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曾大兴教授《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序

曾大兴教授在文学地理学领域成果斐然，仅在商务印书馆就已先后出版了四部专著，现在他又将历年所撰写的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22篇论文和8篇序言、3篇访谈、2篇自述编辑在一起，题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承曾教授青眼，我得以提前拜读本书全稿，不揣浅陋谈点体会。

曾教授是国内最早有文学地理意识的学者之一，早在1989年就以扎实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发表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文，并以此为基础，1995年出版了更为扎实的专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该书将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收录的六千多名文学家分时代梳理其籍贯分布数据之后，重点论述了各时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重心、特点及有关成因，该书以地理分布统计文学事实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运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多为各种中国文学史所未见。此后，以文学家地理分布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路子在中国学术界流行开来，其中夏汉宁研究员团队调整了数据源，对宋代江西文学家作了细致、全面的梳理，推出了一系列成果，是这种研究路子的扎实、成功范例；梅新林教授200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在参考了曾教授的研究方法之后，提炼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几个要点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与演变的面貌作了新颖的描述。

而曾教授本人1995年完成文学家地理分布的研究之后，更进一步深入到文学作品的地理研究。1999年他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选取古代民歌和当代流行歌曲为对象，古今对举，对中国文学南北差异的具体内涵作了生动的阐释。这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新路子。事实上，在地方文学史书写带动下，地域文学研究早已开始，但早期的地域文学研究并没有清晰的地理意识，没有将研究聚焦到“地域性”上，用的依然是传统文学史研究的那套观念和方法，只是将研究对象用某个地区名加以限定而已。曾教授《英雄崇拜与美人崇拜》一书开启了聚焦地域精神、紧扣文学作品的地理研究之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此书出版之后，曾教授注意到地理与文学作品之间有一个重要连接口是文化地理学中已在研究的景观，于是他分别主持了“广东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学景观调查”（2004）和“广州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及相关文学景观调查”（2005）两个研究项目，从文学景观的调查开始了新的研究。此后他写了多篇论文，从理论上论述了文学景观的概念、识别、分类，阐明了文学景观研究的意义，以赤壁、寒山寺、黄鹤楼等个案作了文学作品中景观分析的精彩示范。在研究方法上，文学景观研究，除了在大量文献调研基础上的文本细读之外，实地考察也非常重要，亲身到文学作品的现场感受，并适当地借助一些地理测量等工具进行现地研究，完全可能对某些作品产生新的认识。而从文学景观的调查入手，以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包括从地方文化建设的视角来审视文学景观，再反过来研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曾教授更是现身说法，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中华名楼”系列，拓宽了文学景观研究的视野，并把它推向了成熟境界。曾教授为讲“中华名楼”到各地调研、考察，以及讲授的成功，已成为文学研究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智慧支持的重要案例，显示了文学地理学的独有魅力。而关于文学地理学作品研究，曾教授的思考还在继续，后来在《文学地理学概论》第四章中他给出了较完整的思想。他认为文学地理学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以地理形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如乡村空间、都市空间、山地空间、大海空间、高原空间、盆地空间等等，研究者要研究作品中的空间结构，从中理解作家的情感意蕴。这样的认识无疑是具有很强指导意义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曾教授感到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探讨的更基本的问题还在于“人—地—文关系”的作用机制，其中地理这一端如何影响到人、再影响到文学，背后的奥秘何在，这显然是文学地理学基本而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答不好，文学地理学的根基就不坚实。对此问题，曾教授依然选择从一个点进入。他认为在地理环境的诸多因素中，气候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项，于是，他从地理学、气候学、哲学和中国历代典籍中寻找线索大量阅读，终于发现：特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会形成特定的物候，物候感染人，使人产生特定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生命意识影响到他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到文学家的气质与文学作品的风格，影响到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进而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等。这样，由生命意识这个中介，就很清楚地说明了地理因素作用于人，进而作用于文学的具体机制。此项研究涉及的虽然只是气候这一种地理要素，但是由于研究扎实，结论可靠，令人信服，朱寿桐教授认为此结论“证实了甚至可以以自己名字进行命名的那种文学的地域性定律”（朱先生对“曾大兴定律”命名的提议是否能得到各界附议，曾教授自己并不在意），而其他地理要素作用于人、文的具体情形虽然与气候会有不同，但研究的方向是大致明确的，抓住一个地理要素，参照曾教授的研究路子，是完全可能同样得出可靠的结论来的。

以上这些研究由于都是带着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都由问题驱动，由一个个具体的点展开，又始终围绕着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中心，一路做来，一个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就呼之欲出了，所以，2017年3月，学界期盼已久的《文学地理学概论》即正式推出。此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反响甚佳，我认为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文学地理学理论著作”，它建构了“一个完整而逻辑自洽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个观点，也是学术界较普遍的认识。可以说，曾教授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宏愿已基本达成。当然，第一，曾教授这部书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建设留下了不少空间，此后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出版，观点互有异同，曾教授有必要对自己建构的理论体系作些补充说明；第二，曾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处于本领域的最前沿，学术界理解或接受他的观点还有一个过程。为此，曾教授把自己有关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零散论文、序言、访谈、自述汇集起来，编成这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部书我觉得可以视为《文学地理学概论》的补编，全书第一部分七篇文章和三篇访谈两篇自述是直接论述学科建构的，其他十五篇文章和八篇序言各从一个特定角度补充了《概论》的观点，两相参照，文学地理学科体系显得更为丰满。

这些年，我先后拜读了曾教授文学地理学的多部大作，现在再集中学习这部书稿，脑子里不觉浮想起《中庸》中所说的两句话：“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因为围绕着“人—地—文关系”的文学地理观念虽然中国和西方自古就有，但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却从来没有过，曾大兴在金克木先生1986年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之时才二十八岁，却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问题，适时进入，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他形成了开阔的视野、清晰的理论意识。他逐渐意识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既有史，也有地理。例如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学史，也有语言（方言）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那么，为什么文学之下，只有文学史，而没有文学地理呢？而研治古代文学出身，又使他养成了从细小处着手的研究特点，他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开始做基础工作。可贵之处在于，做基础工作的时候，心里始终不忘文学地理学的全局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问题落实到细微的层面，小的观测点经过深入的钻研之后上升到全局高度。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到文学作品的空间要素分析，从文学与地理的一般性思考，发展到从文学景观的角度切实地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深入到气候、物候等地理因素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作用机制，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路子却越走越宽。曾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由具体问题驱动，大多始于实证研究，但又有鲜明的理论建构意识，面向社会、服务地方的实践品格，因此他的论文、论著大多概念清晰，论述明快、简明，他一直在高校教学、科研第一线，但所著却毫无学院派的艰涩、缠绕之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用来概括曾著的特色，的确是没问题的。

我从2011年参加中国文学地理学首届年会以来，受到曾教授和与会诸君的影响，写了一些文学地理学理论思考的论文，取得的成绩虽然很有限，却蒙曾教授一再鼓励和肯定。这次曾教授新著梓行前夕，我有机会先睹为快，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分享给广大读者，衷心希望在曾教授的引领下，文学地理学学科快速成长，早日成熟。

杜华平

2021年6月19日于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