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代称为《诗》，都称有三百多首。孔子称为“《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墨子·公孟》里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大概当时传的《诗》就只有三百零五首，举成数说，只说三百首了。到了汉朝，尊称《诗》为经，才有《诗经》的称呼，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这部《诗》是谁编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是把删诗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的删定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作为《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认为这四首诗有关于王道的开始，也始于孔子，把一切有关于《诗经》的事都归到孔子身上。其实孔子没有说过诗三千余篇的话，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诗》到孔子手里，只有三百余篇。这三百篇都已配上音乐，音乐也不是孔子配的。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那时《诗》的《雅》《颂》上原配的音乐已经散乱了，这时孔子才加以整理，所以说孔子给《诗》配上音乐是不对的。把《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作为《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是编《诗》的人这样安排的。《诗》既不是孔子编的，这样安排也不是孔子的。把这样安排称为“四始”，说是有他的用意，是《毛诗》的话，也不出于孔子。因此，司马迁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到了宋朝，朱熹写《诗集传·序》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朱熹讲的话，结合他的认识，实际上同司马迁的推重孔子是一样的。司马迁讲孔子删《诗》，朱熹也讲孔子删《诗》。司马迁讲孔子用《诗》作为王者政治的开始，朱熹也有这个意思。朱熹说“而圣人取之”，就是说孔子取之，实际上是说《诗》是孔子编定的，只是不提孔子罢了。朱熹在《诗集传》上讲到《商颂》时，说：“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是说《商颂》本十二篇，“亡其七篇”，只剩了五篇，这里明确地提了“孔子编《诗》”，承认《诗》是孔子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