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分四种。最多的是甲虫，飞到哪里算哪里，东啃一点西啃一点，不讲究，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更专业的是蜜蜂，往往只认一片领域，槐花啊椴花啊，所得端赖勤劳辛苦，还有蜂群的组织分工，它们有刺，蜇人是痛的。最有境界的是蝴蝶，本是花丛中来，一度作茧自缚，终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轻盈飞过了沧海。令人唏嘘的大约是蚯蚓了，打了许多洞，发现各种联系，走不出，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走出，在盲目中痴迷，而且缄默无语。
言及“书虫”，读书人联想到的恐怕是《尔雅》里的“覃鱼”，是陆游的“吾生如蠹鱼”，由“书蠹”而化“脉望”，是旧时读书人的自况和期许。而当代世界，“读书”与“读者”都变得复杂起来，此处的“四种书虫”，乃是指“四种读者”——作为甲虫的一般读者，作为蜜蜂的专业读者，作为蝴蝶的创作型读者，以及作为蚯蚓的痴迷型读者。同为书迷，四种读者在态度、方法、收获上大异其趣，但在一桩事情上相当一致：那些关于读书的书，总是区分书虫与非书虫的“诱捕剂”，也总是专业读者给一般读者的“指南针”。长夏无事，在文学花海里拈出三只名牌蜜蜂，来一窥究竟吧。
（一）一只飞了很远的工蜂
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匮乏的悲剧，另一种是丰裕的悲剧。每一个教授“世界文学”课程的大学老师，必定对后一种体会尤深。从现存最早的史诗——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开始，人类写就的文本浩浩汤汤，虽历经虫蠹之灾、水火之厄、政治整顿、宗教清除……留存下来的经典之作也足以填塞图书馆的一半空间。
18世纪，歌德意识到文学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展，更多人可以读到来自更多时代和更多地方的更多文学作品，原本局限于特定地方和特定传统的文学，正在变成一个融合的整体，于是他庄重宣布：“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时代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为推进它做出贡献”。
19世纪，另外两个德国人也认识到，受工业化和全球贸易的驱动，“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自己写作的《共产党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未来的国际不仅共享物质财富，也共享精神财富。20世纪，“世界语”虽然没有通行，但“文字共同体”不再局限于民族语言，经由翻译、出版、特别是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介，每个人都可以漫游在这个文字写就的世界。当代的问题不在于经典不够多，而在于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重新筛选、确立经典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与文学传统、保守与激进、替换与增补的各种权衡。
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开设了哈佛慕课“世界文学经典”，他主编过厚重逾6000页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和第四版），要从中挑拣出16次课、32学时的材料，就像硬要从一大片花田里挑选出16朵花，那种挣扎、不舍和不安，难以尽述。凭借高明的技巧，普克纳出版了用作通识课教材的《文字的力量》，以“讲故事”和“文字技术”一明一暗两条线索，高度概括了世界文学的历史：“这一文学的民主化过程得益于从字母和莎草纸到纸和印刷术等技术手段的帮助，这些技术降低了文字世界的门槛，让它向更多的人开放，而这些人接着又发明了新的形式，即小说、报纸和宣言，同时也确立了古老经典文本的重要地位。”文学的历史必然包含文字的历史、媒介的历史、作者的历史、读者的历史，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历史。普克纳展现的是文字共和国日益自由民主的过程。所以，一本21世纪的“世界文学导读”，始于航天飞船上的宇航员朗读《创世纪》，终于《哈利·波特》的中世纪传奇大杂烩，不会令人惊讶。
普克纳的宏大文学史观很是时髦，暗自融合了书籍史、阅读史、媒介史、思想史，也符合从“作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阐释学转向。他的本行是戏剧研究，懂得如何在大视野中营造戏剧性，读这部《文字的力量》，犹如一部大型交响乐在伴奏，使人激动如大海。更重要的是，普克纳的编写方法非常之“政治正确”。一方面，平民百姓地位凸显，“文字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并不一定是专业作者们。实际上，我邂逅了一群出乎意料的人物，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记账员和不识字的西班牙士兵，到中世纪巴格达的一名律师、南墨西哥的一个玛雅叛乱者，以及墨西哥湾的海盗们。”另一方面，他小心维持着地域、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平衡，在书中，东西方最早的史诗都在——《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东西方最早的小说也在——《源氏物语》和《堂吉诃德》；“教师”们包括佛陀、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在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旁边，有玛雅的《波波尔·乌》和非洲的《桑介塔史诗》；既有《共产党宣言》传播史，也有阿赫玛托娃和索尔仁尼琴遭禁史；为了让“后殖民文学”不缺席，加勒比海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都有专章……平衡、妥帖、全面。尽管印度教师不能设想没有《罗摩衍那》、中国教师会对没有《红楼梦》耿耿于怀，可是说到全面而简洁，似乎不能要求更多。如果普克纳是一只蜜蜂，他是那种超级工蜂，其勤劳、眼界和技巧，学院派蜜蜂们都是首肯的。唯一的问题在于，西方教师们一定会质疑：莎士比亚安在？
（二）一只负责的侦察蜂
普克纳的《文字的力量》首版在2019年，同年10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去世。布鲁姆应该没有看过此书，不然定会攥紧拳头做狮子吼：怎么可以少了莎士比亚！只因在布鲁姆这里，莎士比亚就是“经典”的代名词。深深不屑于当代的批评模式和教育风气，他自嘲说：“我是一只恐龙，欢乐地自称：‘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莎士比亚可以代表最高文学造诣的最良善效用：倘若真正地理解了，它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布鲁姆俨然一位“莎翁原教旨主义者”，没有一部莎士比亚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就再来一部。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置于经典的“正中心”，在他看来，莎翁将“影响”的阴影投向殿堂的四面八方，而在对此“影响”的“焦虑”中，一些作家在抵抗和变异中确立了个人风格，从而在殿堂里获得一席之地。这批经典作家，包括歌德、华兹华斯、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按照另一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对《西方正典》的解读，“莎士比亚永远大于我们，永远藏在我们背后，永远是在我们头顶。莎士比亚是生活‘强大的先驱’，他的作品在我们还没开始对其做任何评价之前就已经改变了我们。”布鲁姆认为是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的读者，乃至作者，因为莎士比亚的影响早已成为传统，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例如，弗洛伊德大量阅读、引用、“误引”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成为弗洛伊德隐秘的、精神上的“父亲”，正是在此意义上，布鲁姆抛出掷地有声的名言：“你可以用莎士比亚去解读弗洛伊德，但不能用弗洛伊德来解释莎士比亚。”
布鲁姆的确像雷龙一样庞大，一生写了五十多部著作，一千余篇导论，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身份，使得他牢牢掌握话语权，从极端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视角，勉力维护着文学经典的地位与声誉。如果说普克纳小心翼翼地平衡着“阶级、性别、族裔”这“左翼的神圣三位一体”，布鲁姆简直就是“精英保守白人男性”的代名词，对于“政治正确”不屑一顾，他感慨说，由于被女性主义者指责，劳伦斯被彻底驱逐出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生从而不再阅读20世纪的一位大作家、一个独特的小说家、讲故事的人、诗人、批评家、先知。”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不得不说的是，布鲁姆曾经参加一个“帮派”，学院里称为“耶鲁学派”，更具街头风格的绰号则是“阐释学黑手党”或“耶鲁四人帮”。除了布鲁姆，另外三位是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乔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希尔斯·米勒（Hills Miller）。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他们均在耶鲁大学任教，同时又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黑手党”，自然是颠覆性的、危险的、霸道专横的。他们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讲得不是平常的理。在后现代主义半革命半游戏的氛围中，他们赢得了英文系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热情追随。他们的反对者认为，他们在经典文本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干的是天理不容的黑道勾当。而“黑手党们”摆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姿态，纵容自己的爱欲情仇，把文本剖析得血淋淋的却又讲究程式和技艺，各显其能分庭抗礼，享受着道中人的特殊光荣。这里面，作为“教父”的德曼留下座右铭：“一切阅读都是误读”。既然如此，私人的趣味、个人的眼光就具有了合法性。是以，布鲁姆等人纵然是学院派，却也不再是利维斯那样的学院派。写有《伟大的传统》的利维斯，要求文学必须有道德价值，必须促进社会的健康，而在布鲁姆这里，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达到标准的，是为“经典的崇高”。
布鲁姆的著作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16部，特别是译林出版社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皇皇巨著，略略让人敬而远之。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还是他古稀之年的性情小书《如何读，为什么读》较为“趁手”，不妨视作他个人的文学公开课。在这里，学院派布鲁姆做出了反学院派姿态，他对于高深的工具反感，对于“愤怒的”文化研究反感，对于刻板的意识形态化解读尤其反感。他说：“专业读书的可悲之处在于，你难以再倡导你青少年时代所体验的那种阅读乐趣，那种哈兹里特式的滋味。我们现在如何读，部分地取决于我们能否远离大学，不管是内心方面的远离还是外部方面的远离，因为大学里阅读几乎不被当成一种乐趣来教——任何具有较深刻美学意义的乐趣。”威廉·哈兹里特是19世纪评论家，写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反对权威、习俗和狭隘见解，有自由风骨和人文趣味。布鲁姆所倡导的“哈兹里特式的滋味”、老派的“阅读的乐趣”，也就是回到鉴赏式解读，融合分析与评估，一言而蔽之：虔诚地读、单纯地读、大声地读、反复地读。整部《如何读，为什么读》满腔热忱、如数家珍，只有看到阅读之中的这种痴迷，才会恍然大悟：布鲁姆是蜜蜂中的侦察蜂啊，虽然略有聒噪，但他长于发现、他指路、他手舞足蹈，他也有点甜。
（三）一只蜇人的大黄蜂
当前炙手可热的批评家非詹姆斯·伍德莫属。他比布鲁姆小三十五岁，从《卫报》首席文学评论员到哈佛大学文学批评实践教授，从第一部书《破格》（1999）到最近一部精选集《严肃注意》（2020），二十年间他活跃于《伦敦书评》《新共和》和《纽约客》这样的顶级期刊，受邀于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用英国人的机灵、幽默、毒舌，把文学蜜蜂的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伍德曾经同时使用两个笔名，James Wood和Douglas Graham，前者有学院派的智性、精致和犀利，后者则更加鲁莽、任性、刻薄。如果说早年文章更多学院派炫技，是“伍德教授风”，随着年齿渐增，越发随心所欲，是“格拉汉姆媒体风”。
对于“哈佛前辈”布鲁姆，伍德评价说，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化的布鲁姆”，有缺陷，但这缺陷是创造性的缺陷，“是自成一格的口吃”。受势不可挡的天赋大能驱动，“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他绑架了整个英语文学，再用一生时间释放人质，一个接一个，全凭自己喜好。”实际上，伍德的野心更大，他不仅绑架英语文学，他绑架西方文学，他不释放人质，他“肢解”了他们。在第一部批评集《破格》里，他纵论文学与信仰，从艺术角度抨击了品钦、德里罗、厄普代克、罗斯、莫里森、巴恩斯，对长者布鲁姆颇有微词，对敌手乔治·斯坦纳极尽挖苦之能事——“乔治·斯坦纳的文章非同小可，那是一座汗水的丰碑。读他文章的人会很熟悉其不精确和夸张；其成群结队的形容词；其以教堂般的宁静包围那些伟大作品。”第二部《不负责任的自我》里有更多“受害者”：弗兰岑、拉什迪、库切、托马斯·沃尔夫，以及被称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这个名单不断延伸，当红作家很难逃脱，比如奈保尔、麦克尤恩和保罗·奥斯特……
伍德不讳言文学批评夹带个人“私货”的性质，时时将个人经历穿插其间，但是显然，他懂得一个重要道理：“评论只有在自身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后，才能流传于世”，他的确使评论成为了文学的一部分，无他，他熟悉所有的文体奥秘和叙述技巧，那些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在小说批评领域，他认为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自有经典地位，“但是读来已欠精彩”；昆德拉谈论小说艺术的三本书也很出色，只不过，“有时我们希望他的手指能再多染些文本的油墨”。他颇为欣赏的20世纪小说批评家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法国形式主义者罗兰·巴特，因为“他们像作家一样思考”，关心风格、词语、形式、比喻和意象，只是遗憾啊，他们是写给其他专业人士看的，架势十足毫不指望普通读者看得懂。既然如此，好了，伍德只好挺身而出了，他“以评论家立场提问，从作家角度回答”，写了一本给普通读者的指南书：《小说机杼》。
如果说普克纳的历史是恢弘的，布鲁姆的经典是中观的，伍德的批评则是具体而微的。如果说普克纳的关键词是“政治正确”，布鲁姆的关键词是“影响的焦虑”，伍德的关键词则是“自由”。他“发明”了术语“自由间接文体”（Free Indirect Style），这是一种徘徊于叙事主体和虚构人物之间的视角，在一些时候，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与人物的限制视角之间出现了“走神”，比如“泰德透过愚蠢的泪水看管弦乐队演奏”，“愚蠢”就是这个自由间接体，这个词来自泰德自己还是作者？抑或两者皆可？伍德说：“多亏了自由间接体，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语言来看世界，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我们同时占据着全知和偏见。作者和角色之间打开了一道间隙——而自由间接体本身就是一座桥，它在贯通间隔的同时，又引我们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距离。”在伍德看来，自由间接体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庸人中规中矩地写作之时，大师们已经用这样的魔法间接获得自由。与此类似，在莎士比亚、福楼拜等大师笔下，常现有趣而冗余的细节，它们旁逸斜出，意识与思想也跟着浪游，“不负责任的自我”所带来的意外和惊喜，是文学神髓所在。
学院派的蜜蜂嗡嗡飞着，貌似一团乱麻，实则各有分工，也各有特色。一只蚯蚓看得入神，看到了外部与中心平分秋色，看到了整体与细节各有千秋，很多种路线，很多种联系，一时兴起，打破缄默，电脑前敲下五千字，是为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