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的本国历史书大概是世界之最，大至历朝历代，小至家族个人，都有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后人为之撰写的历史书。从研究出发，当然史料和史书多多益善，不厌其烦，但从学习和了解历史出发，不得不有所选择，因为它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终身的阅读量。正因为如此，如何根据当代人的不同需求，写出最适用于某一类读者的历史书，是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有两种写法，一是科学化，即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探寻历史内在的规律，其代表是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经济史、自然史、人口史等专门史学派；二是叙事化、文学化，其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另一代表是《资治通鉴》，也以叙事为主，兼具文学化。两种写法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前者更适合专业读者，后者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
本书作者侯杨方博士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人口史以及历史地理，均属于第一类科学化历史研究的范畴，他曾利用人口学方法撰写了《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他酷爱历史，并不满足于专业研究，还阅读了大量史书，其读书心得不时见诸报刊，颇受非专业读者的喜爱。他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可读的文笔，加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在不惑之年写出了综合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本身的分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去阐释传统的历史叙事，通过分析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来探究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本书从始至终反复强调职业经理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由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是超越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存在。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官僚集团同样如此，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职业经理人，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渎职、不作为，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贪腐，这些都是官僚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当时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并进行制约、监督。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同，家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合。汉武帝、汉宣帝、雍正帝对官僚、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汉文帝、汉宣帝、康熙帝、乾隆帝又通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贵族强势集团的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皇权，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西汉盛世与康乾盛世能够长期强盛，与当时的皇权强大，能比较有效制约官僚集团密切相关，信赏必罚的体制创造出了高效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这是两个盛世非常突出的特点，本书着重从这个角度与权力结构的转移变化来叙述、阐释历史。
历史事件在其必然性的背后也有偶然性，这两个盛世的最高执政者大多是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不仅具有高超的政治规划与执行力，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并非历史常态，因此他们才能独排众议，做出某些突破常规的举动，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也是盛世并非常态的重要原因所在。历史的必然性则表现在气候、经济、人口、技术等长时段的背景变化方面，这些变化犹如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地壳运动，在上面活动的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脚下的运动，再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大趋势，最多只能延缓或加速，这就是历史必然性与不可控性。虽然本书作者的专业研究更侧重于第一类的科学化，但在本书中他却较好结合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较为平衡、客观地分析了这两个盛世发育、壮大及衰落的全过程，以及其中的人为与自然的双重因素，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特别是传统史学容易过分强调的人为一面，即所谓的明君贤臣史观，同时也没有将历史解释成为单纯的物理要素的组合。
本书的主人公无疑是创造盛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们，盛世同时也是这些杰出历史人物集中涌现的年代。本书对这些主人公无疑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即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用现时的观念与标准去削足适履地评判他们，否则他们都很难摆脱大独裁者及其帮凶的头衔，这样历史就会沦于一种儿童式的漫画。对历史的评价应是多元的，不能非黑即白，非优即劣，而更多会带有一种混合的复杂。这些引领时代的历史人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优缺点，所作所为既有值得肯定、敬佩之处，也有引起非议之处，只有抱着这样的理解才能较好地还原一个相对丰满、真实的历史。
本书行文流畅、清晰，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但也没有运用当下流行的戏说体。本书引用的史实都给出了明确的出处，并引用了大量原始、可靠的材料，体现了作者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并对一些基本的史实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与考证，比如对长期争论纷纭的雍正帝继位问题的考证与解释就很有新意。“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与“文以载道”这两句古语并不矛盾，一本好的历史书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与思想性，并能给读者以启发，让他们在会心一笑之后又有所回味。
葛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