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与霞光
大卫·林奇是这样开始一个故事的：碧蓝天空，白色栅栏，红色玫瑰和黄色郁金香，圆鼓鼓地盛开着，翠绿的叶子托着花朵，孩童过马路，女人喝下午茶，老男人浇草坪，年轻人徘徊在草地上，低头翻捡着什么：哦，草丛里有一只爬满蚂蚁的人耳朵。
这里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开始：群山环绕的小城，白杨树和槭树的叶子被夏天的太阳晒成墨绿，灰色的楼宇，阳台上有鸽子咕咕鸣叫，屋檐下，燕子在泥窝边轻盈地弹跳一下，然后飞走，燕子飞走的地方，有一扇窗，阳光照进窗户，投在临窗的木桌子上，桌上有一张信纸，写着一些字，随后，有个男人走进屋子，拿起这张纸，皱着眉头，开始阅读。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甘肃东部的天泽县，省矿业机械厂电工班的李志亮，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
李志亮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籍辽宁，是矿业机械厂的子弟。父亲李东强，一九四〇年生于辽宁。母亲郝琴，一九四三年生于河北。李东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矿业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哈工大毕业生为什么会来位于甘肃县城的机械厂工作，他从来未曾解说过。郝琴则在李东强的安排下，到厂里的后勤部门工作。
李志亮生于河北，四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泽，在矿业机械厂幼儿园度过两年，六岁时到天泽县东关小学读书，十二岁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天泽县二中初中部就读，初二时转学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天泽县一中初中部，高中依然在天泽县一中就读，高三时考入中原机械工业学校，一九八九年，回到省矿业机械厂工作。开始在车间，后来在父亲的协调下，转到电工班工作。
矿业机械厂所在的天泽县，位于甘肃东部，距离省城兰州二百公里，面积三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八万，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始皇时代设县，其后两千多年，面积有扩有缩，但大致位置没有变化。因为地势平坦，位于陇海线，且有河流，有矿产，五十年代之后，陆续有工厂迁移至此。除省矿业机械厂之外，天泽县还有一家冶炼厂、两家修造厂、一家塑料厂，几支驻守在当地的部队。矿业机械厂在当地是大企业，有员工两千。县城的商业，都集中在矿业机械厂、冶炼厂所在的云川北路上。
矿业机械厂的核心部分从辽宁迁来，创始阶段的工人，多数是东北人和河北人，他们的后代也多半在工厂工作，工厂有自己的生活区。矿业机械厂由此成了一块飞地。天泽人说当地话和兰州话，矿机厂的人说普通话、东北话、上海话，当地人听秦腔，矿机厂的人听京戏和越剧、沪剧。天泽县最早穿牛仔裤、最早跳迪斯科的，都是矿机厂工人。李志亮在这里长大，需要在两个世界转换。在厂区和家里说普通话和东北话，在学校和县城说天泽话和兰州话。
李东强的外形，有明显的东北人特质，方头大脸，眉眼端正，但性格温暾，沉默寡言，倒是和本地人比较接近，在非常年代也没有因为言行出挑带来麻烦。但他有个喜好，和本地人不一样，也和他的粗糙外形不一致——他有藏书的习惯，家有藏书接近五百册，而天泽县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两万册。但李东强极少邀请人到家里做客，也从不徒手拿书在街上行走，甚至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任何场所被人看到手里拿着书。因此，他的藏书和读书习惯，从没引起人们注意。
李东强和郝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志明，生于一九六六年，中专毕业后，到矿业机械厂工作；二儿子就是李志亮。两个儿子的相貌，比父亲英俊许多，但两个人都有一种蒙尘之感，像是在刚刚制作完成的匕首上，撒了一把土，英俊得毫不明显，需要仔细辨认。两个儿子的性格，也比父亲爽朗，因为基本是在当地长大，有童年朋友，交往范围也更广。
一家人居住在矿业机械厂的家属区，十一号楼三单元302，他们的住房由矿业机械厂自行修建，在一九九二年竣工，根据面积和楼层，以每套1.5万元到2.5万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厂内职工。售卖之前，根据工龄、职称、职务等因素进行了排序，李东强分配到的这套，房本面积九十平方米，实际一百四十平方米，售价2.5万元。
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古怪之处，全家人的性格、行为，乃至消费、娱乐，就在天泽县城居民的均线附近摆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一切用品，也像所有天泽人一样，非常容易辨认出处。军便服、军大衣、军靴、军用皮带，通常购自县城附近部队门市部，每逢部队廉价处理军用品或者周边，小城青年就蜂拥而至；工作服、绒衣、手套、电工绝缘鞋、挎包，是厂里的劳保用品；脸盆、香皂、洗发膏、牙膏、球鞋、皮鞋、文具，购自天泽县百货大楼，每批就那么几款，可以凭借款式分辨出购买时间。偶然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物品：比如，有些年轻人，会在周末乘火车去兰州（通常都会设法逃票），买花衬衣、卫衣和饰品。还有几次，是白银针织厂等日用品工厂遭遇经营危机，用白汗衫和背心等产品抵工资，员工们拉着产品来到天泽县，在街心花园兜售，价格极为低廉，汗衫五块，背心三块。第二天，天泽县的男性，几乎全部穿上同款汗衫和背心。
在其余地方，天泽县居民的生活，也显得单调和整齐划一。八十年代末，广场舞兴起，因为起初的主力是中老年人，被叫作老年迪斯科。后来，全县三十岁以上的女性，几乎全部加入。九十年代初，气功热，几大气功门派，统治了全城成年人，也有儿童和少年加入。有一位八岁男孩，由家长引领，用一年时间，练到某种气功二级，成为“气功神童”，到处参加报告会并展示神通。一九八八年，《红高粱》获得金熊奖，全城居民出动观影。因为传说此片儿童不宜，小孩都被留在家里，有个孩子因无人看管，在家触电身亡。一九九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全城居民又一次倾巢出动。
天泽县也极少发生凶案，大多数治安案件，都在盗窃、斗殴、诈骗这个层级。仅有的几起凶杀案，都是熟人作案，很快就破案。公安局门口，有四个装了玻璃的看板，两左两右，用以展示公安局侦破的凶案，从现场血迹到尸体远景、近景和伤口局部，全部彩色照片，配以仿宋体手写的案情介绍。看板的更换速度，依据凶案发生频率，或者说，凶案被侦破的频率而定。如果半年没有适合展示的凶案，就半年不换，以至于彩色照片全部褪色。
李志亮的性格，也在均线附近，不算温和，也不至于暴戾，不细腻，也不算粗糙。他的日常穿着，也没有出格的地方，毕竟，父亲李东强最担心的，就是自家人过于引人注目，带来灾祸，每每发现这种苗头，就全力打压。李志亮常穿的衣服，包括一身军便服，两件化纤夹克，几件白衬衣，一身工装蓝的运动款绒衣，冬装是部队的劳保棉袄和军大衣，还有一件托人在空军基地买到的深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带毛领，非常昂贵，但他一直舍不得穿这件衣服。一九九四年，他还曾用一百八十块钱，在兰州市东部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回家之后，在周围的环境衬托下，他发现这件衣服的颜色还是扎眼，第一次穿出去，就被熟人评价为“真骚情”，他再也没让这件衣服上身。
李志亮的爱好很少，可以算作爱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制作各种摆件。有一阵子，兰州青年流行用炮弹壳、子弹壳制作工艺品，这股风气也蔓延到了天泽县，李志亮不能免俗，找到部队上的熟人，要了些训练用过的弹壳，做了几件东西，但很快就厌倦了。
另一个爱好，是骑自行车游荡。他有一辆凤凰二八，黑色，不是轻便型号，但他很喜欢，他经常骑着这辆车，在城外游荡。城外有大片麦地，他就骑车在麦地中的白土路上穿行。麦收之后，他会把车推进麦田，在麦垛上靠一会。曾有人看到他从城外回来时，自行车把上挂着一个用蓝色野菊花和麦秸编织的花环，这是他唯一算得上浪漫的经历。
没有谈过恋爱，几次相亲都失败了，好在他对相亲也没有多少期望。如果他是天泽本地人，二十八岁还不结婚，就显得异常，但人们对矿机厂这块飞地，以及这块飞地上居民的看法，多少有点不一样。当地人甚至觉得，矿机厂的男青年，如果热衷恋爱，会对当地的婚恋市场造成冲击，他们都打光棍可能更好。总之，他生活里并没有出现会带来精神上的重大挫折，或者人生中的重大挫败感的事件。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七，晚上六点十分，郝琴下班到家，换了拖鞋，放下厂工会分给每位员工的一箱杏子，就去厨房准备晚饭。六点四十分，李东强和李志明下班到家。父子俩的工作地点不在一起，他们是在回家路上遇到的，李志明接过父亲手里的杏子，一手一箱杏子，和父亲一起到家。三个人打算等李志亮到家后一起吃饭，就坐在餐桌前说着话，对话的重点是杏子，李志亮必然也领到了一箱杏子，四个人，四箱杏子，该怎么处理，毕竟杏子不禁放。直到八点，他们也没等到李志亮回家，以为他被朋友叫去吃饭了，就先吃了饭。李志亮当晚没有回家，一家人也并没觉得异样，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李东强到李志亮屋子里去，才发现他留在桌上的信，只有十几个字，写在一张矿业机械厂的信纸上：
我走了。我要走遍中国，走遍大地，走遍星球。
李东强拉开衣柜，发现李志亮带走了自己常穿的衣服，下楼去派出所报案时，发现李志亮骑走了凤凰二八。报案时，警察认为，李志亮是成年男性，留了信件，不能算失踪，无法立案，何况，他离家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根据他们的经验，很多离家出走的人，通常会在三个时间段内回来：一周，三个月，半年。
李东强全家，分头到李志亮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家打探消息，想看看李志亮有没有留下更明确的信息，却发现他出走前没有任何异样，当天下午还在正常上班。唯一不同的是，他五点就提前下班，因此没有领取发给员工的那箱杏子。被李东强一家询问过的同事和同学，又自发扩散消息，到认识李志亮的人那里打听消息，都没有结果。
很快，警察所说的第一个时间节点过去了，一周了，李志亮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在这时，天泽县的城南，距离县城中心五公里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焦尸。其实，一个拾垃圾的老人，在几天前就看见了那具焦尸，但那具尸体被扔在一个大垃圾坑的沟底，需要踩着垃圾走一段陡峭的下坡，才能到达那里，加上他视力不好，并没有看得很清楚，“不知道那黑黑的是个啥”。直到几天后，他看到有野狗在撕扯那个黑色的物体。这时距离李志亮出走，刚好一周。
尸体经过了很充分的焚烧，衣服和皮肤都被烧毁，看不出身份样貌，唯一能作为线索的，是一条没被完全烧毁的军用皮带的皮带扣，那个皮带扣，和李志亮使用的完全一样。但那时，在天泽县或者邻近区域，系同款军用皮带的人实在太多了。认尸之后，李东强认为这不是李志亮的尸体。当然，还有更好的方法——当时，DNA检测技术已经用于刑侦了，只是需要送检测物到北京去，检测费用加上差旅费，非常昂贵。焦尸案最终成为悬案，没有出现在公安局的宣传栏里。
三年后，天泽县文化馆的赵老师，在西安参加培训，在街头看到一个人，酷似李志亮，只是头发略长，衣服略时髦。这个人迎面走过来，似乎也认出了赵老师，眼神顿了一下，走过去之后还回了头。据赵老师说，他立刻掉头追上这个人，跟他打了招呼，这个人不承认自己是李志亮，但当赵老师说“你父亲母亲都在等你回家”的时候，他的表情大变，泪水瞬间滑落，愣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去。赵老师认为自己遇到的就是李志亮，回到天泽后，专门找到李东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言之凿凿，情绪丰富，两分钟的相遇讲了一个小时，却没有任何证据，整个场景也酷似民间鬼故事里的情节，加上这位老师经常发表古怪言论，比如别人死去的亲戚给他托梦，以吸引别人注意。所以，他所说的经历，并没有人当真，转眼就变成小城传说，流传了一阵，就逐渐湮灭。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李志亮的消息了。李东强和郝琴，依旧在矿业机械厂工作，退休后，两人回到辽宁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无法忍受漫长的冬季和动辄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最后还是回到了天泽县。李志明也依旧生活在天泽，一九九九年结婚，三年后有了女儿，他和妻子另外购置了住房，多数时候还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李志亮的那间房子，始终保持原状，他留下的那张纸条，被李东强夹在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里。他说，这种收藏方式最保险。
在李志亮出走前两年，有两只燕子，在李家的阳台上方筑了一个窝，整日飞来飞去，啁啾不停，这在楼房小区是很罕见的事。李志亮出走之后，那窝燕子再也没有回来过。郝琴视之为某种昭示。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么过去了，但这仅仅是对李家而言，在距离李家不远的六号楼一单元501，这件事引起了另外一些后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持久的风暴。
住在501的，是矿业机械厂的另一家人。这家人是标准的三口之家，父亲曹广仁，生于一九五六年，矿业机械厂经营科业务员，这个科在一九九六年分出一部分员工，成立了多种经营科，曹广仁也在其中。母亲王自强，生于一九五五年，矿业机械厂工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生于一九八〇年，名叫曹景，在李志亮出走那一年，刚好十六岁，正在读高一。
曹景一家，和李志亮一家生活在同一个厂区，两家家长很少交集，也没什么来往。不过，在曹景十一岁时，他表姐的追求者，李志亮的同事，为了让曹景表姐高兴，以及显示自己是爱孩子的，时常带曹景出去玩，也带他去了李志亮家里，看李志亮用边角料做东西。那天，李志亮穿着工装蓝的绒衣，一条看起来很厚实的卡其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白色回力鞋，用了三个小时，做了一艘二十厘米长的铁船，并且用木板喷了蓝色油漆，做成海面的样子，粘了几块黑色的石头充当礁石，一块稍大的形状不规则的炭渣，被他做成了一个小岛，填了一些青苔，还种了几棵草。一片海和一座岛，就带着油漆味诞生了。
后来，曹景还看见过李志亮打篮球，看见过李志亮骑车去往城外，也在商业街上碰到过他。李志亮唯一一次穿墨绿色羽绒服出门，就被曹景看到了。因为见过一次面，曹景很能从人群中认出李志亮来，他总是隔着老远就站定，等李志亮走到跟前，认真地打个招呼。但他再也没有被带去李志亮家里看他做东西。记忆里，只有那么一次，只有那么一个下午，安静的、若有所待的一个下午。他觉得有点奇怪：李志亮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羽绒服。
李志亮出走三天后，曹景从父母那里知道了消息。当时，他们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曹广仁说起了这件事，曹景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一阵虚热，喉咙里似乎有液体涌上来，却没吐出什么，只是干呕了几声。在父亲扶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听到母亲抱怨说：“给你说了别在饭桌上说这些东西，容易把孩子惊到。”
之后几天，他始终情绪低落，神思恍惚，无法入睡，这些他都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也并没有注意到，其实就连他自己，都不能明确地知道，这种情绪低落和李志亮的出走有没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他，正面临自己的问题。初中毕业时，他没有考上中专，尽管全年级也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但曹广仁仍然非常失望，考不上中专，就意味着曹景失去了在两年后就业的可能，还要上三年高中，高中毕业之后，鉴于当地的升学率非常低，他未必能考上大学，也未必能有工作。曹广仁开关门的声音都大了很多，王自强则刻意拖长声叹息。曹景认为，自己的情绪和这件事有重要关系。
除此之外，他还经历了更折磨人的事。他也考入了李志亮曾经就读的天泽一中高中部，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信被“截”了。事情是这样的，这所中学的收发室，收到所有的信件和包裹之后，除了挂号信会由门房托学生带话，通知本人来登记和领取之外，其余的邮件，并不会做进一步分发，而是全部放在校门口的信报夹里，任由所有人翻阅和领取。这样一来，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的概率就非常低。有些信件，就被路人截取了，他们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有点出挑的信封，拿走，读完，然后扔掉，或者通知信件主人，拿钱来换信。信报夹是无数斗殴和悲剧的发源地。但学校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信件发放方式。
曹景就受到了这样的威胁。截走他信件的，是初三补习班的学生，他们把信拿走，小范围传阅后，托人带话给他，要他拿八十块钱来，才能把信给他，否则就把信件内容公布出来。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八十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拿不出这笔钱。但根据他的经验，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不把信件拿回来，就得准备迎接极其猛烈的下流谣言。他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一共二十多块钱，这二十多块钱，攒了差不多半年。之后一周时间，他每天放学后到县修造厂模具车间后的沙堆里筛废铁，去废品收购站卖，一周下来也只卖了十块钱，他又到血站去，试图卖血，但血站以他年龄不够为由拒绝了他。
几天后，初三补习生撕票了。其实信早拆了，他们只是把拆信这件事公开了，并把信件内容添油加醋告诉了很多人。那封信没有任何过火的内容，写信者是他初中女同学，女同学在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技校或中专，就到省城去打工了，写信过来，无非是要他帮助联系几位初中同学。但截信的人却故意扩散说，信件内容非常下流，他们肯定“拔包子”[1]了。曹景的“风流韵事”由此流传开了。
为什么初中补习班的学生能威胁到高中生呢？当时，初中补习班的很多学生，入读中学通常比较晚，又补习了两三年，实际年龄要比高中同学大得多，甚至大过高三同学。而且补习班管理松懈，补习的目的也是为了考技校和中专，学生很有些江湖气，跟社会青年交往频繁，和高中部的风气完全不一样。
这件事对曹景产生了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觉得同学在对他指指点点，传播他的“风流韵事”，有人走过他的身边，不巧表情不好，或者吐了痰，他会以为是在唾弃他。甚至班上同学写信、收信，甚至读到冰心的《寄小读者》，所有与“信件”有关的讯息，都会让他心惊肉跳。这后遗症持续了很久，一直到高二下半学期，班主任任命他为班长为止。整整一年，他就耗在这件事上，这一年，他如同在浑浊的深渊里任人搅拌。
也是那时候，他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父亲从县图书馆借回来的，老鬼的《血色黄昏》，一九八九年版，讲述知青在内蒙古的生活。封面画着暗红色的天空，血红的落日，黑色的山峦，黑色的大地，一个壮硕的黑色男人，站在天地之间，搬运着一个黑色石块，整个身躯，似乎都被这石块坠到弯曲。这本书的书名、封面，和书里描绘的一场大火，带给曹景一种特殊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李志亮的出走搅拌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画面：血红的天空，黑色的大地，天地之间，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向着目睹了这个画面的人走过来，不停地走，无声地走，但始终也走不出这画面。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就是觉得异常恐惧，画面消失之后，又是持续性的情绪低落。
起初，他只是不断想象这个画面，只要停止想象，画面就消失了。没过多久，这个画面出现在了他的梦里。有时候是出现在别的梦境里，别的梦做得好好的，突然画面中断了，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出现了，无声地行走着。有时候，整个梦境都是黑色行走者在天地间的行走，无休止地走，可能走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有一次，梦境出现了变体，这个行走者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这个梦境和时不时袭来的情绪低落，还有现实中各种事件的叠加，让曹景的整个高中时期，都处于一种抑郁状态。遗憾的是，那时候，人们对抑郁症还没有什么了解，曹景只能靠自己对自己进行观察，以及自我安慰。
在李志亮出走前，他居住的那座居民楼上，出了一件很小的事。住在二单元402的居民，同样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的三十六岁的王林平，被一种来历不明的噪音困扰，这种噪音是一个拖长了的“嗡”声，像是在头顶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钵，然后摩擦钵的边缘形成的回声，听起来不很明显，却令人烦躁不安。这个声音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出现，持续“嗡”一天，到夜里十一点准时消失。更奇怪的是，王林平全家五口人，只有他能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认为他出现了幻觉。
整整一年时间，王林平被这个声音折磨，无法入睡，更磨人的，还有周围人的嘲笑和敌意。他对这个声音和自己受害状态的描述，似乎是一种自供，表明他是过于敏感的，有被害妄想的。而不论敏感，还是被害妄想，还是无法忍受一个小小的噪音，都和一个矿业机械厂工人的身份不符。这种精神状态和睡眠状况，让他出了很多次小事故。
他并没有坐以待毙，到处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起初，他以为这个声音来自楼上人家，借口到楼上人家串门，进去打探，楼上没有任何异常，没有发声装置，也没有异常的物件，更没有那个“嗡”声。于是，他又请求厂里的水电工，在查水表电表的时候带上他，让他可以到紧邻他家的三单元401和501家去“串门”，水电工答应了，在上门的时候带上了他，结果依然如此，那两户人家没有任何异常。
一年后，他偶然听说，三单元602那户人家养了一缸金鱼，邻居们说起这家人来尽是嘲笑，“也不看看自己一个大老粗，养那么贵的鱼图个啥，又费电又吵”。他突然产生灵感，觉得这个鱼缸的噪音和自己听到的噪音有点关系。于是声称自己想看鱼，托邻居把自己带去了那户人家，一打开门，一只巨大的鱼缸，增氧泵正在工作，发出“嗡嗡”的声音，但只要进到卧室里，就听不到这个声音。而且这家人开关增氧泵的时间，和他听到的噪音时段完全一致，每天早上，老爷子起床的时候打开增氧泵，晚上十一点，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关掉。他立刻回了自己家，让那户人家五分钟后关掉增氧泵，五分钟后，噪音消失了，他终于确定了那个怪异声音的来源，并分析出了这个声音的传播方式。鱼缸靠墙，增氧泵发出的声音被墙壁吸收，墙体和楼的结构，可能正好形成了一种扩音机制，声音经过墙壁的共振、扩大，成为一种噪音。当然，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低频噪音这个说法。
奇怪的是，这户人家和他家既不在一个单元，也不在一个楼层，更不在一个方位，但鱼缸发出的声音，就是能跳过三单元的502、501、402、401这几家人，神秘地、无法解释地，传到他的耳朵里，让他无法入睡，使他几近疯狂。也因为这种跳跃式的传播，他始终查不到声音的来源。这件事的结束没有那么复杂，王林平请求那户人家挪开鱼缸，不要靠墙，并在增氧泵下面加装一个防震垫。说到恳切处，几乎声泪俱下，差点当场跪在那家人的客厅里。那家人和他同在矿业机械厂工作，经常见面，没有那么难缠，也被这位邻居的激烈情绪吓住，生怕招来祸事，就按他的要求做，低频噪音从此消失。
厂区不大，鱼缸事件很快传遍全厂，这户养鱼的人家收获了更多的嘲笑。六号楼的少年曹景也听到了这个故事，起初他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把它当作这个世界教给他的一点新知识。不久之后，李志亮出走了，在持续的情绪低落中，曹景突然想起那只鱼缸，并且产生了一些联想。
他觉得，李志亮似乎就是那只鱼缸，发出了一种声音，或者一种信号，这种声音经过复杂的环境和心理的共振，变成了一种超常规的信号，最终到达他这里。他分明离李志亮很远，仅有一次交往，和若干次街上遇见，但那个由李志亮酿成的“低频噪音”，终归是兜兜转转来到了他这里，和他发生了关系，这个世界上，未必只有他收到这个声音，但只有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曹景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交通设计公司，在大城市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李志亮和他的出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曹景遗忘了，他甚至忘记了那座小城，那座小城被他隔离在了一个不会碰触的区域。但有一天，大概是在二〇〇七年，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又出现了。
曹景分析过这个梦境重现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公司重组，自己所在的研发部门被压缩，他被分流出去，在几个部门之间流转了一段时间，最后总算到了新的部门。部门领导却比较跋扈，而且酷爱喝酒，经常拖着下属或者乙方公司人员一起喝酒，所有人都苦不堪言。喝酒唱歌，经常要熬夜，熬夜后的两天，曹景的情绪都会比较低落，星星点点的低落，最终连成了线，他开始持续的轻度抑郁，并第一次萌生了辞职的念头。就在那时，黑色行走者的梦境开始出现了。几个月后，他换了部门，但黑色行走者一旦开始行走了，就像野兽在某处撒了尿，做了记号，从此不断重返旧地。
那之后的十年时间，血红天空黑色大地和黑色行走者，常常出现在曹景的意识里。戴上手套开始工作，黑色行走者也迈出了步子；冗长的会议中间，拿起笔假装做笔记，黑色行走者在笔记本的纸页中出现了；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等待修理工上门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嗒嗒地行走着，步子的节奏和水龙头滴水的节奏一致；女朋友不接电话的时候，黑色行走者在远处行走着。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也不太敢看天空，尤其是黄昏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一律是血红的，云彩像是女娲用刚从炼石炉舀出的熔浆抹出来的，还沿着天空不断滴落。
黑色行走者的出现，是有预兆的，每当这个画面快要出现的时候，曹景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变得大、浓、深，空气越发透明，雾越发浓重，红色越发暴戾，黑色越发深渊，事物的细节越发清晰，连灯泡和星星散发的光芒，都像是一束束细细的玻璃管子。黑色行走者出现之后，那种浓重、鲜艳就留在了他的心里，甚至，不是精神性的存留，而是物理性的，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红色的血液或者油漆，一伸手就黏在手指上，那些事物刻录下的波纹，能够用手指像读盲文那样读出来。
他也会反复想象李志亮行走中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都是他用自己的旅行经验来填补的。他怎样看地图，怎样向别人打听路线，怎样打零工赚钱，怎样找到临时的居所，会不会突发病痛，会不会在乡村小诊所输液，周围都是呻吟着的病人，黧黑的脸，肿胀的手掌，医生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卷了角的《知音》杂志。他甚至能想象到，李志亮走在路上，路边的水塘里长满藻类，覆盖了整个水面。夜晚行走在正在修建高架桥的山谷里，周围都是巨大的钢筋框架和吼叫的水泥搅拌器，像走在异星的地狱里。这都是他工作时经历的场景，被李志亮挪用了。后来，当他减少野外作业之后，他想象中的李志亮，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城市里，他在喝咖啡，他成为深夜食堂的店主，他在盲人按摩店接受按摩，按摩师在讲述自己的悲苦经历，他隐居在闹市区的老房子里，屋子里有昏黄的灯光。
但这还远远不够。几乎是，每当他有了新的生活体验，经历了新的场景，他就会把这个体验和场景，安放在想象中的李志亮身上，像是——供奉。他有种可怕的感觉，似乎李志亮和他幻化出的这个行走者形象，正在变成一个黑洞，一个填不满的黑洞，自己的所有经验都用来填补他、充实他、丰满他，给他以血肉，而自己在填充过程中迅速干瘪下去。
但彻底触发他的迷狂的，是二〇二〇年十二月的“西藏冒险王”失踪事件。
“西藏冒险王”叫王相军，是四川人，长期驻留在西藏，拍摄西藏的地理景观。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拍摄西藏那曲嘉黎县的依嘎冰川时，失足落入冰川暗河。直到第二年三月十四日，他的尸体才被发现，警方确认他是意外溺水高坠死亡，排除了他杀。
在“西藏冒险王”还只有六万粉丝的时候，他被推送给了曹景，曹景起初没有关注他，但不久之后，平台又一次把“西藏冒险王”推送了过来，这一次，曹景关注了他，一直关注到他拥有一百四十万粉丝。曹景通过“西藏冒险王”在快手和抖音上将近五百个视频作品，以及若干直播中的片言只语，逐渐拼出了他的人生概貌，记了笔记，最后写成了一篇短文：
王相军希望人们叫他老王。老王是四川广安人，一九九〇年出生。十九岁高中毕业之后，离开家去打工，曾经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广西、云南，在这些地方，他做过三十多份工作。在广东，通常是在电子厂工作；在广西，当过搬运工；在云南，就在饭店洗菜洗碗。
之所以每份工作都做不长，是因为他并不喜欢大城市，他觉得，那些地方一开门就是高楼大厦，特别憋闷。他也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家乡的时候，他看到往日的小伙伴，慢慢长大后，一个个变得很社会，很假，找个大哥罩着，“就开始欺负个子小的，打不过他的，没有背景的”，他觉得很失望。后来出门打工，他也不喜欢那一个个小社会，“就连一个厨房里，老板、切菜的、炒菜的，这么几个人，都还要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他觉得“人心很不好，很假”。他喜欢大自然，“喜欢真实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山，就是很真实的”，“我们看到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个树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它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出门前，他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有了路费，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觉得这个想法特别棒”。只要打工一段时间，攒够路费和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他就去下一个地方，看山看水，直到“一个地方看得差不多了”，再去下一个地方，找下一份工作，攒够钱，就离开。如此周而复始。
打工攒的钱不太多，工作两个月攒的钱，可以给他提供去下个地方的路费，并且生活半个月，然后就得继续找工作了。
他最后一份通常意义上的“工作”，是在那曲的一家青海拉面馆。拉面馆的工人都爱刷快手，尤其夜班，都是用快手打发时间，他也下载了一个。因为喜欢风景，他自然关注了很多拍风景的、徒步的博主。看多了他们拍的风景之后，他觉得，“我去的那些地方比他们的漂亮得多”，如果自己做快手的话，“搞到5万、10万粉丝应该没问题”。于是他就辞职了，开始拍快手。
他的启动资金，就是打工攒下的七千块钱，他用四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剩下三千块作为路费和生活费，就这么开始了。拍视频的收入不稳定，有时候一周都没有一毛钱收入，有时候一天几千块钱，但他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他就希望通过拍视频得到的收入，能让他继续走下去。
他去过很多地方，最喜欢的还是西藏，他在西藏停留的时间最长。自从二〇一二年，他第一次到西藏，之后的八年时间，他有六七年都在西藏，他在两个短视频平台上的作品，也多半和西藏有关，因为，“西藏是最舒服的，西藏的山更大”，“去了很多地方，只有西藏待得住，一天看不到雪山都不行”。
他拍了日照金山，为了拍到金山，他等了整整四天；他拍到了喜马拉雅的冰川，也拍到了喜马拉雅的春天，和山上的百里杜鹃；他为雪山上零下十五度的天气里，盛开的兰花惊呼，匍匐在地上闻花朵的香气，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上，为盛开的荷花雪莲、苞叶雪莲惊叹，反复说着“这个是珍稀植物不能采，不能采哦”；他在无人区的湖泊边，光着膀子和马卡鲁峰合影；他站在念青唐古拉山前，反复说，这山比阿尔卑斯山更美。
这么多年，他只在二〇一七年回过一次家。也很少和家人联系，因为一联系就要回家，“回家就有很多琐碎的东西”，他认为自己的状态不是“旅行”，而是“流浪”，但他喜欢这种状态。
有人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他忽然放慢语速：“一直能走下去，就非常好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老王落水，引起巨大轰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出现大量和他的落水有关的评说视频，每个都流量巨大，点赞几万、几十万，回复几百上千。因为搜救者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也没有其他线索，人们就在他的视频和直播片段里寻找蛛丝马迹，阴森的传言很快出现，传播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他是被谋杀的，最大嫌疑人就是他的助手。有人把他落水前一天的蓝色冰洞视频的声音，做了慢放和降噪处理后，疑似听到了对话，有“流血”“杀死”等词语。人们认为，助手嫉妒他的成就，嫌老王给自己的钱少，就把他杀了。尽管这个说法很快就被证伪。总之，他的死，变成了一个离奇阴惨的传说。而几乎每个评述解析他的视频，都会配上Else的Paris，一首被大量用于案件纪实、恐怖片和神秘事件解说视频的乐曲。
差不多有一个月，曹景每天要用几个小时看这些视频，看了一个两个，平台就会推送更多。在曹景的宇宙里，老王由此成为唯一的内容。面无表情的出走者，遥远的西藏，蓝色冰洞里的低语，冰川上的“谋杀”，冰河里的死亡，反复出现。他被这件事里那种阴郁的、非现世的，又有点超脱的气氛吸引了，放任自己沉溺在这种气氛里不能自拔。更重要的是，断断续续的封锁，也让他有大量的时间沉溺其中。
他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但不是那种具有伤害性的低落，他知道自己的低落情绪是“西藏冒险王”的失踪带来的，不是由自身生发的，这就意味着，它不具攻击性，不是向内的，只停留在表皮。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李志亮正在变成一个不断吸引同类事物的磁铁，让他身上背负的铁屑越来越多，他决定，要和李志亮及他幻化出的形象，带来的长久的抑郁情绪，做一个告别。他选择的方法，是回到现场，坐实李志亮的存在，复原当时的细节，破坏这件事的幻觉之光，给李志亮的出走除魅。
就在王相军落水一个半月后，他回家过春节。回到天泽后，他发起几场聚会，召集了许多朋友，打听李志亮的人生细节。他知道自己得准备一些理由，于是努力编造了一些，比如想写写家乡的故事，想给李志亮的父母一点安慰，等等，又觉得不合适，小地方的人，对这种调查行为非常警觉，对“书写”就更为警惕，会以为他是媒体卧底，并产生严重抗拒。李志亮的家人，也必然会听到消息，并且产生阻抗。最终，他编造了一个不会被人深究的理由，来柔化自己的行动：当年，厂里一个姐姐暗恋李志亮，曾经托他给李志亮送过情书，这个姐姐现在和他在一个城市，前不久在一次活动中，两个人偶然遇见了，姐姐五十岁了，孩子也大了，还是非常牵挂李志亮，想在不打扰李家人的情况下，了解李志亮的现状。
这个故事基本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符合一般人对感情的期望，特别是非常时期人们的期望。朋友们果然对这个凄美的暗恋故事产生了极大兴趣，非常热心，努力向那个遥远的姐姐表达善意。他们的见识也超出曹景的想象，曹景本以为他们会带来一些过时的信息，提出一些土而落伍的看法，比如“他可能就是厌世当和尚去了”，并对他的郑重其事不以为然。没想到，他们和他想的不一样。
有些朋友是“调查派”的。一个“调查派”的朋友说：“可以查一下户口，有时候一个户口上的人早都迁走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派出所会留底子。”另一个朋友说：“在抖音上看过一个特大凶杀案，凶手是五六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杀了人抢了钱，就跑到内蒙古去了，然后买通了人，在一个农村重新立了户口，又把户口陆续迁到内蒙古，等于是重新出生了。李志亮会不会也找个废掉的户头，变成另外一个人？”“问题是李志亮又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这么费劲变成另一个人干啥，直接迁走不是更方便？”曹景听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是不是不好查，现在查身份信息都会留下痕迹。”同学一笑：“我们这是小地方，小地方懂不。”打了个响指。
第二天，同学先给警察朋友打了个电话，随后带他去派出所，见到警察朋友后低语几句，警察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他，点点头，指着他笑了一下：“我把你认得，你是高二三班的班长。”然后进了挂着“副所长办公室”牌子的屋子，大概十分钟后，警察朋友出来了，同学问，为什么去了这么久，警察说：“到领导办公室去，也不能请示完就走嘛。”随即带他到户籍室去，打开电脑一通操作。李志亮的户口，依然挂在李东强为户主的户口下，沉寂已久，没有迁出，也没有注销。
消息还在汇集。有人汇集出李东强家的家史，有人拼凑出李志亮的几次相亲，以及相亲对象的下落，也有人认识李志明全家，知道一些零碎但无用的消息。这的确给了曹景极大的安慰。他以为老朋友们生活在偏远封闭的小县城，早都失去了生机，对生活毫无想法，但没想到他们另有一种生机勃勃，经常聚会，经常喝酒，还结伴出去野炊、爬山和露营，一样在看《山海情》《小偷家族》，玩《阴阳师》，时下的消息都知道，也知道云南人又到了吃菌子看小人儿跳舞的时节，吃火锅时会拿平菇、香菇当笑料，尽管这些知识多半来自抖音和快手，但至少不是毫无波澜，信息多了，互相矫正，也能凑出对的一面。
有些朋友是“推理派”的。在李志亮离家出走后第二年，厂长被抓了，他的罪行超乎人们想象，勒死情妇，车撞知情者，给竞争者投毒，巨额现金藏在柜子和空鱼缸里。于是有人认为，李志亮很可能知道厂长做的见不得光的事，被厂长害了，至于那封信，或许是被迫写的，也或许是厂长找人仿照他的笔迹写的。写好之后，拿着他的钥匙，趁他们家没人，开门进去，把出走信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就算遇到李志亮的家人也不要紧，那时候同事之间的来往紧密得很，拿着钥匙出出进进都很正常。还有人说，李志亮的父亲其实已经认出那具焦尸就是李志亮，但害怕厂长加害他们全家人，没敢当场指认。
还有一位朋友，更出乎曹景想象，他从文化底蕴、风俗习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甘肃处于半农半牧区，本来就有游民传统，出走并不少见。天泽县在历史上，更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带，羌人来过，匈奴来过，现在也是多民族杂居，有回族、东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维吾尔族等。城外不远有个贺家营，三千村民，据说是吉卜赛人的后裔，以算命为生，平时在家种地，农忙结束了就带着《周易》《万年历》《麻衣相法》，牵着狗和毛驴，游走全国算命卜卦，他们有自己秘密的神灵，自己的隐语，也不和外族通婚，他们的算命技艺也从来都是父传子、母传媳，服饰也和汉人不一样，男女都穿黑，女人梳“高头”[2]，裹黑色头帕，穿带花边的大襟褂，戴镶了很多银穗的耳环。
还有一个曹家堡，全村不到两千人，以养蜂为生，政府给村民分了地，他们也不怎么种，荒着，长草，顶多种点自己要吃的菜，他们就喜欢养蜂，一年到头流浪在外面，回来一个月，就又走了，可能养蜂是假的，他们就是为了找个理由走出去。“我们班上的蒋个铁，他爸爸就是养蜂的，有一年过完年，押着蜂箱出去，说是追油菜花去，再也没回来，他们的习惯也奇怪，男的可以走掉不回来，在外面结婚养娃，女的就不能再婚，一直在家里守着。他们村子上，这种情况还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你看，蒋个铁后来也跟他爸一样，跑到南方去，说是打工去了，再也没回来，带回来的信说是又结婚了。”
他还说，甘肃人往外跑是长在基因里的，改不掉的。五十年代开始，甘肃人又开始往新疆跑，农民、要饭的、右派、逃犯、逃婚的、娶不上媳妇的光棍，都往新疆跑，新疆遍地都是甘肃人，现在所谓的新疆话，其实就是兰州话的变种，抖音上几个拍方言段子的新疆人，他们说的话，别处的人听不懂，甘肃人一听就懂。这位朋友认为，这种气氛下，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丢下老婆、丢下丈夫、丢下娃，突然走掉的人多得很，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李志亮也有可能受了些这种影响。他一天天骑着车在外面浪，你知道他都认识些什么人，给他灌输了些什么想法”。
李志亮既不是真正的本地人，也不是游牧民族后代，李东强和郝琴也是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他的出走冲动，不太可能是受家庭影响，他也许就是被这块土地上的空气影响的，就像王林平被鱼缸影响，曹景被李志亮影响一样，鱼缸噪音既然能辗转抵达王林平，吉卜赛浪人、游牧民族传统就能抵达李志亮。
几次聚会，没有结果。聚会的主题就变了，变成纯喝酒。李志亮一家，也不见有人提起了。
还是没有真正的线索，反而让李志亮的面貌更神秘更复杂了。曹景决定，既然无法从李志亮这里切断抑郁信号，就从自己身上着手。回到自己常住的城市，就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他找到了我。
我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那一年，我沉迷于推理小说，并且读到了江户川乱步的《飘忽不定的魔影》。那部小说里，有一个江户川乱步小说里经典的“妖女”形象，这个女人精通心理操控术，并且擅长催眠，心理学在她这里，几乎是近乎妖术的存在，她利用心理操控技术，制造了一系列凶杀案，包括迷惑保镖，进入一间防卫森严的密室，让人以为这是一桩较为典型的“密室杀人案”。
这本书激起了我对催眠术和心理学的兴趣。我在市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日本人撰写的《催眠术》，反复阅读揣摩。当然，江户川乱步和他的“妖女”，对一个想了解心理学的人来说，不算一个太正统的开始，但的确是一个有着强劲动力的开始。强劲到，让我去读其他的心理学书籍，也强劲到，让我在学了金融，又在金融机构工作了五年之后，最终回到和人心有关的行业。曹景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心理咨询行业，工作了十年。
他的朋友推荐了我和我所在的平台，我和曹景用视频连线进行咨询，五次咨询，每次五十分钟，上面所有这些，就是他在这近五个小时里对我的讲述。
曹景这样的来访者，是我最喜欢也最惧怕的，他是自觉的，已经把自己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主动挖掘了影响自己的各种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个过程旷日持久，已经被他打磨得逻辑通顺，没有毛刺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他呈现给我的，都是经过他选择的，深加工过的，留给我的空间并不多。
我试着从一个比较平凡和俗气的角度，来梳理曹景的状态和他抑郁的成因。在曹景的少年时代，李志亮所代表的，是少年曹景不曾拥有的事物，包括他想要拥有的外貌、衣着、技能和身份，以及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李志亮是一个显性的投射对象。如果按照正常的进程，这种投射对象，在曹景成长之后就会失效了，毕竟，曹景后来拥有的都是李志亮不曾拥有的生活，长大的曹景很快就会发现，李志亮的局限性，以及小城生活的单调，少年的神和神龛一起倒掉。
遗憾的是，李志亮失踪了，他的失踪，和天泽小城的环境，以及曹景在高中的遭遇联动，酿成了一种特殊的心境，一种急性的抑郁，拥有了这种特殊的心境和气氛之后，李志亮在曹景这里，就获得了不朽。这个神龛就没法轻易推倒了，甚至越来越牢固。因为你无法让一个消失的人消失。此后发生的事，打个比方，就像沙漠里有一株草，拦住了一些风沙，慢慢变成一个小沙包，小沙包就能拦住更多沙土，最终变成一个巨大的沙丘，也像珍珠蚌，被种入沙砾之后，会分泌珍珠质包裹沙砾，最终形成珍珠。或者，像一个普通人，因为干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就渐渐在传说里变成了神，人们自觉地添砖加瓦，塑造金身，寄托愿望。
失踪的李志亮，在别人那里，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失踪者，但对于曹景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来说，却意义非凡。平凡小城里的曹景，在成长过程中，期待得到一些人性的材料，进行深加工，但没想到，他最终得到的材料，是李志亮和他的失踪，对他来说，这个材料是相当不平凡的，甚至具有某种异色，他用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此后的生活体验，对这个材料进行重重包裹，让它越来越复杂，甚至可以说，他把这个失踪者，锻造成了一个自己的小神，把出走和失踪，锻造成了一个小信仰。这种信仰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是以一己之力进行锻造的。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自我重复、自我强化和升华，这种重复和强化，最后可能走向偏执，甚至带上邪异的色彩，这就是他抑郁的来源。
他的抑郁，之所以被“西藏冒险王”激发，或许因为，李志亮是故事的前半段，是一个提问，而“西藏冒险王”更像是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一个回答。李志亮和“西藏冒险王”，都是脱离生活常规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幸福感，但这个世界不会认为这种幸福感是合理的，他们会动用各种微妙的力量，让这个脱离者再也不能回头。“西藏冒险王”身后的诡异传说，说明人们是怎么评判他的，人们显然认为，他遇到这些诡异的结局，并不意外，这样才算合理，他人生的逻辑必须继续延伸，延伸到这些结局上。
从“西藏冒险王”所受的待遇，曹景足以推断出，李志亮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个结果还会被进一步歪曲，变成李志亮无法掌控的样貌。曹景的抑郁于是被全面激发了——他不但被李志亮本身困住，他还发现，自己抑郁的来源，是无法讲述，也不可能获得理解的，甚至是会被歪曲的，而且必然会被歪曲。
这是我的理解，我把我的理解交给了曹景。这大致就是一个咨询师要做的事，“对他人的理解”，这个任务到我这里，似乎已经完成了，这种理解似乎也得到了曹景的认可，因为他本来就是带着对自己的理解来的，所以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还算轻松。
起初，我们约定的是七次咨询，第五次结束之后，他却没有约下一次，然后就突然消失了。我有点失落。我其实还想给他一个建议，我希望他能让别人参与这个信仰，重铸这个信仰，甚至毁灭这个信仰。比如，把李志亮和他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一个人的异教变成许多人的文学。就像一种四处散播的病毒，一边传播，一边变异，毒性随之减弱。“李志亮病毒”其实并没有减弱，于是我隐隐约约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快结束。却没想到，它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们没有留私人的联系方式，与咨询师有关的工作纪律，都严格禁止我们和来访者有额外的交往，国内心理咨询界对咨询师的要求是，在咨询结束后，三年时间内，不能和来访者有咨询以外的联系，国外就更严格，有些协会要求，咨询师和来访者，终身不能产生咨询以外的交往。但半年后的二〇二一年九月，我在微博上收到一条未关注人的私信，发私信的人说自己是曹景的朋友，受曹景委托前来，想加我的微信，发一些资料给我，反复考虑后，我留下了微信，马上接到了他的添加请求，打过招呼后，他发来了一系列照片。
这些照片，是曹景搜集到的和李志亮有关的照片，包括李志亮的几张单人照片，几张合影，和家人的，和同学朋友的，还有他的工作证照片，他制作的模型照片，他留下的出走信的照片，以及天泽县城的照片，矿业机械厂、车间、家属区、李志亮家所在的楼栋，他家屋内的照片，他的房间，他的床铺。还有天泽一中，甚至还有城外的麦地，以及那个发现焦尸的垃圾场。总之，他在那五天时间里告诉我的所有事，都有照片佐证。
李志亮很英俊，那种英俊略微超出一个小城青年的英俊，但也并不十分触目，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就像一种基本款的衣服，你并不知道它算不算出色，直到它被合适的人穿在身上。天泽县城，以及矿业机械厂，和我的想象差别不大，我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也有一群久未联系的留守朋友。
其实，在知道自己即将看到李志亮的照片时，我就应该拒绝的，但好奇心战胜了一切，而好奇心是有后果的。
——让一个具体的形象进入眼中，和让一种病毒进入身体是一样的。更何况，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象，它还包括了一座小城的历史，一段九十年代动荡史，一个未解的凶杀案，一场被人忘却的失踪，以及一个工厂、一家人、一个人的故事，而且有可能是全部故事。更不巧的是，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故事。
这个形象让我对曹景有了进一步的推断，对他来说，李志亮是个“他者”，是个阴郁的男神。在曹景生活在天泽县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不明确，因为，县城生活，有另一种危险，它把人埋没，它让人不愿意相信，在这种不起眼的地方，会出现刻骨的、独立的、不需要任何参照的美，会有空前绝后的机遇，它让人蒙尘，也让人失去判断，在小地方，你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一颗坠落的废星，还是壮阔的银河。
等到曹景去往大城市，后果就显露出来了。他逐渐发现，大城市的人，从形象到内心，从情感到表达，都不得不互相驯化、互相学习，越来越相似，落入那个“同质化的地狱”。它貌似让人更鲜艳，更有光泽，形象和内心都得到更多的扩张，但它同时也是毫无止境的埋没。因为它早就具备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切特征，它是一片混沌海。你只有更巨大，更独特，获得更多的支持，才能稍稍抵抗这种埋没，这种被混沌海吞噬的可能。为此，你只能不停地卷入放大自己的战役之中，而这场放大自己的战役一旦开始，结果可想而知：你在二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了，别人就获得了在五十米见方的显示屏上露脸的机遇，你露面十五秒，别人就能露面十五分钟，你生产出了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会迅速被效仿和普及。而大多数人连这样的机遇都没有，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生产者，只能接受自己平庸、懵懂、被埋没的命运。
曹景忍受不了这种“不是生产者”的宿命，但他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否定、嘲笑“不是生产者”的那些人。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一旦提到周围的人，他就会走题，开始肆意评价他们，说他们“一模一样，特别无聊”，“A和B毫无区别，是互相复刻的关系，构成他们的最小积木块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游戏角色，同样色号的口红”。他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他们的领导有段时间迷上了安藤忠雄，所有的同事，都开始讨论安藤忠雄，会议上不时地用他作为例证。他起初以为这是权力影响的结果，但后来发现，是因为周围的人处于空心状态，无所适从，急需言辞、内容和故事，权力只是他们接受填充的理由之一。只要有人愿意领头，哪怕那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懦弱的人，他们也会马上起身，跟着他去向任何一个地方。他们把自己交出去太多次了，也已经驯化成功了，他们不能忍受一刻落单。
李志亮却和任何人都不一样，而且永远没有可能变得一样了。他的英俊，他的自行车，他的荒野，他的小城，他所在的九十年代，他和那个游牧传统日渐远去的往昔的若即若离，他和那桩焦尸案的迷离关系，都让他拥有了神秘感，让他有别于所有人。天泽县的生活，虽然也是由各种积木块构成，积木块的来源甚至更单一，但那些积木块更大，更草率，更接近人性的根本词汇、根本欲望，所带来的禁锢感反而没有那么牢固。李志亮也没有可能表露自己对高迪或者黑川纪章的看法，也不会因为讨论时事而翻车，失去了新进展，失去了产生新进展的可能，他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原人”，并将永远锁定在这个位置上。他具有了一种永久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甚至像一口深井的井水，取之不尽，每过一个晚上，就会自动悄悄注满。因为这口井拥有一个曹景这样的信徒，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搬运东西到过去，现实中的面孔、话语、扑朔迷离的信息，加上他的新感受、新认识、新理解，再搬回去，去充实它的丰富性，强化它的差异性。他不断注水，又不断从中打出新的井水。这也是曹景在事隔多年之后，又回过头来探寻李志亮的轨迹的原因。我在看到他的照片的第一时间，就明白了这件事。但我没想到，这种推断对我同样成立。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来访者W，这个来访者是一位普通的司机，唯一不寻常的地方是，他是大剧院的司机，车上载的都是演员等文艺工作者，或者由文艺工作者变成的领导。总而言之，是一些略微超出常规生活的人，耳濡目染之下，他懂得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并且有所准备。
W生在唐山，经历过地震，是地震孤儿。地震过后，远走他乡投奔亲戚，在亲戚照顾下，上中专，到厂里当电工，在厂子倒闭前，调到剧团为领导开车，后来又跟随剧团领导，调到了大剧院。他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妻子在广播电视学校后勤部门工作，岳父岳母，则在大学后勤部门工作，妻子的工作是岳父岳母安排的，他们的安排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想象力和触手的长度。
W有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他不能出门旅行。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说法矛盾而混乱，起初他说，“我很宅，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出门”，后来又说，“我成天开车往外跑，已经跑得够够的了，不开车的时候，就想待在家里”。对仅有的几次旅行，他的说法都是“被迫的，被动的”，“单位组织大家出去，我不去能行吗？出去了我就尽量待在酒店里”，但当我问他是否去过新疆、海南的时候，他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问我：“听说海南的海是蓝的，不是泥汤子海。”
之所以在“出行”“旅行”这件事上产生这么多的对话，是为了突出他的宿命感，引出他真正要说的事情：“你看，我这么不爱出门的一个人，偏偏找了一个莫名其妙爱出门的老婆。”但他妻子的事，却并不是“爱出门”这么简单。
结婚三年后，W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半个月后，妻子又突然回来，神色疲倦，对出走期间的事只字不提，状态类似梦游或者失忆。在刚发现妻子出走时，W就向岳父岳母报告了消息，岳父岳母并不惊慌，只是神色羞赧，似乎已经知道了会发生什么，并且安慰W，让他不要过分焦急。此后几年时间，妻子又出走多次，最长的一次出走，足足有五个月，每次出走归来的状态也都大同小异，仿佛经历了一场白日梦游。从她的谈话中，可以隐隐约约得知，她是追随某个男人去了，每次追随的都是不同的男人。W的岳父岳母终于吐露实情，他们的女儿在青春期曾经爱上海员，后来遭遇冷暴力分手，从此留下心理创伤，在结婚前就曾多次出走。
岳父岳母讲述往事的时间场合，略有点离奇。当时正逢中秋，大剧院推出迎中秋戏剧周活动，W得到作为福利的十张门票，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看戏，岳父岳母也在其中。在门厅等候时，或许是人来人往的嘈杂，让岳父岳母稍感松弛，不断走来打招呼的熟人，也分担了他们的压力，他们便从某个中秋讲起，那个中秋，他们的女儿离家出走，导致他们没有过好中秋。起初，他们吞吞吐吐，半遮半掩，但看到W并没有激烈反应，逐渐坦然，话语也越来越顺畅，但最终的落脚点，显然又掺杂了一点心思，“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让你放心，她往外跑不是因为你引起的，和你没有关系，不是你不好，你们好好过”。最离奇的是，谈话结束，进了剧院，剧院里演的竟是《倩女离魂》，却是在郑光祖的版本上，加入现代戏剧元素改编而成，甚至有暗黑舞踏的场景，岳父岳母吃不消，提前离场。
那时已经有了精神科，以及各种心理门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W带着妻子，四处看精神科，竟也有了点成效，妻子出走的时间间隔逐渐拉长，到W向我进行讲述时，妻子已经有八年没有出走。
但W的问题在于，他竟然暗暗期待妻子再度出走。生活逐渐变得庸常，妻子也不像从前那样，似乎总有无穷的力气，折腾出各种生活戏剧来，突然发生的出走事件，让她有了神秘感。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出走，和谁在一起，遇到了什么，她和别的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她遇到的人，和他又有什么不同。她每一次出走，似乎都在为她的神秘感充电，直到电力消耗殆尽，她就又一次及时出走，如此这般，几次三番，让他对她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欲望，甚至对她涉足的地方也充满了欲望，他想象着她的迷狂之旅，甚至想在她出走后，悄悄跟着她，看看她都去了哪里，遇到了什么。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和她一起出去旅行，就没有这样的魔力。
他甚至描述了一个很具体的想象场景。在想象中，他跟踪着出走的妻子，去了所有她去的地方，在妻子没有觉察的角落窥视着她，等她回家之后，他独自出行，把妻子走过的地方重走了一遍，还住进她住过的酒店房间，洗她洗过的温泉，坐她坐过的车，和司机聊天，打探妻子和司机的谈话。甚至具体到，他想象出妻子睡过的酒店床单，和他跟父母一起生活时睡过的床单一样，肉色，有牡丹和孔雀的图案。
但他周围的一切人，却都在给他压力，像他妻子这样的出走是不正常的，是必须要矫正的，并且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后果，“再这么下去班还上不上了”。他也服从了这种压力，佯装焦虑，佯装痛苦烦闷，但真正让他焦虑的，却是妻子终于被矫正了，八年没有出走的时光，对他来说犹如服刑。是的，他用了“服刑”这样的说法。
在我看来，她不出走，他就没有机会“出走”。在“出走”这件事上，他是失能的，地震摧毁了他的家庭，和他的童年生活，并且给了他一个强有力的暗示，他需要安定的生活，他需要一个不会垮塌的窝，他需要重建，任何出行，任何一种不安定的生活，都是对他曾经遭受的痛苦的背叛，会让重建的努力付之东流。犹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幸存者所说的：“我如果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他不能背叛。她的出走给了他一线生机，一点可能，牵扯出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这样的出走让她变成了一个“他者”，让她拥有了神秘感。她出走带来的焦虑、痛苦，则占据和替换了他已有的焦虑。
他之所以把妻子的出走，简单地描绘为“爱出门”，是为了在面对陌生人时，淡化妻子出走事件中的失德色彩，更是为了淡化自己内心欲望的失德程度，也有可能，他既不觉得妻子是失德的，也不觉得自己是失德的。这种淡化只是刻意彰显自己的妥协。如果，妻子只是“爱出门”，那他也好办了，他的压力就不该有这么重。
我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在我谈话的过程中，一丝忧虑从我心头掠过，我和曹景是不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曹景是用出差代替了旅行，那不是真正的旅行，我则假装自己是因为工作走不开。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职业选择，起初，我的老师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从小跟着父母，搬家太多次了，就希望过安定一点的生活，这个工作正好可以在家做。”
对曹景和我，都一样，李志亮是一个可以恣意行走的替身，一个外部世界的引入者，一个“他者”，一个阴郁的男神。
一旦理解了这个逻辑，就是有后果的。
二〇二一年三月到九月，曹景结束咨询后的半年时间里，我偶然会想起他讲述的事，也偶然会想象血红天空和黑色大地的景象，但都是浮光掠影，稍纵即逝。直到九月，看了那些照片之后，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了那个场景，梦里，那个黑色的人影披着漫天的血色霞光，不停向我走来，却永远走不到我面前。惊醒之后，我莫名其妙想到两个字：感染。
之后，我需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前往五个地方开会或者工作，在那几个地方，我少则停留三天，多则停留十天。我去了很多以前想去却没有去成的地方，李志亮的形象，时不时叠加在我看到的人和事之上。在大同云冈石窟，看到那些严重剥蚀的佛像，我联想到的，却是照片上李志亮的脸。在平遥古城，一个卖砖雕的小店，年轻的店主说自己卖完这批货就要去上学了，我问他，这种零工好找吗？你是怎么找到的？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可能一直在做这种短期工作。
到了四川绵阳，正是华西秋雨季，这里已经连续阴雨许多天，我冒着雨去一条小街上吃米粉，在一家被油烟熏得乌黑的小店坐下，店主很快端上米粉，然后把围裙一卷，和一个孩子在厨房的后门坐下，面对着一条被绿萍覆盖的小河对话。他们讨论的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店主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显然也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她从哪里来的，莫得人晓得”，“她整天坐在窗户前头，对住这条河看，这条河有什么看头，臭的哟”。
显然，她不在这个家了，有可能是短时期去了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永远消失了。我凭着断断续续听到的几句话，拼出一个轮廓。自从开始关注李志亮的故事以来，我突然发现，现实世界里的“失踪”实在太多了，这些消失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被一个隐蔽的大数据库，不断推送到我面前。此刻，大数据又在工作了，它知道这正是我要听的故事。可我不想再多知道一个失踪者的故事了。
回到酒店，我有两天不想出门，天气似乎也在配合我，始终阴雨连绵，给了我不出门的理由。两天后，我买了动车票，离开了绵阳。
我的抑郁状态被彻底激活，是在二〇二二年五月。在家封闭了将近两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楼上突然传来了“嗡”声，很长，很有金属感，就像曹景描述的那样，像“在头顶上悬挂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钵，然后摩擦钵的边缘形成的回声”，这个声音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开始，第二天早晨八点结束，在这个时间段里，它响十分钟，停五分钟，然后再来十分钟，就这样循环。我毛骨悚然地想到，我的“鱼缸低频噪音”来了。但此时此地，我不可能像天泽县的王林平那样，挨家挨户地去查找声音来源，小区是封闭的，单元门是封闭的，即便没有封闭，大城市居民楼的邻里关系也不可能给我这个机会。
因为李志亮的故事，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个噪音的来源也是鱼缸。我于是在业主群里发问，谁家养了鱼，谁家有鱼缸，能不能在增氧泵下面放一个减震垫，能不能把鱼缸挪开一点，不要靠墙放。但业主群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抢菜占据，没有人注意到我，哪怕我在刷屏。我试着录下这个声音，发现它录不下来，我＠我周围几户人家，他们陆续回答了我，说自己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打电话给物业，甚至报警，都没有结果，警察打来电话，声音非常疲惫，说即便出警，也还是要交给社区来协调。
这个低频噪音持续了一个月后，终于有一天，群里有个邻居回应了我，说她也能听到这个声音，我看到她的楼层，有点犹疑，她在四楼，而我在九楼，即便我已经知道，曹景故事里的那个鱼缸噪音，也是跳空传播的，但四楼和九楼相差得也太多了。我还是加了她，问她是在什么方位听到这个声音的，她说是在朝北的屋子里，她怀疑那是屋后的加工厂发出的声音。当那个噪音再度出现的时候，我打开了我朝北的屋子——两个月来我只在白天进去过，果然，那个噪音比我在朝南的卧室听到的，要强烈得多，打开窗户，窗外，一百米外，一个平房院落里，一个形似水泥搅拌机的巨大的设备在工作，轰轰作响，并且喷出白雾。它发出的声音打在我们北面的墙上，沿着墙壁传送到朝南的卧室，就成了我听到的声音。向市长热线和市政、环保部门投诉之后，那个声音消失了。它消失得如此容易，让我有点意外。它的来历如此简单，也让我有点惆怅。
被这个噪音笼罩，无法入睡的深夜，我在抖音和快手上看视频，开始是什么都看，后来就变成只看旅行视频，原因非常简单——越是无法出行，越渴望出行，只有看户外旅行视频纾解。这个原因是如此简单、赤裸和直白，如此理所当然，让习惯用幽密的语言和复杂的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我，感到无比震惊。
李志亮就在这些旅行视频里，无处不在。
看“巡游轨迹”，看着两位主人公开着车，在大盘鸡发源地沙湾城外，在公路边停下车，买了一个西瓜吃，他们的脸就慢慢变成了那些旧照片上的李志亮。“白强游记”，主播在湖北宜昌827厂，走进已经被废弃的厂区和生活区，在食堂打饭的窗口向里望去，“李志亮在外面这么多年都吃什么”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黑皮晓洁一起看世界”，夫妻两人在新疆兵团，钻进七十年前挖的地窝子，仿佛就会吵醒睡在深处的李志亮。“向西行”“浪迹天涯”“米奇妈（房车旅行）”“陈雄（极限户外）”“扬帆在旅途”“小白的奇幻旅行”……镜头里那个热爱荒山、废墟，正在走遍中国、走遍星球的人，对他们家乡的人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李志亮。
看着看着，我就明白了，曹景其实已经找到了解决之道：把他的感受分享给我，不，传染给我。他的生活停顿了，新进展变少了，那口井，让他有了匮乏和枯竭之忧，他急需新人加入，和他一起，搬运新东西注入井中。
他一定用了很长时间，在平台上选择合适的咨询师，再一个个去了解他们，二〇二一年这样的年份，他有的是时间。选定目标之后，他还会继续通过微博、抖音和别的平台了解咨询师，看他们是在什么环境里长大，是不是易感体质，是不是和他同频，对荒野、废墟、失踪、死亡是什么感觉。我在抖音上仅有的十个视频，那些晚霞、鲜花、荒草、废墟，那种在“恋生”和“恋死”之间的摇摆，足够让他最终确定要联系我。
的确，我生长的环境与他和李志亮几乎一样，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在我理解他的同时，甚至在我起心动念的一瞬间，我就已经被感染了。我希望他能让他一个人的信仰，去经受更普遍的审视，他其实已经在做了，给我看李志亮的照片，就是给我埋下种子，拦住风沙变成沙丘，等待一个时机激活它。他知道必然有这么一种时机。
我一边疲惫不堪，精疲力竭，一边毛骨悚然——我每天看到的荒野、废墟和我想象中的李志亮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毛骨悚然。我决定向别的咨询师求助了。我用的是曹景用过的方法，先在平台上找咨询师，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媒体去了解他们，最后我圈定了一个人，一个叫刘茵的咨询师，在业内有声望，翻译过几本心理学著作，操办过很多线下项目。
尽管我们的职业规范是，让我们尽量减少社交暴露，她显然也遵守了这个规范，但我的职业经验，让我足以通过非常少的材料，就能了解一个人，我通过她的不到五十条微博了解到，她在东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出生长大，那个地方，是一个叫牙克石的城市，有工厂、废墟、林业站，也有森林、河流、草原和荒野。她在微博上转发一个荒野旅行视频的时候说，她哥哥有个朋友，毕业以后回到牙克石工作，教书教画画，对荒野非常着迷。她还说过一句话：“咨询其实就是陪着来访者一起探险。”我预感她能了解我的经验。
五天时间，每天五十分钟，咨询开始后，我告诉她，我也是咨询师，之所以来找她，是因为我在一次咨询中被感染了，希望她有准备。然后告诉她，我的出身来历，我中学时候遇到的霸凌，我的复仇方式。我怎样入行的，接触过哪些理论。我怎么遇到曹景的，我对他的分析，他讲述的故事在哪些地方影响到了我。她说：“这是个击鼓传花游戏，只不过，第一个接到花的人，有点不太寻常，他让这个花变成了花束。”我明确地感受到，她理解了。
在她看来，曹景出生于一九八〇年。这是一个刚刚经过巨大动荡的时代，时代遗留下种种创伤，而在当时的背景下，人们仍然停留在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为生存本身而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性不敏感的人，就可以随波逐流地选择大众生活，而对于敏感的孩子来说，很多东西，时代的，父辈的，自身成长中经历的所有所引发的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放置的，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尝试解决、解释和突围，或者就变成了一个秘密的困兽，成为抑郁和焦虑的来源。
“症状是一种表达。很多人内在的隐患，日常处于潜伏状态，会让人隐隐不安，但是人都有逃避的本能和功能，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防御机制，实现了表面的平衡和相安无事。不到迫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地去查看。但是经年累月积累在那里，一直是隐患，有一天被一些相关事件激发，隐患就藏不下去了，趁机呈现，也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寻求关注，寻求解决的路径。
“想要症状消失，或者说获得某种程度的‘痊愈’，最好的契机，是在某个故事中找到自己，放置自己，以自己的真实肉身为这个群体的故事找到结局，也为自己的隐疾和故事找到结局。完成自我的叙事，也完成这一类人的叙事，自我实现了完整和意义，症状也就消失了。”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结束这个阶段性抑郁的契机，完成了“自我的叙事”。这个契机非常简单和直接：我们“解封”了。
此后，我休息了两个月，打算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朋友约我去一个新疆餐厅吃饭。这家餐厅似乎是按照新疆时间来运营的，晚上九点半，我和朋友落座之后，旁边临窗的一个大桌，才开始有人前来，到了十点，陆陆续续来了十二三个成年人，他们带了四五个小孩，小孩子对饭菜兴趣不大，简单吃了点，就在店堂里奔跑和看电视。成年人们坐在那里，互相问候，寒暄，烤肉和大盘鸡陆续上桌，白酒，啤酒，红酒，酒换了几种，有人开始轻声哼歌，老板及时送来两把琴，一把吉他，另一把琴我不认识，冬不拉？热瓦普？我分不清楚，但已经有人开唱了，一首非常沉郁的歌，唱歌的人闭着眼睛，表情深沉而痛楚。
他唱完歌，他的朋友们开始鼓掌，我也示意朋友一起鼓掌，他们听到我们的掌声，向我们点头示意，坐在左侧的一个光头男士，招招手，似乎是请我们坐过去的样子，我指指自己，一个疑问的表情，不等他回应，就坐过去了。
“你们从哪里来？”“乌鲁木齐，不过我们是博尔塔拉人，不是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嘛是省会，我们不是省会的，我们是小地方来的。他们一家，维吾尔族；他也是；他，柯尔克孜族的；这个是他女朋友，维吾尔族，他，蒙古族；他们三个，汉族。”“你们是亲戚吗？同事？”“不是的，我们是朋友，汉族的这个朋友嘛，到我们那里援疆，援疆你知道吧，支援新疆，我们就认识了。他们是你们这里人，今天晚上是他们招待我们。”“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歌？”“《萨马勒山》，你没有听过吗？”
我搜到了那首歌，《萨马勒山》：
萨马勒山我挚爱的故乡，像镜子一样的湖水，
如今我是士兵却不是为你而战，每天都是煎熬。
你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生我割下我脐带的我挚爱的土地。
我们没有马，双脚已麻木没有知觉，
好像已经走了十五天，
好像已经快到下一个战场了。
“再唱一个。”“好，再唱一个。”琴交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他调调琴，唱起另一首歌，似乎是蒙语，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看我一脸茫然，拿出手机，找到正在唱的这首歌，给我看歌词，《阿拉套山》，也是和山有关的歌：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夏尔西里时光。
草原繁花把我们埋藏，
我们静静或坐或躺。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爱情和酒量。
欢乐的宴会直到天亮，
你不停把《黑眼睛》唱。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唱我们的父母和家乡。
白杨树下说起父亲病况，
脚下厚雪咔嚓地响。
好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唱少年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唱那达慕大会的骄傲荣光，
唱我们寻找的天堂就在身旁。
啊朋友，我想听你歌唱，
我已经在回家的方向。
阿拉套山就在我的车窗，
痛楚般的欢乐心中回荡。
他唱完了，我忍不住问：“你们以后就不走了吗？”唱歌的男人故意用了一种不满的语气调侃说：“哎，咋了，你们这里不能来吗？”“不是不是，不要误会，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啊。”“你们这里我们留不下，太贵了，我们就是路过一下，他们一家，后天去广州了，他要去海南，他要到厦门去，你旁边的这个到成都去，就是这三个汉人兄弟，还在你们这里。新疆太冷了，冷的地方出来嘛，都往热的地方跑。你不唱一个吗？我给你伴奏。”
那个晚上我和他们一起坐到凌晨两点，最后在路边告别，整个晚上，没有想起鱼缸噪音，没有想起李志亮。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包裹着我的茧里的事物，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茧的存在，他们的不知道，把这个茧击碎了。
真正的最后一击，是在我回老家以后，和老同学聚会，我简单讲述了这一年多我遇到的事。在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约饭约酒的时候，我突然产生奇怪的感觉，感觉自己又在复刻二〇二一年二月的曹景，像他那样联系旧日朋友，希望一种更有人间气息的关系给自己支撑。
只是我的结果比较利落，所有这些，在我讲完自己的事后，就戛然而止——我被同学的一句话掀翻，抑郁猛然刹车，也许是暂时终结，但终归结束了。也可能因为，我是间接感染，我身上的“毒株”毒性已经比较轻了，所以能被轻易终结。
就一句话：“对县上的同学来说，你就是个失踪者啊，你还到处打听失踪者的事情，明明你就是，你还不知道你吗？”
“你还不知道你吗？”是我们方言中的表达方式，带点轻微的贬义，你还不了解你吗？你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吗？还有一个第一人称的说法：“我还把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我知道我是什么东西。所有的失踪者，血红天空黑色大地中黑色的行走者，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我早都走出去了，我本来就身处不安之中，不用制造安稳的幻觉。我不用对他们有所寄托，我不会继续供奉了。
在那天酒局的中间，我给曹景打了语音电话，把自己最终的发现告诉了他。我说，我有预感，我不会再梦到他的梦了，梦里那个人已经走过来了，我已经看清楚了他是谁。他有一张脸，所有人的脸。我们要和“李志亮的血色黄昏”共存了，它来过就不会被彻底清除，但我知道接应它的是什么了，内部，我身体里的荒凉感，外部，时代的节点。每个人头顶都有鱼缸，也都有嗡嗡作响的时刻。
曹景说：“那就好，多保重。”停了一下，他说，“出来走走吧，我已经出来了。”
“好的，是时候出来了。”
而在别处，在别处，李志亮早已经出来了。
他在四川的小城，开了一家很小的面馆，为顾客做一碗面。下午四点才出摊，晚上十点收摊。
他在国道边上，开了一家修车铺子，他是矿业机械厂的先进员工，修车对他来说不难。
他在甘肃、青海、新疆开包车，走大环线，一天八百块，从春天跑到秋天，冬天休息。有时候遇到好人，有时候遇到难伺候的人，遇到难伺候的人，他就不那么高兴。
他在宁夏，在贺兰山下卖饮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游客经常会在那里停留，停下来就会买点水和零食，顺便让他帮着拍张照。
更多时候，他都在行走，行走中的他，面目清晰了，甚至有可能带上了微笑。
他走在戈壁、荒野、草原上，风滚草滚过马路，远处有群黄羊遥遥望着走路的人。
他走在花海里，花海中，戴着彩色头巾的女人们，埋下身子在劳动，拔草，给花草浇水，把鹅卵石捡出来，扔得远一些，鹅卵石总是会吸收阳光的热量，变得滚烫，烤坏这些八瓣梅、万寿菊和波斯菊。鹅卵石是捡不完的，今天捡掉，明天还会出现，那足以证明，大地在震动。
他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杂货店、五金店、小吃店，在他的视线里不断出现。街道尽头走过一些人，他们拉拉扯扯地，正在奔向某个葬礼，有人穿着白色的孝服，有人举着白色的纸花串、招魂幡，有人拎着一大袋花卷。
他在车站的长椅上休息，坐在对面的老人抽着纸烟，断断续续和他聊天，终于，他温和地说：“你怎么不找个工作，找个工作好啊。”
他把房车停在青海的雪山下的营地，清早推开窗，窗外不远处，就是悬崖、山谷，和对面的山峰。营地的朋友走过来打招呼，他们说着什么，也许是说昨天睡得好不好，也许是说下一段路怎么走，也许是在商议中午吃点什么，“我们在张掖买的丸子还没有吃呢，中午一起吃，我支桌子去”。
他坐在乡村大巴上，车窗外开过一辆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秸秆，一个孩子趴在秸秆顶端，牢牢地抓住捆秸秆的大麻绳。冬麦已经破土了，淡淡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黄昏的雾气正在散开，雾气最深处，有人点了火堆，也许是在烧落叶。火苗很亮，火色很红，似乎足以让整片大地温暖起来。
他在西藏的雪山脚下，看见了日照金山。不枉早上五点起床。他想。他哈出一口气，他听到不远处有转山的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带着轻微的回声，在山下回荡。
他在塔吉克人聚居的小城，坐在全城唯一的一家咖啡馆门前。旅游的季节已经过去，漫长的冬天就要开始。天边有淡淡的霞光，一个穿着黑色羊毛长袍的老人，沿着墙壁的阴影边缘，走向街道尽头。
他走在河西的玉米地中的白土路上，阳光很好，白土路很硬，在玉米地中间，像一条静静的白色河流，玉米已经结穗，绿色的叶皮被撑开。四下无人，他手舞足蹈，甩着手脚，似乎手脚长到一步就能跨出去很远，像走在水上那么轻松。
他走在大理三月街，街中心，售卖特产的人，支起巨大的舞台，在迪斯科舞曲中，一边唱歌，一边介绍他们的特产。路边的小摊上，摆着色彩瑰丽的物品，动物的皮毛、骨头，晒干的草药。天上有一朵飞碟形状的云，也许真有个飞碟藏身其中。
他走在太行山的山道上，已经是秋天，树叶正在变得金黄，偶然可以看到小小的院落，可不敢小看太行山深处的小院，就是最落寞的小院里，也至少有一个精致的佛像，一片异常精美的壁画。小小的院落，至少要有一件宝物，才能在太行山里立得住脚。
他走在琼海城外的防浪堤上，浪花扑上来，打湿了他的鞋子，渔船正在离开港口，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人站在船头，穿着白色的T恤，又有一个人走出船舱，也穿着白色的T恤。后出来的那个人，把手臂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海对他们来说，依然那么新鲜，每天早上，都像是第一次看到。
他不停地走，不停地看，永不疲倦地，投身风景，风景不是墙，风景可能是幻景，可能是肥皂泡，需要走进去，需要戳破，让它破碎，让它成为泡沫。
大地上，星球上，无数人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地，或者平静地、坚忍地行走着，一百亿双鞋也不够他们这么穿的，他们不顾一切地行走着，戳破一幕又一幕风景的幻景，风景的肥皂泡，让它们破碎，直到自己成为别人的景色。
镜头拉远，地球也在宇宙里转动着，平静地，坚忍地，向宇宙深处发出隐秘的信号，而那个召唤着它穿越，穿越后就能抵达另一个胜境的黑洞，那个入口，或许就挂在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以蓝色野菊花的形象存在。
[1] 接吻。
[2] 高高的发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