹来一股劲风，将薄雾一般的蓝色炮烟吹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炮火声几乎把我们震聋了。

这时来了两艘船，我们认出了赫克拉号，也就是我们从艾勒斯克宾出发时乘坐的那艘。现在我们组成了一支完整的中队。次日，我们为战斗做起了准备：往左舷安装大炮，将水泵和软管放好，以便甲板上开火时能迅速取用，又在每门大炮旁摆好了霰弹片、葡萄弹和成箱的弹药筒。过去这几天，我们早已演练多次，将绝大多数军舰作战指令熟记于心。每门大炮旁配备十一名炮手，从第一道命令“做好准备”起，到随后的“混合火药与引线”和“插入弹药筒”，直至最终的“开火”，我们都忙成一团，生怕犯一丁点错。我们习惯了三四个人一组在小船和双桅船上的工作，此刻却突然成了操纵生死大权的主人。

情况经常是炮长大吼着“清扫炮口”或者“搜集弹片”，我们却困惑地立在原位：那命令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不能用浅白的丹麦语说清楚吗？每次只要我们正确无误地执行了一套复杂的常规操作，炮长就会道贺，我们则会爆发出如雷的欢声。那时候，他会先看看我们，再看看他的大炮，最后低头看着甲板摇摇头。

“你们这群小崽子，”他说，“竭尽所能干吧，天杀的！”

我们并不全然肯定究竟要炮击哪些德国人。肯定不是歪屁股的老伊尔塞，就是每次我们把船停在埃肯弗德镇的港口时，将我们喜欢的荷兰杜松子酒卖给我们的那位。也不是粮食贸易商埃克哈特，我们跟他做过很多划算的交易。然后还有红公鸡旅店的老板汉森，还有哪个姓氏比汉森更有丹麦特色呢？而且我们从没见过他凑近枪支。他们都不是我们要炮击的德国人，那些我们是明白的。但国王清楚我们要炮击的是哪些德国人。炮长也清楚，他的欢呼一直都是那么虚张声势。

我们即将抵达峡湾。敌人设在海岸上的炮台开始轰鸣，不过我们在射程之外，它们很快便安静下来。我们分到的是荷兰杜松子酒，而平时会是茶。九点钟，归营号响了，提醒上床时间已到。七小时后，我们从睡眠中醒来。这天是1849年4月5日，濯足节⑤。我们又一次以荷兰杜松子酒代茶，甲板上还有一桶啤酒在等待。我们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到起锚往峡湾进发时，士气已经十分高昂。我们对国王陛下舰队上的伙食毫无怨言。过去必须自己负责时，食物一向短缺。他们说马斯塔尔港的船开过后，你连一只海鸥也别想看到，这话够真，我们从不浪费一块面包屑。但在茶和啤酒之外，海军还给我们提供了管饱的面包，还有更多的其他食物。午餐是一磅鲜肉或半磅培根、干豌豆配粥或汤；晚上则是四磅黄油，佐以荷兰杜松子酒。在嗅到第一丝火药味的很久以前，我们就爱上了战争。

现在我们在埃肯弗德峡湾里面了，海滨更近了，炮位清晰可见。克雷斯滕·汉森凑到埃纳尔·延森身边，再次吐露心声，他确信自己活不过这场战斗。

“德国人索要税金的那天，我就已经知道，我会死在今天。”

“你什么都不知道，”埃纳尔回答，“你不知道战斗时间是在濯足节。”

“我早就知道了，我们的时候就要到了。”

“闭上你的嘴。”埃纳尔低声咆哮。从打包完水手袋，系好鞋带开始，他就受够了克雷斯滕的诉苦。

但克雷斯滕是拦不住的。他急促地喘着气，一只手搭在朋友的胳膊上。

“发誓你会将我的水手袋带回马斯塔尔。”

“你自己就能带。快打住吧，别把我也给吓得够呛。”

埃纳尔担忧地看了克雷斯滕一眼。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他这样。克雷斯滕的父亲约胡姆·汉森是港务局的一名官员，同时也是船长。克雷斯滕继承了他的相貌，甚至包括雀斑和略带金黄的红头发，个性也一样文静。

“给你，”埃纳尔说着递给他一陶罐啤酒，“把它灌下去。”

他把陶罐端到克雷斯滕嘴边，但酒下错了道儿，克雷斯滕呛得直咳嗽，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埃纳尔给他拍背，他呼哧呼哧喘着气，啤酒从他鼻孔里喷了出来。

“你个傻蛋，”埃纳尔笑了起来，“该吊死的人就淹不死。你刚才差点儿就被啤酒淹死了，这等于让德国人少了个目标。”

但克雷斯滕依然目光恍惚。

“我们的时候就要到了。”他用空洞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哎呀，比如说我吧，就不会被射中。”利特尔·克劳森加入对话，“我知道，因为我梦见了。梦里我走在磨坊路上，要到镇上去。两侧各有一个士兵，准备射击。这时一个声音喊道：‘你可以走！’我照做了。子弹打我耳边嗖嗖飞过，但都没有击中。所以今天我不会中弹。我敢肯定。”

我们展望峡湾，四周的田野都披着一层春绿，一座茅草屋顶的农舍偎依在一小片刚结出芽苞的欧椴树林中，一条两边垒有石墙的小路通向农舍门口。一头母牛在路边吃着草，正背对着我们，慵懒地甩着尾巴，全然不知战争正从水面逼近。

从右舷能看到炮位越来越近；我们先是看到烟，接着听到轰隆声翻滚着划过水面，就像是凭空卷起的一场暴风雨。

克雷斯滕一跃而起。

“我们的时候就要到了。”他说。

一道火舌从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右舷船尾的位置喷出。我们疑惑地看了看彼此。它被击中了？

不熟悉战争的我们不明白直接击中意味着什么。第一作战军舰没有反应。

“他们怎么不开炮回击？”埃纳尔问。

“因为他们还没有斜穿甲板到达炮位。”克劳森答得头头是道。

片刻之后，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右舷腾起一团青烟，宣告他们的确做出了回应。战斗已然开始。海滨火焰翻飞，泥土四溅，火柴棍一般小的人们东奔西跑。一阵东风适时吹起，很快就轮到吉菲昂号发射排炮了。六十磅重的巨型炮弹发出的咆哮让整艘船都在震颤。我们的胃猛烈翻腾起来。我们用双手捂住耳朵，尖叫声中掺杂着恐惧与欢欣，所有人都惊骇于那股冲击力。

这下德国人算是重重地挨了一锤！

几分钟后，船尖上的炮位停止了射击。这段时间，我们只能完全依靠眼睛，因为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海滨看上去像是荒漠，沙子被掀开了堆积在一起。一门发射二十四磅炮弹的黑炮翻倒在地，底座翘在空中，像是被地震给震翻了。看不见活动的人。

我们拍着彼此的脊背，无声地庆祝胜利。就连克雷斯滕似乎也忘了他对厄运的不祥预感，和大伙儿一起狂喜忘形。战争令人激动，就像血液中有奔涌的荷兰杜松子酒在燃烧—只是带来的愉悦更广阔更纯粹。烟雾慢慢散去，空气变得澄净。此前我们从未如此清楚地见识过世界。我们睁大眼瞧着，像新生的婴儿。索具、桅杆和船帆在我们头顶形成一顶华盖，像是刚发芽的山毛榉丛林的嫩叶。每件事物都闪烁着超脱凡俗的光芒。

“天哪，我感觉到一种完全的庄严，”听力刚恢复，利特尔·克劳森就感叹道，“真该死，真该死。”他无法停止咒骂，“我以前要是见过类似的景象，那就碾死我吧。”

头一晚演习时，我们的确听过开炮时震耳欲聋的声响，但实际目睹它们的威力后，震撼程度还是不小。

“是啊，”埃纳尔说，“跟那些炮弹比比，扎卡里亚森牧师说的地狱之火都显得温驯了。你说呢，克雷斯滕？”

克雷斯滕的表情简直变得虔诚了。“没想到我能活着看见这一幕。”他轻声说。

“这么说，你不再觉得自己会死喽？”

“啊，我比之前更加确信。不过我已经不再害怕了。”

我们不能说这次事件是个人的炮火洗礼，因为我们操纵的六十磅大炮安装在左舷的上甲板上，而这一战是冲右舷来的。我们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船继续航行，向着峡湾深处的埃肯弗德镇进发，那里两岸都有更多的炮台等着。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大的威胁。还不到上午八点钟，战斗已经赢了一半；我们甚至开始担心，战争不等开打就要结束。我们才刚刚尝了一下滋味，看样子德国人在午饭前就会落败。

吉菲昂号继续向峡湾上游航行，北岸的炮台就在正前方。距离南岸炮台只剩两根缆绳远时，我们拍动船帆好减小受风压力。然后降下船首三角帆，抛下左舷的一个拖锚，用排炮来面对敌人，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开炮时间到了。

我们的血液在歌唱。我们就像一群等着看烟花的孩子。恐惧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余下的只有期盼。我们尚未从第一次胜利的激动中平复，而第二次已在等待。

这时吉菲昂号开始移动。拖锚无法将它锚定，强劲的洋流将我们推向南岸炮台。我们向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张望。只见那艘巨大的战舰也在漂移，而且正在遭受岸上炮火的猛烈袭击。水手们放下沉重的铁锚，以阻止它漂移，与此同时，从船头到船尾的炮火齐鸣。炮烟从左舷喷射而出，横向飘过峡湾，形成一团迅速膨胀的云。但由于船向岸边漂移得太过突然，在那之前来不及调整炮筒方向，这导致瞄准的位置太高，击中的是炮台背后的田野。

片刻后轮到我们了。此时我们距离海岸已足够近，已然进入德军步枪的射程。洋流和风继续作弄人，我们正横渡峡湾，两舷面对的都是空无的水面。只有船尾的四门大炮有机会反击来自岸上的凶猛袭击。

第一击清空了有十一人的后甲板。我们一直把炮弹叫作“灰豌豆”，但那东西从低空飞过甲板，将栏杆、炮口和人撕得四分五裂，木屑如阵雨般洒落。那东西绝不是豌豆。埃纳尔看着它迫近，目睹它横扫过甲板的每一个角落。它弄断了一个人的两条腿，推着它们往这边飞，又将那人身体的其他部位抛往另一个方向。在这里，它刨掉了一侧肩膀，在那里，撞碎了一个脑壳。它向埃纳尔猛冲过来，裹挟着骨头碎片、鲜血和头发。埃纳尔仰倒下去，看着它飞射而过。他后来说那东西擦过时扯掉了他的鞋带，随后撕开了后甲板的尾部。

在埃纳尔看来，那炮弹是头有自己意志的怪兽。它向他展示了何为战争：战争不是一座炸响后逼得火柴棍般的士兵四处逃窜的炮台，而是一条靠暴露在体外的心脏吞吐炽焰的火龙。

甲板上乱成一团，一位眼球充血的军官冲埃纳尔大喊，命他随一名舵手和一名士兵去桅杆处。这命令下得没道理，但他还是照做了。这时，那士兵却突然倒在一片血泊之中。看起来像是他体内的什么东西爆炸了，他的胸口开了个洞，鲜血喷溢而出。埃纳尔看见有个人的眼睛爆开了，一团血糊，另一个人则被掀掉了脑壳。那真是一番奇异的景象，粉红色的脑浆裸露在外，像是有人砰的一声往里面插了一把勺子，那东西便如麦片粥一般啪嗒啪嗒滴落。埃纳尔从不知道，人类身上还可能发生这种事。接着第二枚炮弹射过来，杀死了上尉。他看着这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般的情景，身上忽冷忽热，鼻子也因为遭受冲击而开始流血。

一名脸上都是血的军官命令他去七号炮位。他原本被分派的是十号炮位，不过那门大炮已被直接击中，此刻正歪倒在炮口边。周围躺着一堆一动也不动的尸体，血泊在慢慢扩大。细股的尿液在他们双腿间汇成一片片三角洲。他看不清克雷斯滕和利特尔·克劳森是不是在里面。不远处躺着一只断落的脚。埃纳尔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也吓得尿了裤子。炮弹的咆哮声像是在他的肠胃里掀起了地震，他还拉在了裤子里。他知道人在死亡的那一刻会排泄，却从没想过这种事也会发生在活人身上。意识到战争能让同伴消失的那一刻，他感觉到一股黏稠的东西从大腿间滑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半是具尸体，半是个婴儿，但很快就发现不光自己如此。甲板上弥漫着厕桶打翻的臭气。但那气味不光是死者散发的，仍在战斗的人多半也弄脏了裤子。

七号炮位的炮长还活着，眉毛上方的一道伤口在流血，是被一块飞过的木屑划伤的。他冲埃纳尔大喊，埃纳尔什么也听不见，但当他指向大炮时，埃纳尔明白了，炮长想让他装填炮弹。埃纳尔胳膊太短够不到，只好让半个身体钻出炮口，暴露在敌人视野之中，这样才能将炮弹填进去。执行命令时，他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下一轮荷兰杜松子酒何时供应？

此时，吉菲昂号已设法调整方位，将两舷对准两岸。但带着系船索赶来援助的盖泽号的引擎遭了一击，正被拖出战场，赫克拉号的命运也一样，船舵被炸成了碎片。此时吹的是正东风，加上失去了两艘原定危急时刻拖引我们的船舰，这就意味着如果情况变糟，我们将没有退路。

然而，我们的运势即将改变。北岸那座炮台接连被击中，我们看见岸边火柴棍一般的士兵正奔逃着寻找掩护。他们的大炮没有损坏，一直有替补士兵冲过去操作，也就是说，他们的进攻几乎没有停过，不过我们依旧胜利在望。这时军需官送来一桶荷兰杜松子酒，我们庄重地接过递来的酒杯，仿佛是在领受圣餐酒。幸好啤酒桶还完好无损，于是我们频繁光顾。我们感觉彻底迷失了。持续不断的炮轰，加上死神镰刀收割的随机性，搞得我们疲惫不堪，哪怕战斗只开始了几个小时。黏稠的血泊让我们脚下一直打滑，残损尸体的骇人景象避无可避。只有一个感官得以幸免，失聪的双耳让我们听不见伤员的哀号。

我们不敢四处张望，怕看见朋友的脸，怕被他们的眼睛设下的陷阱捕获，那眼中的目光上一秒还在乞求安慰，下一秒就燃烧着憎恨。就好像这些倒地的人在责怪我们的好运，他们在这世上已别无他求，只想与我们交换命运。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安慰的话语，在这喧嚣的炮火中，即便说了也没有人能听见。他们需要的是有人伸手扶住他们的肩膀。但我们没受伤的人早已封闭了自己，避免接触受伤的人，哪怕他们渴求慰藉。生者与濒死者划清了界限。

炮长一下令，我们就装填弹药瞄准目标，但都不再思考成败的问题了。我们战斗是为了躲避伤者的目光，同时躲避宛如毁灭的回声一般回荡在脑海中的问题：为什么是他，是他？为什么不是我？但我们不想思索这种问题，我们想要的是活下去。除开炮筒里能看见的一小方天地，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

荷兰杜松子酒发挥了它神圣的魔力。此刻我们都醉意沉沉，陷入随恐惧而生的茫茫然。我们航行在一片黑色的海域，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便是不要低头看，不要溺亡其中。

埃纳尔在炮口钻进钻出。这是一个和煦的春日，他每次出现在温柔的阳光中，都以为自己会被子弹射中胸口。他在喃喃自语，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糊满了烟灰和血。鼻子在流血，他不时会用袖子擦一把，然后仰起头试图止血。嘴里味道发苦，只有重复灌荷兰杜松子酒才能缓解。最终他松弛下来，变得没精打采，动作也只是机械地重复。他浑身是血，裤子里装满屎，不过他的状况并不比我们余下的人糟糕。我们所有人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生气，俨然久远时代一次战役留下的鬼魂，尸体在泥泞的战场上躺了数个礼拜，被遗忘在瓢泼大雨中。

我们看见北岸那座炮台更替了三次炮手，而且火柴棍士兵们似乎一炮都没射偏过。看样子峡湾两岸的炮台都将目标对准了我们。

一点钟的时候，吉菲昂号严重损毁的帆缆上升起一面信号旗。这是想向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船员传递信息：我们坚持不住了。此刻我们船上的炮台大多都已被弃，仍在开炮的人员不足。还坚守在岗位上的人都被一堆堆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人包围，濒死之人陷在内脏、血水和排泄物形成的沼泽中，伸出手急切地想抓住我们，胡言乱语地乞求陪伴。

我们的信号是以编码形式发送的。埃肯弗德峡湾两岸的敌军看不懂，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的人却完全明白。

第一战舰上尚无重大的人员伤亡。上午早些时候，一位来自尼堡的军需官阵亡了，之后又有两人受伤，但船体并未遭受任何重大袭击。与此同时，指挥官帕卢丹不得不承认，我们舰队对南北两岸炮位的轰炸未能造成任何重大破坏。此时战役已经持续超过六小时，而且全无胜利的指望。任何人都看得出，没有撤退的可能。

赫克拉号和盖泽号都已损坏，风向也对我们不利。于是指挥官帕卢丹决定升起休战旗。这不是投降，还不到那一步，只是战斗中的一次暂停。

一名上尉划船上岸送信，很快就带着消息返回，对方称一小时后给出答复。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系紧了上桅帆和顶桅下帆，给船员分发了面包和啤酒。尽管每个人都被炮火声震得什么都听不见了，但甲板上依然秩序井然。在这场战斗中，船员所感受到的顶多是一种隐约的不安。他们知道吉菲昂号处境不妙，但绝对想象不出我们甲板上血腥混乱的景象。

劳里斯·马德森独自坐在那里吃面包，忙着安抚辘辘的饥肠，这一刻他对自己的命运依然毫无知觉。

现在埃肯弗德的好多人都拥出镇子，挤在两岸。劳里斯嘴里嚼着面包，眼睛看着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人赶过来并非出于好奇。只见他们在旷野里点燃巨大的火堆，收集起海滩上散落的炮弹，再将之推进火中，高温加热直至铁弹发出红光，然后运到他们的炮台。马拉的陆用火炮出现在从基尔港延伸过来的大路上，一直排列至周边田地的石头界墙背后。

劳里斯回想起父亲讲述的与英国人打的那场仗，当时马斯塔尔遭到了袭击。两艘英国护卫舰在镇子南部抛锚，为了抢劫镇子港口停泊的约五十艘船。英国人派出三艘挤满武装兵的汽艇，但马斯塔尔的居民，协同日德兰半岛的一些掷弹兵，设法将他们击退了。英国人开始撤退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哎呀，我一直都不明白，那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后来他的父亲说道，“英国人是出色的水手，我对他们没有意见。但当时我们的命运危在旦夕。如果被他们夺了船，那就是我们的末日。所以我们赢了。我们别无选择。”

劳里斯坐在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甲板上休战旗的下方，观望着两岸拥挤的人群。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比当初的父亲更理解战争。他们迎战德国人是为了保护丹麦国旗，直到片刻前，他都非常信服这种说法。战争就像航海。你尽可以学习云、风向和洋流的知识，但大海是永远无法预测的。你所能做的就是适应它，设法活着回家。现在敌人是埃肯弗德峡湾的炮火。一旦炮火停歇，回家之路也便清晰了。对他来说，那就是战争。他不是爱国者，亦非恨国之徒。他随遇而安。他的眼界里有高高的桅杆，有磨坊的风车扇叶，有教堂高处带脊状线的塔楼，也就是从海面所见的马斯塔尔港的天际线。此刻投身这场战争的都是些凡夫俗子，不只是士兵，还有埃肯弗德镇的人。他过去经常来这里的港口对接运载粮食的货船。他将整个艾尔岛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个夜晚，正是从这里航行归家的。现在埃肯弗德人正肩并肩站在海岸，和曾经的马斯塔尔人一样。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一艘船从海滩出发了。上面坐的是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上尉，结束第三轮谈判归来。每次举行谈判，战斗都会推迟。这次停火已经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现在是四点半。从水手们猛烈划桨的架势来看，显然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接着岸上的大炮突然开始咆哮。休战旗仍在桅杆上飘扬，但战争再度开始了。

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立即开炮反击，像幽灵船一般安静的吉菲昂号则试图退避到一旁。我们已经放弃，拼着最后一把劲，只求能靠移船小锚缓慢前进。

此刻敌军改换了策略，峡湾两岸的大炮都放弃了我们，转而瞄准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妄图将它付之一炬。射向它的许多炮弹都烧得滚烫通红，因为半个下午都躺在旷野火堆上。埃肯弗德人充分利用了时间。

几秒钟的工夫，甲板上就满是倒地的人和伤员。这次袭击来得出人意料。好几处着了火，我方立刻调来水泵和软管，将死者冲下甲板，但噼啪作响的火焰已经烧起来了。

指挥官帕卢丹此时已经明白，这一仗败了。克里斯蒂安八世号晃动着船身，想从交火中逃离，但风向依然于它不利，它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横穿洋流，但这样一来也就丧失了优势，无法再侧对两岸。德国人又一次猜到了指挥官的计划，于是立即瞄准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船帆和帆缆。他们不允许我们弃锚开航。

重锚升起来了，但损失惨重。燃烧弹击中了船头，榴弹在操纵起锚机的可怜船员的两腿间炸开。他们呼叫援助，援军用靴子将死者和伤员蹬开。接着又是一批榴弹飞射过来，炸毁了起锚机的操纵杆，只留下散落一地的锯齿状木桩、骨头和残破的手指。锚终于拉起来了，泥水和海藻一起滴落。光是这一项壮举就牺牲了十个家庭的幸福。他们的儿子和父亲永远无法归家。

船首三角帆升起来了，上桅帆系牢了，所有的帆都张满了。桅楼守望员劳里斯和同伴们一起爬上桁端，从那里他能清楚看见整个战场。

地平线上太阳正在沉落，将柔光投射在整个峡湾和大地上。小缕的云呈扇形散开在绯红的天空中，峡湾几百米开外的地方，万物都静谧如春。但峡湾两岸却一片黑暗，武装人员和火炮借着石墙的掩护正不停地射击。火红的炸弹从岸上无休止地射出，还有数千平民在举枪瞄准。

有一回，在合恩角南部，劳里斯在乳白天空下拉开了桁端最远处的帆。为此他两手都冻得跟冰坨似的，靠着胳膊和腿，才一路爬回帆桁上系附的缆绳—但他不曾害怕过。而此刻他两手却抖得厉害，连最简单的绳结都解不开。

船帆、桅杆和帆缆都已被炸得稀碎。在他的周围，其他桅楼守望员一个接一个坠落下去，被榴弹、火球或是被炸毁的尖利桅杆碎片击中，翻滚着从半张的船帆、缆绳和升降索上跌落，或是砸在遥远的甲板上，或是栽进了水里。于是他也放弃了，返回帆缆。

甲板上已是一片混乱。升降索和转帆索都被炸碎了，所以帆张不起来。一些船员在疯狂地拉拽横帆，差一点就要拉满时，重量足以压碎其所过之处的任何人的滑轮组却急坠直下。

每一种拯救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起航已没有可能，而且风仍然直朝陆地吹去。一阵狂风正在酝酿之中，这艘显赫一时的大船无助地向岸边漂去，搁浅在南岸炮台的东侧，大炮仍在朝这艘此刻已失去防卫能力的大船猛烈开火。在这个位置，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只有船尾的大炮还能使用，但船身过于倾斜，没有东西能固定在原位。

这时传来一声喊叫：“船上起火啦！”

跟这一声相比，之前的叫唤不过是虚惊一场。一颗火球射穿最靠近中心的炮位，落在右舷上。火舌迅速肆虐开来，火药库形势危急。其他区域也被击中了。有人牵来软管灭火，但只是徒劳。火焰占据了上风。

六点钟时，旗子降了下来，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停止开炮，但岸上的炮击又持续了一刻钟，敌军的胜利狂热—击败一艘数小时前看上去还不可战胜的战舰—才有所消退。

作为投降信号，指挥官帕卢丹乘船上了岸，也就是在那一刻，船员们的勇气才最终耗尽。他们不再试图灭火，而是拖着脚四处走来走去，浑身污秽，臭不可闻。这一刻航海技术对他们已经毫无价值。从前的人生中，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和落败，想当然地以为战斗不过是一笑而过的事，但现在他们灵魂中的能量已经干涸，头脑里只剩炮弹的回声。这可耻的战斗尾声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却感觉像是过了一个半辈子。除此以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疲惫已极。

有人坐在甲板上的火海中，仿佛牧师在布道坛上提警过的地狱之火已成现实；有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他们内在的机制崩溃了。乌尔里克、谢恩霍尔姆和科尔费兹三位上尉四处奔走，对着他们的脸大吼，说他们必须行动，如果要阻止这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拯救丹麦的荣耀，他们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可或缺，毕竟刚刚的这场战役完全不值得骄傲。但他们的耳朵都被炮火震得听不见了，只有推搡和踢打才能将他们唤醒。

劳里斯随众人一起被带进船尾最远处的弹药库，但是要将一桶桶弹药丢进水里，忙活起来却很慢。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被迫走进这间小室的新人，都会吓得直往后退。

突然传来一声命令：“所有人都上来！”

他们立刻就明白了这话的意思，惊慌地看看彼此，丢掉手中的炸弹和小桶，猛冲上楼梯。甲板上逃出围圈的猪牛羊和鸡鸭混在惊恐的水手之中，正四处乱跑。一头猪正在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内脏中拱着鼻子翻刨，出声地大吃大喝。

人们四处奔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紧急任务。有人在寻找衣服和水手袋，有人爬上了栏杆，像是要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没有人在意伤员，他们是所有人的绊脚石，被无情地践来踏去，痛苦的呻吟也无人听见，因为经过数小时的猛烈炮轰，大部分船员耳朵都还聋着。

劳里斯想到伤员可能会被遗弃，于是下行冲进医务室。烟雾渗透了厚重的橡木板，正在缓缓上升。他一只手捂住嘴，钻进昏暗的房间，一位脸上缠着布的勤务兵迎了上来。

“有人来了吗？”勤务兵说话的时候，劳里斯意识到他的听力恢复了，“我们得把伤员运到甲板上去，在这下面会被呛死的！”

“我去找人帮忙！”劳里斯大喊着回应。

但甲板上却遍寻不着负责的军官，先前又踢又打、拿刀背猛击船员的军官都不见了踪影。他只看见人群蜂拥在一扇打开的舷门处，想通过那里的绳梯下船，便朝他们奔去。所有人都已经开始疏散了。他看见有两位上尉挥剑在人群中劈来砍去地开路，想尽快抵达舷门。副船长克里格站在一边目睹着这一切，目光十分古怪，像是在看着很远的地方。他把双筒望远镜挂在背后，一只胳膊夹着镶了镀金相框的妻子的肖像，另一只则举在空中行礼。

“你们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仿佛在祈求上帝赐福给眼前悲惨的人群，“你们完成了自身的职责，你们都是我的弟兄。”

没有人注意他，每个人关注的都是获救之路上最大的阻碍，也即挡在他和舷门之间的其他水手的后背。劳里斯挤到克里格身边，冲着他的脸大喊：

“还有伤员，克里格船长，还有伤员！”

船长朝他转过身，但目光依然十分遥远。他一只手搭在劳里斯肩上。劳里斯感觉到那手在颤抖，但船长的声音却很平静，几乎听不出生气。

“我的弟兄，等上了岸，我们要像弟兄一样交谈。”

“伤员需要帮助！”劳里斯又喊了一遍，“这艘船马上要被炸开花了。”

船长的手依然搭在劳里斯的肩头。

“是的，伤员，”他的语气还是那样平静，听不出起伏，“他们也是我的弟兄。等我们上了岸，我们所有人要像弟兄一样交谈。”他吐词越来越不清晰，然后重新开始，将同样的话语又念叨了一遍，“你们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你们完成了自身的职责，你们都是我的弟兄。”

劳里斯不再跟船长说话，转而向正往舷门挤的人求助，抓住他们的肩膀，冲着他们的脸一遍遍地重复，请他们帮帮伤员。第一个人一拳砸在他的下巴上。第二个人难以置信地摇摇头，然后重新打起精神，挤进喧嚣的人群。

撤退速度加快了。有渔船从岸上向这艘几小时前还一直在炮轰他们的战舰这边划来，救上面的船员，战舰自载的穿梭艇也在不断往返于岸边和船舷。劳里斯将身体探出栏杆，看到船尾炮口也钻出了熊熊火焰。接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每一个舱口都在喷吐浓烟，在甲板之上呼吸和在下面一样困难。他再度下楼冲进医务室，但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个念头，此刻烟雾已经如此浓重，几乎让人窒息，看样子不可能再有幸存者了。

“里面还有人吗？”他大喊，但无人回应。

烟雾灼烧着他的肺叶，他一阵咳嗽，眼泪滚落脸颊。他猛地冲上甲板，痛苦地闭紧灼痛的双眼，被烟雾熏得暂时失了明。甲板上到处都散落着排泄物和内脏，他滑倒在地。一只手碰到了某种又软又湿的东西，他一跃而起，惊恐地在脏裤子上擦拭着手掌。他不敢去想，刚刚触碰的是别人的鲜血和内脏。感觉就像是他的灵魂被灼伤了。

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栏杆边，希望能恢复视力，那里的烟雾更稀薄。透过眼泪，他模模糊糊地看见穿梭艇搁浅在一片沙洲上，正强令船员下水游上岸，而敌军正在岸上等待。接着穿梭艇重又下水，迅速调整航向朝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开来。与此同时，战舰附近的几艘渔船正开始返航。于是穿梭艇也转了向。打开的舷门处爆发出抗议的怒吼。

劳里斯从栏杆边走回翻腾的烟雾之中。

⚓

“我看见劳里斯了，”埃纳尔后来总是这样说，“我发誓我看见他了。”

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爆炸时，埃纳尔站在海滨。他与吉菲昂号的其他幸存者都已被押送上岸，等待着被送走。德国士兵像是被自己的胜利吓坏了，一副完全不知该如何处置我们的样子。我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两艘战败军舰上下来的人挤满了海岸。

接着水面传来警告的叫喊声。

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筋疲力尽，灰头土脸地坐在海滩上，目光呆滞地看着沙子。德国兵的刺刀指着我们，举刀的双手却在颤抖。这时我们抬起头，只见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船尾喷射出一根火柱，伴随而来的还有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还没完，弹药库着火后，一根接一根的火柱射穿了甲板。几秒钟的工夫，桅杆和帆桁就变成了炭，船帆飘摆着，碎裂成一片片巨大的灰烬，在火焰的魔掌的残酷摆弄下，威风一时的橡木船体沦为无足轻重的玩具。但那还不是最可怕的。极高的热量引爆了战舰上的大炮，里面的弹药正是在投降协定签署的那一刻装填的。几乎在同一时刻，炮筒中的致命炮弹都朝海岸射来。

炮弹从我们头顶砸落，拥挤不堪的海岸一片鬼哭狼嚎。死神是随心所欲的。无数燃烧的碎片从天而降，无论落在何处，都会摧毁一切，因此标志着这胜利时刻的，只有人群的喊叫声。接着，那艘垂死的战舰向得胜者和落败者表达了最后的敬意，舷侧炮一同发射，不分敌友地残酷袭击了岸上的所有人。在埃肯弗德峡湾的这场火焰洗礼中，战争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

一时之间，海滩上的人似乎都死绝了。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没有一个站立的人。许多人趴在地上，双臂展开的样子仿佛在向水面跳跃的火焰祈祷。沙地上四处可见燃烧的残片。慢慢地，一些俯卧的人站起身来，忧心忡忡地看着燃烧的那艘战舰。水里传来哭喊声。之前匆忙赶去解救船员的渔船有几只被炮火击中烧了起来。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爆炸时，谢恩霍尔姆上尉和四名手下正带着战舰的保险箱往岸上赶，但穿梭艇的船尾被炸飞了。保险柜弄丢了，上尉却设法自救成功，蹒跚上岸时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手下也只剩下一名。其他人都溺死了。

海滩上一片寂静，只闻得伤员的虚弱呻吟，还有仍在燃烧的残片所发出的噼里啪啦声。突然间，一声嘹亮的咆哮回荡在陆地与水面之间。

“我看见劳里斯了！我看见劳里斯了！”

我们都抬头四处张望，认出是埃纳尔的声音，多数人都觉得那个可怜人已经发了疯。接着整个海滩都陷入混乱中，所有人都开始叫唤，仿佛只有一种方式能让我们感觉自己还活着，那便是竭尽所能地引起骚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我们本可以摆脱被俘命运的，但我们都已经丧失了勇气—一同丧失的还有行动能力。我们只能满足于幸存这个简单事实，再也无法产生别的念头。

俘虏我们的人也没好多少。他们领着我们离开海滩，表情都一片僵硬，沉默地目睹着这场连他们自己也差点儿没能逃脱的毁灭。我们行进时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大规模撤退，而非一次有组织的俘虏押送。

德国人击败了我们，但他们脸上全无胜利的喜悦。战争所展现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惊骇，在这方面胜者与败家的感受是一致的。

⚓

他们将我们带去了埃肯弗德镇的教堂。地上已经铺了麦秆，好让我们躺下歇息疲惫的身体。所有人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正值4月，太阳一下山就变得寒冷起来。抢出水手袋的同伴们换了衣服，也向运气欠奉的同胞们出借了所需物品。很快，定量配给的口粮来了，有全麦面包、啤酒，还有从当地杂货铺收集来的熏培根。埃肯弗德人从没想过镇上有朝一日会挤满战俘。天黑以前，他们一直以为丹麦兵会到这里的街上巡逻。此刻，镇上的居民没有被监视，而是做了东道主。

一些老妇走进教堂，向那些身上还有钱的人出售白面包和荷兰杜松子酒。其中就有歪屁股的老妈妈伊尔塞，她伸出一根沾满煤烟的手指，抚摸着一个战俘的脸颊，咕哝道：“可怜的小子。”

她认出那人以前来过镇上。以前我们都在她那里买过荷兰杜松子酒。那人抓住她的手。

“别叫我可怜的小子，我还活着哪。”

那人是埃纳尔。

在信号旗升起后的长时间休战间歇中，埃纳尔曾在甲板上四处找寻克雷斯滕，但在生还的人群和伤员中都没寻见。许多死者脸朝下趴在那里，他不得不将他们翻过来查看。还有一些脸都被炸掉了。七号炮位周围的尸体中没有克雷斯滕。

之前在另一座炮位一直与他并肩而立的托瓦尔·本尼吕克找到了他。

“你在找克雷斯滕？”他问。

他也是马斯塔尔人，听克雷斯滕念叨过他那些不祥的预感。

“他躺在那边了，”他说着指了一下，“不过你认不出他的。一颗炮弹掀掉了他的脑袋。当时我就站在他旁边。”

“这么说他的预感是对的，”埃纳尔说，“真是种吓人的死法。”

“怎么死都是死，”本尼吕克说，“我不清楚是否有哪种死法比其他死法好。结果总归是一样。”

“我最好找到他的水手袋，我答应过他。你见过利特尔·克劳森吗？”

本尼吕克摇摇头。他们四处询问，但谁也没见过。

这时已是十点左右。我们都累坏了，正准备入睡时，教堂门开了，他们又带进来一个战俘。那人被一条巨大的毯子包裹着，正不住地打着喷嚏，整个身体都在打战。

“真要命，我好冷。”他的声音已经沙哑，接着又打了一个震天响的喷嚏。

“我的天哪，那不是利特尔·克劳森吗？”

埃纳尔挣扎着站起来，向他的朋友迎去。

“你还活着。”

“我当然还活着。我告诉过你。不过这该死的冷天气却能要了我的命，我病得厉害。”他说完又开始打喷嚏。

埃纳尔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将其引到他为自己准备的麦秆床上。他感觉得到，利特尔·克劳森在毯子下面发抖，脸也烧得通红。

“你有干衣服吗？”

“没有，糟透了，我没抢出我的水手袋。”

“换上这些，希望你不会介意穿克雷斯滕的衣服。”

“这么说，他……”

“是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可你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处找你。我还以为你……”

“他们不是说了吗？该吊死的就淹不死。看样子，主决定让我受冻而死，而非战死。整场战斗中，我都坐在水手长的一把旧椅子上，悬荡在战舰的舷侧。我被派去用铅板修补船体上的窟窿。他们一直朝我开枪射击，但总是瞄不准。”

“我印象中你的身板并不虚弱，”埃纳尔说，“怎么一点点新鲜空气就把你冻病了？”

“该死的是，其他船员完全把我搞忘了。我一整天都被困在那里，两条腿插在水里，屁股都快冻掉了。”利特尔·克劳森又打起了喷嚏，“直到撤退的时候，我才拦到一艘船。那会儿我已经冻得全身发紫，上岸后甚至走不了路。”他换上干衣服，一边环顾教堂四周，一边拍打自己取暖，“死了多少人？”

“你问的是马斯塔尔人？”

“是啊，不然是问哪里人？别的人我也不认识啊。”

“我想是七个。”

“包括劳里斯？”

埃纳尔看着地面，然后耸耸肩，仿佛是为某件可耻的事感到尴尬。“那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他没有当逃兵吧？”

“没有，确定没有。我看见他被炸飞到空中，但随后又看见他落了下来。”

利特尔·克劳森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然后摇摇头。

“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没有受伤，”他说，“但我的耳朵告诉我，你发了疯。”

他又打了个喷嚏，然后突然在麦秆床上坐了起来。埃纳尔坐在他旁边，眼睛失了魂般盯视着空中。或许埃纳尔真的疯了。利特尔·克劳森俯身凑向朋友，伸出胳膊环住他的肩膀。

“好了，”他安慰道，“会恢复的，你就等着看吧。”

他安静下来，然后又轻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认为，我还是划掉劳里斯的名字为好。”

他们又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之后他们躺下来睡着了，都已耗尽心力。

清晨七点，我们被叫醒，又用了些面包、培根和热啤酒。一小时后，有人来统计人数。一位军官来记录我们的名字和家乡，以便通知家里人。我们扑在他身上，大声喊出详细信息，场面过于混乱，以至于到了十点钟，有命令下来要我们前往伦茨堡的要塞时，他才统计了一半人的名字。

他们让我们在教堂外面排成队。气氛已然改变，埃肯弗德人似乎与败敌反目成仇，我们的守卫也丧失了耐心。我们许多人因为昨天的炮火已然处于半聋状态，即便他们冲着我们叫喊，我们也听不见命令的内容。他们就将我们推来搡去，踢上打下的。镇上的居民也在四周推推撞撞，大声说些羞辱之词，一群腰间佩了短剑的水手在粗鲁地咒骂着。而最让人愤怒的是，我们只能沉默地忍受。

大路是沿着海岸线延伸的，也让我们能够最后瞥一眼昨日莫名其妙战败的战场，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残骸漂在水里。它还在缓慢地燃烧着，烟雾从烧焦的船壳中飘出来，海滩上散落着被炸上岸的桅杆和帆桁碎片。宛如拆卸狮子尸体的蚁群那般，德国人正忙着打捞船只残骸，就在不久前，它们还属于丹麦海军最引以为傲的一艘战舰。我们路过了南部的那座炮台，花了一天的时间轰炸它，但最终也是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哪怕是上学时间最短的人，无须动用手指也能点清敌人的火力。四门大炮！那就是全部。这简直就是大卫迎战巨人歌利亚⑥，而歌利亚就是我们。

几辆马车超过了我们，上面坐的是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和吉菲昂号的军官。他们也要前往伦茨堡的监狱。和我们互相致意后，他们消失在一团烟尘之中。又传来另一辆马车辘辘的车轮声，还有欢笑的声音。几位荷尔斯泰因军官乘车超过，其中有个光头的大个子。

利特尔·克劳森和埃纳尔面面相觑。

“我中邪了吧，”利特尔·克劳森说，“那是劳里斯！”

“我早跟你说了。他被炸飞到空中，又落了下来。”

利特尔·克劳森咧着嘴笑起来。

“好吧，我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最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那马车在前方不远处停了下来，军官们下车与劳里斯握手。其中一位往他的外套口袋里塞了一瓶荷兰杜松子酒，另一位则往里面插了一捆钞票。接着他们举起手臂向他行礼，然后驾车离去。有片刻的工夫，劳里斯只是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利特尔·克劳森呼喊着他的名字。他朝我们的方向看来，然后迟疑地举起一只手。一个士兵抓住他的手臂，将他推进队伍里，站在两名马斯塔尔同乡旁边。

“劳里斯！”利特尔·克劳森惊叫，“我还以为你死了。”

“我也以为，”劳里斯说，“我看见圣彼得的光屁股了。”

“圣彼得的光屁股？”

“是的，他掀起束腰短袍，冲我晃了一下屁股。”

劳里斯从外套口袋里掏出荷兰杜松子酒瓶，大吞了一口里面清亮的烈酒。他将酒瓶递给利特尔·克劳森，后者也大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了还没说过一句话的埃纳尔。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劳里斯问，“圣彼得露屁股给你看，就说明你的时候还没到。”

“所以你决定重返人间。”

这番解释点亮了埃纳尔的脸，他总算松了口气，像是听说某人刚刚被免除了罪状指控。

“我看见了，”他说，“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爆炸时，你正站在甲板上。你被抛到高空，至少有十米高，又落了下来，双脚着地。利特尔·克劳森还说我一定是疯了。但我就是看见了。事情就是那样，不是吗？”

“当时船上烫得像地狱，”劳里斯说，“但高处比较凉爽。我看见圣彼得的屁股就知道了，我不会死。”

“可你是怎么上岸的呢？”利特尔·克劳森问。

“走的呀。”劳里斯说。

“你走的？你不会是想说，你是从水面走上岸的吧？”

“不，我是说，我从海床走上来的。”

劳里斯停下脚步，指指他的靴子。身后的人撞上了他宽阔的后背，队伍陷入混乱。一名士兵冲过来，用枪屁股砸劳里斯。

劳里斯转过身去。

“轻点儿，轻点儿。”他用醉汉般宽容的语气说道。接着他打手势示意大家镇定，然后返回队伍中，跟上行军的步伐。

那士兵与他齐步并行。

“我无意伤害你。”士兵的丹麦语带着一股子南日德兰半岛口音。

“没伤着我。”劳里斯答道。

“我听说你的事了，”士兵又说，“你和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一起被炸飞，然后双脚着地落回地面，你是那个人，没错吧？”

“是的，是我。”劳里斯挺直身体，语气显得相当尊贵，“我双脚着地落在地面，多亏了神和我的高筒防水靴。”

“你的高筒防水靴？”

现在轮到埃纳尔不解了。

“是的。”劳里斯用的是向小孩子解释问题时会用的那种口吻，“多亏了我的高筒防水靴，我才能双脚着地落在地面。你们试穿过我的高筒防水靴吗？重得要命。穿上它们，没人能长时间待在天上。”

“简直像耶稣复活一样。”士兵瞪大眼睛说。

“胡说，”劳里斯嗤之以鼻，“耶稣从没穿过高筒防水靴。”

“圣彼得也没对他晃过光屁股。”利特尔·克劳森补充道。

“太对了。”劳里斯说着将酒瓶递了一圈。

那士兵也受到了邀请，快速回头看了一眼，大喝了一口。

但我们的欢乐很快就没了。到伦茨堡有三十千米，我们得徒步一整天才能抵达。沿途的农人走出家门观望，我们都没有回应他们的目光，已经没了虚张声势的劲头。蹒跚前行之际，大多数人眼中只有路上的尘土。铅一般沉重的疲惫攥住了我们所有人，但这疲惫是源于我们酸痛的双脚，还是沉闷的精神头，我们却说不清究竟。我们像醉汉一般全无关怀地彼此推搡，只有劳里斯有权享受真正的醉意。就他来说，他对我们眼下的困境无动于衷。他一路走一路自顾自地哼着歌谣—尽管拜访过上帝，但他选的却都不是圣歌。最后就连他也安静下来，跋涉之间注意力转向了内心，仿佛要开始用睡眠来消解醉意。

我们偶尔会在池塘边停下来喝水。士兵们盯得很紧，我们用帽子取水递给同伴喝时，他们都准备好了刺刀。然后我们继续行进。到半途时，看守换岗，埃纳尔和利特尔·克劳森都与那位友善的士兵道别。劳里斯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士兵最后看他一眼，与接替的普鲁士士兵说了几句。那普鲁士士兵瞅了劳里斯一眼，怀疑地摇摇头。不过后面的一路上，他一直紧盯着劳里斯。

抵达伦茨堡是在黄昏时刻。这场战役的传闻已先我们一步到达，大路和城墙上挤满了人，都用直瞪瞪的目光看着战俘。我们进入城门，跨过一座桥到了内城门，然后走上了镇中心的狭窄街道。这里还有数千好奇的围观者，守卫只能用枪来阻止他们靠近，同时为我们开路。人群中有许多漂亮的姑娘，而她们的目光中满是轻蔑，这让我们感到屈辱。

他们将我们塞进一座宽敞的老教堂，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麦秆，看上去像是一座粮仓，而非神的殿堂。一整天我们没吃过任何东西，此刻他们运来了一袋袋饼干和暖乎乎的啤酒。那饼干一定存放好几年了，塞进嘴里就变成了面粉，不过啤酒倒是味道不错。我们很快就在宽阔的教堂地板上散开，迅速睡着了。

第二天是圣礼拜六⑦，我们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物色住宿和睡眠环境，还找到了一些旧友，观察旁人都损失了什么。吉菲昂号和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的船员都在这里。教堂里一些区域有椅子，窗户上悬挂着窗帘。那样的地方很快就被占领了，拥有它们被视作一项特权。我们马斯塔尔人聚集在祭坛边的一个房间。其他人也都与自己的同乡待在一处，艾勒斯克宾人在这儿，菲英岛人在那边，还有洛兰岛人、朗厄兰岛人。在这座铺满麦秆的教堂里，我们重绘了地图。

我们不熟悉纪律，加入海军的时间不长，还不明白任何正式命令系统的意义，自己想明白的那些除外。脚下战舰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与军官分开了。此刻我们只服从一个命令，那便是肚子的命令。早晨教堂大门打开，看守拿来面包，人们就一拥而上，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肚子饿。最后看守的士兵只得把面包抛到空中，我们像野兽一般你争我抢。埃纳尔手里的一条面包被撕走了，利特尔·克劳森被人踢了小腿骨。这是一段可耻的经历，无论海军之前向我们灌输了什么纪律，此刻都已烟消云散。在我们被迫创立的新秩序下，搏斗是一项有用的技能。只有劳里斯依旧无动于衷，仿佛饥饿和干渴都奈何不了他。

接下来的一餐按军事演习的方式分配，一名陆军少校和军士负责指挥。他们还带来了吉菲昂号和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的水手长，后者按照战舰上的模式，将我们分成八人小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有秩序地进食。每个人都分到一把勺子和一个金属碗，按要求在祭坛旁列队。从某种立场来看，这就是一种领受圣餐的仪式，因为我们必须调动所有想象力，才能将金属碗里的东西当成可食用的食物。我们吃那些模样欠佳的燕麦粥和干梅子，只是为了充饥。饭后我们躺在麦秆上睡觉。战败第二天就彻底将我们压倒的疲惫感此刻依然掌握着控制权。

下午晚些时候，教堂门又开了，一群军官走了进来，还有一些穿着体面的人，无疑是伦茨堡的显贵，还有行军后半途曾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同乡的那位普鲁士士兵。访客们在门口等待，那普鲁士士兵开始在教堂里转悠，像是在找什么人。他最后终于看到了劳里斯，便命他从麦秆上起身，将他领到那群军官和绅士面前。他们开始交谈，显然是在向劳里斯提问。没过多久，他们也做了和行军途中告别的那群荷尔斯泰因军官一样的动作：递给劳里斯一些钞票，然后礼貌告辞。几个穿着体面的人甚至还压了压帽子。

劳里斯，这位天堂旅行者，已经成了名人。

他的故事此刻已经传遍整座教堂。在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爆炸时，劳里斯被炸飞到空中，火柱一灭又奇迹般地出现在燃烧的甲板上。事实证明，目睹这一幕的人不止埃纳尔一个。那会儿他们都以为自己见了鬼，是在战场上面对死亡威胁因神经紧张而产生的幻觉，便不曾对任何人提起—但此刻他们都站了出来，向其他的人证明，很快劳里斯面前就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们想知道，他的衣服和头发为什么没烧煳。”

“我的靴子烧煳了。”他说着伸出一条腿供众人查看。

“那你的脚呢？”我们想知道。

“臭气熏天。”劳里斯说。

埃纳尔的目光简直无法从劳里斯身上挪开。他看劳里斯的样子，就像在打量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他来说，劳里斯确实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对待劳里斯的姿态，开始有了一丝腼腆和谄媚，在劳里斯周围，他似乎无法正常行动。与此同时，利特尔·克劳森则接受了发生的一切。或者说，既然劳里斯还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他便接受其他人的说法，相信劳里斯曾上过天堂。但他个人从一开始就深表怀疑，他会在公共场合表示相信，主要是出于同志情谊，就像有人讲笑话时他总会笑着支持。在他看来，劳里斯生性顽皮。他先是骗得整座艾尔岛的人都以为德国人来了。现在他又让德国人相信他上过天堂并平安而返。利特尔·克劳森对他的这番成就感到无比钦佩。劳里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就在劳里斯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故事时，教堂里挤满了得到许可每天都能进来的妇人，她们提着篮子叫卖咖啡、蛋糕、酸面包、鸡蛋、黄油、奶酪、鲱鱼和纸张。从战舰吉菲昂号上下来的人有钱，军官们丢弃船上保险柜以免被敌人控制之前，先打开了柜门，给每位船员发了两枚硬币，而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设法抢出了水手袋。

我们马斯塔尔人自觉有特权，除劳里斯外，我们所有人上的都是吉菲昂号战舰。除开身上穿的衣服，劳里斯没从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拿下来任何东西，当然了，他收获了“天堂旅行者”的名号。不过，这个名头就足以保证他获得相当多的收入。他的口袋里塞满了好奇的德国人给的五马克硬币。看到我们什么都不缺后，劳里斯又多买了些食物及必需品，分发给从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下来的船员，那些人和他一样，被迫弃船时都没有时间拿走私人物品。他们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馈赠，而此举更是巩固了他的名气。

再度醒来时，到了复活节—而我们要被关在一座教堂里度过，目力所及没有一位神职人员。我们仰躺在麦秆上，盯着头顶高耸尖顶的拱弧。四周都是镶有沉重镀金画框的暗色油画，还有木质雕像，桅杆一般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枝形大吊灯。一切都与马斯塔尔的教堂相去甚远，我们的教堂里只有涂成蓝色的靠背长凳，还有刷成白色的朴素墙壁。但是躺在麦秆上，我们全无礼拜的心情。麦秆是给农场牲畜睡的，我们感觉自己就像猪圈里的猪。教堂宏伟的拱顶并未激励我们投入虔诚的沉思，反倒像是对我们的羞辱和嘲笑。因为我们是败方，被夺走的不只是自由，更糟的是，还有尊严。我们没能光荣作战。往后我们可能会听到不同的说法—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中的一些人最终会相信。但眼下，埃肯弗德峡湾里发生的事在我们脑海中还很鲜活，讲述着故事的真相。我们当时被迷惑了，惊慌失措—是的，甚至还喝醉了—我们当中技巧娴熟的水手，并未受过军事训练，而那些拥有军事专业知识的则对航海一无所知。

克里格船长连同他妻子的肖像一起被炸飞了（上帝怜悯他的灵魂，那不知所措的可怜人），指挥官帕卢丹却第一个登上了救生艇，安全抵达岸边。这是指挥官该有的行为吗？值得合格海员尊敬吗？

我们这群可怜人坐在麦秆上，仰头凝望着教堂的拱顶。而那些拱顶却在高处将我们嘲笑。

我们在教堂的几个角落里找到了提桶装的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免费为我们提供所有能喝的饮品。叫卖的小贩不卖烈酒，但从被关的第一天起，德国军医就判定荷兰杜松子酒于健康有益，于是我们走向了那些提桶，一如猪猡走向食槽。是的，我们的确像是猪猡，在麦秆上睡觉、打滚，是暂时躲过了屠夫屠刀的猪猡。我们可能还活着，但已不再是人类。

我们还臭不可闻，在战场上就弄脏了衣服，还一身恐惧的气息和大便失禁的臭气。你如果上了战场，就会像吓坏的孩子一样拉脏裤子，这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秘密？作为海员，我们都害怕溺亡，可是狂风扯断桅杆和帆缆，或是海浪拍断栏杆、清空甲板时，谁也没被吓得拉裤子。

区别就在于：大海尊重我们的男儿本色，炮弹却不曾。

“嘿，天堂旅行者，”我们指着布道坛冲劳里斯喊道，“今天是复活节，给我们讲道吧！给我们讲讲圣彼得和他的光屁股！”

劳里斯稍微踉跄了一下，沿着台阶登上布道坛。欢欣的神采已经消退，他又喝醉了，我们其他人也一样。布道坛不是桅顶，但登上去后，他还是头脑晕眩。是因为荷兰杜松子酒。他这辈子经历过两次海难。第二次的时候，他在曼达尔港附近海域的一块扁平岩石上站了一整晚，他的船在那里沉了。当时他心里既悲痛又恐惧，距离死神不到一英寸。海水拍打着他的双脚，天亮以后，一艘领航船过来扔给他一根绳索。那一次他不觉得羞愧，因为被大海打败并不可耻。他不是个糟糕的水手，他知道。洋流、海风和黑夜战胜了他，仅此而已。但在峡湾的那场战役中，他的航海技术毫无意义，打败他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这样的战败，还有指挥官的懦弱表现，无法让他产生荣誉感。

站在布道坛上，他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喉咙刺痛，随后俯身吐了起来。

我们不觉喝起彩、鼓起掌来。

这样的布道是我们所有人都欣赏的。

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劳里斯都沉默无言。官员和当地权贵再度来访，想听听他升天的故事。但他躺在麦秆里，背对着他们，像一头冬眠的熊。他们给他钱，但什么都不能诱使他开口，最后那群人别无选择，只得离开。往后的日子里，他的名气渐弱。展示自己，与听众握手，细细讲述他在死后世界的所见，这样做本可以让他获利颇丰。但他陷在糟糕的情绪之中无法摆脱。

他要么躺在麦秆上，要么双臂交抱胸前，皱着眉头走来走去。

“他在思考。”埃纳尔满怀敬畏地说。

劳里斯仅剩埃纳尔这一个信徒了，不过只要愿意，他本可以创立一整个宗派。

至于我们余下的人，我们的精神已经好转，几个几个地聚在一起，很快教堂的各个角落里就有乐声和歌声回荡。一开始，我们是根据家乡所在的区域、岛屿和城镇聚集，几乎把异乡人当敌人。但音乐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群岛来的人和日德兰半岛人在一处，洛兰岛人和西兰岛人靠在一起。只要歌声是协调的，口音打架也没关系。可以说，所有旋律都是杜松子酒桶的恩赐。

几天后，利特尔·克劳森收到家里的一封来信。是他母亲写的，信里讲述了她所听说的濯足节那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的情况。埃纳尔和劳里斯安坐在他身边的麦秆上，托瓦尔·本尼吕克也过来了。我们都渴望收到从家里来的消息。利特尔·克劳森大声朗读着信的内容，读得磕磕绊绊，还有长时间的停顿。

他的母亲写道，马斯塔尔凌晨就听到了炮火声，声音之响亮，让你觉得战斗就发生在防波堤的尽头，而非波罗的海的那一头。在教堂主管牧师扎卡里亚森布道时，轰隆的炮声尤其刺耳。他们脚下的大地真的在摇晃，教区牧师感动得落了泪。

正午时分，四周安静下来，但谁也无法宽心。马斯塔尔的居民没有回家用午餐，而是在街头徘徊，讨论那场战役的进程。一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比如木匠彼得森、老耶珀，甚至还有韦伯夫人—在我们以为德国人来了，全民皆兵的那个夜晚—都表现得非常老到，坚称我们丹麦人绝不可能输。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绝不可能给一门海岸大炮击败。一定是德国人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整天他们听到的炮火声毫无疑问都是美妙的胜利凯歌。

向晚时分传来砰的一声，声音是如此低沉，就连沃德鲁普的陡崖都被震沉了一些。一整晚的工夫，马斯塔尔没有一个人合一下眼，都在为战役的结果牵肠挂肚。消息终于抵达是在耶稣受难日⑧的下午，这一天他们一定和我们的救世主一样难挨。他们最恐惧的事得到了证实。

“虽然应当相信上帝，但我已经绝望极了。我整夜祈祷，恳求上帝保佑你平安，他听到了我的祷告，但也有其他人的恳求他没留心。”克雷斯滕的母亲满脸是泪地走来走去，责备自己没能强把儿子留在家里。我告诉她，克雷斯滕预言了自己的死，没有人能逃脱命运，但她说克雷斯滕那是失了智，儿子不明事理，当母亲的有责任保护他，说完她又哭泣起来。

利特尔·克劳森朗读的语气很单调。光是辨认文字就耗尽了他每一分每一毫的精力，以至于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解他所读内容的含义。

“信里说什么了？”他突然问道。

我们茫然地看着他。

“是你读的信啊。”埃纳尔说。

利特尔·克劳森无助地看着大家，无法解释他的窘境。

“哎呀，信里说我们战败了，”劳里斯突然开口，“不过这一点无须她来通知。然后还说克雷斯滕的母亲悲伤得失去了理智。你的母亲一直在为你祷告。”

“我母亲一直在为我祷告？”

利特尔·克劳森低头看信，费了番力气才找到他母亲描述自己整夜无眠的段落。他又读了一遍，这一次只动嘴唇，没有出声。

“继续读，”埃纳尔恳求道，“她还说什么了？”

王室命马斯塔尔立即集结所有大型船只加入海军，以便运输军队横渡大贝尔特海峡。虽然镇上所有水手都在讲堂聆听了王令，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执行。十八艘船受到征用，但到了出发那天的黎明，船都没了踪影。扎卡里亚森牧师在布道坛上猛烈抨击马斯塔尔人缺乏自我牺牲精神，事后镇上的人开始讨论要将他换掉。一切都乱七八糟。眼下正值战争期间，时局艰难，但只要仁慈的上帝愿意保护利特尔·克劳森和马斯塔尔其他的人，总有一天所有的苦难都必将结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在信尾，利特尔·克劳森的母亲发出了最虔诚的祷告，向被俘的儿子表达了关爱，还希望他能吃饱肚子，穿得整洁。

“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利特尔·克劳森读完后，劳里斯愤愤不平道，“那个牧师脸皮真够厚的！我们死了七个人，其他人都成了俘虏。我们都做好了献出生命的准备。可这能让那邪恶的家伙满足吗？不，他还想要我们的船。不过他不会得逞的。永远也别想！”

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同。

清晨从温热的啤酒开始，一天搭配寡淡的燕麦粥和干梅子，另一天就配干豌豆瓣和肉。我们的肠胃很快就适应了这样的模式，它们别无选择。更何况，我们在海上吃过更糟的伙食，还要为吝啬的船长工作，所以我们主要是为了抱怨而抱怨。他们没收了我们的刀，我们只能像马一样撕咬面包。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小时，我们可以到教堂的墓地里转一转，抽抽烟，这期间会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看守。在墓地，我们会任目光在墓碑和哨兵的刺刀之间来回打量，一时兴起还会高谈阔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俘虏生活的全部内容。

⚓

到了第十五天，凌晨五点他们将我们叫醒，命令我们前往教堂墓地，在那里他们将我们编列成队。我们一共有六百人，初级军官也加入进来，之前他们一直被关在一所马术学校。看守觉得我们需要学点儿规矩，要让我们开窍，还有比我们丹麦的初级军官更合适的人选吗？

我们齐步离开了伦茨堡，肩上背着水手袋，腋下夹着饭碗。抵达小镇格吕克施塔特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围观群众。我们终于不再浑身是粉渣，都穿上了干净衣服，几乎像个人样了，所以给镇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我们的外表，更多的是我们的人数。

我们下行至港口，临时住处是那里的一座粮仓。仓库有两层，每层各有一个供初级军官居住的独立房间。仓库里非常宽敞，一百五十人一行睡在地板上，其中的一堵墙看样子就是我们的床头板，几块钉在一起的木板就是我们的踏足板。寝具依然是麦秆。不过这里也有桌子和长椅，还有一个院子供我们使用，所以总的说来，情况在变好。

在我们所住的仓库和对面的粮仓之间，有一个小池塘，这就让那个带栏杆的院子本身也成了一道风景。栏杆毕竟比刺刀看着舒服，而池塘也比伦茨堡那些墓碑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于是我们在室外也发现了新的休闲活动。我们制作轮船模型，将布片挂在棍子做的桅杆上，在平静的池塘上演海军大战。一半的船挂着丹麦国旗，另一半看似没有国籍的，代表德国叛军，哪怕是挂着旗帜，他们也无法赢得我们的尊重。大战中，我们用卵石轰炸没挂旗帜的德国舰队，每次都是我们丹麦赢。只有当我们的舰队误被流窜的石块击中时，我们才会战败。

我们好几百人围在池塘边，每次卵石击中目标，模型船倾覆，人群都会喝彩欢呼。这就是我们的补偿时刻。

但劳里斯对此却无比轻蔑，总是愤怒地背过身去。

“对啊，那就是我们唯一擅长的。要能在实战中获胜才算厉害。”

劳里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麦秆床上，凝望窗外的易北河，观看河上往来汉堡的船只。他用目光追随着那些船只，直至再也看不见它们，但他的心已经去往更远的地方。他渴望着大海。

天堂之行过后，他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白日里我们在阳光下休息。有人把长椅搬到了院子里，一些人就在那里打牌。我们还找到一个上过学的海员，口述内容请他代笔记下来寄给家人。那人名叫汉斯·克里斯蒂安·斯文丁，是艾勒斯克宾人，手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拿着一个笔记本，目光总是充满警惕，他事无巨细全都会记录下来。不过大多数人都只是茫然地看着空中，半是因为喝荷兰杜松子酒后的迷糊。夜里我们会唱歌跳舞，厚重的地板也被我们压得嘎吱作响。最吵的要数军官们。他们不肯与我们船员为伍，只紧闭房门待在里面，可他们醉酒后的大呼小叫却能压过我们的歌声。他们都还只是些不胜酒力的孩子，年纪无一超过十六岁，大多只有十三或十四，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我们许多人的儿子正是他们的岁数，甚至比他们还大。但作为初级军官，这些军校学员却是我们的上级，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能上手的更少。我们不得不听令于这群乳臭未干的小子。

即便是在这最危险的时刻，大家依然热衷于推测指挥官帕卢丹弃船逃亡的原因。我们的指挥官为何先于所有人乘船逃走了呢？一个石勒苏益格兵开始传言，帕卢丹曾宣称，有个德国军官上了克里斯蒂安八世号，命令他赶在伤员上岸前下船。帕卢丹英勇地拒绝了，却被告知，如果他违令不遵，轰炸就会继续。然而，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名德国军官，此人的名字当是普雷尤泽，但德国叛军也对他一无所知。那个石勒苏益格兵说，他认为普雷尤泽完全是指挥官帕卢丹捏造出来的，目的就是掩盖指挥官自己的懦弱。

利特尔·克劳森听到这个说法后，开始为他的指挥官辩护，说军官作为丹麦人，那样做也会让他自己的荣誉危如累卵。不过，他一个论据也想不出。事实上，那个说法听起来太像真的了。率领我们的竟是一群无耻之徒。埃纳尔也没有出声，但他的眼眶蓄满了羞愧的泪水。劳里斯在咒骂着。

指挥官帕卢丹的叛国行为并未点燃我们心中的反叛之火，相反，它让我们越发频繁地往荷兰杜松子酒桶那里去。随着对自身被俘命运的厌恶感与日俱增，我们的行为举止也日渐粗俗。

那群军官学员成了我们发泄怒火的对象。我们本来就经常会取笑他们光滑的下巴，不过都是背地里。现在我们会当面取笑那群小子：把裤子脱了，给我们看看下面是不是也没长毛。

学员里的领队十四岁，姓韦德尔。他是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第一个登上大救生艇的学员，就坐在帕卢丹身边，因为帕卢丹是他父亲的密友，当时我们都瞧见了他脸上耀武扬威的表情。关门饮酒也是他领导的。不过，此刻他却成了我们最常挑衅欺负的对象。

有一次，有人无情地挖苦了韦德尔的命根子的尺寸，为此他照着那人的脸，重重地掴了一巴掌。那人名叫乔根·梅尔克，从尼堡来，是个全能水手。韦德尔必须踮着脚才能掴到他，这引得我们更加高兴。不过，他那一巴掌的确够狠，打得乔根一脸震惊，茫然地呆站在那里，随后才犹豫地伸出手指抚摸刺痛的脸颊，仿佛不确定自己真的挨了打。

“立正站好，你这该死的！”小韦德尔咆哮道。

听到这句话，乔根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摔在地上，厚重的高筒防水靴跺在他胸口。人群迅速集结到他们周围—不是因为有人想救那孩子，而是终于等到机会可以发泄我们压抑的怒火。拯救韦德尔的是他自己的叫声。两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士兵挥舞着刺刀冲上楼梯，不过不等他们够到那男孩，劳里斯就先行驱散了好斗的人群，他一把拽着那男孩的衣领，将其拉起来站好，另一只手则抵挡着不让旁观者逼近。

韦德尔摇摇晃晃的样子像个布娃娃，吓得站也站不稳。

“都给我规矩点儿。”劳里斯语气平静地说。

他已经找回了在战舰甲板上丢失的权威。来势汹汹的人群退散开去，那两名士兵将男孩带走了。

我们听到韦德尔一路哭着下了楼梯。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那位军官学员恢复了勇气。他们又一次关上门在宿舍里大声喝酒，楼上一个角落里有人咒骂他们太吵。当时还不到就寝时间，但那群学员无论做什么都会激怒我们。

于是我们重重地砸了门，要求他们安静。很快就有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无所顾忌地叫我们闭嘴。“不然我们就砍掉你的屌，你这个蠢农民！”

“你说什么？”起头的海员咆哮着回应。

醉汉们原本散坐在房间中央结实木桌旁的长椅上，此刻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们抬起一把长椅，来回晃悠几下，像是在估量它的重量，然后径直将其往军官学员的门上砸去。门里面安静下来。

“这才对，”那位海员喊道，“谅你们现在也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

人群往后退去，一轮欢呼喝彩之后，再度举起长椅向那扇门砸去。这一次门开了，人群一拥而入，撞倒了一张桌子，一瓶酒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有人在尖叫，门外聚集的人则开始为这一幕欢呼。埃纳尔和利特尔·克劳森站在后面，都踮着脚想一瞥战斗场面，但透过狭窄的门框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德国兵听到喧嚣赶来了。他们用枪屁股在人群中砸开道路，打断了争斗。

斗殴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了出来。从军官学员们垂头丧气的样子来看，挨打的是哪一方一望即知。韦德尔的鼻子在流血，另一个男孩有只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第三个出来的男孩一口吐落一颗牙齿，血沿着他的脸颊滴落下来。

人群开始叫嚷：“有人掉了一颗乳牙！”

很快指挥官弗莱舍便赶来了。他体格健壮，额头高挺，后颈长着软软的卷毛。这时候他脸颊发红，嘴唇湿润，一边嘴角还沾着肉汁，仿佛刚刚离开晚宴，连脸都忘了擦。

他虽位列少校，但说话的友好语气当即就让我们大失所望。

“听着，小子们，这样可不行。你们对待军官得有一些尊重。否则我只能对你们非常严格，而我真的不想那么做。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尽量友好相处。很快你们就会被交换回去了，等待期间实在没有必要争斗。”

我们都张大着嘴巴，面面相觑。敌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吗？德国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吗？炸翻我们脚下的甲板，此刻又将我们囚禁在此的，不是他们吗？

接下来的几天过得风平浪静。荷兰杜松子酒桶总是满的，我们一直在喝。乔根·梅尔克从不放过任何刺激看守的机会。他骂他们是猴屁股、臭狗屎、草中蛇、没屌的侏儒。他尽情地辱骂他们而不用受惩罚，因为有跟班的保护，一旦有看守靠近，那群跟班立刻会在他四周围成护盾。

有一天，看守的士兵终于觉得受够了，他们一直在盯着梅尔克。两名士兵走上阁楼，准备逮捕正和跟班坐在桌边的他。他们说，要以醉酒罪逮捕他。

乔根·梅尔克的跟班听到这项指控都大笑着伸出手腕。

“那最好逮了我们全部六百人。”

一名看守抓住梅尔克的双肩。他紧抓着桌角，叫嚣着平日那些辱骂人的外号，还新增了一些。他的跟班一跃而起，将那两名士兵一把推开，让他们的枪没有用武之地，然后又将他们推到楼梯口。那两名士兵吓坏了，几乎无法反抗。其中一名失了足，仰面倒下楼梯，另一名则被撞得飞了起来。他在坠落的过程中弄丢了枪，那枪掉落在几级台阶下面。

反叛者们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看看那枪，接着又开始彼此打量。

没有人移动。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落在楼梯平台上的那名士兵艰难地爬起来，仓皇失措中没发现自己丢了枪。等他抬起头来，眼中没有了威胁神色，有的只是困惑。

乔根·梅尔克上前一步。

“嘁！”他拽着自己穴居人般的络腮胡大喊。

那士兵跳了起来，然后转身冲下楼梯。他的同伴也拔腿冲了下去。反叛者们笑得直拍大腿。接着他们的目光落在那把枪上，突然陷入沉默。那枪离他们是如此之近！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走下几级台阶，将它捡起来。

“捡起我，”那枪似乎在召唤，“开枪，射杀，重新当回男人！”

他们出神地站在那里，哑然无声地听着那把枪的低语。

这时有人打破了寂静。

“我们可以—”他朝枪走近一步。

他看着乔根·梅尔克，在等待一个点头，一个赞许，一个命令：对，去做吧！

但梅尔克的眼中一片空茫，穴居人络腮胡后面的嘴巴依然紧闭着。

刚刚发言的人开始动摇。其他人都往后退了一步，仿佛这人已经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随后那人弯腰捡起了枪。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走下了楼梯。他张开双手，极为小心地握着那枪，仿佛握着一件祭品。抵达最后一级台阶后，他将枪竖直，靠在刷白的墙上，然后转身爬上台阶。

那天晚上，我们饮了很多的酒，高呼“万岁”无数次。军官学员们也走出宿舍加入了我们。现在我们都是兄弟了。

第二天，我们制作了更多的模型船，用丹麦国旗颜色的小纸旗装饰，然后让它们下水。它们在池水的泡沫中傲慢地快速移动，提醒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力量。

我们开始在院子里训练，紧密地排列成队齐步并进，仿佛在准备迎接一次重要战役。我们高举三根手指，发誓永远不会撤退和逃走，而要坚守和捍卫—这些词语令人迷惑，我们也基本不能理解。然而，它们听起来就令人难忘，于是我们就在院子中央大声宣告。木栏杆上不时会探出一张张表情不安的脸。是格吕克施塔特镇的居民，他们在监视我们。而我们的这些小小戏剧正是为他们准备的。

当然了，流言很快便在格吕克施塔特镇扩散开来，说丹麦战俘正准备征服这座镇子，于是指挥官下令从此不准我们给模型船装饰丹麦国旗。看样子格吕克施塔特镇的人看到敌国旗帜很生气。

我们认为这代表一次胜利。

现在德国人已经学会害怕我们了！

在即将到来的数个礼拜内，还将会有许多次这类的胜利，每次我们都会喝掉大量的荷兰杜松子酒以示庆祝。

⚓

被俘四个多月后，8月底，经决定，我们将被用于交换德国战俘。我们用了十天时间抵达迪博尔，交换将在那里举行。一路上耽搁了太多，又遭到许多羞辱，不过我们迈着大步接受了，因为在吓唬格吕克施塔特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找回了荣耀。看到停靠在桑德堡港的丹麦船只，我们明白自己终于自由了。登上开往哥本哈根的石勒苏益格号后，他们提供了面包、黄油和荷兰杜松子酒，啤酒更是想喝多少就有多少。

那晚我们是在空甲板上度过的，船身轻轻晃动，发动机喘气般摇颤着我们安睡的厚木板。那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夜晚，在我们头顶高处，星光照亮了夜空。那是1849年8月21日，是个非常适合看流星的夜晚，彗星拖着明亮的彗尾，让人想起一次连续炮击，不过与让我们悲惨被俘的那一次非常不同。劳里斯深深地叹了口气。监狱切断了他与星星的联系。

当你看不见陆地，当风、洋流和云层不给你透露任何信息，当你的六分仪走过了头、罗盘失灵的时候，你可以靠星座来导航。

现在他到家了。

随后的几日，“万岁”是我们听到的次数最多的词。在波罗的海上，我们遇见一艘满载瑞典军的汽船。我们站在石勒苏益格号的甲板上为这些勇敢的瑞典人三呼万岁。在哥本哈根的海关，护卫舰贝娄娜号⑨上的船员三呼万岁迎接我们归来，我们也立即做了回应，很快整个海港都起伏着万岁的呼声。接着就轮到军官们了。他们也收获了热烈的喝彩。指挥官帕卢丹领头上岸，和他抛弃克里斯蒂安八世号上的伤员时一样。他的无能导致我们失去了两艘战舰，一百三十五人丧生，一千人被俘。但此刻他却收获了尊重，因为他是英雄。我们全都是英雄。喝彩声似乎永远不会停歇。

我们拿着水手袋分道扬镳，寻找各自的过夜处。很快我们就坐在城市的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欢呼。我们想念桶装的荷兰杜松子酒，现在因为要自己付账，我们就算醉也醉不到极致。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去霍尔门岛集合。海军部部长宣布，四个月的俘虏生活应得两周的报酬。之后我们要抽签决定谁将返回海军舰队，谁将被送回家乡。劳里斯、利特尔·克劳森和埃纳尔都在两天后返回了马斯塔尔。教堂街上用云杉的枝条搭建起一座庆典拱门，人们在那里鼓掌欢迎归乡之人，悼念死者。

迎接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畸形人。他缺了一只眼睛，右脸和下颌的骨头刺破了皮肤，一直有液体从那里漏出。在埃肯弗德峡湾的那个悲惨日子里，我们已经目睹过许多吓人的画面，此刻却还是不得不挪开视线。

直到他向我们打招呼，我们才认出他是谁。

是克雷斯滕。

事实证明，他并不像托瓦尔·本尼吕克说的那般，整颗脑袋都被炸掉了，一半脑袋留了下来。之后他进了德国的一家医院，最近才被送回家，只比我们其他人早几天。军队的外科医生帮他做过修补，但他被毁的下巴却拒绝愈合。现在他回到家里和母亲团聚了—他母亲依然没能恢复理智，一直在寻找失踪的儿子。可怜的克雷斯滕向她保证，自己就站在她面前。她伸出一根手指，插进他脸颊的窟窿里，就像多疑的多马⑩要触碰救世主耶稣的伤口，才能确定他已经复活。不过和多马不同的是，她触碰过后依然不肯相信。她的克雷斯滕不是这副模样。克雷斯滕听了这话十分痛苦，他虽然毁了容，却一直盼着能与母亲团聚，获得安抚，感受喜悦。泪水从他剩下的那只眼睛里慢慢淌落。他说，如果他真像之前所预感的那般死了，或许会更好一些。

劳里斯暂时又恢复了天堂旅行者的名声，因为埃纳尔在一封信里描绘过这个奇妙事件，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想听听劳里斯自己的说法—只有卡罗利妮是个例外，因为她确信，这不过是丈夫编的又一个荒诞故事。

孩子们绕着他围成一圈，大喊着：“Papa tru，给我们讲个故事，给我们讲个故事！”

最小的儿子阿尔伯特叫得最响亮，还用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父亲。父子俩就如同一荚之豆，活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劳里斯只是用当俘虏时新学会的那副奇怪表情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根本不是自己的孩子，生育他们更是难以想象。

只能由埃纳尔为他们讲述了。他讲得精彩绝伦，所有人都觉得他一定练了好几年。赶来看望劳里斯的人将屋子挤得水泄不通。卡罗利妮将宽阔的后背对着他们，站在厨房门外烧水冲咖啡。她把杯子弄得叮当响，这是她生丈夫的气时的习惯性做法。不过她最终还是屈服了，也走进客厅同我们一块听起了埃纳尔的讲述。

“为丹麦的荣耀而战的那一天，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埃纳尔说。

每个人都点了点头，都突然被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

但埃纳尔接下来说的话却让我们惊恐。“我们为丹麦的荣耀而战，”他重复一遍，“收获的却只有耻辱。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甘冒危险，展现出了百折不挠的勇气。但因为一位糟糕的首领，我们战败了。我永远难忘濯足节那天，炮弹是如何像冰雹一样砸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烟雾和火焰中是如何战斗、跌倒和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是如何像奴隶一般被带去埃肯弗德镇，锁在教堂里的。我们是如何睡在那里的麦秆上，精疲力竭，茫然无措的。我不会忘记克里斯蒂安八世号是如何被炸翻，无数可怜的同伴是如何死去的；耶稣受难节那天，我们是如何跋涉到伦茨堡进入另一座教堂的，再度被迫睡在麦秆上，复活节只能吃霉面包。上帝的殿堂是如何成为关押奴隶的牢笼，充满堕落与污秽的，我们被俘的日子是多么黑暗和悲惨。只要我还活着，那些事情一件都不会忘。”

“我看见劳里斯了，”埃纳尔继续说道，“那成了我被俘期间的唯一希望与安慰。我看见劳里斯从燃烧的甲板飞向天堂，一直飞到主帆那么高，然后我看见他又双脚着地落了下来。因为那一幕，我知道我们终将与心爱之人重逢。”

“我早就告诉过你，埃纳尔，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是因为靴子。”

劳里斯伸出一只脚，好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他那双结实的高筒皮革防水靴。

“是这双靴子救了我。仅此而已。”

“你不是看见圣彼得的光屁股了吗？”小木匠莱夫斯·彼得森问，因为这个传言已经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利特尔·克劳森没能闭紧嘴巴。

“是的，我看见圣彼得的屁股了。”劳里斯说。

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又冷淡，仿佛他早已忘记那段经历。我们立刻明白过来，我们从他嘴里只能听到这么多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他也有独属于自己的私人天堂。他有权秘而不宣。

我们这些被留在马斯塔尔没去参战的人很难不注意到，劳里斯变了个人。我们明白战争对他来说是段痛苦的经历，他所目睹的事情对他没有好处。但他之前经历过两次船难，都没对他造成丝毫影响。利特尔·克劳森说那次战役就像船之将沉的时刻，而且比那更糟。可埃纳尔反驳说，那场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特尔·克劳森的两只脚都踏在水里，除了受冻着凉，什么都没经历过，别的人却被炸飞了脑袋。

鉴于我们余下的人谁也没打过仗，自然也就不知是什么造成了劳里斯态度的转变，便只能听之任之。

卡罗利妮认为丈夫应该在陆地上找份工作，那样一来，她和孩子们就能更多地见到他。她为他的改变感到担忧，更喜欢他留在身边。

战争期间，利特尔·克劳森和埃纳尔两人又应召入伍好几次，但每次归来都安然无恙。很快我们就厌倦了搭建庆典拱门以欢庆他们的回归，觉得他们和其他安全归来的水手没有区别。

劳里斯也被征召过，不过那时候他已经离开马斯塔尔了。他没有满足卡罗利妮的心愿，在陆地上找份工作，而是去了易北河畔的汉堡，也就是他被关押在格吕克施塔特时每天凝望的那条河。在汉堡，他受雇成为一艘荷兰帆船上的三副，负责运送移民前往澳大利亚；船上其他船员还包括三名荷兰人和二十四名爪哇人。这艘船上一共有一百六十名乘客，劳里斯的任务是分发补给品和记账。航行半年后，这艘船停靠在范迪门斯地岛⑪的霍巴特镇，劳里斯在那里解约下了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

劳里斯离开的头两年，卡罗利妮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从前也出过远门，一走就是两三年，而从地球那一头寄来的信并不是总能抵达目的地。我们的女人别无选择，只能留在马斯塔尔，永远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就算收到一封信，也并不能证明寄信人还活着；这信可能在路上走了几个月，而大海要把人偷走是不会发布预告的。所有人都习惯了不安等待的漫长岁月，我们从不与他人分享内心的不安。所以起初的三年里，卡罗利妮没有明显的变化。直到有一天，住在十字路的邻居多萝西娅·赫尔曼森问她：“劳里斯该回来了，不是吗？”

“是的。”卡罗利妮答道。之后她便没有再说话，她知道多萝西娅准备了很长时间，才鼓足勇气问出这个问题。如果事先没有和十字路的其他妇人商量过，她是不会问出来的。那实际上不是个疑问，而是在陈述：劳里斯不会回来了。

那天晚上，卡罗利妮把孩子们哄睡后就哭了起来。她以前也哭过，但总会想办法忍住。现在，她任由眼泪流淌。

第二天上午，当地的妇人们都拥进她的客厅，问候她是否需要帮助。

劳里斯死亡的消息现已被正式确定。

她们围坐在她的餐桌旁，每个人都有一杯咖啡。她们开始评价卡罗利妮的处境，起初都是不带感情地说一些实际问题。说到帮助，卡罗利妮几乎没有家人，她五个兄弟都死在海上，劳里斯的父亲也已过世。之后妇人们的声音变得温柔，开始称赞劳里斯作为丈夫和养家人的优良品质。

卡罗利妮又哭了起来。对她来说，在这样的时刻，通过他人的言语，劳里斯复活了。

最年长的妇人汉西格妮·阿伦茨抱住她，任由自己的灰色衣裙被她的泪水沾湿。她们留下来，直至她的眼泪完全哭干。

第一次聚会就这样结束了，会上宣布了卡罗利妮作为寡妇的新身份。

她们给荷兰航运公司去了一封信，但他们宣称没有船只失事，公司的任何一份船员名单上也都找不到劳里斯这个名字。

你可以领着孩子们去墓园，站在刻有他们父亲名字的墓碑前，给他们讲父亲的故事，从中获得仁慈的安慰；你可以清理墓园的杂草，或者悄悄地消失，小声与躺在地下的死者交谈，借以转移注意力。可水手留下的寡妻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相反，她会收到一份公文，宣布她丈夫工作、率领或者拥有的那艘船已经“失事，船上人员全部丧生”，在这一天或者那一天，在这个地点或者那个地点，沉入水里，深度往往超出救援能力，见证者只有鱼类。她可以将那份文书收起来，放进衣柜的抽屉里。这便是授予溺水之人的葬礼仪式。

她可以在衣柜面前举行自己的追悼会，那里是她能造访的唯一墓园。但至少她拥有文书，以及它所赋予的确定性，那是一份总结性文书，但也是一个开始。生活并不像一本书，永远都不会有最后一页。

但卡罗利妮面对的却并非那种处境。她没有收到官方消息。劳里斯走了，但他是如何消失的，又是在何处消失的，没有人能告诉她。希望就像一棵植物，它会发芽会生长，让人有活下去的动力。但它也可能是一道伤口，永远也不肯愈合。

据说死去的人如果没有被安葬在神圣之地，便会缠着我们。劳里斯很快就开始缠着卡罗利妮了。他变成了她心中的幽魂，从来都不肯让她安宁，因为他不知道白日与黑夜的区别，最后连卡罗利妮也不知道了。白天本该忙活家务的时候，她却在出神。夜里本该睡觉或为丧夫命运哭泣的时候，她却开始担忧现实。她无法安歇，也不能解脱，形容日渐憔悴枯萎，仿佛她与心中的幽魂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

只有她的双手从未丧失力气。她每天早上都去井里打水，到厨房生火，清洗和缝补衣服，还要织布，烘烤面包，养育四个孩子。她还下狠手打他们耳光，以提醒他们要想念劳里斯。

脚注

① 劳里斯·马德森讲的是混杂的皮钦语，一种由土著语言和欧洲语言混杂而成的不规范语言，后同。此句本意应当是：把它们拿给我劳里斯·马德森。—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此句本意应为：爱你。

③ 此处“德国”指德意志联邦，又称“德意志邦联”，1815年组成的德意志邦国的联盟，设有联邦议会，以奥地利代表为首席，1866年普奥战争后解体。

④ 复活节前的礼拜日。

⑤ 复活节前的礼拜四。

⑥ 《圣经·撒母耳记上》中的人物。

⑦ 复活节礼拜日的前一天。

⑧ 复活节前的礼拜五。

⑨ 贝娄娜（Bellona），该船船名源于古罗马崇奉的女战神。—编者注

⑩ 多马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因对耶稣复活持非见不信的态度，被称为“多疑的多马”。

⑪ 范迪门斯地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