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出生在杭州的仁和路，那时那里属于“旗下”。因为那里曾经是清政府的旗下营，辛亥革命后被拆，建起了新市场，但人们还沿用旧名“旗下”。

我父亲原来在上海，给他哥哥干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积极参加工会，与他哥哥及其他两人合资，在杭州仁和路盘下夕阳楼，开了三益车胎行，由他和另一位朋友负责管理。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杭州人。后来我们搬到羊市街（现在叫江城路），大约我4岁时的一个夜晚，在象山登陆的超强台风袭击了杭州，瓦片被吹到地上发出的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恐惧地依偎在母亲怀里，当时父亲与他们的抢险队正奔波在暴雨之中。这次台风威力之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从没有遇到过的。当天，父亲劝说并背着两位老人离开他们居住的危房，前后脚的工夫，房子就被吹倒了。后来父亲被授予市抗台二等功，国庆时还上了检阅台，他一直引以为荣。

1959年，父亲为了上班可以近一点，带着我们搬到了武林门外的洋桥边。墙门西侧的水门下就是河埠头，水很清，人们淘米洗菜都在那里。这条河是从卖鱼桥那里通过来的，北边有很多竹器店，就是靠这条河运来毛竹。1963年左右，河水开始发臭，我们就靠挑水过日子。管水龙头的老太太就住在我家对面，孤身一人，每天早上，她瘦小的身体挑着空水桶摇摇晃晃走到水龙头旁，以此为生。不久，臭河就被填埋了，变成了一条路。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大家乘凉的好地方，“小热昏”[1]也看中这里，常来说书、卖梨膏糖。

我们的墙门很大，有30多户人家，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常聚在一起，到旁边的运河（当时水很清）、上塘大队的鱼塘（现在的白马公寓处）、西洋桥的古新河里抓鱼捉虾，夏天还去游泳；或赤着脚，踩着砂石路到黄龙洞的白沙泉，用柠檬酸加小苏打做泉水汽水，真是无忧无虑。如今发小们碰到一起，还会说起这些事。

1973年前后，父亲分到了一套新房，我们成为老墙门里较早住进有一室一厅和一个厨房的工厂宿舍的人家，虽然厕所是6户共用，但大家已经感到很满足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先参加了高复班，但没能考上。后来听说杭州大学招收夜大生，于是报名考了进去。经过4年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的努力，我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得以调到报社，干起了自己喜欢的摄影工作。

那时候，每天早上是最忙的，要起早去排队买肉、买豆腐、买报纸……我和所有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经历了1979年大规模加薪，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雷锋、五讲四美；看到了70年代私房归还给房主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喜悦；感受到取消布票、肉票、粮票后的便捷和满足……不知不觉我已满头白发，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