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的发展沿革及历史背景

第一节 巴黎（前3—20世纪初）

一、城市的形成和中世纪的发展（前3—15世纪）

早在前3世纪末，现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Seine River）中的西岱岛（Ile de la Cite）上已出现了高卢人（即所谓“Gallia”）的聚居点。该岛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吕代斯（Lutèce）的拉丁文意即“水中的居民点”（图1-1、图1-2）。

西岱岛上最有名的建筑就是始建于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这座长度达127米、宽度接近50米的教堂在中世纪早期算得上是教堂中的“庞然大物”，是建筑史中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因为巴黎圣母院的原名叫作“Notre-Dame”，意思是“圣母玛利亚”，“Dame”这个法文词在拉丁文的对应词是“Domina”，有“女主人”的意思，所以对于巴黎人来说，这座教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文学作品的发生地，也是巴黎的“女主人”，是法国的荣耀（图1-3～图1-5）。

2世纪末叶，一系列蛮族入侵开始威胁到罗马的统治。3世纪中叶，左岸城市被毁，居民们以西岱岛作为庇护所，在周围建起了厚厚的石墙，这就是巴黎最早的城郭高卢-罗马城墙（图1-6～图1-8）。4世纪初，“巴黎齐亚”部落在这里建立首府，这块地区始以巴黎命名（481—584年巴黎曾一度成为法国首都，在这之后888年再次成为首都并延续至今。两段时间之和约1200多年）。

基督教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巴黎。根据一本10世纪的圣礼书记载，大约在250年左右，巴黎地区出现了第一位主教——圣·德尼（St Denis，？—258年，法兰西主保圣人）。岸边也出现了基督教的社区。圣·德尼是罗马皇帝德修斯在位时期派到巴黎地区传教的七位主教之一，任巴黎主教后，在罗马皇帝瓦勒里安迫害基督教徒时遇害。然而，似乎直到圣·马赛（St Marcel，巴黎地区第九位主教，约360—436年）统治期间，这个小岛上才建造了第一座木构基督教堂。

自中世纪以来，巴黎就是法国的中心，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又强化了巴黎在法国的中心地位。5世纪西罗马帝国走向崩溃，高卢与罗马移民共同形成了高卢-罗马人。罗马帝国衰落后，属于日耳曼部落群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等，纷纷涌入罗马帝国境内。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克洛维一世（ClovisⅠ，约466—511年），中世纪早期曾统治西欧大片领土。486年在苏瓦尔松击败罗马在高卢的末代统治者西亚格利乌斯后进入索姆河和塞纳河整个地区，487—494年其势力至少向南扩展到巴黎。5世纪末，萨立安-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在克洛维的带领下，将巴黎从统治高卢的罗马人手中夺了回来，巴黎开始成为法兰西人自己的首都。

克洛维之后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统治的500年间战火不断；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查理曼东征西讨，几乎打下了半个欧洲：771年，查理曼进攻伦巴第首都帕维亚，攻占后自封为伦巴第国王；772—804年，查理曼同撒克逊人大战18次之多；787年进攻意大利南部；788年消灭了莱茵河右岸最后一个独立的日耳曼部落。800年，查理曼接受教皇加冕称帝，即查理大帝。843年，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三分其国，奠定了德、法、意三国的雏形，其中西法兰克王国就是法兰西国家的雏形。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了长期以来生产落后、封建割据与国家不统一的局面，巴黎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停滞阶段。

法兰西国家自出现以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政权更迭，可概括为“三朝两帝五共和”。三朝即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和波旁王朝。卡佩王朝期间巴黎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商业繁荣、政局稳定，公共秩序也随着逐步恢复。11世纪，城市内形成了第一批行会，1141年，国王将市政厅附近的主要港口卖给了商业行会，形成右岸商业区的雏形。

在腓力二世（PhilippeⅡ）统治期间（1180—1223年），巴黎市政得到了全面改善，道路整平，城墙扩大，形成了第二个城郭——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并间隔地设置了几座堡垒和城门，主要用于防御，位于西部的是卢浮城堡（图1-9～图1-12）。

1200年，腓力二世正式批准成立巴黎大学，并将巴黎分为三部分，即西岱岛（旧城）、右岸商业区和左岸大学及学院区（包括著名的索邦学院）。老卢浮宫（现已不存）、巴黎大堂（Les Halles）及巴黎圣母院的主要工程也属这一时期（图1-13）。

从中世纪中后期起，欧洲城市迅速发展，除了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外，政治权力的干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巴黎表现得尤其明显。14世纪瓦卢瓦王朝时期，可谓是内外交困的历史时期，由于鼠疫的流行，特别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内乱，1356年，富有的巴黎商会会长马塞（Etienne Marcel）主张巴黎要像那些独立的低地国家一样自由，在杀死太子顾问后接管了城市。后与农民起义军、入侵的英国人以及纳瓦拉王国的野心勃勃的国王“坏蛋查理”结盟。1358年，当马塞要向纳瓦拉人开放城门时，被市民处死。巴黎的发展一度滞缓。也正是从14世纪开始，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使瓦卢瓦王朝迫切寻求权力的合法性，国王也由此将巴黎作为展现自己权力的场所，通过建筑、艺术、仪式及城市规划，表现出王权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国王致力于建设首都城市，对城市空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在城市空间中处处显示自己的权力，并将改造后的都城作为自己权力的象征，增强其自身的权威，巩固王朝的统治。国王将自己的形象神圣化，以体现王权的无所不能。在中世纪城市中，权力符号与空间要素紧密结合，政治与艺术密切相关，城市成为一个展现王权的场所和合法化的工具。

1370年，查理五世（Charles V）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再次扩建了城墙，这道城墙位于塞纳河的右岸，西起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东到巴士底堡垒（Bastille），长约5公里，成为巴黎的第三道城墙——查理五世城墙，卢浮宫也改为王宫，取代原先的西岱岛王宫成为国王的主要居所（图1-14～图1-16）。这时的巴黎有四个主要城门：圣奥诺雷门、圣德尼门、圣马丁门和圣安托万门。城市所包含的面积达到440公顷，人口约10万人。

15世纪英法签订休战协定后巴黎的经济开始复苏。路易十一（Louis XI）统治期间，不仅恢复了教堂，新建筑也开始出现。自1480年起，巴黎更开始涌现出一批宏伟的私人府邸，如桑斯府邸（Hotel de Sens）和克吕尼府邸（Hotel de Cluny）（图1-17、图1-18）。

二、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期间（16—18世纪）

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是西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巴黎也在这期间由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演进。

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以后的国王经常住在都兰（Touraine），直到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Ⅰ，1515—1547年在位）时皇室才迁回巴黎。为此弗朗索瓦自1528年以来，对卢浮宫进行了全面改造。亨利二世于1549年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巴黎的文艺复兴在他统治期间达到顶峰。思想文化的繁荣刺激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官邸的建造，巴黎也开始由中世纪城市转变为现代城市。1548年，受难同教会（Brothers of the Passion）开始在弗朗索瓦一世大街的勃艮第市政厅演出世俗戏剧，开创了巴黎戏剧演出的新纪元。

16世纪中叶，法国爆发了罗马天主教（Roman Gatholic Church）和胡格诺教（Huguenot）之间的宗教战争，即法国宗教战争，战事持续了30余年，其残酷和波及地区之广甚至超过了英法百年战争。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s）开始建造丢勒里宫苑（Tuileries Palace），其中的丢勒里花园成为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图1-19、图1-20）。这时的巴黎人口已达20万～30万人。

1589年，亨利三世遇刺，瓦卢瓦王朝为波旁王朝所取代。这一时期先后有五位国王：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这不但是法国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时期，也是巴黎进入空前大发展的年代。开始时，由于法国宗教战争和亨利四世的围攻对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新国王得到的只是一个荒芜的都城。在后来的15年里，亨利四世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改造计划，直到他1610年去世（图1-21）。在17世纪初进行的这些项目中最主要的有：

——在塞纳河右岸扩建查理五世城墙，把西部的新区直至丢勒里花园都包括进来。

——改造公路网和其他设施，如排水及自来水管道系统。

——建造和规划新广场，包括右岸正方形的国王广场、西岱岛端头的王子广场及半圆形的法兰西广场（未建成）（图1-22～图1-24）。

——扩建卢浮宫。在拆除中间的城区后，中世纪的宫殿和16世纪的丢勒里宫苑连成一体；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期间工程继续进行，至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完成（图1-25）。

——在城外圣日耳曼昂莱建造一座新宫殿，宫殿四周参照意大利16世纪园林式样修建阶梯式花园。

路易十三统治期间（1610—1643年在位），巴黎再次向外扩张，形成第四道城郭——路易十三城墙。在左岸城墙外侧，路易十三的母亲——美第奇家族的玛丽（Marie de Medicis）建造了带有宏伟花园的卢森堡宫（图1-26）；沿右岸丢勒里花园的西部，她设计了一处遛马用的王后院。在拓展马雷区（Marais）北部的国王广场（Place Royale，现沃士日广场）（图1-27、图1-28）同时，西岱岛东部的两个荒芜人迹的小岛被连在一起形成了圣路易岛（Ile Saint-Louis）。在城市的西部边缘，同样配有宏伟花园的黎塞留宫北部设置了一个带有笔直街道的地区；其西部出现了一些新建筑，并建造了相应的防御工事。

17世纪，巴黎得到了进一步扩建，人口增长到50万人。1661年枢机主教马萨里诺（Massarino）去世后，开始了路易十四亲政时期（图1-29）。路易十四在位时间长达72年110天，是有确切记录的世界历史上在位最久的主权国家君主，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以其文治武功使法兰西成为当时西欧最强的国家，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其建筑风格引起俄国、奥地利等国君主的羡慕仿效。这一时期的巴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图1-30）。20世纪著名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和作家勒·柯布西耶认为，路易十四是西方少有的城市规划大师之一，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他写道：“他（路易十四）是历史上伟大的城市规划学家”。路易十四十分重视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为巴黎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世界城市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由皇室投资在城市兴建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给水排水系统等，奠定了日后巴黎现代都市的发展基础。发展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塞纳河右岸，形成了香榭丽舍大街等多条干道和包括卢浮宫东廊在内的一批纪念性建筑物；兴建了旺道姆广场（图1-31、图1-32）等封闭广场。1653年，巴黎市政府在市区设置了第一批邮筒，开创了世界各大城市沿用至今的邮政制度；1669年，巴黎市政府成立了法国第一支消防队；1672年，开办了巴黎总医院，并设立了职业病专科门诊；修建了巴黎天文台，配置了先进的设备，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使巴黎成为举世闻名的天文研究中心。这些纪念性建筑同主要干道、广场联系在一起，成为地区的艺术中心（图1-33）。

为了建设一个与外部的自然环境既分隔又融合的近郊区，路易十四拆除了原来的城堡要塞及城墙，代之以弧形的宽阔林荫大道；这条临时城界（林荫大道）内包含的面积近1200公顷。1702年，在巴黎市长选举中胜出的警察局陆军将领阿尔让松侯爵将区位编码从16升至20。此时的巴黎将近60万人口，从左岸开始，新的郊区向着周围环有山丘的村庄发展。巴黎就这样成了一座由建成区和绿化地带组成的开放城市，市区逐渐渗透到周围的风景之中。

由于城市周围没有建筑的大片自然风景区可以按照新的原则和几何原理进行规划，国王和许多高层人士都把他们的住宅迁到郊外。路易十四离开了卢浮宫，和家眷一起迁至凡尔赛宫。凡尔赛宫逐渐扩大，最后变成一个小型的、充满了艺术杰作的城镇（图1-34～图1-37）。

在18世纪，巴黎市政当局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改造和美化城市（图1-38）。路易十五年轻时在丢勒里宫苑的临时府邸鼓励附近地区发展，圣奥诺雷（St Honore）郊区开始扩大，并像圣日耳曼（St Germain）郊区一样成为“贵族区”。大林荫道沿线开始建造房屋，包括一些豪华的官邸，而东部地区则成为时尚的“散步区”，建造一些小剧场和咖啡馆。贵族和资本家建造的别墅分散在这些偏远地区的周围。18世纪80年代为征进口税而建造的“包税者城墙”构成了巴黎的第五道城郭（图1-39）。

三、现代城市的演进（1793年以后）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破坏了不少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士底狱（图1-40）。由于17世纪时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年）将巴士底狱变为关押政治犯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被起义的群众攻占后不久即被拆除。1789年10月，国王及相应国家机构从凡尔赛迁回巴黎。

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年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此后80年间，共和制与帝制交替，其间还有王朝复辟；在经过多次政治风云的变幻之后，最终确立了共和制度。在此期间，巴黎经历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改建和规划：第一次是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派专政期间；第二次在拿破仑执政时期（1804—1815年）；第三次为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3—1870年），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规划与改造。

雅各宾派专政代表了最下层贫苦人民的利益，因此当时城市建设的重点是解决第三等级和手工业工人的聚居区和交通问题。为了缓解市中心的压力，从贫民区开辟了几条新干道同香榭丽舍大街相连；同时为普通市民与劳动者阶层居住的地段铺设了街道和路面，进一步增加水井，建立垃圾中心，还封闭了一些市内坟场。当时从贵族和教会没收的土地占巴黎市区面积的八分之一，应该说是个规模宏大的都市改造计划，但由于雅各宾派专政在1794年就被颠覆，这个计划没能全部完成。巴黎的城市人口在革命期间反而减少了10万人。

拿破仑执政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对外战争连连告捷，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在这期间发明了煤气灯；1828年，开始了公共马车服务；巴黎开始有了第一条铁路，通向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附近的勒佩克（le Pecq）。巴黎边缘的新区也开始发展起来，尽管直到1859年“包税者城墙”仍作为巴黎的行政边界，但在1840年人们就决定用更坚固的城墙来加强首都的防御。为了颂扬资本主义经济和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巴黎在文化、艺术和城市建设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兴建以五层楼为主的住宅公寓。特别是1811年兴建的巴黎里沃利大街（图1-41、图1-42），整条街由清一色的房屋组成，加上阁楼共五层，底层是商店，下面连绵不断的柱廊构成人行道。里沃利大街与对面与之平行的卢浮宫和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配合得宜，迄今依然是巴黎最具有特色的建筑群之一。

第二，在巴黎西部改建了“贵族区”，在市中心以纪念碑、纪念柱和宏伟的建筑群点缀广场与街道，彼此之间相互呼应，以此组成巴黎中心区的帝都风貌。协和广场中央拆除了路易十五的雕像，代之以自古埃及运来的方尖碑。拿破仑时期的另一个“纪念物”是旺道姆广场中央的纪念柱，为此移走了原来的路易十四骑像；纪念柱高达43.5米，造型模仿罗马图拉真纪功柱，柱上雕刻有拿破仑的战争史迹（图1-43）。此外，这一时期还建造了位于同一条轴线上的两处凯旋门——练兵场凯旋门和位于戴高乐广场上的雄师凯旋门。位于两处凯旋门之间的三公里长的大道即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这条构成巴黎主轴线的大道与拿破仑时期建造的下议院和马德兰教堂形成的横轴在协和广场处相交，确定了巴黎的规划中心。

拿破仑三世时期（1853—1870年）是巴黎城市规划和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巴黎城市的空间布局形式主要奠基于这一时期。当时，巴黎塞纳区行政长官欧仁·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的授意下，对巴黎城进行了改建、重修和各功能区的全面规划。19世纪中叶，巴黎许多地区近百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各中心之间以及到火车站（这实际上是巴黎的大门）的交通都非常不便；人口的膨胀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导致了贫穷和拥挤。拿破仑三世时期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进行的巴黎改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

长期以来，社会对奥斯曼的评价参差不齐，既有高度的赞誉，也有无情的批评，支持者认为奥斯曼是现代巴黎的创造者，反对者则认为他是割裂巴黎传统的罪人，奥斯曼一直被夹在两种极端评价当中。反对者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奥斯曼改造巴黎时野蛮地摧毁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并借改造之机大力炒作地产房产。奥斯曼与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被本雅明视作“一场巨大的投机繁荣”，破坏传统和创造现代性都成为被攻讦和批评的理由。而奥斯曼也可以说是现代巴黎的创造者。大卫·哈维在其《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一书中称之为“创造性破坏”，他评论说：“一场破坏与创造的碰撞，一段古典与现代的交织，美轮美奂的巴黎浪漫之都”“时间压缩了空间，空间容纳了资本，资本又成为时间”。奥斯曼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改造模式，其规模之宏大，执行力之强，表现出“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意志，被称为“奥斯曼手术刀”。勒·柯布西耶对奥斯曼大加赞赏，在其《明日之城市》一书中写道：“奥斯曼做出的决定。这个意志坚强的人所完成的一些杰出作品是外科学的，他毫不留情地挖掘巴黎。似乎城市是该死的。在今天的巴黎，汽车全靠奥斯曼才得以存活下来。”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改造，前后历时约20年，本次改造使巴黎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网络产生了重大变化，为巴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奥斯曼在对巴黎进行大规模规划和改造时，提倡修建笔直的主干道、对称且壮观的街景，开始使用现代的给水排水系统，拆除了西岱岛上的主要房屋，重建了中央古市场（图1-44、图1-45），还为塞纳河增加了四座新桥，改造了三座老桥。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巴黎就这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和繁荣。

17—19世纪，法国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霸主之一，巴黎在全球的影响力也空前增加。19世纪的巴黎，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之都，可谓是群星灿烂：在自然科学领域，涌现了博物学家巴蒂斯特·拉马克、天文学家约瑟夫·勒维烈、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路易斯·巴斯德等著名科学家；在文学领域，涌现了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福楼拜到莫泊桑，再到大仲马、小仲马等一大批世界文豪，与巴黎有关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巴黎很多纪念性建筑与文学杰作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在其《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一书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巴黎，它不仅属于法兰西，它还属于全世界”“在19世纪，大家可以不去伦敦，不去维也纳、柏林，不去圣彼得堡，也可以不去罗马，但无论是谁，不管他是什么出身，也不管他是什么国籍，都不能不去巴黎”“巴黎是世界的神经中枢，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腊的思想灵魂一样。”“在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在跳动，她的精神在激荡，她的天才在发光。巴黎永远是首创精神，是向前发展的尊严之故乡，是才智的中心和发源地，是想象力的火山。”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巴黎俨然已经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巴黎当时作为世界性城市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巴黎的人口飞速增长，在1800—1910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人口增长了近5倍（表1-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巴黎举行的几次世界博览会给城市建筑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埃菲尔铁塔（1889年）、大宫和小宫（1900年）、夏约宫（1937年）等。从参展的建筑和布局而言，1889年世博会可谓别出心裁、与众不同，为巴黎留下了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在塞纳省和巴黎市的坚持下，1889年世博会选址马尔斯校场以及毗邻的荣军院广场、奥赛河岸等地。为了给世博会提供一个气势恢宏的入口，法国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埃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初始高度达到312米，至今每年接待游客700多万人次，成为巴黎乃至法国的重要象征。这些建筑的出现，形成了几组新的建筑群，其构图轴线同城市原有建筑群轴线相互交织，形成很多对景和借景，进一步丰富了城市的面貌（图1-46）。然而，在埃菲尔铁塔这一现代世界建筑杰作初建之时，因其外形有些怪异而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质疑之声来自包括建筑师、艺术家和数学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当时的《时代报》曾刊载了《艺术家抗议书》，声称“黑铁塔蔑视了巴黎特色、威胁了法国历史，其野蛮格调破坏了整个巴黎建筑氛围，对于古典巴黎是一场噩梦”，拆除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曾经计划将其拆除，但因世界大战未能实施，可谓是命运多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无线电广播发射器和接收器，埃菲尔铁塔截获了不少德军情报，成为“战争功臣”；1925年，埃菲尔铁塔成为世界第一座电信和电视塔；1929年，埃菲尔铁塔广播了来自350个气象站的气象数据，使欧洲、北非和大西洋岛屿的气象信息得以交流。到1964年，埃菲尔铁塔被政府列为不得拆毁的“历史纪念碑”，正式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建筑遗产。1991年，埃菲尔铁塔连同塞纳河沿岸的建筑被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世界遗产。由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的命运可以看出，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需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传统与新潮、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出平衡。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巴黎作为“世界文化之都”的地位就开始受到欧洲其他城市（如柏林）的挑战，渐失昔日辉煌。勒·柯布西耶对巴黎的评论是：“巴黎是一个从四面八方汇集了各种征战、繁衍和迁移的人们的危险大杂烩，她是世界各地流浪人群的集中营。”但是，巴黎毕竟是巴黎，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各类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作为文化之都，巴黎仅在市区就有150座博物馆，在郊区也有40家博物馆，至今仍然是历史与文化交织、时尚与浪漫并存的世界性文化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