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小尼的誓言
- 我只有一块石头(小马驹丛书)
- 唐明
- 7943字
- 2024-03-11 15:47:12
我叫尼玛才让,但大家都叫我小尼。
改名字是因为班里还有一个叫尼玛才让的同学,老师和同学们在区别我俩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小误会或者小尴尬。那时候,我们刚刚上一年级,年轻美丽的杨措老师也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她常常被我们这些还不知道什么叫“纪律”和“规矩”的小孩子搞得焦头烂额,在两个“尼玛才让”让她闹了小尴尬的时候,她会假装生气,抱怨说:“啊,取名字也太没有创意了吧?每个班都有叫尼玛才让的,我们班居然还有俩!”抱怨过后,她马上又会笑着说,“哈,也不能怪你们啊,谁让它是个好名字呢!”
有一天,早读结束之后,杨措老师轻轻地喊了一声:“尼玛才让。”我和另一个尼玛才让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我俩有点不知所措地相互望了望,又望向杨措老师,希望她能告诉我们她到底是在叫谁。我俩的样子大概有点傻,要不然,同学们也不会哧哧地笑。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你们名字的问题吧。”杨措老师说,“你们俩谁愿意换个名字呢?”
我和尼玛才让又相互望了望。
我从他的眼睛里没有看到要放弃“尼玛才让”这个名字的意思,当然,我也没有。我的名字好着呢,它是“永恒的太阳”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是然仓寺的活佛给我取的!
“好吧,都不愿意改,我知道了。”杨措老师叹了一口气,看着我俩,又说,“不改就不改吧,但是我们在叫你们的时候,可以换个叫法吗?”
我没太听懂老师的话。显然,尼玛才让也没有听懂,我俩又傻乎乎地相互望了望,对面那家伙还搞笑地挤了一下眼睛。
“只能这样了!”杨措老师语气轻松,看来她已经有了好办法,她轻轻地拍了一下手,问:“你俩几岁?谁大?”
“七岁。”我俩几乎又是同时回答。我还小声地跟了一句:“我属马。”
杨措老师抿紧嘴唇,问我:“几月的生日?”
“不知道几月,反正,我过生日的时候会下雪。”我如实回答,对于我的生日,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天下了大雪,阿爸说要去市区给我买生日蛋糕,结果喝得烂醉如泥,根本走不到市里的蛋糕店,阿妈只好给我做了我们过年才吃的“突”。“突”是一种用炒面、酥油、蕨麻、曲拉等物做成的藏式蛋糕。
“你呢,几月过生日?”杨措老师扭头又问尼玛才让。
“我,我,我阿妈说……我记不得阿妈说什么了。老师,我不知道我的生日。”尼玛才让居然比我还差劲,根本说不清自己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好吧,回家问清楚了再来告诉我。”杨措老师只好放弃。
下午,尼玛才让带回消息,他的生日是在7月——美丽的夏天。
杨措老师当即便在全班开心地宣布:“夏天生日的尼玛才让依然叫尼玛才让,冬天生日的尼玛才让,我们以后叫你小尼玛才让,简称小尼,你觉得怎样?”
不管我觉得怎样,反正自那天起所有人都开始叫我小尼。
不得不说,被叫得多了,我也就很快习惯了我的新名字,后来还很喜欢,因为它简单又好记,尤其是对于我这个还没有学会好好写汉字的小孩子来说,在作业本封面上写“小尼”要比写“尼玛才让”省事太多啦。
不过也有一点点烦恼,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好叫,所以我们所有的任课老师每节课都会叫我,要么背课文,要么到黑板前做题,要么回答问题,搞得我上课一点小差也不敢开。老师下课也爱叫我:“小尼,去,帮我到办公室抱下作业本。”“小尼,去,领着大家到操场排队。”同学们也叫得顺口,“小尼,小尼”叫个不停。
我有点忙,但看上去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我。
我叫小尼,我很开心。
开心是多数时候,但也有例外,比如今天就发生了件大事,我不仅不开心,简直是失魂落魄,心乱如麻。
为啥?
因为,我的红领巾丢了!
崭新的红领巾哦,校队辅导员刘源老师今天早晨刚发给我的新红领巾啊!
我完全乱了方寸,像有猫爪在挠心。我已经在教室里和操场上转了六圈,一点线索也没有发现。今天下午,我只在两个地方出现过,非要我说第三个地方,那就是这两点之间的路上。现在,我就站在教室和操场之间。风吹进我的校服,校服便轻轻地鼓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个蓝白相间的不太饱满的皮球,再配上我那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丑到爆。
我的左边是教学楼,右边是足球场,我不知道我的第七圈往哪边走更合适。
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啊,我已经是六年级的大学生了,而且,我是校少先队大队长,我怎么能哭?一个每天早晨站在学校门口检查全校少先队员红领巾的大队长,一个威风凛凛带领校鼓号队的总指挥,一个在校足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球队队长,我怎么能哭?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涌出眼眶,我忍得眼睛胀痛。
那时,我在球场跑得太热了,红领巾是我脱校服外套的时候一并取下来的,我就放在了我的校服上面。我的校服在,可是红领巾不在了。
我要是听美拉措的话,不去踢球,红领巾肯定就不会丢了。
我要是把红领巾叠好放进书包,或者放进衣兜,也不会丢掉的。
我要是再忍一下,新红领巾留到明天再戴就好了。
明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我作为少先队大队长,要去给新入队的小队员戴红领巾。我原来的红领巾很旧了,还破了一点边,刘源老师今天早晨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发给我一条新红领巾。
我是多么需要和喜爱这条崭新的红领巾啊!
明天不仅是新队员入队的特殊日子,对我来说,更是意义深刻的一天,我要在明天做一件我从前做不到的事。
我阿爸一生只爱两样:一个是酒,一个是发誓。
他总是处于醉或者半醉的状态。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他用含混不清的语气在阿妈面前举起右手:“卓玛,我发誓,明天真的不喝了。”或者说,“相信我,卓玛!或指着寺院的金顶发誓,喝完这一瓶,就戒了。”或者说,“我以三宝的名义发誓,我不喝酒了。卓玛,你别再哭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天一黑,阿妈就在家里待不住了,背着我去村口等阿爸。等到阿爸被人扶着或拖着走到村口,阿爸的酒友见到我阿妈就马上把他随意丢下,阿妈便扶着或背着醉得神志不清的阿爸回家。她的一天,不是在收拾阿爸的情绪,就是在收拾阿爸搞乱的家,要么就是在求阿爸不要喝酒,还要在阿爸那永不改正却又时时都在忏悔的状态中生气,担忧,流泪。
听到阿爸发誓,阿妈的眼泪更是流得战战兢兢。她一边哭一边低声地冲着阿爸喊:“可怜的才登啊,不要再一遍遍地发誓啦,菩萨都会生气的!”
菩萨果然生气了。
一个下大雪的傍晚,我和阿妈在村口站到脚都木了,也没有等到阿爸回家。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村里的人送来了再也不会发誓、身体已经僵硬了的阿爸。阿爸离开了我和阿妈,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所以,我害怕誓言。发誓这件事让我惊恐不安。
一年级的那个六一,我因为在入队宣誓的环节没有张嘴念出入队誓词被杨措老师批评,最后还被取消了入队的资格。
二年级的那个六一,依然是因为我不愿意宣读誓词,学校拒绝让我入队。
三年级的那个六一,我仿佛必须入队了。每一个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包括学校里那些并没有教过我的老师和领导,都说:“小尼再不入队说不过去啊,成绩那么好,还带领校足球队在全市小学生足球比赛中获大奖,关键是小尼上过央视哟!你看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小尼是多么有风采啊!”
坦白说,那时候,对于能否成为少先队员,我并不在意,只不过是多了一条红领巾,能有什么差别呢?而且,我真的不懂那段入队誓词的意思,尽管杨措老师请刘源老师在班会上讲了很多关于少先队的事,但我真的理解不了,我完全不明白“共产主义事业”是什么。
我牢牢地记得,阿妈苦口婆心甚至痛心疾首地对阿爸说:“不要随随便便起誓呀,做不到的事不要随便起誓呀!”
先别说做不做得到,我连理解都理解不了,我没有办法像其他同学那样自如地举起手来念出“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我做不到。
三年级了,我还没有加入少先队。唉,老师们觉得这太不合情理了。
就这样,我终于在三年级的那个六一戴上了红领巾,但入队那天,我依然在宣读入队誓词的时候张不开嘴,不过我还是顺利加入了少先队。
我不仅顺利加入了少先队,而且,刚升到四年级,我就当上了小队长,五年级当上了中队长,六年级当上了大队长。辅导员刘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他组建的校足球队的队长,也是他负责的鼓号队的总指挥。刘源老师对我要求很高,平时有点严厉,但我知道他是真的待我好。居然还有很多人开玩笑,说我是刘源老师的儿子。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想,要是我真有他这样的阿爸,那该多好啊!
老师待我好,我当然从不辜负他,我把他安排给我的每件事都完成得很好,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早上,刘源老师给我新红领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小尼,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儿童节啦。明天你要代表老少先队员给学弟学妹们戴红领巾,这是多么光荣的时刻,小尼,你要珍惜啊!”
是的,再过一个月,我就小学毕业了,得到市区里去读寄宿制的民族中学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我要趁给新队员戴红巾、领着他们一起宣誓的时候,大声地补念我的入队誓词。
但是,我的新红领巾,丢了。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阿妈做了新博拉,她明天要去看我们学校的文艺会演。
深蓝色绸缎的新博拉其实三天前就从裁缝铺里取回来了,我看阿妈在试穿的时候,不仅戴了她唯一的那串红玛瑙项链,还悄悄地在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细高跟皮鞋。这种藏袍搭配汉族服饰的潮流是阿妈平时从来不会跟风的,但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村子里的年轻女人们都是这样追赶时髦的。
看到阿妈在镜子前走来走去,我心里暗暗地开心,我喜欢阿妈打扮自己,我喜欢阿妈穿着高跟鞋去我的学校。虽然长长的博拉几乎挡完了她的双脚,但我知道阿妈脚上穿了有着细细的高跟的高跟鞋,她就会比平时要高出一大截,挺拔又优雅。
阿妈是被学校邀请去观礼的为数不多的家长之一。当阿妈收到学校发给她的精美请柬时,脸都红了。她觉得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受到的最隆重的礼遇。
阿妈搂住我的肩膀,亲吻我的脸颊,也拿出为我做的新藏袍让我试穿,我说我明天要穿鼓号队指挥的服装。
阿妈有点失望,不过马上又笑起来,说:“没有关系啊,儿子,反正雪顿节快到了,你也要穿新袍子的,来,试试。”
我穿上新袍子,阿妈细心地给我系好腰带,又特意给我配上靴子,我都按阿妈的意思完成了。阿妈搂着我的肩膀,久久地站在镜子前。阿妈几乎要流泪,她喃喃地说:“我的小尼玛啊,跟阿妈一样高了啊!”
阿爸在那个雪夜离开我们之后,阿妈虽然还是常常紧皱眉头,但忧虑少了,眼泪少了;虽然没有工作的阿妈只能靠微薄的补助维持我俩的生活,但她渐渐爱笑了,有时还会哼歌,尤其是在看到我领了奖状回家的时候。
我的阿妈,笑起来的模样,像家乡草原上盛开的金露梅,明亮又温暖。
但是,我为明天那个重要时刻准备的红领巾,却丢了。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说是阿妈明天专门来学校看演出,其实,她是专门来看我的。
我心里有个秘密,阿妈并不知道,但我等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我要在阿妈面前,宣读入队誓词,这是我送给阿妈的比奖状更棒的礼物。
那一段誓词,我早就在心里背得烂熟——
我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我要把这样的誓言说给我热爱的生活和学习听,说给像刘源那样待我好的老师听,说给自己听,最重要的是说给阿妈听!我要用这样的誓言,去覆盖阿爸留在阿妈心里的让她落泪、让她担忧、也让菩萨生气的那些誓言!
所以,明天那个时刻很重要。
啊!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快还给我!
“这是谁的红领巾?”突然,我听到我同学桑周南杰在教学楼门口喊。
他手里还挥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巾,崭新,红得耀眼。
我飞一样地跑过去,肯定是我的!
我一把夺过桑周南杰手里的红领巾。我完全相信,这就是我下午丢掉的红领巾,你看,新的,和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我的,是我的!”我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铺展到全身,我手里的红领巾一把被人抓过去,幸好我还拉住红领巾的一角。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拉住那只角,同时大喊一声:“是我的!”
我再定神一看,抢我红领巾的是我们隔壁六(2)班的羊嘉。此时他和我共同拉着一条红领巾,他使劲地拽了拽,见我顽强抵抗一副誓死不让的架势,愣了一下,反而松开了手。
羊嘉退了一步,看着我,说:“小尼,这是我的红领巾,你不能抢!”
“凭什么说是你的?是我丢的!我的红领巾丢了!”我又气又恼。这明明是我的!看看,这还有我下午戴了一会儿的折痕呢!我又冲着桑周南杰说:“桑周,你说,你在哪里捡到的,是不是在操场上?”
“对,桑周南杰,你说,你告诉他,你是在哪里捡到的。”羊嘉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急赤白脸,他很淡定地跟桑周南杰说。
桑周南杰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一脸歉疚,小声说:“我,我在(2)班的门口,不是在操场上啊!”
“不可能!”我一声断喝,我完全要疯了的感觉,这明明是我的红领巾,明明是我在操场丢掉的红领巾啊!
“小尼,你看,你自己看,红领巾上写着我的名字呢!”羊嘉看我急得有点眼红,小心地指了指我手里的红领巾说。
红领巾上果然有羊嘉的名字,就在被我握住的那只角上,有“羊嘉”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字虽然丑极了,但的确是“羊嘉”两字无疑,那么,这条红领巾的主人真的是羊嘉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马上松了手。
那么,我的红领巾去了哪里?
是谁偷了我的红领巾?
啊,我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地给那可恶的小偷一拳!
我还在学校里转圈。
在操场上排练的老师同学们陆续离开了学校,教学楼里的最后一拨值日生也离开了学校。连准备明天演出场地上音箱设备的老师们也陆续离开了学校,热闹了一整天的学校彻底安静了下来。
风也不吹了,我眼前巨大的足球场,我天堂一般的足球场啊,此时寂静得像是睡着了。人造仿真绿地,散发出淡淡的塑胶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因为我在有着这个味道的足球场上收获了太多的掌声和欢呼声,每次进球的时候,场外的同学们都会大叫:“小尼、小尼,你真棒!”
但此时,足球场静极了。那个没有主人的足球依然还在,没有风撩拨它,它静静地立在绿茵场的一角,像一个被人遗弃的无辜孩子。
“都怪你,明明今天不踢球的,是你引诱我的!”我冲着它说。
本来就是嘛,今天下午,全校几乎每个班的学生都没有好好在教室里上课的,因为都要参加明天举行的六一文艺会演,每个班都有节目,我们班也排练了一个篮球操的集体节目,今天下午是最后的排练机会了,杨措老师狠着心腾了半天时间来做最后的准备。而我因为明天要参加学校鼓号队的表演,所以就不参加班级的表演了。
我等着刘源老师给我彩排鼓号队的节目,但他忙着其他事,叫我把鼓号队的人集合到足球场边等他,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等了半天也等不来刘源老师。就在我闲得无聊的时候,突然看到足球场边上有一个没有主人的足球,风把它吹得东跑西晃,像是有一个隐形的黏球的前锋在消极比赛。看到足球总是徘徊不能进门,我的脚马上就开始痒痒,并且迅速地长出了翅膀。长了翅膀的脚,带着我飞向了那巨大又美丽的足球场。
唉,怎么能怪足球呢?还是我自己经不起诱惑!
我的副指挥美拉措一直在我身后劝我不要开小差,别去踢球了,刘源老师随时都会到的,可是我半句也听不进去。
我只踢了几脚就发现身边多了好多人啊,大概全校能开小差到球场的男生都到齐了。只恨足球不够多,能抢得上球再踢上两脚并不容易,所以,大家都跑得比平时更起劲。
没有规则也没有队友的混战足球,让我们这群男孩子们玩得比平时更投入。我更是这样,只要在球场跑,我就会忘记一切。
实在跑得太热了,我跑到场边脱掉校服,也摘下了红领巾。
当刘源老师在球场边大喊我的名字时,我才恋恋不舍地从酣战中抽出身来。
我捡起校服,随意地套在身上,向刘源老师跑去,开始彩排。我先带鼓号队入场表演,再参加新少先队员的入队仪式,刘源老师一遍遍地嘱咐,我早就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必再说。
彩排结束后,刘源老师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原地定住,脑门上马上冒出了一层细汗。他说:“明天大家要早半小时到校,穿好衣服,系好红领巾,可别丢三落四哦!”
红领巾!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那崭新的红领巾丢了。我开始疯狂地寻找,但它消失得那么彻底,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留下。任我怎样寻找,它也不出现,让我在某一瞬间产生错觉,这世界是真实的吗?我们丢掉的东西,怎么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它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回家的时候,天彻底黑了。
餐桌上的晚饭摆得整整齐齐的,阿妈系着围裙坐在沙发上等我。她见我失魂落魄地进了门,神情紧张地问我:“尼玛,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
我不答话,一屁股坐到门边那张宽宽的藏式沙发上。
“我的小尼玛啊,到底怎么啦?”阿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
我垂着头,不出一声,眼泪却不争气地一滴滴滚落下来。
阿妈更紧张了,捧起我的脸。
“阿妈,我的红领巾丢了。”我再也没有忍住,放声地哭起来。
“红领巾?”
“对啊,今天早晨刘源老师给我的新红领巾丢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怎么会丢?在哪里丢的?”
“我在操场上踢球来着,把红领巾和校服放到球场边上。踢完球,衣服在,红领巾却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偷走了我的红领巾!该死的小偷啊!”我说。
“尼玛,不可以随便说恶毒的话啊。尼玛,不可以啊!”阿妈捋了捋我凌乱的头发,又说,“下午风大,肯定是风‘偷’走了你的红领巾吧!”
啊,阿妈说得对,下午风大着呢,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肯定是风这个坏家伙偷走了它!唉,怪我啊,我应该把它叠起来放进衣服口袋里的,或者干脆就不应该戴着它去操场!
我心里自责极了,也更懊恼了。
“那,就戴以前的,原来的也可以戴的。”阿妈劝我。
“可是,我要戴新红领巾,明天很重要。”我说。
阿妈一边帮我抹眼泪,一边安慰我:“阿妈现在就去给你买一条新的,好吗?”
“不可以!刘源老师说过,红领巾又不是口香糖,不能随便去买。”
“那我打电话给刘源老师,请他再给你发一条,可以吗?”
“不可以!刘源老师要是知道我把新红领巾弄丢,他会生气的。不重要的东西,可以随便丢;红领巾,不可以的。刘源老师要是知道我把红领巾不当回事,随便搞丢,他肯定会很失望的!”
“佛祖啊,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尼玛,你说,怎么办呢?”阿妈完全被我搞得没了主意。
最终,阿妈还是背着我给刘源老师打了个电话。
打开门,一道月光和刘源老师同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简直惊呆了。
刘源老师说他本可以明天早晨再给我新红领巾的,但他说他在电话里听到我“震天响”的哭声,所以他火速地来了。
刘源老师从包里拿出一条崭新的红领巾,捧到我面前。
鲜艳的红领巾像一团明亮温暖的火焰,一下子就照亮了我的眼睛,也照亮了我的心。
刘源老师离开我家,我送老师出门。他的车子停在我家那条胡同外面。
“老天爷,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哭声,我以为天塌下来了呢!”刘源老师边走边说,“小尼啊,男人家家的怎么可以哭得那么大声?”
我知道刘源老师是在故意打趣我,但我还是羞得满脸通红。我把头埋在胸口,不说话。
“小尼,为什么那么难过?”老师换了一种口气,认真地问我。
“新红领巾很重要,明天很重要。”我说,“明天,我要跟新入队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宣誓,大声地宣读入队誓词。”我说。
刘源老师看看我,没有说话。
“老师,我三年级入队的那天,没有念入队誓词。”我低着头说。
“我知道啊。”刘源老师也轻声地说。
“您知道?您怎么会知道?您知道了为什么不取消我入队的资格?”我睁大眼睛。
“小尼,你不念誓词,也很优秀!少先队就是需要优秀的孩子加入!”老师亲昵地摸摸我的头。
“明天,我会在队旗下庄严地宣誓。”我说。
“小尼,以前不可以,你现在为什么又可以了呢?”
“因为,我现在懂得了‘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含义,所以,我可以真心而虔诚地发誓了。”
“小尼,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懂的?”刘源老师停下脚步,站在我的对面,老师的脸庞在月光下有一层温暖的柔光。
“从我第一次代表学校去赢得了足球比赛、看到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你让我当鼓号队指挥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驻村书记索南伯伯给我家送去扶贫款的那一刻开始懂的,从我回答电视台记者问我的理想那一刻开始懂的,从我阿妈看到我的好成绩笑得像花儿一样美丽的那一刻开始懂的!老师,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刘源老师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一把把我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我。
我在老师那宽厚而温暖的怀里,轻声而坚定地说:“老师,这是我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