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走近西方哲学

一 西方哲学初到中国

希腊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是产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三种古老的学说，迄今已有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了。作为儒学之乡的中国很早就受到了佛学的浸染，乃至于中国倒成了保存佛学成就的一块净土。这期间，佛学和儒学相互影响，终于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以及吸收了佛学因素的新儒学的产生。现在，这二者都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从希腊哲学源头生发出来的西方哲学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中国人所知，除了由于山重水长、缺乏交通之外，还因为西方历史进入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以后，哲学本身一度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做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神学的附庸，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苏醒过来，并且有了蓬勃的发展。大约也就是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时起，有传教士把西方哲学介绍进中国。开始时，哲学混杂在神学中，如利玛窦用中文写了《天主实义》，该书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获准出版。后来，有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高一志的《斐禄问答》（年份不详）；付汎际的《名理探》是与李之藻合作的（1631年杭州刻本），他们还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名《寰有诠》（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毕方济的《灵言蠡勺》（1624）；等等。上列艾儒略的《西学凡》是当时欧洲大学的课程纲要，其中理科统称philosophia［哲学］，中文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其余尚有：1.落日伽（Logica，逻辑学）；2.费西伽（Physica，物理学）；3.默达费西伽（Metaphysica，形而上学）；4.玛得玛第伽（Mathematica，数学）；5.厄第伽（Ethica，伦理学）。1有意思的是，当时所有这些学科名称都采用音译，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这样的学科分类，因而没有现成对应的名称。

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新学问是很敏感的，如果当时介绍西方哲学的趋势得以保持，那么，我们今天对西方哲学的把握也许会更进一步。而事实上，由于康熙年间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受到禁止，通过传教士了解西方哲学的途径就中断了。要说传教活动在中国遭受禁止的原因，其中有耐人寻思的故事。天主教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教皇有至高的权威，直接指示在华传教士的活动。传教士们看到中国人崇拜祖先，崇拜孔圣人，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态度。一些比较温和的传教士主张对中国文化习俗采取宽容的态度，传教也应入乡随俗；另一部分传教士则很严厉，他们觉得一边信教一边又崇拜祖先和孔圣人是难以接受的，认为中国的教民并非真正的天主教徒。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后一种传教士的信仰是更纯正的，立场是更坚定的。两种态度反映到了教廷，后者占了上风。教皇克莱门十一世于1705年和1720年两次派人向康熙传达教皇谕旨，“训示”清皇朝贯彻天主教教义。这种态度激怒了天朝大国帝王康熙，他最后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出现这样的结局，表面上看是因为当时教皇的傲慢态度触犯了清朝皇帝的尊严，激怒了康熙；从深层的社会原因方面去分析，则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初步接触时挟着各自的惯性而发生的冲撞，最终表现出来的竟是教皇克莱门十一世和康熙大帝个人间的交恶。

现在大家知道，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的是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不过，他开始曾试译为“希哲学”“希贤学”，最后才确定为“哲学”。3这一故事是颇值得注意的，它反映出具有汉文化背景的学者初始接触西方哲学时的理解，即“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是当时理学家们认为的人生理想，也是最大的学问，想必是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学问，于是就做了这样的翻译。直接将“哲学”这个译名引入中国的是晚清学者黄遵宪。4如果我们把始于明清的传教士的著译算作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序幕，那么，随着“哲学”这个译名的产生，正剧就揭开了，西方哲学就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中国涌来。

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哲学系，这是中国大学里的第一个哲学系。从此，哲学作为一门课程就在中国出现了。由于当时连大学这种教育形式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加上“哲学”这个名称来自西方，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和英国经验主义者罗素的著作是当时的热门，这两人曾分别在1919—1921年间和1920—1921年间访问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们的著作就捷足先登，不仅数量多，而且速度快，有的中译本几乎和英文原著同步出现。现在还可以查到的民国时期翻译过杜威著作的译者有（括号内标明的是译作的出版年份）：周谷城（1922），余家菊（不详），胡适/唐（1934），许崇清（1933），邹恩润（邹韬奋）（1928），张铭新（1930），张岱年/付继良（1932），丘瑾璋（1935），张裕卿/杨伟文（1923），钱希乃/诸葛龙（1923），曾昭森（1940），李柏勖/阮春芳（1946），李培囿（1946），刘伯明（1921），孟承宪/俞庆棠（1936），张静庐（1920/1923）等。翻译过罗素著作的有：陈与漪（1927），黄凌霜（1935），王星拱（1921），郑太扑（1931），余家菊（1920），郑员文（1927），王刚森（1935），刘国钧/吴世瑞（1920），程振基（1927），李元（1928），吴献书（1931），丘瑾璋（1936），钱星海（1932），柳其伟（1931），谢曼（1933），周意彪（1930），高名凯（1937/1948），严既澄（1932），野庐（1930），程希亮（1936），李惟远（1935），于熙俭（1932），张海曙（1931），付雷（1947），赵演（1934），陈瘦石/陈瘦竹（1936），王韦修/王纯修（1937），柯硕亭（1931/1943），沈炼之（1941）等。5把他们的名字列出在此，一方面可见当时译事之盛，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纪念。他们为中国人了解西方哲学做了最初的贡献，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被人忘却了，少数仍然留名的主要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翻译工作，而是他们在翻译之外的成就。此外，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走红的还有柏格森。到了30年代以后，对西方哲学的翻译面就比较广了，尤以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为大。

二 始终关切生存问题

起初，中国人是把哲学当作与西方科学技术一样的东西来学习的，最先介绍进来的便是进化论思想，有严复翻译出版于1898年的《天演论》。这本书给了中国人一个震惊，因为中国人向来以为天道周而复始，历史是平衡中的循环而不是在不断打破既有平衡中的前进。至此，“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其实，我们知道，进化论并不是西方哲学的精义，但它首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为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而迫切搜寻出路的意向。

当时，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国家前途未卜，中国知识分子治西方哲学，绝非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闲暇时的消遣，而是忧心忡忡的。我的老师全增嘏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编写《西洋哲学小史》，作为商务印书馆编的《百科小丛书》中的一种，出版于1932年，恐怕是有史以来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著作。其篇幅虽然不大，却脉络清晰地介绍了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西方的哲学史。在此书的结束语中，全先生肯定了西方现代哲学派别繁多的特点，认为这表现了哲学的健全性。但是，他对于这种趋势是否能保持下去，表示了深刻的忧虑：

当然，这种局面可以保持许久，还是一个疑问。现在世界上就有好几个国家竭力想奉一种学说为哲学的正统。他们不惟不容纳并且还要摧残异己之见。他们若胜利，眼见得西方哲学界又要回到中古时期经院哲学派要压倒一切的那种形势。此其可以为西洋哲学之前途忧者一。

西方现在战云密布，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发生，一定比头一次还要凶险很多倍。战争的结果恐怕就要倒退到中古黑暗时期的那种情形。所以我尝发傻想，要是我有能力，我一定把世界上古往今来哲学文学及纯粹科学的伟大著作放在一个大铁箱，再去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上面挖一个大洞，拿这个铁箱藏在里面。以便将来人发现了以后知道从前的文化如何。我们现在仿佛是坐在一个炸弹上面，来日大难，真不堪设想。譬如我们现在晓得的毕太哥拉斯（Pythagoras）的学说已经只是一个大概，将来我们的后辈恐怕连他的名字都要不知道。我们现在讨论宇宙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但是我们后辈连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到讨论哲学的问题。此其可以为西洋哲学之前途忧者二。

不过无论将来变化如何，我们相信哲学的思想总不会消灭。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同时人的生活与环境中总有无数的难题。被好奇心驱使去解决人生与宇宙的难题，其自然结果就是哲学之出现。

我们不必悲观，因为我们信仰人类不是自甘卑下。虽然现在人类处处在那里暴露他们的兽性，但我们绝对地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觉悟他们不单是动物，并且是“理智的动物”。6

全先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担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竟不幸而被言中。由于民主力量的胜利，人类文明并没有因为那次残酷的战争而灭绝。不过，这些文字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当时世事之动荡以及学者的心态，是具有代表性的。全增嘏先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3—1928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致毕生精力于西方哲学的介绍和教学。在晚年，他见到了冠他名字的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1983）的出版，也见到了刘放桐先生写的中国的第一部《现代西方哲学》（1981），虽然他未曾为此写一个字，但是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在他的课堂里熏陶出来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然而，把哲学和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始终是中国学界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使得哲学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远远超过其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虽然西方也有人把哲学看作世界观，但是，仅把它当作思想训练看待的人也不少。当他们看出这种思想训练的局限时，就会毫不犹豫地主张哲学应当终结。像分析哲学就认为哲学应当排除世界观问题，认为那是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觉得对于生活会造成损失。我觉得，这种现象同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两部分构成有关：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除了世俗的观念，还有宗教。哲学自从从中世纪神学中分离出来之后，就属于世俗观念。宗教是信仰，哲学为理智。宗教在约束个人、组织社会生活方面的作用要比哲学大得多。我们看到，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就职时是当着《圣经》宣誓的，这象征着他们把《圣经》当作全社会共同接受和遵守的准则。西方社会没有官方哲学，有官方宗教；中国社会没有官方宗教，有官方哲学。

我们对于哲学的格外重视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有关。虽然宗教在我们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公认真正起作用的是儒家学说。它不是宗教，但是却通过宗法制度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亟须填补这片精神真空，这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当然与儒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当我们确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时，我想，这一定是从儒家曾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的地位的类似经验出发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理论，还是世界观、方法论。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认为是理论的理论，这使得哲学在中国组织社会生活时受到特别的重视。哲学取代了中国古代经学的地位。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时为哲学下的定义是，“关于人生切要问题的回答”。这种定义未见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与黑格尔相异，却极为中国化，尽管他是最初依傍西方哲学写中国哲学史的人。这说明，中国人把哲学看作与人的生存休戚相关，这一观念对于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仍将起重要的作用，它将决定中国哲学问题的取向和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

三 从德国古典哲学到全面的西方哲学

有关哲学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观念直接影响着哲学这门学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这主要是出于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因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著名学者大部分云集在这个研究领域，他们中有贺麟、王太庆、杨一之、齐良骥、郑忻、张世英、姜丕之、汝信、梁志学，以及钱广华、杨祖陶、王树人、薛华等著名学者。其余的领域涉足者就少了。

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金岳霖先生。由于他的《逻辑》一书流传得较早，他被人们认为主要是一位精于西方逻辑学的学者。其实，他对于整个西方哲学有精深的造诣。甚至，与其说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不如说，他就是一个说中国话的西方学者。关于这一点，后文还要详细讨论。有专攻逻辑经验主义的洪谦先生，他本人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有专攻古希腊哲学的陈康先生，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海外，但是他在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时开设的希腊哲学课程，尤其是其讲稿《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 》，对于中国学者深入理解西方哲学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学生中专攻古希腊哲学而卓有成就的当首推汪子嵩先生，汪子嵩先生撰写了当时我国唯一的一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著《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由他主持编写的4卷本《希腊哲学史》巨著现在也已经全部出齐。值得称道的是，汪子嵩和王太庆先生在年届八旬的时候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一向被译成“存在”的希腊文on（being）当译作“是”7，这对中国学界深入把握西方哲学有很大的推动。

我国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在过去20余年里有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学术空气的普遍活跃，另一方面也多亏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一届又一届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反映出视野之开阔。现在，大家写论文时为了发掘别人没有研究过的对象，只能找那些二流、三流，不那么有名望的人。最初受到关注的是存在主义，曾经有过一阵热潮，然后逐渐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其中，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胜于对历史上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对现象学、人文传统哲学的研究胜于对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研究。先后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的专著就有十余部之多，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过去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一些西方重要哲学家的全集已经或正在翻译出版。这种状况对于对哲学进行严肃看待的态度是有一点冲击的，但我们不能说，在这里哲学背离了生存的关切。相反，倒正是通过这种大面积的掘进，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此外，对外学术交流也开展得很频繁。终有一天，当外界知道中国人把哲学不仅看作思想训练，更是安身立命的指导时，他们对中国哲学的关注也会像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一样。当然，这也有赖于中国哲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