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春晖中学的风潮，打破了匡互生、刘薰宇等理想主义者在现存学校格局下推行教育改造主张的幻想，为他们彻底下决心自己办教育提供了契机。

在回顾这些年的教育改造经历的时候，他们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们抱着大体相同的各自的理想，随处打算试验，随处都遇着阻碍力。最初感到公立学校受制于官僚或绅士，完全没有希望，所以都转到私立学校去。……最初都怀着这样希望，以为必可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因为外界的压迫和限制总可以免除了。那知道，事实完全相反，不但一样非没有发展和试验的机会，所受的阻力有时还要比公立学校的大。因为当局的人多半认为自己为主人，一切教职员等于佣工，甚至于用主观的极偏狭的心理相揣度，以为所有教职员都是为了那每月几十元的报酬而去的。……我们从现在的状况反证转去，很可以证明他们对于青年缺少同情，而责任心也很薄弱。13

我们坚信腐败的教育不能解决纠纷的政治；纠纷的政治，更不能改良腐败的教育；我国官办的教育，我们承认已无法可以弥补，对于教育有觉悟又抱决心的志士，在这种积弊之下，不是感受处处牵制的痛苦，就是被溶化于这种洪炉烈焰。倘若我们还不及早从依赖官办教育的迷梦中警醒，将来病因益固，恐至于无药可医的地步了。所以我们决计脱离圈套，另辟新境，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14

“脱离圈套，另辟新境”的结果，就是1925年1月15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起名立达中学。

几乎与立达中学同时，3月12日，创办学校的同一批人又创办了立达学会。这个学会的发起人和成立经过，现已不可考，16但它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文字资料，使我们对这个团体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从现存文献来看，这是一个宗旨明确、组织严密、成员众多、活动频繁的文化社团。

这个社团有明确的宗旨。它在等同于学会章程的《会约》中说：“本会以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 17以凝练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立达”。“立达”二字，来源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规定了立达学会对于人格熏陶、重在树人的宗旨。几十年后，朱光潜回忆说，“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的成己。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这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 18。

这个社团也有严密的组织。它对学会组织形式、会员入会条件、会员义务等都有严格规定：学会以常务委员会为最高组织机构；“凡品格纯洁，信仰本会宗旨者，经会员三人介绍及全体会员三分之二同意，得为本会会员”；会员的义务或直接供职于本会所办之事业，或在经济等方面援助本会等。尽管入会条件颇为严格，但它仍吸引了许多人。到1925年6月，会员已有刘大白、夏丏尊、匡互生、刘薰宇、陶载良、朱光潜、沈仲九、丰子恺、陈之佛、陈望道、方光焘、胡愈之、高觉敷、周予同、朱自清、周为群、黎锦熙、徐中舒、刘叔琴等33人。1926年3月下旬，立达学会常务委员会又吸收叶圣陶、周建人、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李石岑等14人为会员，后又吸收了章克标等4人，到1926年9月，会员已达到51人。从会员的构成来看，它的主要成员显然是活跃在各中等或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另有一批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如叶圣陶、周予同、郑振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等。

他们的聚合，完全是因了共同的人生追求，即学会宗旨的“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除此而外，学会不要求会员在其他方面的一致。相反，学会鼓励每一个成员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强调“它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组织的团体，它是一个愿贯彻独立的精神而不受任何束缚的团体” 19。在他们看来，“有力的团体，共同的最大的目的自然是很重要；但是各个人的兴味和自由意志，也是一样的重要。……一个团体如果不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结果是这样：少数人的专断或一部分分子的反抗和离散” 20。

学会在开展活动方面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规划，这在《会约》中有明确的表述，“本会兴办下列事业：（1）学校，（2）丛书及定期刊物，（3）各种学术研究会，（4）其他社会事业”。

但实际上学会的活动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办学。这是学会最主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学会之所以存在，也完全是因了办学的需要。《立达学会及其事业》一文对此有明确的表述：“立达学会诞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它底诞生底直接的原因，是维持现在属于它的事业底一种的立达学园。这个学校本是由趣味和志愿大体相同的同志集合创设的。但一经成立便有不得不使它稳固和发展的要求。而同志中乐于赞助的也日渐增加。因此立达学会，就出世了。” 21刘薰宇也说：“立达本是由同志的人创设的，但成立以后，为谋它底安全和发展，替它找了一个保姆，立达学会。立达学会自己的事业，自然不只办立达，但是立达却托命于它了。” 22办学对于立达人来说，是当作实现自己对于教育并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理想的途径，因而他们在办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对学校的机构做了富于理想化的设置：学校不设校长，而是实行导师制，导师由立达学会推举5人担任；导师与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由导师会延聘，教员不领薪水，每月仅支取20元津贴，义务为学校工作。先后曾经在立达任教的有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刘薰宇、刘叔琴、周予同、夏衍、方光焘、陈望道、郑振铎、赵景深、关良、陈之佛、陶元庆、许杰、周为群、陶载良、夏承法、吴朗西、徐蔚南、裘梦痕、白采等多人，十之九为立达学会会员。

在办学宗旨上，他们针对现行公、私立学校的弊端，格外强调人格教育和生产教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培养大批理想远大、情操高尚、人格健全、知识全面、能适应社会多方面需要的优秀人才。所以立达学园没有任何校规，却有一条校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在立达全体同人的努力下，学校规模迅速扩大，一个学期后便新增高中文理科和艺术科，校名也改为立达学园（Li Ta Academy）。

为什么用“学园”这么一个相当奇特的名称，刘薰宇有这样一段话：“所以用这个名字，……最重要的就是这‘学园’二字比较可以代表我们的理想。……我们这样认定，真实的学生和真实的人才，只有为学生而开辟的园地中可以生长繁荣。真实的教育和花园里的工人培植花木一样，必须顺着它底本性；培植它们，既不是‘揠苗助长’，‘爱之反而害之’，更不是就主观的爱好或偏见树一个标准，硬将学生‘戕折杞柳’地制造出来。Academy本来是柏拉图讲学的地方，他在自己的园地，和信仰他底学生自由地研究学问，探索真理，使他的学风影响到后世，成一种学派。我们自然不敢自比于这一位大哲，但在我们自己的园地和相信我们底青年自由研究，探索真理，互相以人格砥砺，建树一个优美的学风，这却是我们的宏愿。” 23朱光潜说：“叫做‘学园’而不叫做‘学校’，是要标明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这个词当然联想到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但是更切实的意义是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养和爱护，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 24叶圣陶也说：“为什么不称学校而称学园呢？他们的办法的确与他校不同，他们不管通常的学校规则，只重在启发思想，陶冶情感。学生譬如花木，学园就是他们的自由园地。” 25

新型的办学思路使得立达学园在社会上声誉鹊起，有不少单位以优厚的条件拉拢立达学园，广东大学曾以补助设备费五六千元、每月津贴500元而学校仍保持一切自由为条件，要立达学园附入广东大学。这对于开办费只有560元，加上学生的学杂费和食宿费总共只有2000多元的立达学园来说不蒂是一笔巨款。但立达学园不为所动，以“教育底灵魂，总要保着绝对的自由。我们宁愿和困苦奋斗，而保持这点灵魂的光” 26为由而婉拒。他们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冒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们秉持“但问理由，不计利害”的宗旨，就是“只要在道理上认为应做的事，就尽可能的力量去做；成功固然好，失败也没有悔” 27。

二是办刊。立达学会把刊物当作研究学术，促进文化，表达他们对于社会、教育和学术的观念和理想的重要途径。学会先后办有《立达》季刊、《立达半月刊》和《一般》三种刊物。《立达》季刊是综合性文化学术刊物，以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相号召，内容涵括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教育、科学以及美术、音乐等等，但因种种原因只出了一期。刘薰宇编辑的《立达半月刊》承担着学会会刊的任务，主要登载学会和学校活动等内容。学会最有影响的是1926年9月创刊的由夏丏尊主编28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一般》。29

《一般》每卷4期，共出8卷，一直坚持到1929年底。在新文学刊物旋生旋灭的20年代，作为一个同人刊物，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从刊物内容上看，《一般》继承了《立达》季刊内容丰富的特点，同时又在刊载新文学作品和文字的清新平易方面对《立达》季刊有进一步的拓展。从刊物作者来看，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周予同、胡愈之、刘薰宇、王伯祥、方光焘、章克标等开明派成员成为支撑《一般》的中坚。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的不少创作，朱光潜著名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自清的重要文章《那里走》，周予同研究经学的最初两篇重要文章《僵尸的出祟》《孝与生殖器崇拜》，胡愈之、刘薰宇、章克标等人的许多杂感文字，夏丏尊、丰子恺、郑振铎、方光焘、朱自清等人的许多的翻译文字，都发表在《一般》上。《一般》成为开明派的重要理论和创作阵地。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我们所要论证的开明派的基本成员大多已聚集在一起，并在同一个团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明派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主张也基本成形。一句话，立达学会的形成为开明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我们似乎已有足够的理由认定这个流派已经成形，并可径直以“立达派”来称呼他们，而实际上也确实有人曾经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可以成立，但立达学会自身的局限使我们放弃了这种说法。

尽管立达学会的《会约》规定办学是立达学会工作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是由立达学会领导立达学园，而不是相反，但如果仔细观察立达学会和立达学园30的关系可以发现，是先有学校而后有学会。这种倒置的顺序意味着，立达学会实际上是应了立达学园的办学需要而创办的，立达学会是把自己放在立达学园的后援会的位置上的。这种后援会的性质使学会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办学方面而无暇他顾，即使有所考虑，其立足点也是办学而不是学会的文化建设。学会曾专门讨论设立文学专门部的问题，并推定由郑振铎、王伯祥、胡愈之、李石岑、周予同、章锡琛、周建人、高觉敷、刘叔琴、方光焘、丰子恺、刘薰宇、夏丏尊、叶圣陶等16人为筹备员，31但这种考虑不是围绕着学会进行，而是围绕立达学园进行，由此必然大大制约学会在文学方面的活动。立达学会设定的四个方面的任务实际只展开了两个方面，与这种围绕学校展开活动的思路有很大关系。

立达学会企图以立达学园作为样板来实现他们对于教育的改造，并以此为龙头来实现他们对于人格修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改造的意图。但实在地办教育与在理论上阐述教育改造大不一样，它牵涉到大量具体甚至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这势必影响立达人的文化活动和在文化理论上的建树。匡互生在立达学园成立后完整阐发他的文化主张的文字极少，这与立达学园创办后他将大量精力放在维持学校的生存上有直接关系。它更牵涉到许多外部的社会条件，而这不是学校自身所能解决和改变的。对于20 — 30年代的中国来说，办学所需的社会环境之恶劣，是完全不适合立达学园这样带有极大试验性和理想性的学校生存的。立达学园的前途只有两种：变质，或者萎缩直至消亡。匡互生等人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坚韧、实干的精神使立达学园避免了变质，但随着1933年匡互生的病逝和由于淞沪战争及经济凋敝所造成的社会环境的更加恶化，立达学园终至趋于衰微。而在立达学园衰微之前，随着《一般》的停刊，立达学会也基本停止了活动，自然解体。

立达学会的局限使得它无法成为开明派的标志物，它的活动也无法涵括开明派在文化上的影响和贡献。但立达学会对于开明派仍有着极大的意义：它从人员上为开明派集聚了队伍，它的教育思想和人格追求长远地影响着开明派，它的不务虚名、不求闻达而重实干的作风奠定了开明派的精神底蕴，它的执着地对青年进行文化启蒙、人格熏陶的思路确立了开明派的奋斗方向。凡此种种，立达学会为开明派的最终成形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达学园的衰微没有对开明派的成长造成很大影响，其关键原因在于，在立达学园尚未衰微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力量，在无形之中接过了立达的旗帜，将立达草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并且无论就时间还是范围，在社会上形成了远比立达学会要巨大、长远得多的影响，那就是开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