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迁
小雨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风有点冷，是从黄河上吹来的。
这是隋朝初年的一个乍暖还寒的清晨，在京都长安担任内史大夫的隋朝上开府柳昂，挈妇将雏，心情忧郁，从祖籍地河东蒲州启程，一路鞍马劳顿，前往渭河北岸的京兆华原落籍定居。同行的人中，有他的多门亲眷，其中有一位是柳道茂。
柳道茂的后人柳公权在近二百年之后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伫立于华原沟壑纵横的旷野上，或漫步在唐长安城的宫殿里，柳公权很难遥想到先祖离别河东时的情景，想象不到那天的冷雨是什么滋味。河开燕来，春雨潇潇，车马扬不起轻尘，车辙带不走家山的一草一木，乡土依旧原地不动。先祖为什么跟着家族中的显耀之人离别故土，另择栖居地？是家道破落，还是遭遇年馑？而后落脚的地方为何不是别处，比如隋朝的京都长安，却是长安城以北百里外的京兆华原？柳公权也难以知晓。
原来，隋朝建立后，罢九品中正制，宣布“举选不本乡曲”，地方人士甚至连担任参军等僚属佐官的机会都没有了，察举、征辟之途彻底被堵死了，故里闾豪族、井邑衣冠竟纷纷萃处京畿，便于仕进。一些士族开始舍弃故乡家业，因赴考而迁徙移居，前往全国政治中心京兆长安和洛阳。一部分士族由于在外地做官，亦从旧籍另迁新籍，设籍或归葬于两京地区。柳昂正是因此，带领家族迁居华原。柳公权的先祖柳道茂，为了家族的前景，也不得不跟随柳昂，顺应时风，西入北迁。
原先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散处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和“状”，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就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即家世、官位高低）所评定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类别只有上品、中品和下品。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二品至三品为上品，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在德才与门第中，定品时一般依据后者，叫“计资定品”。所谓“状”，乃是中正官对士人德才的评语，一般只有一两句话，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或“德优能少”等。
在以往的中正制下，地方士族通过门阀和乡议便可入仕并获美差。而谋求科第要投刺干谒，驰驱于要津。地方士族昔日的特权渐趋消失，也不得不加入征文射策之列，进而向中央地区迁徙，以便获得更多的社会关系，谋求科第、入仕、升迁的机遇，更方便地获取功名利禄。
士族中央化的时代潮流如此汹涌，为了家族的承传与子嗣的发达，辞别故土，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河东，即今天的山西永济。黄河迤逦西来，拐了一个弓形的大弯，绕过河套漠野，自北向南流经晋陕大峡谷，大河东岸的这块地方便称为河东。在渐渐舒缓，接纳西来的渭水东去之前，有一处名为蒲津的关口，为虞舜建都之地，古称蒲坂。被后世称颂的舜帝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理想中的王国。晋南黄河中游一带的平川一望无际，也有跌宕起伏的山坳，雨量充足，气候温和，草盛水丰，宜猎宜牧，宜耕宜农，是适于人类聚集生活的宝地。舜选定了蒲坂为都，那时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居住群落。到了北魏年间，战乱频仍，出于防御必要，始建蒲州的土围墙，城墙高达三丈八尺多，城外还设有一条护城河。
这一天，载着柳家族人的车马出了蒲州城门，过了护城河吱吱作响的吊桥，在城郊的大路旁停了下来。不远处的田野上，可以看见一处古柏簇拥的墓地，当是河东柳氏先祖的遗骸所在。
此刻，领头的柳昂心头大概也会掠过一缕沧桑的风。胸腔中的那一脉遗传自祖辈的血液，顿时化为泪水，在无声地滂沱。
柳氏一族，乃河东世家。同族柳僧习曾经当过北魏北地郡太守，其子柳庆曾任宜州刺史。北地郡与宜州都曾管辖之后的华原一带。也就是说，河东柳氏涉足京兆华原，不是自柳昂与柳道茂始。他们是步同族之后尘，踏上这片土地而落籍的。
带领河东柳氏这一支迁居华原的柳昂，祖父柳懿，为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官居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汾州刺史。柳懿加有将军号，为四品、五品领兵刺史，在先朝北魏时代可谓权重一时。
但就在柳懿他老人家下世的时候，北魏王朝也如夕阳西下。初期的北魏虽然是由落后的部族建成的，却能够在大规模征战中所向披靡，在北魏攻占中原后，大量人口变为身份低于佃客的杂户，北魏以宗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长官，拥有对多数没有户籍者的剥削和奴役权力，包荫户成为地主的私家人口。孝文帝死后，鲜卑贵族在生活上日益奢侈腐朽。继之，宣武帝不亲朝政，嬉戏无度，吏部公开卖官，大小官职都有定价。等到年幼的肃宗登位后，胡太后临朝称制，恣意妄为，朝政荒废，恩威不立，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贪。文武解体，四方叛乱，国家土崩瓦解在即。
柳懿寿命不长，去世时留下儿子柳敏，也就是柳昂的父亲，柳道茂的从兄，仅有九岁。柳敏争强好胜，爱读书，涉猎经史、阴阳，卜筮之典籍，未成年时，就因父祖名望起家，为北魏员外散骑侍郎，后升迁为河东郡丞。他以孝顺母亲远近闻名，能公平待人处事，很得乡人的敬重。
然而，北魏朝廷腐败，大批破产和失业农民，为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假慕沙门。北魏末僧侣和各族民众大起义爆发。北魏江山濒危之时，鲜卑化汉人高欢出场，拥立北魏孝文帝年仅十一岁的曾孙元善见为孝静帝，建立东魏，都邺城。另一个出场的人物，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泰，杀死了从洛阳逃至长安的孝武帝元修，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建立了西魏，都长安。由北魏分裂出来的东魏、西魏相对立，争雄于天下。
是时，东魏丞相高欢带兵二十万，自壶口赶往蒲津，造浮桥渡过黄河，征战沙苑，即今陕西大荔。时值关中旱灾，西魏权臣宇文泰带着一万兵马，在距高欢六十里的芦苇沼泽中屯军。高欢本来放一把火，即可取胜，却担心将宇文泰烧成一具焦尸，不能服众，仗着兵马绝对优势下令进击，要捉活的，结果中了宇文泰的埋伏，军阵被撕为两半，众心离散，高欢一行人逃走，狼狈渡河回到蒲津。
高欢前去讨伐西魏的时候，蒲坂的百姓薛敬珍兄弟就说：“高欢赶走了皇上，天下的忠义之士都想把刀刺进他的腹部，现在他又向西大举进兵，我们一道起兵，切断他回归的路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他们联络官居河东郡丞的柳敏，在邻近的乡村召集人马，响应者有一万多人。刚好遇上高欢在沙苑吃了败仗回来，他们便袭击了败退下来的高欢军。西魏军队行至河东，薛敬珍、柳敏等率河东六县十几万户百姓归附。
宇文泰嘉奖薛敬珍说：“今日不喜得河东，喜得卿也。”
于是拜薛敬珍为平阳太守，柳敏为丞相府参军事，转任户曹参军、掌记室，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及监督朝中吉凶礼仪诸事。
西魏丞相宇文泰决定变革时政，柳敏参与制定新法，官至礼部郎中，封爵武成县子，加散官帅都督，统领本乡兵士。不久，又晋升为大都督。
这时，守了半辈子寡的母亲不幸去世，柳敏悲痛万分。九岁父亲去世，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育大，且功名有成。在为母亲送葬的十余日里，盛年的他突然鬓发花白，靠拄杖才能得以行走。
宇文泰感叹柳敏孝敬之至，更意欲鼓励至孝精神，调他任吏部郎中，并赐物以资鼓励。
适时，南朝梁元帝之弟武陵王萧纪在蜀称帝，然后率军沿江东下，将攻其兄的都城江陵。梁元帝请求西魏解救，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的时机已到，于是派尉迟迥伐蜀，柳敏为尉迟迥的行军司马，被委以军中筹略。益州平定后，柳敏官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官侍中，旋即迁为尚书，赐姓宇文氏，以示宠遇。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柳敏官拜礼部中大夫。
宇文泰死后，其侄宇文护独揽国家政权，拉拢将领支持，迫使魏恭帝禅让给年仅十六岁的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北周孝闵帝，西魏灭亡。北周建立后，宇文护杀重臣独孤信、赵贵等，朝中百官重新封授，柳敏晋爵为公，又拜为河东郡守。以后又调郢州，即今湖北武昌，任刺史。
柳敏在郢州颇有惠政，受到官吏和百姓的拥戴，后被召回朝中，担任礼部中大夫之职。离任之日，郢州官民相候于路为他送行，柳敏不愿扰民，另择小路还朝。
东魏高欢死后，长子被家奴刺杀，次子袭位，很快废掉傀儡皇帝孝静帝，建立北齐，取代东魏。之后，北周重臣宇文护杀死孝闵帝宇文觉，立宇文毓为周明帝。接着，宇文护又毒死宇文毓，立宇文邕为周武帝。
周武帝改礼部为司宗，柳敏为司宗中大夫，辅佐大宗伯掌理国家的吉凶礼仪。柳敏博闻多识，又监修国史，参与修撰律令，后进位大将军，调任鄜州刺史，柳敏以病告假，未上任。
此时宇文护权倾内外，入宫中与太后同坐，二十多岁的周武帝立侍于旁。之后，年富力强的周武帝于宫中杀死宇文护，下令捕杀其诸子、兄弟和近臣。周武帝开始亲政，改元建德。
这时，柳敏之子柳昂羽翼渐丰，以才干为周武帝任用，任内史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文城郡公，掌有书写诏诰之任。
周武帝亲掌北周朝政，亲率军队大举进攻北齐，破晋州，陷晋阳，进军邺城。回到邺城，周武帝突然发了善心，念及柳敏曾起事助宇文氏攻击高欢军的旧功，封柳敏武德郡公，可不理政事，唯食封邑而已。
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后，杀了不少周武帝时的心腹之臣。不理政事、在家休闲的老臣柳敏，不知何故，也为周宣帝所疏远。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迫使自己的外孙、年仅九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退位，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定都大兴城，即长安城。北魏历经二十帝，共一百四十八年，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杨坚称帝，改元开皇，建立隋朝，废除北周六官制度，依照汉魏官制改制，授柳昂上开府，拜潞州刺史。其父柳敏父因子贵，隋朝初年被授予上大将军、武德郡公、太子太保之称号。
柳敏于隋开皇元年（581）溘然长逝，朝廷赠给五州诸军事、晋州刺史称号。
在离别河东老家，北迁京兆华原的这一时刻，面对父辈的坟茔，柳昂又一次长跪不起。此前，他已经率家人与先祖告辞，弃先人故地，带走的只是先祖的牌位。而他，以及随他迁徙的柳道茂等柳氏族人，将成为华原柳氏的先祖。
这一支柳家人，将祖上的历史交给了河东故土，踏上了西去的旅途。远处，有一种闷雷似的声音在隐隐地响。不是惊蛰的春雷，而是大河的涌流，在簇拥着冰屑向前滑动。
稍时工夫，柳家的车马来到了蒲津渡口。眼前是宽阔的刚刚解冻的黄河，岸边残留着白花花的冰凌。浮桥上是往来的商人和行旅，显得有些拥挤。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是秦晋之交通要冲。战国时，魏在此设蒲津关。晋文公二年（前635），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秦昭襄王时，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东渡至蒲州，走的正是眼前这座蒲津桥。
汉代称此处为临晋关。吟唱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汉高祖刘邦，曾由此进入河内，即今河南泌阳一带，俘获了殷王司马卬。之后魏王豹反了，陈兵蒲阪，韩信击之，平定了魏地。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立蒲津关，设置关官，以督往来行旅。
北魏孝昌年间，车骑大将军萧宝夤起兵反魏，踞潼关围攻冯翊，即今大荔。尚书长孙稚领兵讨伐，到了弘农，即今华阴，采纳左丞杨侃计谋，领兵北渡，命令凡降者各回其村，并告知：魏军举三烽为号，降者需举烽相应，不降者必进击屠杀。村民闻讯，暗中奔走相告。一夜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围城萧军不测虚实，各自逃散。长孙稚击溃叛军，冯翊之围不战自解。
古蒲津桥历史虽久，却始终是动荡的浮桥。河水年年上涨，经常改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能采用浮桥形式，而不宜修造木桥或石桥。蒲坂城的荣辱，受黄河与战乱左右，而桥的存在，则直接连通了朝代的更替。隋朝建立，亦于蒲津起河桥，造舟为梁，筑城为防。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诸州调物，源源不断输于隋都长安。蒲州作为关中的侧门，位居潼关背后，被人称为河东、河北陆道进入关中之第一锁钥。
之后到了大唐开元年间，杨贵妃要回娘家瞧瞧，唐玄宗为了讨得娘娘欢喜，降旨诏令改建黄河上的蒲津桥。一改舟桥、固定浮桥、竹缆连舟曲浮桥的结构，以铁缆连舟，铸造铁牛、铁人、铁柱。唐玄宗于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铸造了铁牛各四尊，作为蒲津桥的地锚。而抵御河水拉力的是铁牛，它体阔腰圆，威武健壮，昂首怒目，以俯卧状坐东向西，坚固不拔地雄踞于此。铁牛的模特儿应该是秦牛，有公牛，有黑唇黄毛牛，有阉过的犍牛，还有三岁小牛。尔后大功告成，贵妃娘娘自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份非凡的礼物，在皇恩浩荡中摇摇摆摆于浮桥上时，该是何等风光。但桥毕竟是大众化的，将士可以行，贩夫也可以走。
别了，黄河东岸隐隐远去的老家。载着柳氏一族的车马，渡过了摇摇晃晃的黄河浮桥。这时，天气转晴，云开雾散，阳光很好。一行人稍加歇息，开始逆渭水岸边一路向西，朝着长安城的方向前行。
柳家的车马经过汉长安城的龙首原，这里已经建起了隋朝的大兴城。
南北朝之后，征战频仍，此时，隋朝在北方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其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杨坚袭此封爵，即位后立国号为“随”，但其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有不祥之兆，遂改为“隋”。杨坚建立隋朝，为隋文帝。
杨坚是以北周旧臣身份取而代之建立了新王朝，故隋初仍以汉长安城为都。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这座自汉兴以来的旧都城，已不再适合新的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城中宫宇朽蠹，供水排水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以至生活用水多受污染，水质咸卤，难以饮用。汉长安城北临渭水，由于渭河不时南北摆动，都城也有被水淹的危险。隋文帝君臣并不想离开关中，之所以另建新都大兴城，只是因为对汉长安城本身的不满，与它所处的整体环境没有任何关系。灞河以西、渭河南岸这一区域在交通、军事、经济等方面，仍然是关中建都的最佳位置。隋文帝杨坚做了一个洪水没城的噩梦，梦醒之后，就开始筹划移都大兴城。
杨坚在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之南选中新址，与北边的汉长安城本属一块原区。秦岭山脉在城南折向东北，造成这一地区东南高而西北低的地形。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均受到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纵贯城东南，趋向西北入渭。隋文帝杨坚颁诏，任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副监，开始营建大兴城，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即迁入新都。除外郭城垣还来不及建成外，其他如宫城、皇城、宫殿、官署、坊里、住宅、两市、寺观及龙首、清明、永安等城市的引水渠道多已建成。新都不少宫殿官署，则是从汉长安故城迁建的。
从秦汉一直到南北朝，除曹魏、北魏、东魏和北齐外，都城的城市格局往往没有章法，没有布局，皇宫、官署、民居交错相处，十分杂乱。自隋朝大兴城之后，都城开始有了均衡对称的格局，形成方正的布局，皇宫、皇城、民居三部分相对分开，界线分明，既安全又实用。
按说，带领这一支柳氏族人迁居他乡的柳昂位居上开府，是有资格和实力在长安城购置房产的，但不管是如何阔绰豪华的房屋，在柳昂看来，总是比不上老家河东蒲津的庄园更宜人居住。柳昂的理想栖息地，并不在都城，而是在早已踏勘好了的京兆华原。再说，同族柳僧习和柳庆父子曾在那一带做官，尚有柳氏的人脉，不至于完全陌生。在从河东蒲州搬家之前，柳昂已经差人在那里置买田地，动工打窑造屋，说是住宅，其实相当于一处庄园。
当初动意迁居，不仅是因为京兆华原比河东离京城近了许多，也是因为老家庄园年久失修，暮气沉沉，残留着北魏衰落的气息。该与一个旧时代说再见了。新的华原柳氏庄园，当是柳昂理想中的归宿。在朝廷不管当多大的官，都会有告老还乡的打算，然后就把尸骨埋在属于自己的土地里。不像皇帝，哪儿也去不了，一直待在皇宫里，死后再掩埋于旷野上的皇家陵园。
在农耕时代，土地是判断一个家族，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有功之臣，皇上要赐土地；京城的富豪商贾，也要在乡下置地。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往往是以土地为区分标准的。土地是无价宝，无土地的人只能是佃户雇工。华原北部相对于渭河平原偏僻一些，但土地相对宽松，尽管多沟壑台原，但并不特别影响土地的质量，虽然大部分是旱地，风调雨顺的话，照样旱涝保收。华原柳氏先祖越过炙手可热的京兆渭河平原和泾河两岸，选择在渭河支流的台原一带置地落籍，是有其睿智眼光的。那里有田野，远离喧嚣的都城。再说，城头的大王旗若再次变换，华原别墅也当是相对安全的处所。
之后，柳氏族人乘坐车马，离开京城，渡过渭河，北上百十里地，来到了渭水支流沮河与漆水河交汇的京兆华原县城。而华原县城仍旧不是此行迁居的目的地，再向北走几十里，在赵氏河上游的一处台原地带，是新营造的柳家庄园。后来，这里便叫柳家原。
华原的地方史志，说柳懿乃河东柳氏迁居京兆华原之始祖，时在北魏末隋初。其实，车骑大将军柳懿，在北魏时居于河东蒲州，年纪轻轻就下世了，丢下九岁的儿子柳敏。柳敏晚年也是住在河东老家。
由此推论，柳懿的孙子柳昂，生于河东，长于长安，盛年为官隋初，当是河东柳氏迁居落籍于京兆华原之始祖。若追索三代，华原地方史志这么记载也情有可原。史志中的迁居时间为北魏末隋初，如果仔细推敲柳懿、柳敏、柳昂三代人各自的履历，迁居时间应为隋初柳敏逝世之后。柳公权的先祖柳道茂，应当是跟随柳昂来到华原定居和繁衍生息的。
在改朝换代的隋朝初年，一批新兴的士族阶层在动乱中乘时而起，或为聚众自立的坞壁豪帅，或为建立功勋的军将。当他们有所成就，在家国安定之后，其家族便逐渐向传统世家回归，注重自身或后代的文化教育，重建儒家的伦理秩序，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士族精英及底层贤能的仕途前景带来了一缕诱人的曙光。
柳氏一族的老根在河东，在黄河以东的厚土之上，分蘖一支于渭水之北华原的旷野上，重新扎根发苗，竟也枝干茂盛，郁郁葱葱。华原柳氏伴随隋唐时代的风起云涌，显赫了近五百年之久。
其中自然包括之后的柳公权，还有他的胞兄柳公绰，他的侄儿柳仲郢，他们均是中国历史上建功立业、彪炳史册的一代英杰。
倘若回溯河东柳氏最初的源头，梳理其来龙去脉，则说来话长，异彩纷呈。
柳氏源流
柳，是人们熟识的一种树木，作为姓氏，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婴孩时代。河东柳氏的祖籍，起源于一个叫柳下的地方，即今河南濮阳县城东柳下屯。
传说中华始祖黄帝，在中原做了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周朝王族的始祖名弃，出生于稷山，被称为稷王。传到公刘时，这位首领致力农耕，福泽百姓，周室兴起，建都邑于豳。传到古公亶父时，他意欲传位给幼子季历，长子太伯与次子虞仲为给弟弟让位，便逃到了南蛮地，文身断发，以示不回中原之志。季历传位给昌，就是后人尊称的周文王，他建立了西周王朝。周文王的四子周公旦，辅佐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制礼作乐，以治天下。东征后，周成王将殷民六族和旧奄国分封给周公旦长子伯禽，国号鲁，为鲁国公，食采邑于柳下这个地方，世称柳氏。
春秋时，齐国进攻鲁国，贤人柳下惠劝说齐国退兵，受到鲁僖公的称赞。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任士师，即掌管刑狱的法官，因办案公平，严惩酷吏，损害了封建权贵的根本利益，曾三次被罢官。
于是，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还要留在鲁国而不去别国做事？”
柳下惠说：“我用正直的态度做事，到哪里都会被三次罢免的。如果用不正直的态度做事，还有必要背井离乡吗？”
他是一个轻名利、重为人的正直之人。在他看来，丢官事小，失节事大。
一年冬天，柳下惠到外地办事，耽搁了出城时间。此时，客店已住满了客人，他只好到城门下夜宿。稍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来到城门下夜宿。柳下惠见那女子衣服单薄，冻得瑟瑟发抖，恐怕那女子冻死，就用自己的棉衣把她裹在怀里，一直到天亮，丝毫没有淫乱行为。
可见，柳下惠讲究贵族礼节，是一个被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此后，人们就用“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道德方面持有情操，作风正派。
柳下惠死后，门人为他写悼词。他的妻子说：“夫子的品德，你们不如我了解。”于是，妻子娓娓道来，最后说：“夫子的一生宜用一个‘惠’字来归结。”
门人听从其妻之言，送他一个谥号叫“惠”。
孟子称柳下惠为“圣之和者也”。
柳姓最早繁衍之地，在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柳下惠生子二，名为虞、衡，历经虞、庄、元伯、士成、郁、偃、渉、嘉诸公，传至康公，仕齐威王，徙居鄄城，生子名翊，才气磊落，任雍州参军，大破魏师，授弘农太守。秦灭六国后，柳下惠的裔孙柳安被封为贤大夫，入居山西境，始居河东解县，即今山西运城解州镇。
河东柳氏族人，以德为厚、道为先、礼为诚、人为上为家训，遵循儒言治愚、佛心济贫的原则。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柳氏代代有闻人，盛于河东，为河东著名士族。
士族，是汉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阶层。西晋末，中原丧乱，脱离乡里的大士族被摧垮，留在当地承祧宗嗣者谋求复兴，携众迁徙逃亡者或在迁居地定居，形成新的旁支，或趋于衰败。门阀士族政治，是魏晋隋唐特殊的政治社会形态。国中多见宗族聚居的大家族群落，还有许多人投附大家族，成为包荫户，使得士族有了莫大的势力。即使到厉行析户的隋代，大族聚居的情况仍比比皆是。
秦汉以来，皇帝都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皇家与国家事务还没有分开。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形成了门阀政治，不仅世代为高官，皇帝也总要与豪强贵族联姻以强化皇权。连绵不断的动乱，造成国家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和学术家族化，这是士族政治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集权体制下，容易形成精英政治的局面。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依赖程度颇高。
河东柳安之孙柳隗，西汉时任齐相，柳隗六世孙柳丰东汉时任光禄勋，柳丰之六世孙柳轨晋代时任吏部尚书，其子柳景猷为侍中。柳景猷之子柳耆为西晋太守，柳纯任太常卿、平阳太守。到了北魏，柳景猷之孙、柳耆之子柳恭任北朝河东郡守，迁居汝颍，号西眷。柳纯之子柳卓，官至汝南太守，晋永嘉中迁于襄阳，号东眷。
河东柳氏西眷、东眷的划分，以柳恭迁居汝颍，柳卓迁居襄阳为标志，以明两支。东眷柳卓曾孙柳元景凭借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从而发迹，其侄柳世隆官至尚书令。柳世隆的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经历，更是其家族地位显赫的表现。自刘宋时的柳世隆开始，其五子均为南朝显官。柳卓的六世孙柳仲礼，先为梁将，战败后归顺了北周，举家迁回本土河东，在仕途发展上依然顺利。
西眷柳恭一支，曾举兵降魏，重返了北方。北魏景明初，柳恭的后代、柳景猷的裔孙柳僧习，善隶书，敏于当世，迁北地太守，为政宽平，氐羌悦爱。后在北魏肃宗时，官至太中大夫，加前将军，出为颍川太守，扬州大中正，拜尚书右丞。
柳僧习之子柳庆，自幼聪慧，有度量，博览群书，而不重视章句。柳僧习任颍川太守时，因地域接近京郊，民间多有豪强大族。将要推选乡官时，这些豪强各自依仗权贵势力，争着前来活动。柳僧习一时无法选定，便对儿子们说：“权贵们私相嘱托的，我全都不用；他们派来的人准备回去，必须一一答复，你们按照这个意思各自为我起草一封信。”
柳庆于是拟好复信，信中说：“下官受国家的委派在大郡做官，举荐乡官时，贤能者起用，不正派不用，这本是朝廷规定的法典。”
柳僧习读了信，赞叹道：“这孩子有气概，大丈夫理应如此。”
柳庆后来入仕，最初的身份是“奉朝请”。春季的朝见为朝，秋季的朝见为请，奉朝请者即有朝会的资格，这是给予闲散大官的优惠待遇。
广陵王元欣是北魏皇室亲族，有人告发元欣的外甥孟氏盗牛，屡次横行不法。柳庆将其逮捕审讯，确认情况属实，立即下令将其监禁起来。孟氏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竟然对柳庆说：“如果今天把我关起来，以后你用什么方法放我？”
元欣也派人辩解孟氏无罪，柳庆就召集僚属吏员，公开宣布孟氏倚仗权贵虐害百姓的罪状，命令将孟氏打死。此后，侵害百姓的皇亲贵族气焰收敛了。
到北周时，晋公宇文护代理国政，想拉拢柳庆为心腹，遭到推辞。等到杨宽参与朝政，柳庆与之不和，被疏远疑忌，欲出任万州刺史。北周景帝明白其中原委，将柳庆留下，任雍州别驾，兼任京兆尹。之后，柳庆出任宜州刺史，时任小冢宰的杨宽，便囚禁柳庆从前的吏员，推究柳庆的罪过。审查拷问六十多天，有的吏员死于狱中，但始终没有说出什么，只在府库中找到剩余的几匹彩色丝织品，由此无人不佩服柳庆的廉洁谨慎。
北周武帝时代，宦海中论及学问、品德、政绩、声望，为世所美者，向有“二柳”，即柳机与柳昂。柳昂是华原柳氏的先祖。柳机乃柳庆之子。北周代西魏后，宇文邕被封为鲁国公，赏识年仅十九岁的柳机，引为记室。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武帝，封柳机为宣纳上士、少纳言、太子宫尹，在灭北齐的战役中有功，转迁司中大夫。
北周武帝崩，皇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即位后诛杀大臣，任用奸佞，沉湎酒色，使得国力大衰，民不聊生。对此，柳机多次劝谏，宣帝都不予采纳。柳机怕在朝中引来杀身之祸，便请求外任为华州刺史。
北周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太子宇文阐继位。大权遂落到杨皇后之父杨坚手中，杨坚谋划篡夺北周政权。朝中大臣见北周大势已去，为自身着想，纷纷劝宇文阐禅位。柳机生性宽厚，在士大夫中颇有威望，杨坚为了笼络人心，征柳机还京。柳机回京后，持忠义之道，不附从众人。杨坚因柳机不为自己所用，即派其出任卫州刺史。
杨坚代北周称隋文帝，又召柳机回京，晋封其为建安郡公，赐邑二千四百户，拜为纳言，即侍中，职权相当于宰相。柳机虽身居要职，但不受隋文帝的宠信，因此不理政务，且经常酗酒。
在一次由隋文帝主持的宴会上，权势如日中天的杨素对柳机说：“二柳俱摧，孤杨独耸。”
这里的“二柳”，指的正是柳机和带领族人迁居华原的上开府柳昂。这近似一句玩笑话，却让柳机和柳昂大伤自尊。政治斗争向来是残酷的，宦海浮沉是常有之事。杨素此言既暗示自己地位的上升，又显示了“二柳”的清寂处境。虽然这个玩笑有点贬低柳机、柳昂，但因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三人姓氏中“柳”和“杨”的特点做文章，显得匠心独具，还是活跃了宴会气氛。“二柳”虽然无奈，但也只是苦涩地一笑置之。
几年后，柳机出任华州刺史。不过，隋文帝出于怜惜其才华，因华州地近京师，每月都要召见柳机。之后，柳机改迁冀州刺史，又因病征还京师。在华、冀两州任职期间，柳机宽惠为政，颇得人心。
柳机再度还京后，隋文帝特以小女儿兰陵公主嫁柳机长子柳述为妻，爱屋及乌，对柳机也宠幸有加。柳机在京几年后病死，终年五十六岁，赠其为大将军，谥曰简。
此时，柳氏还有柳裘在朝为官。柳裘，系东眷柳世隆曾孙，仕梁时官拜尚书郎，北周时迁至太子学士，晋爵为公，任御史大夫，侍卫宫中。
北周宣帝荒淫昏庸，二十岁就让位做太上皇，柳裘等曾密谋引外戚杨坚入朝辅政，杨坚不肯。
柳裘说：“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于是，杨坚做了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朝政，之后又登基称帝。柳裘作为隋文帝杨坚建隋的佐命功臣之一，因此晋位，拜内史大夫。后杨坚猜防甚严，佐命功臣多遭不幸，柳裘还算幸运，晋位大将军，外放做了许州刺史，转曹州刺史。
柳昂还有一位亲戚柳敬言，是萧梁鄱阳太守柳偃之女，母为梁武帝萧衍之女长城公主。柳敬言容貌美丽，性格谦虚谨慎，九岁时父亲去世，侯景之乱时前往江陵依附舅舅梁元帝萧绎，梁元帝将柳敬言嫁与陈顼。之后陈顼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立柳敬言为皇后。陈宣帝去世，太子陈叔宝继位后，尊柳敬言为皇太后。隋朝攻灭南朝陈，柳敬言进隋都长安居住，享年八十三岁，葬于洛阳邙山。
柳氏东眷此时为官的另有柳彧，其父为柳仲礼，在北周灭北齐后举家复归河东。柳彧年少好学，读了许多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就到皇宫请求北周武帝对他进行测试。武帝认为他很有才能，让他担任司武中士，后来担任郑县县令，升迁尚书虞部侍郎、屯田侍郎。
柳彧对风俗多有矫正，皇上很喜欢他。后来，柳彧因违背圣旨免职，不久又复职，皇帝趁机还对柳彧说：“不要改变你的禀性。”因为柳彧家中贫困，皇帝命令主管部门替他建房子，并说：“柳彧是正直的官员，是国宝啊。”
右仆射杨素是当时的显贵，官员都怕他，没有谁敢得罪他。有一次因为小罪过，皇帝命令把杨素送到南台，杨素自恃尊贵，坐在柳彧的坐凳上。柳彧从外面进来，看见杨素这样，就在台阶下拿着手板严肃地对杨素说：“奉皇帝命令惩处你的罪过。”
杨素立即离开座位。柳彧踞跨坐在几案上，让杨素站在庭院中，问清杨素的犯罪事实，从此杨素对柳彧怀恨在心。柳彧当时正受到皇上信任，所以杨素没有什么办法来中伤他。
隋文帝晚年，次子杨广阴谋夺权，陷害同胞兄弟，蜀王杨秀即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柳彧在杨秀获罪之前，曾得到博陵人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送给杨秀。杨秀作为报答，赠柳彧奴婢十人。及杨秀获罪，杨素为报宿仇，乘机奏柳彧与杨秀交往，有不轨之谋，因此柳彧被削职为民，流配怀远镇。当他行至高阳，朝廷下诏征他还朝，就在返至晋阳时，隋文帝病逝了。
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镇守晋阳的汉王杨谅不臣服隋炀帝，准备起兵反叛，闻知柳彧经过晋阳，特命人召柳彧，想与他商议反叛事宜。柳彧为系囚之人，不知朝中变化内情，在他应召后才知杨谅要反叛，他不愿与杨谅同流，但又自度无法脱身，急中生计，假称中毒，作垂危之状。杨谅闻听柳彧如此，知他不愿与己同谋，不禁大怒，即将他囚禁起来。不久，杨谅反叛兵败，柳彧觉得出头有日，但杨素仍不忘前仇，又奏隋炀帝说：“柳彧在晋阳心怀两端，以观时局，虽无反迹，实有二心。”
隋炀帝听奏后，即将柳彧流放敦煌，直到杨素死后，柳彧才向朝廷自述冤情。隋炀帝至此也同情他，下诏征还京师，柳彧却不幸病死于回京途中。到唐朝时，柳彧的侄孙柳冲，在贞观中曾任交、贵二州都督，杭州刺史，天授初为司府寺主簿，后封河东县男，前左散骑常侍，编修国史。
当时朝中属于河东柳氏家族的还有柳俭，北周时任宣纳上士，隋文帝时升任邛州刺史，政绩卓著，却受到陷害被免职返乡，坐一辆破车，沿途妻儿衣食无着。隋炀帝时柳俭被重新重用，授朝散大夫，弘化郡太守，赐帛一百匹让他赴任。
隋炀帝曾问：“清名天下第一的是谁？”
朝臣道：“数柳俭。”
李渊率军进入长安，柳俭回到京师，相国赐给柳俭帛三百匹，拜为上大将军。不久，柳俭在家乡去世，终年八十有八。
河东柳氏，随着东眷、西眷两大支派中主要人物的南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南柳和北柳遥相呼应的局面，此起彼伏，人才济济。从南北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柳氏名臣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由于河东地区近邻长安和洛阳，具有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地位，无论是在东、西魏或北周与北齐对抗时，还是在隋末唐初时，河东柳氏对中原政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唐朝建立后，属于关中郡姓的河东柳氏，更是与李唐王朝的发展休戚相关，但也正因如此，在宫廷政局动荡中，柳家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不过，家族内部的自行调整，使得后面的柳氏依旧代有才人出。
在唐朝，河东柳氏出过三位宰相，即高宗朝柳奭、德宗朝柳浑、哀帝朝柳璨。迁居华原的柳氏一族，出过柳公绰、柳公权兄弟。柳氏与薛氏、裴氏并称河东三著姓，百世书香门闾，士林盛族。
大诗人柳宗元也出身于河东柳氏，只是与柳公权的亲属关系早已出了五服。柳宗元的祖先是西眷柳庆。柳庆的曾孙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子夏的玄孙就是柳宗元。
在唐朝，柳宗元所属的柳氏西眷曾显赫一时。柳庆之孙柳亨，隋末附于李密，败后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迁至左卫中郎将，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
柳亨的侄子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柳奭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王皇后。当时的柳氏一族，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
柳奭为相时，在长安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境内）栖凤原修有庄园，其后多居于长安。柳宗元的祖先柳子夏是柳奭的叔伯兄弟，也一同迁居。因此，尽管柳宗元家的祖茔在河东虞乡，但柳宗元却并未在虞乡生活过，而是生在长安。柳宗元的高祖、曾祖、祖、父及他本人，都归葬在长安万年县先人墓，在今西安栖凤原，可见柳宗元之族已不在故里祖茔安葬。
柳宗元曾回忆：“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
唐高宗一朝，是宫闱内廷之纷争异常激烈的特殊年代。高宗王皇后无子，成为唐高宗的一桩难却的心病，王皇后地位好似风雨飘摇。作为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多方设法为王皇后固位，然而最终还是无济于事。武则天得宠后，王皇后被疏忌至废。再加上王皇后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不合礼法，形势对王皇后一派更为不利。武则天诬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唐高宗敕皇后母柳氏不得入宫。同年，唐高宗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柳奭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素奏柳奭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
王皇后被废后，柳奭被贬为爱州（即今越南清化）刺史，不久为许敬宗、李义府所构陷，云柳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又与褚遂良等朋党罪当大逆。高宗遣使就爱州杀之，籍没其家。柳奭死非其罪，甚为当时所惜。
从此之后，柳氏家族家道衰落，从皇亲国戚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虽然开元时柳亨之孙柳涣曾任中书舍人，并且上表请求皇帝许其伯祖柳奭还葬乡里，其曾孙柳无忝放归本贯之后，也曾官至潭州都督，但柳氏衰落的大势已经在所难免。
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太宗，均推行打击士族的政策，柳氏家族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后来柳氏中有柳浑这样升至宰相的，也有柳真召那样曾举孝廉的情况，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柳家人，境遇类似秘书少监柳行满，甚至像摄鸿胪卿监护、柳机之孙柳偘为处士，柳偘两兄未仕等。在当时实行的打击士族政策的驱使下，柳氏家族逐渐由靠家族势力向科举入仕转化，家族中许多人通过科举入仕，但官职不高。
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虽然是明经及第，颇有治能文才，但因没有门荫特权的倚仗，只能从府县僚佐这样的低级官吏逐步升迁，到晚年才靠军功到长安受任正七品京衔。
安史之乱中，柳家又一次受到打击。柳宗元之父柳镇不得不送母亲到王屋山中避难。到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考中进士，很快就与朝中一些激进的改革派结合在一起，推动改革，最终失败，遭贬永州。
西眷柳恭的另一裔孙柳芳，初为永宁县尉，历任拾遗、补阕、员外郎，曾贬官黔中，路遇原玄宗宠臣高力士遭贬同行，从高力士那里得到不少开元、天宝时期的政治内幕。柳芳将其一一记下，重写了一部《唐历》，四十卷。柳芳擅长谱学，撰成《永泰新谱》，遇赦入朝后，为右司郎中、集贤殿大学士。
唐朝柳氏家族中，出现的最后一位官至宰相的人物，是唐末的柳璨。
柳璨少时孤贫好学，光化中登进士第，后以谏议大夫、平章政事改中书侍郎。在唐末的时局动荡中，柳璨与蒋玄晖、张廷范等人掀起白马驿之祸，对唐室旧臣中的清流士族进行了重大打击，但他自己也被朱温所杀，其弟瑀、瑊都被杀害。
由此，柳氏在历史大势中再一次衰落。
士族衰亡，是隋唐时期历史发展的趋势，河东柳氏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势中由盛转衰，乃情理之中的事情。从柳氏家族的衰亡过程中，可以看到士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挣扎。河东柳氏的升沉历程，是魏晋南北朝至唐末士族由盛至衰以至于灭亡过程的典型事例之一。
后世的北宋年间，黄州有一位才子文人，名陈慥，字季常，自称龙丘先生，喜欢与朋友一起聚会，有时也蓄纳声伎，会饮唱曲。但他的妻子柳氏非常凶妒，只要发现他与艺伎唱曲，柳氏便会醋性大发，举杖敲打墙壁，闹得众人不得安宁。
由于陈季常每次都屈服于妻子柳氏的威严，他的朋友、被贬到黄州的苏轼拿他开玩笑，说释迦牟尼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苏东坡还给陈慥写了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陈季常的妻子柳氏是四川人，苏东坡却在诗中以河东代之。这是因为柳姓出自河东，且河东柳氏天下闻名，凡说姓柳，都知道其祖上必定是河东人。在唐宋时期，人们一谈柳氏，必然想到河东。杜甫诗中也云：“河东女儿身姓柳。”
到了元明清时期，柳姓名人多出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南方之地，北方柳姓则趋向沉寂。明代柳姓作为大槐树移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清代柳姓还有居闽粤之地的。
祖辈们
隋唐京兆华原，后亦称耀州。明朝邑人乔世宁所作《耀州志》，考证《唐书》宰相表柳氏表中，“又有显河东者九十人，徙襄阳显者三十八人。河东者自汝南太守耆，襄阳者自耆弟平阳太守纯，华原者徙自纯六世孙懿，合一百五十余人。故当时称世胄者，推先焉”。
隋朝初年，从河东蒲州带领族人北迁至京兆华原的柳昂，仕北周时历职清显，为朝廷所重，为百姓所敬。
到了柳昂的儿子柳调时，隋炀帝嗣位，朝纲不振，时朝士多贪赃。柳调累迁秘书郎、侍御史、尚书左司郎，清素自持，饶有父风，为时人所美。
参阅河东柳氏族谱，柳调之嫡系后裔失载，也许他没有子嗣，又或是出了什么事，或其后代因没有功名而不能记入族谱。这一支香火无继或无考。
据柳氏族谱世系表记载，第二十三世柳敏有一个从祖弟，叫柳道茂。柳道茂之子为柳孝斌，柳孝斌之子为柳客尼，柳客尼有二子，长子柳明伟，次子柳明亮。柳明伟有二子，长子柳正巳，次子柳正礼。柳正礼正是柳公权的祖父。
所谓从祖弟，指的是兄弟两人同一个曾祖父，是堂兄弟的一种。柳道茂与柳敏有同一个曾祖父，其间辈分秩次却残缺不全，难以梳理。
可以想见，北迁京兆华原时家族支脉中的闻人柳昂，在柳调之后的嫡系子孙也许没有什么建树，有沦为庶民百姓的可能。而为柳敏从祖弟的柳道茂，以至其嫡系后裔柳孝斌、柳明伟，也没有值得书写的官宦履历，可能也非官宦之辈。因年代久远，难以甄别，族谱的记录者，也只能猎取有史料记载的名人踪迹续写世系之分支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保证不了自己这一支脉一直拥有功名利禄，永垂青史。太阳家家门前照，一支人兴旺了，另一支人衰落了，此起彼伏，但总是在柳氏家族这棵大树上枯荣嬗变，绵延不断。枝杈的交错勾连，也是常有的事。
从迁居华原的柳道茂至柳公权的祖父柳正礼，也就是从隋朝初年到唐朝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前后之间，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漫长岁月。自从隋炀帝朝官至尚书左司郎的柳调之后，华原柳氏不管人丁是否兴旺，仕途显然不继，无疑是被置于唐朝主流社会之外，朝里已无人做官了。
唐太宗沿袭隋朝国策，推行打击清流士族的策略，一点不手软。华原柳氏家族受其影响，几番起落。柳公权的先祖通过家族内部的自行调整，很可能逐渐由家族荫官向科举入仕转化，只是官职均不高，不然族谱中会有只言片语的记述。
唐朝建立后，属于关中郡姓的河东柳氏，虽说与李唐王朝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在宫廷动荡中却也难以避免遭遇不测。柳氏另一支脉在进入唐朝之后，有柳奭官至高宗朝宰相，却晚节不保，以大逆罪被诛。之后虽有朝中重臣，也是几经沉浮。
于是，柳公权祖父的高祖父柳道茂，便蛰居华原柳家原乡间，依靠或协同从兄一支人，继承并拓展家业，春种秋收，纳粮进贡，繁衍子孙后代，试图通过科举入仕。
一直到一百多年后，柳公权的祖父柳正礼，才从华原乡间出来，成为邠州士曹参军、司户参军，实在是不容易。
隋初各州有士曹行参军，隋文帝改称司士参军，炀帝改为司士书佐。曹指分科办事的官署。此官为正七品下。
柳正礼任职的邠州，古称豳州，周人先祖后稷四世孙公刘，在此开疆立国，是被《诗经》所反复吟唱过的古豳之地。《豳风》，《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有诗七篇，其中多描写农家生活和辛勤劳作的情景，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之一。
因豳、幽二字易混，唐开元年间改豳州为邠州，位于今咸阳北部，东接铜川耀州区，北依甘肃正宁，南傍淳化，西临平凉，治所在新平，即今陕西彬州，辖境相当于今彬州、长武、旬邑、永寿地域。
隋末唐初，薛仁杲在金城割据，与李渊父子相抗衡，屡屡侵略唐属地豳州一带，威迫长安。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秦王李世民率大军与薛军决战于浅水原，即今天长武高城下，杀俘薛军两万，收附男女丁口五万，薛仁杲被俘押解长安。
唐武德七年（624），突厥多次攻扰唐边，关中经常受其威胁。有大臣上书，建议焚毁长安城，另寻别处定都。李世民反对这一主张，率军前去抵御，突厥精兵万骑，在豳州南五陇阪与唐军相遇。李世民率百名精骑驰至阵前，厉声指责突厥颉利背盟负约，邀其单打独斗。颉利生怕中计，便引军稍却。于是，李世民率军潜师夜出，颉利打算出战，突利不从，无奈派人求见李世民请和，双方撤军。
战乱平息后，李世民常常于夜里梦见阵亡的将士，只见沙场上留下的尸骨升腾起了鬼火。李世民登基后，为纪念浅水原和五陇阪阵亡将士，颁行《为殒身戎阵立寺刹诏》，修建佛寺以超度亡灵，在慈福寺的基础上建成豳州昭仁寺。寺内有虞世南所书碑文，书体笔力雅健。
位居邠州士曹参军、司户参军的柳正礼，掌津梁、舟车、舍宅、工艺，或许也司掌户籍、道路、过所、杂徭、婚姻、田讼、旌别孝悌，毕竟知籍方可按账目捉钱，事无巨细，很是忙碌。
改豳州为邠州，是在唐开元十三年（725），而柳公权的祖父柳正礼，史载为邠州士曹参军、司户参军，因此他当生活在唐玄宗开元盛世。除遥远的西部边关时有战事外，邠州地域处于和平气氛之中。柳正礼履行防御备战的职责，承担着修建和维护桥梁、道路、舟车及驿站、舍宅的任务，继而管理辖区内的户籍登记和杂徭征集，还得顾及田讼和婚姻等公务。
在玄宗时，曾在此地与唐大战的突厥向唐朝请婚，唐朝回绝了突厥的请婚，厚赐而遣返。之后，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来朝献名马，玄宗厚予赏赐。突厥左贤王卒，赐书吊之，并为立碑。继而，突厥内乱，三易可汗，率部众千余帐来降。玄宗乃册拜怀仁可汗，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自此，长期以来威胁唐王朝北方边境的突厥走向消亡，北边晏然无警。
柳正礼任职邠州多年，并无升迁机会回到京都长安做事。早先祖上在长安所置的家业，或年久失修，破落殆尽，或是只能当成一处中转的留宿之所，乃至已几易其主。好在邠州离华原柳家原不算远，假期还可以回到那片山原的村落，享受天伦之乐。
柳正礼的父亲柳明伟、祖父柳客尼，以至曾祖父柳孝斌、高祖父柳道茂，几辈人远离仕途，沦为平民百姓。也许在科举场上屡试不第，回家务兹稼穑，或为小吏杂差，不得而知，反正其经历在族谱中似乎不值一提。进入唐朝后的一百年间，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周至玄宗，这一支华原柳氏才从社会底层崭露头角，出了一个正七品下的士曹参军。
如果将这个官职与柳调的尚书左司郎中，以及柳昂的上开府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柳调之后家族仕途命运的一落千丈，到百年后的复苏，华原柳氏经过了十分艰难的风雨历程。这一支世家由盛转衰，又由衰转盛，始终不曾丢失的是血脉和气节，是家风家学，就像一粒被丢弃的种子，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重新发芽，焕发出生命的力量，长成参天大树。
天宝十一载（752）冬，柳正礼从邠州回京都公差，应当听说过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不睦的传闻。当时二人同入朝，玄宗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席间，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族类相同，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亲呢？”
哥舒翰说：“古人云，狐向窟号叫最不吉祥，原因是忘本。如果你能够与我相亲，我岂敢不尽心！”
安禄山以为哥舒翰用“狐”字讥讽其为胡人，顿时大怒，骂道：“你突厥种竟敢如此！”
哥舒翰想要回骂，高力士以目阻之，哥舒翰假装醉酒而散，从此积怨愈深。
安禄山一身兼任三镇节度使，早就预谋反唐叛乱，只是因为玄宗待之有恩，所以想等玄宗死后作乱。杨国忠与安禄山向来交恶，屡次在玄宗面前提出安禄山有反心，玄宗不听，杨国忠乃以事激之，安禄山于是决意速反。
自天宝十四载（755）八月始，安禄山屡飨士卒，厉兵秣马，准备起兵。之后，便发生了安史之乱。
柳正礼在邠州心惊胆战，巡察津梁关隘，严防死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枕戈待旦，在安史之乱的战火硝烟中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日子。直到战事消停，玄宗从蜀地返回长安，柳正礼才舒缓了一口气，公务稍有轻松。
这一天，他又一次巡察到了邠州城西的大佛寺，想寻找一点内心的安静。寺窟始凿于北朝，原为庆寿寺，大规模开凿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由尉迟敬德监修建造。
邠州地处泾河边一块富饶的盆地，大佛寺筑在一处陡峻奇峭的石崖间，其神工鬼斧让人惊叹。寺窟因山起刹，雕石成像，共一百三十多个石窟。大佛藏在门洞中的深窟里，高大的释迦牟尼像依崖趺坐，仅手指就比一个人的身高还长。大佛面方耳垂，披衣袒胸，其体态端严、雍容、丰满、古朴。
大佛寺楼高五层，柳正礼登上高处，扶栏远眺，斜照里的莽原山川煞是壮观。
身为邠州士曹参军、司户参军，柳正礼经常巡查于辖区的边缘地带。一天，他从邠州出城，骑马东行百十里，去寻访周祖公刘的墓冢。
柳正礼坐在土陵村外的原畔上，俯视着河谷里的公刘墓。丘垄高大绵延，略呈梯形平面，至顶平坦，墓周占地有数百亩，坐落在泾河北岸的山谷之间，隐隐听得见泾河的水声。
一位放羊老汉问道：“大人是来看公刘墓的吧？”
柳正礼说：“是的。”
老汉说：“笃公刘，匪居匪康。”
老汉蓦地吟出诗句，让饱读诗书的参军大人为之惊讶。这是《诗经·大雅》中《公刘》的首句，意思是：好心的公刘，他不敢安居，只顾忙碌劳作。这是歌颂公刘从邰迁豳的业绩。放羊老汉不识多少字，这句诗也许是历史上口口相传留下来的，足见民间文化的底蕴。柳正礼感到，自己面对的似乎不是放羊老汉，而是一位老学究。
经与老汉交谈，柳正礼才知道，远古时公刘墓的守陵人，一代又一代繁衍在这个土陵村里。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守陵人的后代，好文喜武，以稼穑为业，古风依然。
柳正礼好古，熟知邠州城东有姜嫄圣母墓。相传圣母姜嫄在郊野里踩了巨人的足印，因而怀孕生了后稷，以为后稷是不祥之物，把他给抛弃了，之后发现野兽虫鸟都不伤害后稷，又捡了回来，起名弃。后稷很聪明，喜欢种树、种麻、种菽，教民耕稼技术，尧帝举他为农师。公刘就是后稷的曾孙，周文王的十代祖先。说起来，也与柳氏的远古先祖有瓜葛。
当时，公刘的祖父丢了官职，出奔到了这地方，而后传至公刘。公刘厚待国人，不图自个儿安居，而是忙于修田收谷，常常带上弓箭盾牌、长矛板斧，和大伙儿出外打猎。在这块平原旷地里，人们越聚越多，有房住，用瓢舀着喝酒，有说有笑，过着好日子。公刘还带人远渡渭河，采来磨石，搬来锻石，坚固房基墙脚，一直到芮水湾的皇涧两岸，都住满了公刘的部民。豳人的土地宽广富饶，周民族由此逐渐振兴起来。
柳正礼像做田野调查的考古者一样，沿羊肠小道下到泾河谷底，来到公刘墓地前。这庞大的墓冢有个讲究，是一头大一头小，像一条鱼。在古豳州一带，庄稼人的坟墓也是沿袭了公刘墓的形状，而不像汉帝陵的履斗状那样四棱见角，或像唐帝陵那样又圆又尖。在公刘墓的南边，有一堆堆土丘，如珍珠串线，原来是修墓时人们从关中取土，人山人海，陵上土够用了，运土的人便将土倒在路边，形成了一串连绵的土丘。
放羊老汉告诉柳正礼，在公刘墓周围，一山一水，一沟一壑，都因为公刘墓而有了生动的形象。长岭是一根根旗杆，土原是一面面旗帜，四山有龙、虎、龟、蛇之说，沟壑峁梁有十八罗汉、七十二将之喻。即使公刘墓上的花草，也非同一般，土陵枳木就是名贵药材，其中杏李桃梨俱有，仿佛是一座花果山。柳正礼想：在古豳州，处于荒僻山野里的周祖公刘墓，有中华氏族的根底。
官至邠州司户参军的柳正礼，或是卒于任上，或是按规定七十致仕，告老还乡，也许还担当过孙子柳公权的书法启蒙老师，这些都无从知晓。老人家总算为华原柳氏一族争了一口气，虽然在朝中官职低微，顶多是一介七品芝麻官，却从此结束了柳氏这一支脉入唐以来百年不仕的历史，重续隋朝先祖的荣光。
正是柳公权的祖父柳正礼的仕途，初步开拓了华原柳氏后裔通往唐王朝权力核心的坎坷路径。柳子温，柳正礼之次子，也就是柳公权的父亲，后来前往长安做官。
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西逃，由第三子李亨继位，为唐肃宗，登基之日正是安史叛军攻陷两京之后。这是唐朝第一个在京师以外登基再进入长安的皇帝，在位五年。而当他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之时，安史之乱仍未荡平。唐肃宗迎回了避乱入蜀的父亲玄宗，父子又在十三天内先后辞世。
唐肃宗长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曾于马嵬之变后随父亲李亨北上，为兵马大元帅，统率诸将收复两京。即位之初，正当安史叛军最后垂死挣扎的关键时刻，唐代宗对安史降将实施了姑息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时平定的。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再无法回到开元时期的太平盛世。代宗一朝，竭力医治战乱的创伤，逐步恢复了安定的局面。
大约在唐代宗大历初年，柳公权的父亲柳子温离开京都长安，途经华原柳家原家中，歇息几日，告别家人后继续北上，出任丹州刺史。丹州，即今陕北宜川。战国前期属晋，秦置上郡，西汉设西河郡，三国、晋为羌胡地，北魏置乐川郡，迁设在宜川平陆堡。西魏置汾州，后因汾州与河东汾州同名，据丹山而改名丹州。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丹州属关内道，迁今宜川。此地贡麝香、蜡烛、龙须席、赋为麻、布。黄河在县东七里，河岸狭窄，状似槽形，乡人呼为石槽，盖禹治水凿石导河之处。石槽长一千步，阔三十步，悬水奔流，鼋鼍鱼鳖所不能游，即今日之黄河壶口瀑布胜景。
柳子温为刺史，这一官职名称来自汉初。秦代郡设御史，任监察之职。汉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另派人员出刺各地，汉武帝始置刺史。刺，检核问事之意。刺史巡行郡县，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一人。
刺史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发展，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促进昭宣中兴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职权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隋文帝撤销郡，州长官除雍州牧外，均改称刺史。炀帝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又重设刺史，为司隶大夫属员，正六品，任巡察之职。唐改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玄宗又改州为郡，以刺史为太守，肃宗再复旧制。隋、唐州郡相同，刺史、太守所辖范围亦同。
已经官至正六品的柳子温，在丹州刺史任上政绩如何，史册无多少记载。虽然华原柳氏先人在隋朝显赫一时，但入唐后皆沉默于世，百年间沦为平民，在仕途上一蹶不振，好在柳正礼步入官场，这是华原柳氏重新崛起的好兆头，到了柳子温，可以想见，他必定会珍重历史赐予的好机遇，在官职品级上争取比父亲高出一筹。没有家族荫庇的优势，也没有可以倚仗的社会背景、权力、金钱资源，柳子温全凭自己的才智和实干，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得以擢升，攀登至刺史的位置。
地处北方边地的丹州，曾经是羌胡之地，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多种族人口混杂，没有相当的执政经验和魄力是镇守不住的。身为此地刺史的柳子温，想必既如履薄冰，又权衡左右，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才得以从刺史这一官职上全身而退。
史册中罕有对柳子温逸事的记述，说明他既没有煊赫的政声，也无显著的劣迹，只是四平八稳地致仕还乡，在华原柳家原偏僻的田园中，度过了平淡无奇的晚年。他最为上心的恐怕是子孙教育，以期子孙在功名上青出于蓝，续写他未竟的理想。
柳子温的长兄柳子华，乃柳正礼之长子，也就是柳公权的伯父，在官职品级上要比胞弟高一个档次。唐代宗永泰初，柳子华为西蜀判官、成都令，迁池州刺史，寻检校金部郎中，官至修葺华清宫使。
柳子华初入仕途，是凭借了西蜀长官严武的提携，他也从严武身上体悟到了许多为官的智慧。
严武乃华州华阴人，其父是前朝中书侍郎，母亲裴氏不为父亲所容，父亲独厚其妾英儿。八岁时，他怪而问其母何故，母亲便讲了其中之原委。他愤然拿着铁锥闯入小妾英儿寝室，击碎其首。左右四邻惊异地问其父：“郎戏杀英？”
严武辞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儿故杀之，非戏也。”
其父奇之，叹曰：“真严挺之子也！”
严武自幼有成人之风，神气隽爽，敏于闻见，读书不究精义，广为涉猎而已。二十岁时，以父荫调太原府参军，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累迁殿中侍御史。安史之乱发生，严武随肃宗西奔，参与了灵武起兵，随后陪驾到凤翔至长安。至德二载（757）任给事中，次年出任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使。
柳公权的伯父柳子华，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上了严武的判官。
判官，这一官职由隋始置。根据唐制，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可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皆有判官辅助处理事务，亦由本使选充，非正官，为僚佐。
柳子华深知严武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但双方配合得很默契。
这时，唐室为了对付吐蕃，合剑南、东川、西川为一道，将支度、营田、招讨、经略等统为一体，西蜀地方官权力相当大。唐玄宗、唐肃宗父子时隔十多日相继去世后，柳子华的上司严武被召回京，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即位的唐代宗明里让严武得以擢升，暗里却恐怕他坐大，实际上只命他充山陵桥道使，监修玄宗、肃宗父子的陵墓。
这样一来，步严武之后尘的柳子华，接任了成都令。人跟对了，水涨船高，自然得以顺利升迁。当然，柳子华也确实才识过人，可谓强将手下无弱兵。
之后，严武率兵西征，与郭子仪在秦陇一带的主力相配合，击退了吐蕃的入侵，破吐蕃七万余众，拿下了四川理县当狗城及甘肃漳县盐川城，拓地数百里。
严武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颇饶珍产，严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吐蕃亦不敢犯境。
严武初为剑南节度使，于之有荐导之恩的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严武骄倨，见房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
不过，杜甫因避乱入蜀时，严武却带着仆从和酒肉来看望，与之友善，对杜甫崇敬有加。严武虽为武夫，亦能诗，有一首《军城早秋》云：“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之后，严武邀杜甫做其幕僚，还劝杜甫“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以汉末辞赋家祢衡的故事，劝杜甫不要单纯以文才自恃，应该走做官的道路，力求充当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杜甫则写了《严中丞枉驾见过》一诗，诗中云：“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
张翰，晋时人，遇见不相识的贺循贺司空，谈得投机，没告诉家人，便登上贺氏的船，同去洛阳。管宁，东汉时高士，于灵帝末渡海避乱至辽东，常戴皂帽，穿布裙，坐木榻，隐居多年，屡征不出，世称贤者。杜甫此诗意在婉言谢绝，意思是：我的行踪漂泊不定，当效张翰那样自由，效管宁避乱他乡过隐居生活。
后来，因感其诚意，友情难却，杜甫入严武幕府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永泰元年（765），严武不幸突患疾病，死于成都，时年四十。杜甫以诗悼念：“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柳子华正是在严武执政西蜀时先后任判官、成都令的。他肯定与杜甫有过几番交集，只是其中细节，不得而知。
之后，柳子华又迁池州刺史，远赴江南。
池州，位于安徽西南部，是长江南岸重要的滨江港口。西汉建石城县，隋更名秋浦，唐建池州府。柳子华的后任，诗人杜牧当池州刺史时有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不久，柳子华从池州回到唐长安，任检校金部郎中。
检校这个的官职出自南北朝。南北朝以他官派办某事时，加号检校，如检校秘书等，非正式官衔。隋时，检校入官衔。唐中前期，加检校官街时，指虽非正式拜授，但有权行使该职权，相当于代理官职。安史之乱后，检校官职盛行，使用范围扩大，连节度使的幕府参谋都采用检校官职。唐中后期，检校官职均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职权，主要表示该官员深受恩宠。
柳子华官至修葺华清宫使，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职务。
距唐长安城六十里地的华清宫，亦名华清池，自古以来就是游览沐浴的胜地。旖旎秀美的骊山风光，自然造化的天然温泉，吸引了在关中建都的历代天子。围绕朝代的兴亡更替，华清池的盛衰变迁引得文人墨客几度寻古觅幽，感叹咏怀。白居易的《长恨歌》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更是使华清池闻名遐迩。
柳子华要胜任修葺华清宫使，不仅需要周密干练的组织实施才干，尚须有文化底蕴和对建筑艺术的审美水准。无疑，做过判官、刺史、检校金部郎中诸职的他，是难得的人选。
作为修葺使，柳子华当然熟知华清宫的来龙去脉。早在氏族社会，原始先民就开始利用骊山温泉。西周末期周幽王在此修建骊宫；秦始皇于此砌石起宇名曰骊山汤；汉武帝对秦汤进行修葺；北周武帝造皇堂石井；隋文帝开皇三年（583）重加修饰，列松柏数千株以点缀温泉风景；唐贞观十八年（644），太宗李世民营建汤泉宫，亲笔御书温泉铭。
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几经扩建，新宫落成，易名华清宫。高高的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宫城倚山面渭水，依骊山山势而筑，以朝元阁所在的西绣岭第三峰和温泉总源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展开，宫周筑罗城，修登山辇道和通往长安的复道，内置百官衙署和公卿府第。
之后，华清池成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罗曼史的发生地。先后十年间的每年十月，唐玄宗都要偕贵妃和亲信大臣来华清宫避寒，直至翌年暮春才返回京师长安。“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些都发生在华清宫。玄宗和杨贵妃住于华清宫期间，处理朝政、商议国事、接见外使都要在这里进行，华清宫逐渐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唐玄宗执政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来此达三十六次之多。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皇帝玄宗弃京师，急携杨贵妃西逃。至此，大唐王朝从历史的巅峰一落千丈，华清宫也由盛转衰。
柳子华在修葺华清宫使一职上惨淡经营，不管如何尽职尽责，殚精竭虑，都再也无法重建昔日大唐王朝的灿烂辉煌。问题在于帝国气数已尽，时过境迁。
当朝宰相元载欲用德才兼备的柳子华为京兆尹，未拜而卒。柳子华预料到死日将至，已经提早给自己制作好了墓志，人们都称他有自知、知人之明。
就在柳子温长子柳公绰出生第三日，伯父柳子华急切地前往探视，看见大侄儿生了一双天真而睿智的眼睛，他欣慰地笑了。
他转过身跟弟弟柳子温说：“保惜此儿，福祚吾兄弟不能及。兴吾门者，此儿也。”
伯父柳子华的意思是：光大我柳家门庭的，是这个儿子。
柳公绰因此以起之为字。
起之，意为起来，征兆华原柳氏将从百年的沉睡中起来，续写新的生活篇章。
父亲柳子温听柳子华这么说，会意地点点头，母亲崔氏自然也乐不可支。
时值唐代宗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
过了十三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即公元778年，柳子温次子出生，起名公权。
这是一个朝政衰微而文豪辈出的特殊年代。柳公权出生这一年，书法家颜真卿七十岁，文学家韩愈十一岁，白居易、刘禹锡七岁，柳宗元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