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尚永亮

一部成功的学术论著，大抵与其选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深度、占有史料的广度、核心研究的效度相关。选题规定了研究的方向，“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老生常谈，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提出问题，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准确认识、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只有认得准，想得深，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才能确定研究的着力点；占有史料，乃是研究得以深入展开的基石，所谓“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只有广博的搜罗该领域及其周边的各种材料，竭泽而渔，细加分辨，才能既为研究对象做出准确定位，又能在研究过程中得心应手；至于核心研究，则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方向的落实、问题的解决、史料的运用以及规律的把握和理论的提升。初读龙成松君的新著《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下简称“龙著”），感觉在上述几个方面均有较到位的呈现。

唐代是中外交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各民族由矛盾、冲突走向交流、融合的时期。关于此一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向达、陈寅恪、姚薇元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已做出卓有成效的先行考察，为此一领域奠定了扎实而厚重的基础。然而，将唐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学发展关联起来，进行刨根问底的而非浮光掠影的、取向多元的而非视角单一的、具体翔实的而非抽象概括的研究，却尚未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因而，龙著以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为题，聚焦民族与文学两端及其结合部，予以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探析，无疑是一个新的可持续开掘的研究方向。

选题确定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重点考察并解决哪些问题。从小的方面看，如何界定唐代的“民族”，并对诗人、文人进行“民族识别”？参与文学创作并发挥较大作用的主要是哪些族群和个体？唐代的“民族观念”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影响文学心理、文学创作的？从大的方面看，典范的“民族文学”的研究路径能否移植、转化、运用到唐代文学研究中来？如何避免这种移植、转化产生的违和与弊端？如何建立“唐代民族文学”的基本范式？如此等等，均是这项研究必须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者将其提出，说明其思考的重心所在，也由此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

问题意识与对史料的占有和细密爬梳密不可分。与传统文史研究有所不同，唐代民族文学之存世文献相对稀少，大量相关史料散见于历代石刻和新出土文献，这些文献，有不少尚未编辑整理，获取难度极大；加之史料的属性不明确、典范性较差，需要更多的解读能力和阐释功夫。这是相关研究一直无法形成系统的重要原因。有见于此，作者花费了深心大力，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获得了上千方唐代不同民族人物的墓志，完成了数百万字的释文、录文工作，使得研究所需典范史料得到了极大补充。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关注史料建设工作，先是考辨族源、世系，撰写了多篇论文，初步完成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胡族世系补正》，从源头上为众多少数族裔作家厘清身份；继而多方面整理、梳理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少数族裔作家和作品；最后着眼于民族文学的生成背景，收集、考辨了唐代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资料。这些基础工作，为全书的顺利展开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史料的积累，问题的提出，最终要落实到作家、作品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中，这既是为了解决“民族”与“文学”之间“最后一公里”的衔接，也是龙著论题所规定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作者选定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族（如河南于氏家族、会稽康氏家族等）、重要族群（粟特族裔、突厥族裔等）、重点个案（粟特诗人安雅、鲜卑族裔诗人于邺等）、重要文学现象（契苾何力“诵古诗”、“胡越同风”），探求少数族裔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多民族文化、文学互动、融合的具体过程，力图揭示不同族群、家族、个人身上的民族文学特质，包括民族心态、审美特质等。从龙著最终展示的情形看，其相关研究尽管还存在一些未足之处，但仍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

回到龙著的整体架构，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作者的学术理路和目标所在。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十二章三十六节，大体围绕唐代民族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唐代民族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唐代民族文学的本体（作家、作品）研究三个主要板块铺展开来。就学术理路言，第一板块是整个研究的基础，第二板块是总体研究的思想指导，最后一个板块是最终目标，即挖掘典范的唐代民族作家、作品及其特质，为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成立作铺垫。就逻辑层面言，这三个板块前后贯通，不可割裂，史料的整理、考辨中包括理论的提炼和文学主体的建构，理论的阐述以具体的史料、现象、案例为支撑，共同组成了一个颇为严整的论述结构。

细审龙著的具体展开过程，涉及了多方面内容，可谓繁富密实，胜义纷呈。其中有对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三大诗人“氏族”问题的述论，有对陈寅恪中古民族文学研究思路的梳理，有对鲜卑、突厥、粟特、西域胡等少数族裔文学的钩沉式论列，有对多个家族和代表作家案例、特别是于志宁家族及其成员于邺的深度剖析，有对浙东唐诗之路与丝绸之路对接的重点分说。与此相应，龙著下编四章从当代族群理论、唐代氏族理论、谱系问题、郡望问题出发，考察了中古时期胡、汉关系的宏观和微观问题，诸如托名柳芳的《氏族论》的真实作者、理论渊源和价值，中古胡姓郡望和谱系的建构与整合，白居易与阿史那弥射两个家族之世系断裂、缝补、重构，均有深细的考察和独到的发明，由此既构成了唐代民族文学的外围研究，也形成了古与今、中与外民族理论的呼应。凡此，这里不拟一一赘述，相信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阅读原著，获得更真切的感受。

如果放开眼界，站在学科融合与建设的角度作一审视，我们又可发现龙著的另一重意义。如所熟知，唐代民族文学现象较早在民族史、文化史、中外交流史等领域得到关注，在文学领域则主要是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框架下开展。由于学科属性的不同，二者研究方法大相径庭，甚至相关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也存在明显的分化。这些差异造成了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主体性的缺失，一直以来无法建立起共同的学术话语、学术团队。近年来，“多民族文学”“中华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新的文学史观给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国内外新起的民族、族群理论也为反思传统民族研究路径提供了新的范式。当此之际，吸收相关理论的成果，结合唐代文学的实际，从理论基础、学术史演进角度探索唐代民族文学主体地位的可能性及其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建设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框架，便理所当然地成为龙著欲努力达成的终极目标。相较而言，这一目标的结果固然重要，但其展开过程尤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达成此一目标的过程中，集中呈现了作者对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范式借鉴和自觉理论思考，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方法论层面的有益借鉴。

当然，龙著的这些想法和成就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早在十多年前，成松读研之际，就开始了对唐代东西方民族语言交流的探索，由此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早期基础。此后读博，更全面展开对中古胡姓家族及相关问题的考察，最后形成数十万字的《中古胡姓家族研究》，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并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于2019年分上下两册推出，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在此期间，成松又撰写了多篇该领域的论文，分别在《文艺研究》《文史哲》《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并成功获批、完成以“新出墓志与唐代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所有这些，既使其相关研究有了一个稳固的支撑和较高的平台，又促使他通过课题的细密规划和全力打造，在材料占有、学术视野、理性认知诸方面都得到一个大的升进。而这部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胡汉同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便是其数年努力后的一项学术结晶。

成松为人质朴忠厚，治学勤奋严谨，讷于言而敏于行，深于思而勇于创，可谓难得的读书种子和学术人才。从他在武汉大学读本科到读博士，我作为授课和指导老师，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进步，不断提升，登堂入室，出蓝胜蓝，真心为他感到高兴。成松书成，嘱我为序，义不当辞，谨就所知，略述如上，并祝愿他在今后的学术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希望这部新著，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应有的推动。

壬寅初冬草于终南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