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海德格尔思想

第1章 海德格尔其人及其道缘

一、海德格尔的人生道路

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认为：海德格尔“从许多方面看来是‘一个没有传记或个人经历的人’”1。这种讲法不仅不确切，还会在读者中造成误解。它给人的印象是：海德格尔是个纯学院式的人物，了解他的个人经历特别是那些校园之外的个人经历无助于理解他的思想。因此，关于这个人，唯一值得写的是他的“哲学传记”。这种印象之所以误导人，不仅仅因为海德格尔一生中也出现过对于西方思想家来说是不寻常的事件，比如当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参加纳粹党，战后被勒令停止教学，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中有一个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活动的维度。这是一个在教堂的“钟声”里、田野道路上、托特瑙（Todtnau）山间小屋中所经历的独特深远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与他所写的学术著作之间有着水与鱼那样的关系；了解它会有助于理解贯穿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方式，甚至体会到水中的“鱼之乐”。2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生于德国巴登州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镇。巴登州位于德国西南角，与瑞士和法国毗邻，著名的黑森林山脉就在这里。海德格尔是家中长子，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1851—1924）是梅斯基尔希镇中圣马丁天主教堂的司事（Mesner）。这是一种管理教堂杂务的低级神职工作，负责敲钟、看守教堂、挖掘墓地、辅助神父做弥撒等事务。除此之外，他还要做木工，以维持生计。海德格尔的母亲约翰娜·肯普福·海德格尔（1858—1927）也是一名天主教徒。海德格尔有一个兄弟，名为弗里茨·海德格尔。从各种迹象看，这是一个虔诚的、简朴的家庭，它的生活中心就是圣马丁教堂。这座教堂不仅可能是海德格尔名字“马丁”的来源，也是这个小镇的生活韵律的体现。每天数次、礼拜日、圣诞节、复活节，或逢丧事时，钟声都会从钟楼上响起。海德格尔在《钟楼的秘密》（1956年）这篇短文中既深情又深思地回忆了他与这钟声结下的缘分，其中充满了对时间（或时机）境域的隐喻和象征。文章从圣诞节的晨钟讲起：“圣诞节清晨四点半，敲钟的孩子们就来到了教堂司事的家中。”他们来不是为了喝咖啡和吃可口的点心，而是为了等待（Erwartung）一个不寻常的时刻（Augenblick）：圣诞钟声的敲响。这种等待不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就要爬上钟楼去参与这个时刻的构成。“令人无法言传的兴奋之处在于：那些比较大的钟要被事先‘摇晃’起来，它们的钟舌却被钟绳固定住了；只有到了这钟被充分地摆动起来时，才‘放出’钟舌，而这正是特别的诀窍之所在。于是，这些钟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最大的音量被敲响。只有训练有素的耳朵才能正确地判断，是否每一下都敲得‘恰到好处’。钟鸣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只是次序倒过来而已。”3海德格尔接着如数家珍地介绍了钟楼上的七只钟的特点，其中特别提及被称为“小三”的一只小钟，因为每天下午三点敲响它就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敲钟的孩子们”的责任。为了这件事，孩子们下午在领主花园和市政厅前的游戏总要被打断。因此，孩子们有时（特别是在夏天）干脆将游戏挪到钟楼里，甚至到它最高的、有寒鸦和楼燕筑巢的顶梁架中。这只“小三”也是丧钟。不过，传送丧事消息的钟声总是由司事老爹本人敲响的。除了敲钟，孩子们还在钟声伴鸣着的弥撒仪式中做辅祭童。……海德格尔就这样叙述着这浸透了他童年和少年的、充满了时间牵挂（Sorge）和恰到好处的韵律的钟声。文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

教堂的节日、节日的前夕、一年四季的进程、每日的晨昏晌午都交融于这深奥神秘的交缝（Fuge）4之中，以至总有一种钟声穿过年轻的心、梦想、祈祷和游戏。心中隐藏着这钟楼最迷人、最有复原力、最持久的一个秘密，为的是让这钟鸣总以转化了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将它的最后一声也送入存在的群山（Gebirge des Seyns）。5

从狭义上讲，这钟声象征着神的时间化和人生境域化。在海德格尔的早期教学特别是关于基督再临的时间性（Kairology）的宗教现象学演讲中，以及他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中，我们都一再听到过这熟悉的钟声。而且，“以转化了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这钟声也回响在他后期对荷尔德林诗作的解释之中。那曾经“穿过年轻的心”的钟声势必“将它的最后一声也送入存在的群山”，在那里久久回荡不绝。

家乡给海德格尔的另一种持久的影响来自“田野道路”或“田野小道”（Feldweg）。从他的《田野道路》（1947—1948年）一文中可知，这条小道从领主花园的大门开始，一直引向埃恩里德（Ehnried）。复活节的时候，这小道在生长着的新苗和苏醒过来的草地间容光焕发；到了圣诞节，它消失在小山坡后面的风雪堆中。无论何时，花园中的老椴树总是从墙后注视着它。从田野中的十字架开始，小道弯向森林。林边生长着一株很高的橡树，下面有一只粗木长椅。就在这长椅上，青年海德格尔读了“伟大思想者们的作品”。每当无法弄通书中的问题时，他就走回到这田野小道上，而这小道给予思想脚步的帮助就如同它给予农人的脚步那样无形无私。“它默默地伴随着小道上的脚步，蜿蜒通过这贫瘠的地域。”6海德格尔接着讲到由小道牵动着的森林、橡树、父亲、母亲和自己的童年游戏。“这田野的道路收拢着一切因环绕着这道路而有其本性（Wesen）的东西，并且将每一个在它上面走过者带入存在（das Sein zutragen）。总是改变着，又总是临近（Naehe）着，这田野路由相同的田地和草坡伴随着穿过每一个季节。……在它的路径上，冬天的暴风雪与收获的时日相交，春天活泼的激情与秋季沉静的死亡（das gelassene Sterben，安时处顺、任其而行的死亡）相遇，孩子的游戏与老者的智慧相互对视（erblicken einander）。7但是，就在这独一无二的合奏之中，一切都是清澈的；而田野道路就将这合奏的回声沉默地带来带去。”8熟悉海德格尔著作的人，或读了以下第8章和第15章的人会知道，这些谈田野道路的文字中处处都有他的重要思路的映射。这条田野中的小道绝不只是连接两个地点的一条实用的、线性的路径，而是能够引出一个发生境域的“交缝”或“几微”（technē），对于这位以“道路，而非著作”9为思想生命的人而言，这道路本身就在“召唤”（Zuspruch，鼓励，劝说）。“不过，只有有人、有生来就活在这召唤的氛围之中并因此而能听到这召唤的人，这田野道路才能发出它的召唤。……这召唤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出了家园。”10毫不夸张地说，海德格尔的一生就是在努力倾听这田野道路的召唤中度过的。就在这田野道路的氛围中，他读到布伦塔诺讨论亚里士多德“存在”观的书，被唤上纯思想的道路；为了解决其中的问题，他又走上通向《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道路”；以后，又是“通向语言的道路”；最后，与本书的题目直接相关，他以这发生境域化了的“道路”来理解和解释老庄的“道”或中国的“天道”11，一点不假地“在一个遥远的来源中产生出了家园”。实际上，“道路”（Weg）这个词在他的著作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自身的）缘构发生”（Ereignis），有着比“存在”（Sein）还更本源的含义12。

1903年，十四岁的海德格尔到离家五十公里之外的孔斯坦兹中学读初中。海德格尔的家境绝不富裕，当地人也没有让孩子上中学的风气，海德格尔的父亲之所以愿意送海德格尔去几十公里之外的一所由耶稣会办的中学里去读书，是因为海德格尔当时已有了做一名神父的愿望。并且，由于他的天赋和杰出表现，已从一个与天主教有关的基金会得到了一笔学生的定期生活补贴。初中毕业以后，他又获得了一笔供梅斯基尔希的青年人到弗莱堡研究神学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一年只授予两名学生。这样，在1906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位于梅斯基尔希以西约一百公里处）一所教会办的文科中学读高中，直到1909年。从此，他的生活与弗莱堡以及周边的黑森林地区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1907年夏季，正读高中的海德格尔回家乡度假，与一位也是回家度假的格约伯（K. Groeber）神父相遇。这位多年的邻居和“父辈的朋友”希望这个有志于神父事业的年轻人能通晓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便熟悉托马斯的神学。在一次田野小道的散步中，格约伯送给快到十八岁的海德格尔一本影响他一生事业的书：布伦塔诺（F. Brentano）的博士论文《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Seiende）的多重含义》。此书唤起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或“在”“是”这个问题的强烈兴趣，并引发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存在’有这样多的意义，哪种是它最根本的含义呢？”13尽管当时他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此问题久悬于心，促使他多方索求、苦苦思考，反倒引他超出了神学的视野而走上了探究“存在的本义”的哲学思想道路。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1908年），他读到了荷尔德林（F. Hoelderlin）的诗。这位对他来说是“诗人中的诗人”的作品将成为他后期写作的一个灵感来源。同年，他也读到神学教授卡尔·布亥格（C. Braig）的书《论存在：存在论引论》。此书大量引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和苏阿瑞兹的文字，并探讨了许多基本概念的词源。它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写作风格都有一定的影响。

1909年，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大学读神学，以实现他少年时就怀抱的做一名神父的梦想。在那里他得以亲聆布亥格教授的教诲。不久，这位神学院的年轻学生得知有一位布伦塔诺的高足叫埃德蒙·胡塞尔（E. Husserl），在约十年前写了一本叫《逻辑研究》的书。海德格尔立即借来此书阅读，期望从中找到那个被布伦塔诺唤起的存在问题的答案。他当时无法理解这本书，但它在以后的许多年间一直吸引着他。后来，通过拉斯克的中介以及与胡塞尔的直接交往，这本书成为他获得一种新思路的关键。在1909年至1911年之间，海德格尔特别关注“圣经文字与神学思辨思想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即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14。为此，他阅读W. 狄尔泰和F. 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著作。然而，新鲜的环境逐渐改变了这位神学学生的思想和追求，而一场迫使他暂时休学的病患也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四个学期以后，海德格尔决定放弃神学而以哲学为他的专业。当然，他对神学依然有浓厚兴趣，但他已认定，一切研究都必须以实际生活和思想本身而非任何教条为前提。在大学中，海德格尔广泛地研读了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并喜欢读荷尔德林、里尔克（Rilke）、特拉克尔（G. Trakl）的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ad）和尼采的书。1912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实在问题的文章和几篇书评，表现出他对于康德、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思想的强烈关注。现象学、新康德主义、新经院哲学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形成期的重要学术背景。

1911年投身于哲学时，他的头一个愿望就是到哥廷根大学，在胡塞尔指导下学哲学。但由于经济问题，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在弗莱堡大学，他较多地选了当时著名的新康德主义教授里克尔特（H. Rickert）的课程。通过它们，海德格尔接触到了这位老师以前的一位学生埃米尔·拉斯克（E. Lask，1875 —1915）的思想。按照海德格尔的讲法，拉斯克“处于［里克尔特和胡塞尔］这两者之间，并努力去听到古希腊思想家们的声音”15。海德格尔的这位师兄深受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学说的启发，提出了“投入的经验”（Hingabe）、“反思范畴”、“范畴的投入经验”等新概念，极有力地促成了海德格尔关于“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形式指引”的思想。它们带有强烈的生存解释学的倾向。16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是通过拉斯克而理解胡塞尔或现象学的。1913年，海德格尔答辩了他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中的判断学说：在批判和实证方面对于逻辑的贡献》。实际上，这篇论文反对心理主义，认为逻辑不能还原为心理过程。它里面引用了不少拉斯克的观点。也就是在这一年，胡塞尔的名作《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出版，引起海德格尔的注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德格尔于当年8月被召入伍，同年10月因病退出。因此，他从1915年至1917年在弗莱堡的邮局工作，以充兵役。但这项工作想必不很繁重，以至于他在这一期间并没有停止学术活动。1916年，海德格尔以一篇名为《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的论文以及1915年《在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的演讲取得了讲师资格，并到母校弗莱堡大学任教。同年，胡塞尔前来接任里克尔特的教授席位，海德格尔设法与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建立了又像师生又像朋友的亲密关系。因此，他得以熟悉胡塞尔在教学中实施的“达到现象之‘看’的一步步的训练”。但是，海德格尔从这种要求摆脱一切前提的“还原”训练中所得到的不是无生存时间和历史维度的“本质”，而是饱含存在论的解释学意义的“人的实际生活体验”，以及对于亚里士多德和整个古希腊关于“存在”的思想的新鲜体认。在这方面，胡塞尔的那本早期现象学著作《逻辑研究》，尤其是该书的第二卷中的“第六研究”，给了海德格尔以极大的帮助。1918年，海德格尔成为胡塞尔的正式助手。除此之外，海德格尔与康德哲学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演绎”和“图几论”17部分的对话很有助于形成一种与存在问题紧密相关的时间观。

按照克兹尔的考证，海德格尔在1917年至1919年之间经历了一次“宗教信念上的转变”18。实际上，这种转变在他的大学时期已经开始，但这一次带有更激进的学术思想性。它的主要特点是：对于已获得的立场——主要指天主教和经院神学立场的剥夺，以及现象学感受的彻底化。这种感受以新康德主义为前导，并从艾克哈特（Eckhart）所说的那种“无执的”、与“他”（指上帝）神秘合一的体验中得到了帮助。19因此，在胡塞尔眼中，那时的海德格尔已是一位“自由的基督徒”20。由于这些转变，他开始更多地关注路德新教的神学思想。从1919年开始，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开了一系列现象学的课程，但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的路径不同，他对现象学的理解的根子扎在“人的实际生活体验的解释学”之中。1920年至1921年，他在“宗教现象学引论”的课程中阐述了表达这种“实际性”（Faktizitaet）的现象学方法：“形式显示”或“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并对保罗书信做了时机化的（kairological）现象学解释，“先行地”显示出了《存在与时间》的方法论特点。

1922年10月，海德格尔以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五十页手稿赢得那托普（P. Natorp）的高度赞赏，因而被马堡大学聘为副教授。这篇手稿中的思想创新力就来自他的解释学化了的现象学观。1923年8月，海德格尔开始在马堡大学任教。他在那里的教学非常成功，以能使古代哲学闪发出新意而著名。也就在同一年，他开始正式撰写《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多年来的思想探究这时汇成了一条越来越鲜明的思路。这本书的“原型”21见于海德格尔1924年7月25日在马堡神学学会做的题为《时间的概念》的演讲。他在1925年夏季学期开的名为“时间概念的历史：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导论”的课程讲稿可视为此书的第二稿22。它的“准备性的部分”是《存在与时间》所没有的关于胡塞尔的“意向性”和“范畴的直观”的讨论。开课几个月后，由于哈特曼教授将离去，马堡大学提议海德格尔接任这个教席，条件是他必须尽快出版一部著作。在这个压力下，海德格尔于1926年春季假期的三个月中，回到托特瑙山，依据“第二稿”写出了《存在与时间》的前二百四十页。然而，送交柏林教育部审批的稿子在数月后被驳回，认为它“不充分”。1927年2月，《存在与时间》全文出版，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成为20世纪不多的几本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不过，这本书的整体写作计划遇到了某种内在的困难，以至于他再也没有能够正式地完成它（参见本书第7章头两节）。1928年，海德格尔回到弗莱堡大学，接替退休的胡塞尔任哲学讲座教授。《存在与时间》出版以后，海德格尔很快发现这本书被人“误解”了23。于是，在1929年，海德格尔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表明他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创造性对话如何从思想上打开了“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从而更准确地说明了自己学说的位置和含义。此书和后来出版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以及论文《时间与存在》等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空白。

以30年代初的“论真理的本性”为标志，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向”（Kehre）。这种转向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于30年代中后期写的一大组文章和笔记之中，80年代末以《哲学论文集（从“自身的缘构发生”起头）》为名发表24。转向之后，他关心的问题和所用的术语都有较大的改变。但是，诚如他自己一再坚持的，他并没有放弃前期的基本思路和立场，因为这思路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和要求着这种“转向”。

1933年初，希特勒和他领导的国家社会（纳粹）党上台。同年5月，在一种非常的气氛和形势中，海德格尔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在5月9日的就职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演说。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干了十个月。于1934年2月辞职并继续从事教学。大约从那时起，海德格尔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诗、技术、道路和缘构发生等问题，同时也从事解析哲学史上的各种重要学说的工作。

1945年4月，盟军攻占弗莱堡所在地区。法国占领当局立即开始了一项在大学中的反纳粹行动。由于1933年的那段历史问题，海德格尔被列为审查对象。他的房子一度被没收，本人则间或被当局唤去回答问题，并被勒令停止一切公开的教学。这条禁令到1951年才取消。

1946年春天，仍处于被审查状态、并因此而深感苦恼的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市中心的木材市场与中国学者萧师毅相遇，由此造成了他们当年夏天共同翻译老子《道德经》的一段重要经历。就在这次合作之后数月，海德格尔写出了《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并于1947年在山中创作了题为《出自思想的体验》的诗，充满了荷尔德林和老庄的气韵。

托特瑙山位于弗莱堡以南二十五公里处。在它之上的海拔1 150米处有一所海德格尔的小屋。从20年代起，他在课余或假期就时常回到这里来。海德格尔的短文《我为什么要留在此地？》（1934年3月7日）这样描述这所小屋：“它有一块长七米、宽六米的平面面积，低垂的房顶覆盖着三个房间：兼作客厅的厨房、卧室和书房。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深暗的、长着古老高大的枞树的森林边。一切之上，是清澈的夏日天空。在它灿烂的境域中，两只山鹰缓缓盘旋。”25这所小屋、它周围的山野和农家，属于海德格尔的人生中最生动的那个维度，也就是他童年和少年时徜徉于其中的田野道路的更成熟廓大的表现。他的精神生命在这里才最饱满地舒展，化入自然天地的质朴和辉煌之中。这是他的“工作世界”，但不是以我为主的和牵心于外务的人工工作世界，而是让山野和纯朴人生的境域来推动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工作世界。“我的全部工作是由这山岭和山民维持和导引着的。”26他将自己的纯思想工作视为与农人的劳作同一性质，也就是说，与那从山上往下拖柴的农家孩子、缓缓地在山坡上赶着牛羊的牧人和用木瓦维修自己房屋屋顶的农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完全不同于城里人和新闻媒介那种往往把事情弄得肤浅和糟糕的做作。这篇文章写于他辞掉弗莱堡大学校长后一个月，其中流露出了“归去来兮”的欣喜。他从根子处就尊重并认同山民的生活方式，认同这“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根于阿雷曼和施瓦本土地上的人民”；讨厌那些从城里人和文化人的角度来谈论“人民性”“乡土性”的喧闹。在空闲时，他坐到农人屋舍中的火炉边，与他们一起默默地抽着烟斗，要不就说些山里农家的话题。他还特别回忆了一位老农妇，她能说充满了意象的老方言。就在前一年，这位八十三岁的老妇人还爬上山坡来看望海德格尔，“用她的话讲，为的是看看我是否还在那儿，别让‘什么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偷走了”。她去世的夜里，一直与家人说着话。“就在临终前一个半钟头，她还将她的问候送给那位‘教授先生’。比起那些大报上刊登的关于我的哲学的绝大多数的机敏报导，这样一种记忆要珍贵得不知多少倍了。”27为了这一切，他断然拒绝了柏林大学对他的聘任邀请。“［山中的］孤独将我们的全部生存抛入一切事物存在（Wesen）的寥廓的近邻之中。”28

5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的生活中没有多少外在的事件，更多的是“出自思想的经历”。值得一提的只有，1966年9月23日，他接受了西德《明镜》杂志记者的采访，回答了他与纳粹政权的关系的问题，并谈了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看法。按照双方的约定，这次采访的记录只能在海德格尔死后发表。1976年5月26日，马丁·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按照他本人遗愿，他的遗体被送回家乡梅斯基尔希，于5月28日葬于该镇公墓他父母的墓边。圣马丁教堂的钟声想必又一次敲响，为这位挚爱自己的家园、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现成边界的人类家园的思想者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