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众手上也有财富的时候，政府就无法控制很多资源了，特别是教育资源。明朝的“官学”分为府、州、县学，每个府有40个名额，每个州有30个名额，每个县有20个名额，这些人叫作“廪膳生”。
如果被选作廪膳生，国家提供教育经费，家中还可以有两个人免除杂役。之后增加的学生被称为“增广生”，又增加的叫“附学生”，待遇也和廪膳生一样。包括增广生、附学生在内，一个府学也不过是120人的名额，远远满足不了求学的需求。
所以，此时出现了自由讲学的形式。比较早的是江西的吴与弼、胡居仁，接着有广东的陈献章，等等。这些私人讲学的教授，无论是个人的品格，还是学问精神，都是超出官学教授的，所以得到大家的赞赏。于是，社会开始出现了第三种价值标准——文化。社会也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
有一句话说“衣食足而知荣辱”，温饱解决了，才谈得上关注文化。但是，难道衣食不足就可以不知廉耻了吗？当然，衣食不足而不知廉耻，有的时候会得到同情的。还有一句话“饱暖思淫欲”。思淫欲的意思是希望享受更好的日子，希望享受有文化娱乐活动的生活。
所以，明朝建立100年前后，也就是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出现了新气象。什么新气象？印刷业开始火爆，他们印的第一批书是《育儿必备》《家庭必备》等，都是生活上用得着的书。我看到明朝这些印刷品时非常惊讶，因为我是在1980年前后，才在我们的书店里看到这种类型的书，而明朝那时就有这样的书大量出现。另外还有唐诗、宋词、歌谣、词话等文艺作品出现。
不仅如此，在明朝前期被禁止的风水师、星相师、面相师、黄白术师也统统出来了。这些人在当时属于“科技人才”。我举个例子。在古代，北方不下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古人认为这样会引发虫灾。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因为不下雪，一方面虫卵没有被冻死，另一方面来年旱灾也容易发生，而蝗虫正喜欢干旱的环境。北方不下雪的时候怎么办？张天师团队选定吉日，然后祈雪，但实际上这就是一次古代的天气预报。
此时，文化成为第三种价值标准。也就是说，有本事的人可以做官，可以经商赚钱，还可以玩文化，这就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三种价值标准递生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到来。王阳明及阳明心学，正是明代这种多元化社会的产物。
王阳明出生在明朝建立的第105年，此时明朝进入了一个“好玩”的时代。
和王阳明同时代的，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有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还有李梦阳、何景明等明朝的“前七子”。其中，唐伯虎比王阳明大两岁，李梦阳比王阳明小几个月。
那个时代发生了许多新鲜的事情。比如，奇装异服的出现。当时的人们，当然主要是北京居民，人无分男女，出门多服“马尾裙”。马尾裙是朝鲜进贡的使者穿的一种用马尾巴编织的袍服。这种服装在北京流行以后，一时之间北京的马都变成秃尾巴马，马尾巴都被剪去编这种裙子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南开大学访学，一次洗完澡出来换衣服，突然发现一个穿着花衣服、扎小辫子的人，后来那人一转身，我才发现原来是个小伙子。一个小伙子扎个辫子、穿花衣服，在那个时代，真是惊世骇俗。
伴随着奇装异服出现的，是“靡靡之音”。打情骂俏的民歌时调出现了，如《山坡羊》《打枣竿》《捏泥人》《不分离》等情歌，一下子全冒了出来。说到这里，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风靡全国，也想起1983年李谷一在春晚上演唱惊世骇俗的《乡恋》。两种艺术形式都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发生：出现了大量“传奉官”。
一开始是宦官拿着一张纸片在左顺门（现在叫协和门）传奉圣旨，宣读某人做什么官。某些人做什么官，吏部官员用一张纸片记录下来，按照“传奉”的圣旨命官。后来一次“传奉”的名单太多了，记不过来，宦官干脆直接把纸片给吏部官员。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吏部官员按规矩上奏，皇帝如果说属实，就任命名单上的官员。后来，皇帝甚至连这个程序都不需要了，直接任官。这些官员就叫“传奉官”。
当时北京街头多了很多“传奉官”，本来文官在北京只有2500个名额，地方官充其量最多同时有1000人到北京朝见，合计不会超过4000人，而这种“传奉官”，最多的时候达到4700人。这些人都没有经过吏部考察，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没有经过“组织程序”的人。
这些官员最多在什么地方任职呢？主要在工部、太常寺、太仆寺、锦衣卫。当然一般都是闲差，但是人数特别多。因此，“传奉官”常被视作当时的一大弊病，因为消耗了很多俸禄。我曾经专门将这些“传奉官”分类，结果非常有意思，4700多人中，竟然有1300多个能工巧匠归工部管。这些人凭借手艺，创造了无数物质文化，最高官至正三品。当时有两个“传奉官”名“祥”，一个叫作蒯祥，外号“蒯鲁班”，是木工；另外一个叫作陆祥，是石工，雕琢玉器的。两个人通过不断提拔、不断“传奉”，成了正三品的工部侍郎，食二品俸禄。
“传奉官”中有1100多个藏传佛教僧人。当时有许多人抨击这些僧人，认为国家花了太多钱养这些僧人以及他们的寺庙。但这些抨击也只是一些书生之见。当时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建有藏传佛教寺庙的地区，一旦发生了状况，只要这些僧人写封信过去，可能就解决问题了，而不需要动用军队。这可以说是汉人政权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的一大进步。
“传奉官”中还有200多个民间文学家、200多个书画家，还有两三百个各种各样的术士，如黄白术、房中术、风水术、星相术等。他们挂衔及领取俸禄的衙门，或者是太常寺、太仆寺，但更多的是锦衣卫，一个锦衣卫的“传奉”都指挥使，真实身份可能是著名的书画家、神秘的风水师。
当社会来到一个转型期，一些合理的社会需求，往往以荒诞的方式出现。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到正德、嘉靖时期（1506—1566），工匠、术士、艺术家们开始不稀罕这些虚衔了，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产品、物质产品，得到社会的承认。
所以，这里也和大家交流一个观点：当人们不在乎政治头衔时，社会就真正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