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京（史前—1912年）

一、史前至隋唐时期（史前—10世纪）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房山区的周口店就有人类居住，周口店发现的距今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于人类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属于四十多个不同年龄、性别的猿人化石。1988年，采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的“北京人”化石年代为距今约57.8万年。周口店的古代人类还有著名的“山顶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距今约2.7万年，其骨骼形态与现代人类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周口店遗址早在1961年就被国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最早列为世界遗产的项目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在北京门头沟区、平谷区、昌平区等地还分别发现了东胡林遗址、上宅遗址、雪山遗址等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主要是有关于制陶业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其中，雪山文化一期距今5000—6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如红陶罐、彩陶片、陶制纺轮等；雪山文化二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4000年，陶器中第一次出现了泥质黑陶和磨制石器等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说明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越来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北京古称“燕”和“蓟”。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认为“北京在位置上是一个杰出的选择。它在华北平原的最北头，处于两条约略平行的河流中间，它的西面和北面是一个弧形的山脉围抱着，东面南面则展开向着大平原……选择这地址的本身就是我们祖先同自然斗争的生活所得的智慧。”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主编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房山区董家林古城遗址，即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位于地势较高的董家林村，在20世纪60年代地面部分还保留着1米高的城墙，经考古发掘，确知北城墙保存较好，长度为829米，南部被大石河冲毁，残存的东、西城墙北段，长度各约300米，古迹城市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城内发现有夯土城基址、祭祀遗址等。董家林古城遗址是今北京范围内所见的最早的城市遗存（图1-47）。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也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商周遗址所出土的随葬器物（礼器、兵器、车马器等）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记载（图1-48～图1-50）。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周初在北方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除了“燕”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蓟”。《周礼·职方氏》曰：“东北曰幽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北方为幽州，燕也。”《尔雅·释地》则曰：“燕曰幽州。”《史记·周本纪》则曰：“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幽州之名，最早见于《尚书》。《尚书·尧典》有“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的记载，《尚书·舜典》则有“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之说。这里的“幽都”“幽州”，大致是指今天的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即燕山南麓。《山海经》也有关于“幽都”和“黑水”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按郭璞的注释，同处于幽都之山的浴水、黑水实为一水，即今之永定河。唐代司马贞撰写的《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在解释“幽都”时则说：“《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1995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为矗立在广安门立交桥北侧滨河公园内的“蓟城纪念柱”题写了《北京建城记》，曰：“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燕在蓟之西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立石为记，永志不忘。”

自前221年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到唐宋时期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郡治，但仍是北方中国的区域性政治和商业中心，并发展为中央政府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军事重镇和交通重镇，成为举足轻重的兵家必争之地。西汉初期，施行郡国并行制，亦设治所于蓟城。西汉中期以后设置“右北平郡”，现在的居庸关就是当年著名的蓟门关。东汉时期70年左右，在蓟城以南约十里处，即今北京内城西南角一带，又建起一座新城，称作“燕”，三国时期改称“幽州”。

隋代的蓟城为隋炀帝向东北讨伐的基地。唐代时此地为“幽州”，有高大坚实的城墙。据唐代李吉甫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一》记载：“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据此可知，唐代幽州城呈长方形，周长32里，折合成现在的里数约有23里（每唐里约合今0.72里），“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幽州建设“悯忠寺”（实际建成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即696年），自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命名为法源寺保持至今，寺内至今保留有《无垢净光宝塔颂》《悯忠寺藏舍利记》等唐代碑刻。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蓟城（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教授研究，幽州城作为幽州镇的首州治所，安史之乱以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幽州城的面积约为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8万人。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时，幽州曾作为叛军的都城，建有宫殿，但为时很短，宫殿也早已湮没无存。自唐代后期开始，边地和平的局面开始恢复，幽州又成为中原民族与东北各地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枢纽之一，这种民族融合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

二、辽南京和金中都（938—1267年）

唐代末年，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强大起来，幽州成了他们攻占的首要目标，其战略地位也大大加强。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后唐军兵围太原，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予辽以获得支持。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建都幽州城，改称南京，置幽都府。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改称燕京，更幽都府为析津府，直辖十一县，其中七县位于今北京辖区内，北京成为其陪都。辽代设五京：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其他尚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五京中，以燕京规模最大，城周长约27里，东至法源寺东，南至右安门，西至白石桥东，北至白云观北，城中街道笔直整齐，呈方格网状，主要街道有6条，设26坊。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南京析津府）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八门：东曰安东（东偏北之门，简称东北门）、迎春（东南门），南曰开阳（南东门）、丹凤（南西门），西曰显西（西南门）、清晋（西北门），北曰通天（北西门）、拱辰（北东门）。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古北之口，桑干河、高粱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瑶屿。”辽南京城的城垣位于今天的广安门地区。辽代契丹人在燕京广建寺院，现存的西城区天宁寺塔即为辽代建筑，主要河水导源自西湖（今莲花池）（图1-51）。辽南京城极盛时人口约30万人。

隋唐以来，新兴的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期间，南京城内外兴建了很多规模宏伟、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36座，有名的如开泰寺、延寿寺、延洪寺、三学寺等，这些寺庙现均已不存。北京市内尚存的辽代建筑主要是塔，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天宁寺塔。该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1119—1120年），塔高57.8米，塔基为方形平台，底部为须弥座，是北京现存最精美的佛塔建筑之一（图1-52、图1-53）。

辽代末年，女真族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兴起，建立金国。1123年，宋金联盟攻克燕京，宋金协议将燕京归宋，北宋在燕京建立燕山府。1125年，金人毁约，攻克燕山府，改燕京为南京。皇统末年（1149年），完颜亮弑金熙宗继帝位，改号天德。据《元统一志》记载：“天德元年（1149年），乃令右丞相张浩、张通，左丞相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金史·地理志》记载：“天德三年（1151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命张浩等增广燕城。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影风、曰丰宜、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颁布《议迁都燕京诏》。为了确保迁都成功，他首先将金始祖以来历代先祖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天德五年（1153年）三月，迁都燕京，改元贞元，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北京于是正式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至完颜珣贞祐二年（1214年）为逃避蒙古族的频频威胁而迁都汴梁（今开封），作为金代的国都共历六十余年。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女真的封建化及其与汉族的融合。金中都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扩建，主要的建设包括城池扩建、宫殿兴修、桥梁建造及离宫苑囿四个部分。根据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等人研究总结，自辽代以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北京曾有四次大规模的发展。其中，金代在辽南京旧城的基础上扩充建设，是辽以后北京第一次大规模改建。

新建的金中都，城凡三重，采取外城、内城、宫城回字形重重相套的形式。根据《大金国志》记载：“内城四周凡九里三十步。”除北城墙依旧外，东、西、南三面都大大向外扩展。其位置相当于原北京市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大城中部的前方为皇城（图1-54～图1-56）。故址在今广安门以南，为长方形的小城。皇城之内又有宫城，宫城西侧为风景优美的苑囿。宫城位于皇城内中央偏北，中路为金宫中轴，西路为御花园、鱼藻池（现青年湖）、西苑，北为嫔妃住所，东路为太子、皇后寝宫和内省政务机构，其城池、宫殿，尽力模仿北宋东京汴梁城的形制来建设，不少建筑材料甚至是太湖石，均从汴梁城拆运至此。据宋代范成大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在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戊子出使金国时所撰写的《揽辔录》记载：“（在金中都的宫城内）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金既蹂躏中原之地，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

金中都建成之后，大城略呈方形，城周长37里有余，位置相当于原宣武区西部，东墙约在今四通路以北到麻线胡同、大沟沿一线，南墙在今凤凰嘴、万泉寺、三官庙、四通路一线，西墙则在由凤凰嘴至木楼村的延长线上，北墙位于今白云观略北的位置。中都城内有62坊，宫城两侧为官署，西南为园林、寺观，东北为商业区。城占地约22平方公里，既继承了唐幽州、辽南京的城市建制，又汲取宋汴梁城的格局，建筑豪华绮丽。

金中都的豪华宫殿有36座，比较有名的为大安殿、仁政殿（金帝临朝的处所）等。中都的宫殿完全是按照北宋汴京皇宫规制构筑，甚至装修陈设也多是从汴梁掠来的宣和旧物，在建筑风格上也承袭了北宋末年奢丽纤巧的风气。在蒙元崛起之初，金中都屡遭蒙古铁骑的劫掠，在五十余年的反复破城抢劫中，中都城的宫殿渐次损毁。残毁的金代宫殿遗址，明代初年犹存，嘉靖筑外城（1554年）后，遗址始渐渐湮没。

金中都时，每年的漕运数量少则十万石，多则百万余石。为使漕运入京，金代从通州到中都挖掘了闸河，但水量不足，航道欠畅。大定十年（1170年）议分卢沟水为漕渠，即开金口河以通京师漕运。然而开通后洪水季节容易泛滥成灾，渡河上仅有浮桥，严重威胁着这条通衢大道的畅通。在卢沟河上修建一座在洪水季节也能畅通无阻的大桥已是势在必行。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修建了横跨卢沟河的大石桥，名“广利”，即今卢沟桥前身。桥长266.5米，下分11个涵孔，桥身两侧各有石雕护栏望柱等。

除了修建城池宫殿和建造桥梁外，金中都还兴建了离宫御苑。其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为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辽代瑶屿行宫基址上兴建的大宁宫（今北海公园）。此外，西北郊还建造了行宫别馆，在今颐和园基址上建有完颜亮的行宫。在香山和玉泉山、今钓鱼台国宾馆的基址上也曾建有金帝的行宫，只是这些行宫别苑均已无存。

三、元大都（1267—1368年）

元大都在我国乃至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认为“元大都城是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它的城址的选择和城市的平面设计，直接影响到日后北京城的城市建设。因此它在北京城的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建设的一个典型。”元大都建设时，废金中都旧城，选择中都城东北郊的离宫御苑作为新城的核心，称北海和中海为太液池。整个都城以积水潭、太液池为中心，符合堪舆“得水为上”的原则，对于美化环境、改善城市小气候、便利水运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太液池中有琼华岛，是俯瞰都城的制高点。

金贞祐三年（1215年），即金迁都汴梁的第二年，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军队攻克中都，改称燕京。当初蒙古统治者无意在此建都，城内宫阙尽遭焚毁。1260年，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即位于滦河上游的开平，建元中统。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到达燕京后并没有住在城里，而是“驻跸燕京近郊”，实即金中都城东北郊外的离宫（太宁宫）中琼华岛上的广寒宫。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癸丑，忽必烈从刘秉忠之请，定都于燕，乙卯，诏改燕京为中都，并以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忽必烈战胜其胞弟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即位之初，曾经拥护阿里不哥的很多蒙古贵族在被征服后对忽必烈十分疏远，并不真正拥护他的统治，为了削弱阿里不哥在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的政治影响力，决定在燕京建立新都，采取两都制度，以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为主要都城，名上都，以原金中都为陪都。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决定以原金中都城东北方向琼华岛金代大宁宫一带为中心建新城。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正式以琼华岛所在的湖泊为中心兴建宫城。《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四年，又命秉忠筑都城，始建宗庙宫室。”至元五年（1268年）冬，宫城城墙基本建成。至元八年（1271年），准刘秉忠“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之奏。大都城之命名自此始。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都城基本建成。到13世纪，北京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辉煌的城市，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大都后，对大都城的设计极为赞赏，他写道：“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元大都为土城，其中心宫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与北海中海，这便是辽以后北京第二次的大改建。

元大都是根据《周礼·考工记》规制建设的最完备的封建都城，基本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条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规制。元大都城内街道的分布，除什刹海、北海和中海附近，基本上呈棋盘形。东西南北各有九条大街，呈“九经九纬”之状。元大都的建设奠定了北京旧城的基础（图1-57）。

元大都的形制为三套方城，即外城、皇城（内城）和宫城。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京城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写道：“辟十一门，四达幢幢。盖体元而立像，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北京城因设置“十一门”的形制，与神话中“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形象一致，故被京城的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八臂哪吒城”。环绕在皇城外的是外城，即外城郭。外城平面略作长方形，据考古实测，外城东西宽6635米，南北长7400米，周长约28600米。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5里处，今尚有残存遗迹可见，且被辟为“元大都公园”。整个大都城的城垣均为夯土版筑而成（图1-58）。

为了巩固城墙，在土城中加以“永定柱”（竖柱）和“絍木”（横木）。南城墙修建时为躲庆寿寺，城墙在该处向南退三十步，今长安街不是一条直线概源于此。城垣四角建有角楼，周围绕以护城河，城门筑瓮城和吊桥。皇城周长20里，位于外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其内包括宫城、御苑以及兴圣宫、隆福宫、太子宫和太液池等。宫城在皇城内偏东，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分为前朝和后宫两部分。商业活动的市，集中布置在城内北部鼓楼一带。宗教建筑用地虽多但很分散。

这一时期的城市已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宫城（大内）为中心，南起丽正门，经皇城前广场，过灵星门，进入皇城、宫城，直抵皇城以北位于都城中心的中心阁。由此向北，轴线略向西移，通过鼓楼，直达钟楼。元大都的干道系统基本是方格网系统，整齐方正，南北向道路贯穿全城，东西向干道则受到居中的皇城和海子的阻隔，因而形成若干“丁”字街。中轴线更加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根据侯仁之院士的研究，大都城内，除去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上，有一条自北而南确定宫城大内位置的中心干道之外，其他城内的主要干道，纵横交错，略成棋盘状。其主要特点是在南北向的主干道东西两侧，近似等距离地并列着若干东西向的大街和“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7米，这是大都城内民间居住区的主要特点。这种东西向的胡同最宜于主房（或称正房）坐北向南的四合院的划分，对北京的影响延续至今。不过皇城同各城门口和干道之间的联系仍很便捷。全城被干道划分成方形的街坊，街坊再被平行的小巷划分为住宅用地。坊内的小巷称胡同，多为东西向，胡同内院落式住宅并联建造。笔直宽阔的大道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写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到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

水源问题是城市建设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城市的生命线。古代的北京水源丰富，位于永定河、潮白河的洪积扇和冲积扇所积的平原区，有大量的沼泽、淀泊，地下水非常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商周时期在此地就形成了都邑。据侯仁之等学者的研究，元代把北京城的城址从莲花池转移到高粱河水系上来，起初曾经引永定河水东行，但因夏季山洪暴发，控制困难，不久即放弃。大都城内的水源是比较缺乏的，所以从西北郊导引了很多小流泉来解决大都的给水问题。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引入了自然山水，据《元史·地理志》记载：“海子在皇城之北、万寿山之阴，旧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元大都的供水水系分两类：一为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一为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为大都城规划了水系工程。主要水系有两条：一条由高粱河引水经海子、通惠河通往城东通州，使漕运可以直达大都城内；一条由金水河引水入太液池，再流往通惠河，保证了宫苑的用水。城市的排水，是在干道两侧用石条砌筑宽约1米的明渠，将废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排出城外。

元大都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国都应有的形制，但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例如，充分考虑自然山水格局，把以积水潭为主的一连串天然湖泊纳入大都城是元大都规划建设的一大创新；在元大都北面城墙上只开“两门”而非“三门”，全城开十一门，这也是一种创新。关于在北城墙设置“两门”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侯仁之院士认为，《周易·系辞上》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之数，阳奇阴偶。取天数一、三、五、七、九，和地数二、四、六、八、十，这些数的天地之中和，即将天数的中位数“五”和地数的中位数“六”相加之和为“十一”。这取象为阴阳和谐相交，衍生万物，天地合和，自然变化之道尽在其中。大都城既是天子王位所在、众生所依，自当被视为天地之正中。元大都只建十一门，不开正北之门也是和《周易》卦的方位有关。《周易·说卦》认为：“坎为隐伏”，隐伏之极就是关闭。其方位为北方，是“重险，陷也”，所以不开城门，这也符合中国北方民俗中有严严实实的北面的山墙，以示有牢固的靠山。元大都的宫殿、城门的命名大都与《周易》有关（图1-59）。据清代的《日下旧闻考》记载：“殿曰大明、曰咸宁。门曰文明，曰健德，曰云从，曰顺承，曰安贞，曰厚载，皆取诸乾坤二卦之辞也。”至元八年（1271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元之国号，也来自《周易》，《周易·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寓意如果遵循天道，则统治者能够长期统治。元大都的规划建设充满着复杂多样的象征意义。

大都城内街道整齐划一，以坊为基层行政单位。大都城内皇城以外的居民区共划分为五十坊，分别属于左、右警巡院，坊有坊正，坊下有巷，设巷正。坊不设坊墙，各有坊门，门上署有坊名。据《析津志》记载：“（元大都）坊名五十，以大衍之数成之”。坊名主要取自《周易》《尚书》《左传》《孟子》等书，也有一些取名于地形方位。城内依据“八亩”见方的地块为单位进行划分，住户可以在八亩宅基地上建造住房，于是形成了一个个四合院。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任戌，诏旧城（金中都）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由此可见，当时是把全城划分为若干份，并按份授地，其基本模数为50步，大体上与当时两条胡同之间的距离相当，这也是其他大型建筑，如坛庙、署衙占地的基本模数。

13—14世纪，元大都在世界的影响力很大，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元代黄文仲在《大都赋》中写道：“鴃舌螺发，黧面雕题，献獒效马，贡象进犀，络绎乎国门之道，不出户而八蛮九夷。谓之大都，不亦宜乎？”元大都世界城市的特征跃然纸上。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述了元大都中的茴茴葱、荨麻林、树奶子、葡萄酒、高丽菜等外来物产，种类丰富多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每逢基督教的主要节日，他（忽必烈）都照例行事。而在萨拉森人、犹太人或偶像信徒的节日，他也举行隆重的仪式。”不同宗教在元大都并行不悖，当然，蒙古统治者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更是大行其道。对待四方来客，元代规定：“凡诸国朝贡使客，虽是经由行省，必须到都（即元大都），于会同馆安下。”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1247—1328年，Montecorvino），在他写给教皇的书信中描述了他本人被大汗按照教皇专使的身份接待的情形，他写道：“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元代的驿站非常发达，是丝绸之路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元大都又是丝路文明的“枢机”，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元史·志第四十九·兵四·站赤》记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很明显，元大都作为天下“风俗之枢机”的京师，元大都的世界性特征又辐射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从而使13—14世纪的中国整体形象都充满了与世界关联的活力。

元代初期，统治者迁都并建都燕京，城市户口大幅度增加。在大都建设伊始的中统五年（1264年），城市大约有4万户，14万人；到至元八年（1271年）人口增长到11.95万户，42万人；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人口已经增长到21.95万户，88万人（表1-2）。到元代中后期，元大都已经发展成为人口规模在百万量级的世界城市。

四、明清北京城（1368—1912年）

明代1368年开国，建都南京。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兵北伐元大都，八月初二徐达率军从通州攻入元大都，“一鼓而克全城”，元顺帝仓皇北逃。至此，从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军队攻占金中都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止，其间一百五十余年，元大都地区的蒙元统治结束，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封为燕王，驻北平府。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史称“靖难之役”。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夺取皇位，决定升北平为都城，“以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由此而始。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营建宫阙城池。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阙城池建成，明代都城由南京迁都北京（图1-60）。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被李自成的起义军推翻。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兵败，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明灭亡后，清王朝仍建都北京，前后长达268年。清建都北京后，沿用明代旧城，城市总体格局和街道体系没有变化，城池、宫殿、坛庙大多完整保留。清初由于火灾和地震，宫殿多数毁坏，北京现存宫殿大多是清代重修的，但布局上尚存明制（图1-61）。

明代为了加强防守，对元大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明代的北京城包括内城和外城。内城东西墙仍是元大都城垣。洪武四年（1371年）将元大都内比较空旷、居民稀少的北部放弃，在原北城垣以南5里另筑新垣，位于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北城墙设两个门，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为了破除元代的“王气”，把元大内皇宫宫殿建筑尽数拆除。明初，分别将东城墙的崇仁门更名为东直门，将西城墙的和义门更名为西直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又将南城垣南移近一公里，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这样形成的内城，东西长6635米，南北长5350米。由于南、北城墙的变化，从全城总体格局来看，元大都以“中心台”为中心的空间布局已不复存在，新的城市几何中心已经转移到万岁山的位置。

明正统元年（1436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守，开始修建九门城楼。据《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记载：“正统元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师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瓮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命修之。”正统二年（1437年）二月，西直门和平则门开始营建。正统三年（1438年）营建东直门、朝阳门、德胜门等，最后完成的是丽正门。至正统四年（1439年）工成，前后历时四年之久，是明永乐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整，也可以说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的一个延续，城防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遂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阜成门，九门之名称保留至今。这五十多年时间内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辽以后的第三次改建。

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有了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的需要。嘉靖年间（1522—1566年）又在内城南垣以外发展出大片居民区和市肆。为加强城防，修筑了外城墙，形成外城。外城东西长7950米，南北长3100米。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嘉靖时北京分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33坊。原计划在内城东、西、北三面也修建外城墙，但限于财力，一直未能完成。清代因同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友好，无须再建外城。这样就使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形成日后的“凸”字形外廓。这次改造是辽以后北京的第四次改建。

城市布局为宫城（紫禁城）居全城中心位置，宫城外套筑皇城，皇城外套筑内城，构成三重城垣。宫城内采取传统的“前朝后寝”制度，布置皇帝听政、居住的宫室和御花园，宫城南门前方两侧布置太庙和社稷坛。宫城北门外设内市，还布置了一些为宫廷服务的手工业作坊。整套布局完全承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王城形制。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居住区分布在皇城四周。这时的里坊只是城市地域上的划分，不具里坊制的性质（图1-62）。

居住区结构同都城相仿，以胡同划分为长条形的住宅地段。内城多住官僚、贵族、地主和商人；外城住一般平民。清时满族住内城，汉族及其他民族多居外城。

商业区的分布密度较大。明代在东四牌楼和内城南正阳门外形成繁荣的商业区（图1-63）。

由于行会的发展，同行业者相对集中，并在今北京市街名中有所反映，如米市大街、猪市大街和菜市口、磁器口等。城内有些地区已形成集中交易和定期交易的市，例如东华门外的灯市、庙会形式的集市及固定的商业街。清代商品运输主要靠大运河，由城东通往通州的运河码头较便捷，因而仓库多在东城。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筑布局依然运用中轴对称的手法。形成的中轴线南自永定门起，北至钟楼、鼓楼，全长8公里，是布局结构的骨干（图1-64、图1-65）。

皇宫以及其他重要建筑物都沿着这条轴线布置。轴线的两侧布置天坛和先农坛两座建筑。从正阳门向北经大清门，即进入“T”字形的宫前广场，其北部向左右两翼展开。广场北面屹立着宏伟的天安门，门前点缀着汉白玉的金水桥和华表（图1-66）。

迈进天安门，经端门、午门和太和门即为六大殿[1]，这六座形式不同的宫殿建筑和格局各异的庭院结合在一起，占据了中轴线上最重要的部位（图1-67、图1-68）。

在紫禁城正北，矗立着近50米高的景山，是全城制高点。自景山向北，经皇城北门地安门，直抵中轴线的终点——鼓楼和钟楼。中轴线上的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布局整齐严谨。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道路系统基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构成方格式路网的街道大多为正向。城内主要干道是宫城前至永定门和宫城通往内城各城门的大街。外城有崇文门外大街、宣武门外大街以及连接这两条大街的横街。由于皇城居中，所以内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东西向交通受到一些阻隔，方格路网中出现了不少丁字街。明清时期的城门与元代的城门有很大的不同，外城有九座城门，内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老北京城的“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指的是就是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以及皇城四门。明清时期，城门的名称略有变动。清代，内城的九门的名称分别为正阳门（俗称前门）、神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和崇文门，外城七门分别为永定门、右安门（俗称南西门）、广安门、西便门、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俗称南东门），内城四门分别为大清门（实为三重大门，包括大清门及其里面的天安门和端门，明代分别称大明门、承天门和端门）、西安门、地安门、东安门。紫禁城开四门，南门为午门，西门为西华门，北门为神武门，东门为东华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老北京城门大多已经被拆除，不少城门现已踪迹难觅。

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城市形态基本相似，但其人口构成和功能分区却很大不同。明代京城居民以汉人为主，内城居住多为官宦，外城居民多为普通百姓。据《燕都丛考》记载：“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城市人口骤增，商业设施有很大发展；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兴建外城以后，扩充了大片城市商业区。据北京大学韩光辉教授等人研究，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北京已经有27.3万户，约96万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北京城市商业特别是外城的商业发展进入空前繁盛的时期。清代初期，为了保卫皇室，实行“旗民分城”的政策，强制将内城原有居民搬出，旗人居内城及郊区各旗营中，民人居外城及关厢郊区一带。旗人肩负着拱卫京师、服务帝后的重要职责。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支。在八旗中，满洲八旗以天子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最为尊贵。当然，旗人在内城也并非是随意居住，而是按照八旗军队行军打仗过程中形成的八旗方位，分片区居住。据清乾隆年间《八旗通志初集·卷二》记载：“本朝龙兴，建旗辨色。制始统军，尤以相胜为用。八旗分为两翼，左翼则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也，右翼则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其次序皆自北而南，向离而治。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也”（图1-69）。旗人拥有军人身份，由朝廷“供养”，居住在内城，内城实行军营化管理，禁止在内城开办茶楼、酒楼、戏院等休闲娱乐场所，全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旗人基本不事生产和经商活动，内城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城商铺、票号众多，较为繁华，但这种局面在清代后期有所改变。清代中后期，京城人口压力加大，出现了用地紧张的现象，尽管官方采取了禁止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京城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发生了不少变化，旗人与旗人之间、旗人与民人之间的房产禁止交易管制松动，人口流动加快，外城民人开始向内城渗透，内城旗人也有不少居住在外城。人口流动带动了城市功能分区结构的变化。外城最为繁华的地带是正阳门外地区，内城最发达的地区则属鼓楼地区。总之，在清代统治下，直到清代灭亡之前，北京内城几乎只有满人（旗人）居住；外城则相反，除了约1万人满人外，其余的都是汉人（民人）（表1-3、表1-4）。

明、清两代，北京城的礼制建筑和宗教建筑兴盛。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建设宫殿的同时，在正阳门外仿南京形制建立了天坛和先农坛。嘉靖九年（1530年），在安定门外建立了方泽坛（今地坛），朝阳门外建立日坛，阜成门外建夕月坛（今月坛）。清代修建的密宗庙主要有雍和宫、双黄寺、福佑寺、永安寺及白塔（今北海白塔）等。北京伊斯兰教建筑现有60余处，著名的有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北京清真普寿寺等，其中最早的清真寺是牛街清真寺，是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据潘梦阳《伊斯兰与穆斯林》：“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清真寺。它建于辽统和十四年（996年，北宋至道二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重修。”另外，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也再次传入中国，并且得到长足的发展，建有多座天主教堂、东正教堂，如王府井大街的东堂、东交民巷的圣玛利亚教堂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对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28年。经过利玛窦的努力，天主教在元代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北京宣武门教堂就是利玛窦在徐光启等人帮助下创建的。汤若望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代，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清易代之际，宣武门内教堂的传教士也被限期搬出，教堂内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却坚守并上书清政府恳请予以保留，奏书很快得到清政府批准，即“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还颁布满文告示张贴于宣武门教堂门前。清代入主中原后，出于修订历法的需要，对这位通晓天文历法的德国传教士十分器重，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

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宫苑建筑，是在今中都、元大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主要宫苑如紫禁城以西的西苑，是利用金元时期以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和琼华岛为中心的离宫旧址扩建而成，明初还在太液池南端开凿了南海。清代继续扩建以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为中心的宫苑；大片的园林水面和严谨的建筑布局巧妙结合，堪称杰作，至今一直是北京市中心园林绿化的基础。清代还在西北郊兴建大批宫苑，包括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后称颐和园）等（图1-70）。

以上宫苑各具特色，形成环境优美的风景地带。清代统治者采用“园居理政”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自顺治帝居南苑、西苑始，至光绪、慈禧亡于西苑止，前后延续了260余年。在清代，西郊地区是北京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建设内容包括皇家园林、八旗营房、皇庄等，最终形成了以“圆明五园”为核心的西北部行政中心。关于圆明园的始建年代，目前还有不同的认识，不少学者认为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雍正即位后，不断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修建；至乾隆九年（1744年），形成了著名的“圆明四十景”；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形成了圆明园五座园林的规模，即通常所说的“圆明五园”。到清代中后期，圆明五园区域已经发展演变成为北京绝对的政治中心。据统计，乾隆住在圆明园内的年平均时间约100多天，雍正皇帝平均每年住在圆明园内200多天，道光皇帝平均居住圆明园的天数达到260天之多。紫禁城的功能主要是举办大祀、大典、大朝和大宴等重大典礼，而一般的常朝理政，则主要是在圆明园中完成。有清一代，康、雍、乾、嘉、道、咸诸帝每年驻跸圆明园的时日远多于在紫禁城的时间，肇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的清代军机处就设置在圆明园，圆明园可以说是清代的“园林紫禁城”。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在通州谈判中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谈判破裂。英法联军进攻北京。1860年10月6日，英、法两国侵略者占领圆明园，在对该园大肆抢劫之后，又派马队纵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清漪园和圆明园惨遭浩劫，前山和西部大半被毁，只有山巅琉璃砖建造的建筑和“铜亭”得免。不仅如此，侵略者还占据了东交民巷，建立两国使馆。之后，美、日、比、俄等也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1900年，英、法、德、美、意、俄、日、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再次洗劫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面积1.31平方公里），不准中国人居住，成为特殊租界地。圆明园作为清末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因此也受到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封建都城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封建帝制下形成的封闭的城市格局与城市本身应具有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放松，创办大学等一系列的城市改造活动已经悄然发生，北京开始进入城市近代化的起步期。根据北京大学韩光辉、王均等人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成功后迁都南京以前的这段时期内，北京处于由封建政治中心向近代工业时代转型的过程之中，城市开始具有吸引资本和外来劳动力的能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08—1928年，北京城市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