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曾国藩的奥秘
- 读史有智慧(全二册)
- 冷成金
- 5922字
- 2024-03-28 17:28:13
近一个时期以来,明清故事十分流行,不论是相关小说、电视剧还是专论权谋智慧的图书,都大量涌现,原因何在?这恐怕不仅仅与人们的好奇心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充满了现实感,如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就是如此。有一些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中国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曾国藩热就是典型的例证。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理想人生模式的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希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那么,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之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小说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作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样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作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把家业整治得十分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出了青烟,曾国藩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作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绝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是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他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遇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七月攻陷。同年八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湘军的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座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他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机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天下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自此,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玉成激战后夺得安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致“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交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傅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只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许。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作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作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作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作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仿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