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楷模：尧舜禹

一　政治文化传统的建构

《五帝本纪》的记载，关于黄帝文治功绩的细节大多语焉不详，只是用笼统的语言进行描述。这说明黄帝时代的事迹，到西汉司马迁时代已经相当模糊了，人们虽然都在称颂他，却难以说得清楚。这些史实的不足，今天可以通过考古发现进行验证和补充，并可借以理解司马迁通过这些始祖人物要给我们建立什么文化传统。

“五帝”里面，黄帝的接班人是其孙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颛顼的接班人是他的侄儿、黄帝的曾孙高辛，即帝喾，他也是“五帝”之一。高辛的儿子就是尧。颛顼和帝喾都身居“五帝”之列，无疑十分重要。但是《五帝本纪》对他们的记载非常简略，大致就是“敬鬼神，顺天时，仁爱百姓”之类，他们的事迹加起来不超过300字，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称道的。可是到了尧和舜，记载又丰富起来了。由此可见，颛顼和帝喾只起到过渡的作用，构成从黄帝到尧的桥梁。他们的重要性在于将尧舜同黄帝连接起来，构成一以贯之的血脉关系。

我在前面讲过，真实的“五帝”应该是各个地方部族的首长。但是，在《史记》的谱系里，“五帝”则有血脉关系，这很可能出自虚构。关于五帝，先秦史籍记载颇不相同，例如《左传》里面的“五帝”之间就没有血缘关系。用血缘关系将他们串联起来，反映出民族融合的进程及其基本原则，即必须给予各地部族首长以领袖级的“帝”的地位，同时还必须阐明融合体中的主体原则，这个主体就是华夏族，并以此将周边民族融合进来。融合以后，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既然是一家，我们就用虚构的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实现了大一统的汉朝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基本原则，也是对秦朝失败教训的汲取。秦朝在征服六国的过程及其后的统治中采取了血腥屠杀和强力压制的手段，激起激烈的反抗。汉朝摒弃秦朝的失败政策，恢复周朝的民族融合方针，以国家认同为基础重构“国族”，将境内各个民族融合为“汉族”。司马迁正处于西汉鼎盛的时代，《五帝本纪》正是这种民族融合政策在历史记载上的反映，所以非常强调血脉的继承性。

尧舜禹所处的时代号称清明“治世”的黄金时代，他们是儒家着重歌颂的上代圣人，成为以后历朝历代实现“天下大治”的永远的楷模。一个政治传统与样板树立起来了，长久地影响着民众对于国家治理的评价和中国政治的走向。

尧是三代圣人的第一位，具有开辟新时代的重要意义。尧也被称作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说他开创了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故司马迁对其记载颇费心思，别具一格。尧的出场不同凡响，一落笔就大书特书其崇高品德：尧的仁慈像天一样宽广，接近他就像接近太阳一般温暖，仰望他，他犹如彩云，覆盖滋润着大地。他富有却不骄傲，地位尊贵却不放纵。他尊敬有德之人，让各族和睦相亲。他关爱百姓，使社会清明，万邦和平相处。[11]

这段记载主要在阐述仁政与圣君的基本点：第一，尧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对内仁慈，和睦部众；对外宽厚，团结各族。这凸显出儒家治国的第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强调“仁”。没有仁，国家不可能长治久安。“仁者爱人”，执政者不爱广大民众，民众怎会爱你？政权何以稳固？这是儒家政治学说同法家的根本区别。在此首先把“仁”的原则确立起来了。

第二，尧完美地表现了谦虚的品德。尧很富贵，但是不骄傲，也不放纵自己。“谦”既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做人的高贵品德，也是执政的美德和原则。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个卦都预测此卦的吉凶。所谓吉凶无非是顺应人们希望的发展方向，或者与之背道而驰。大凡事物的发展都有与人相适应或者相悖的方面，古人所谓的祸福相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六十四卦里却有一个每爻皆吉的“谦”卦，但仅此而已。“谦”的卦体上为坤，为地；下为艮，为山。本来山在地上，此处却在地下，表示高大却不外露，用在人生方面，则功高不自居，名高不自誉，位高不自傲，屈躬下物，先人后己，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顺畅。

“谦”更主要的是针对有权势地位的人而言的，他们最容易败在目空一切、骄傲蛮横上。唐太宗一再告诫自己和大臣们，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一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12]统治者一旦居功自傲，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非常危险了。《史记》记载了许多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其起因大多源于“骄”。因此，给统治者树立政治楷模至关重要。

尧是怎么做的呢？他本人生活十分简朴，住茅草屋，喝野菜汤，穿粗布衣服。与此同时，他非常注重倾听百姓的意见。按照先秦诸子对尧的描述，尧在简陋的宫门前设立欲谏之鼓，百姓想提建议的时候可以敲鼓，尧闻声而出，倾听诉说。而且，他还让人在路旁设立诽谤之木，鼓励批评政治，通过听取意见了解民间疾苦，治理国家。“纳谏”是谦以治国的表现，也显示了尧内心充满的自信。那是对治理国家的自信，也是对百姓的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敞开胸怀，听取不同意见，从而推进国家治理日臻完善。“谦”成为领袖必须具备的政治品德，“纳谏”则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

第三，治理国家必须遵循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法则，顺应时势，而不能自以为是，逆潮流而动。尧的成功和后述鲧治水的失败构成鲜明的对照，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尧在位时取得了一项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制定历法。《五帝本纪》记载，尧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人，到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去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情况，据以制定历法。这四个人在典籍里被简称为“羲、和”。他们观测并记载的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成为研究古代天文史的宝贵资料。

据此记载，中国最初观测天象以制定历法，产生于尧时代，其意义重大。它反映出该时代农业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农业与气候关系密切，因此必须掌握天象与四季的变化规律进行生产。古人由此认识到人类活动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法天则地[13]，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逆天而动。顺从自然规律，则万物生长，但这必须建立在对自然万物的客观精确的观察基础上，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来决定耕种收藏。领导人必须充分吸收“羲、和”之类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指导民众的生产生活，这就是“敬授民时”。由此扩及国家治理，同样必须顺应社会运行的法则，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进而提升至诗书礼乐的精神文化生活层面。

中国上古时代对于大自然，尤其对天文历法的认识果真如此发达吗？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考古队一起在临汾对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改变了以前认为陶寺遗址没有城墙的看法，发掘出规模较大的城，东西1800米，南北1500米，整个遗址的面积约28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使我们对上古史的认识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突破：1. 发现了到目前为止最早的测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 发现了遗址里有最早的文字，比夏的文字还要早。3. 发现了中国古老的乐器，其中出土的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4. 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的图腾。5. 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6.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陶寺遗址的意义非常重大。现在考古学界很多人根据历史的记载，推测陶寺遗址也许是尧舜的都城，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

关于第一点，最重要的发现是观象台。它在2003年被发掘出来，由13根夯土的柱子组成，构成一个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可以在观测点通过土柱的狭缝来观测日出的方位，根据方位来确定季节和节气。考古队对原址模型进行复原，确认当时的方位测定已经可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年代上，它恰好和尧所处的时代相吻合，这让司马迁关于尧时代观测天时、制定历法的记载得到考古的证明。

第四，尧治理国家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据说尧有功臣九人，也有人说是十一人，可他还担心人才未被发现，因此经常深入各地走访贤能。《庄子·逍遥游》讲了尧任用许由的故事。相传许由是一位高尚清节之士，尧痛感儿子不肖，难以托付天下，曾经想传位给许由，许由推辞不受，逃到箕山下，农耕而食。许由的故事流传甚广，司马迁曾经拜谒过他的墓[14]，但事迹已难得其详，故仅在记述高义之士伯夷、叔齐时略做记载，而在《尧本纪》中详述了任用舜的经过。

尧晚年让“四岳”推荐接班人。四岳应该是各部族的代表，反映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大家推荐了舜，因为他把家庭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当，感化家人改恶从善。尧没有光凭推荐让位给舜，而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就近考察其德行，看看他是否能胜任。女儿向尧汇报，舜内外行事皆循礼制，且能教导民众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品质恰好是儒家讲的人伦道德，亦即舜完全按照人伦道德立身处世。

人品的考察通过后，尧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舜管理得井然有序。于是尧让舜到明堂四门接待四方来的诸侯，看他应对外部事务的能力。舜以礼接待四方宾客，博得声誉。尧让舜独自到森林去接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雨中没有迷失方向，展现出很强的生活能力，表明他有领导国家的体魄和气质。经历三年的各种考察之后，尧确认，舜说话办事都非常可靠，相信他一定能够建功立业，最终决定把帝位传给舜。尧隆重举行仪式，禅让逊位。

第五，尧树立了君王权力非私有的禅让政治传统。禅让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代表的是政权的合法性让渡。

首先，在中国的始祖传说中，人不是神创造的，故世俗权力没有神的加持，并无绝对的合法性。其相对的合法性何在？它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亦即要善待百姓，讲仁、讲理、讲谦和，从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故称“得人心者得天下”。君王的继承者通过禅让而合法地接受权力，由此获得合法性，这是政治权力过渡的重要方式，以至于进入帝制时代以后，改朝换代还经常上演“禅让”的戏。

其次，“禅让”表明国家权力乃公器，不可私有，只能让渡给有贤德之能人，这又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政治观念。

“禅让”的真相已难确认，但其影响既深且远。《史记》通过尧树立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

尧退位28年后去世，天下的百姓如丧父母，四方都为他举哀。孔子对尧有很高的评价，《论语·泰伯》赞颂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的功勋堪比天地。

二　家族政治伦理与民族融合原则

五帝的最后一位是舜，称有虞氏，名叫重华。据说舜是五帝中颛顼的六世孙，《五帝本纪》罗列了颛顼以下舜各代祖先的名字，依序为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除了“敬康”之外，都不似中原人名，“句望”则更像东夷人氏，至于“瞽叟”显然不是人名，而是乡间所称之盲叟，对应其父“桥牛”，皆属乡鄙称号。故司马迁不得不补上一句，说从颛顼以下历代皆为庶人，这句话倒比较可靠。舜起自民间，与颛顼的血缘关系属于附会“华夏一脉”的建构。

舜的事迹记载不太多，早年在历山耕田，十分谦让，不与人争。受他的影响，他所在的地区，乡民都不争田界。这在古代较为罕见。农业社会乡民常常为田界争斗，例如吴楚两国交伐，起因是边境乡民争夺一棵桑树[15]。日后人口稠密，地界纷争的事件更多见。清代桐城“六尺巷”（亦称“三尺巷”）的故事颇为著名。据说当年张家的邻居建房子，越界前推三尺，占了张家的地。张家人张英在朝中当大官，故乡间亲戚给他写信告状，希望他收拾一下横行霸道的强邻。张英给家人回信，送来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亲戚读后醒悟，主动向后退出三尺。邻人见状也受感动，后退三尺，遂空出六尺宽的小路来。从这些故事可见农村让地实属不易之事，故舜的谦让受到赞颂，乡民乐意同他相处，纷纷聚拢而来，两三年间遂成邑落。

这则记载表现的是舜谦让的美德。前面介绍尧的时候已经说到他树立起领导人谦虚的品德楷模，故舜这则记载只是对此做出呼应，未见新意。

其次讲的是舜在位做了两件为人称道的事情。其一是任用贤能。当时有十六个贤能家族，号称“八恺”和“八元”，尧时未受重用。舜上台后马上将他们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治理民政，颇见成效。其二是罢黜恶人。当时有四个部族酋长的后嗣，仗势为恶，称作“四凶”，尧没能罢黜他们。舜当政后果断地将他们放逐出去。选贤任能，放逐小人，清明政治，这就是舜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然而，这也是尧时代留下的政治遗训。

舜当政期间，巡狩四方，整顿礼制，减轻刑罚，统一度量衡，提出如下政治原则：“行厚德”，积德行善；“远佞人”，罢黜拍马溜须、进谗言的小人；“直而温”，为人正直、正派，待人和气，强调温良恭俭让；“宽而栗”，治国理政要从宽，而非从苛；领导人要“刚而毋虐”“简而毋傲”，亦即性格刚强，但刚强并非残酷对待部下和百姓，国家治理要简明扼要，不要妄生事端，不要居功自傲。这些他传下来的治国之要，成为后世样板。

就以上记载来看，舜尚未构成新的政治标杆。那么，舜的意义何在呢？有两件事情提供了理解的线索，可以从中发现其意义。

第一，舜树立了忠孝为本的家族政治伦理。

舜当年为什么被“四岳”推荐并获得尧的首肯呢？是因为他很好地处理了家庭关系。舜的父亲被称作“瞽叟”，并不是真的目盲，而是有眼无珠，不识儿子乃人中凤凰，百般残害。由此可知其家庭关系颇为凶险。舜的父亲娶了后妻，生下名叫“象”的儿子，倍加疼爱，遂嫌弃舜，必欲除之，以利于象单独继承家产。舜从此身边险象丛生。

有一次，瞽叟让舜爬上屋顶修补仓库，然后悄悄拆掉楼梯，放一把火要烧死他。舜算是命大，抓着斗笠跳下来，逃过一死。回到家中，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如既往地孝顺父母。可是，父母还是想除掉他。这一回派他去挖井，到了深处，父亲从上面填土把井埋了，看他往哪里逃生。然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舜在打井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打了一条旁道，竟然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家里人认定他死了，将他所有的东西，连同两位妻子都分给弟弟象。象兴高采烈地坐在舜的房间里，弹着哥哥的琴，幻想今后快活的日子。这时候舜突然出现在眼前，让他惊恐不已。但是，舜依然跟往常一样爱护弟弟，恭顺父母，甚至比以前更加体贴周到。舜的家庭故事要传达什么呢？那就是孝的家庭伦理。

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文化，同地中海起源的西方文明差异甚大。地中海文明流动性很大，人们擦肩而过，难得再会，因此形成以契约合同明确规定双方利益和交往条件的关系形式，突出强调对于规则的遵守。中国的农耕定居社会，成千上万的族人集中居住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利益关系不能也不需要即刻清楚划定，人们愿意在长期相处中通过各种形式做替代补偿，维持内部团结的方式是强调尊卑秩序，形成礼的规范，通过长者的威权来协调、裁判族群内部的人际关系。重要时刻可以到列祖列宗神灵所在的祠堂裁定，平日里则强调互让包涵。利益和规则的界定因相互之间的关系而异，相对模糊。个人虽然心里明白，行事时却“难得糊涂”，过于强调界限和规则反而招人嫌恶。

礼强调谦让，但谦让并非没有原则，它的底线是人伦辈分。辈分决定应持的立场态度和处事分寸，称作“规矩”。比如晚辈对长辈恭敬礼让，长辈对晚辈要仁慈爱护。在家族内部，首先要求纵向秩序的服从，形成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这些家族伦理被儒家提炼为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构成其理论基础。孔子通过孝强化人伦关系和家族亲情，让人数众多的家族和睦相处，紧密团结。由家到族，再到社会组织，最终扩大到国家，一圈一圈向外扩展，把散布于各地的族群聚拢起来，形成强大的民族与国家。家族伦理推及政治社会关系则表现为导孝为忠的演变，建构以“忠”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在家强调孝，在朝突出忠，忠孝一体，养成温顺性格。舜的形象刻画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对尧的记述侧重于仁慈谦和，那么，对舜的记述则强调忠孝为本的政治伦理。

秦朝以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讲求父慈子孝，是双向的；到了帝制时代则变为臣子对君父单方面的绝对义务，不问是非，必须盲从。“孝”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具有特色的方面，突出显示了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特性。

第二，舜确立了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关系。

舜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史记》的说法，无疑出自华夏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出现较迟，司马迁毕竟是汉代的人。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明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16]舜是东夷人，他活动的具体地点虽然学者的考证有所不同，但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那就是山东菏泽一带。先秦诸子及其后的史料称舜为河北人。古代讲的河北指黄河以北，恰好是上古时代东夷族居住的地方。舜在成长过程中学习礼仪文明，深受浸染，恪守孝道，身上展现出来的正是华夏族的家庭美德。

尧作为华夏族领袖，毫不犹豫地提拔东夷人作为接班人，把国家权力交给了外族人。由此可见，当时华夏族充满自信，并不狭隘排外，敢于选贤任能以担负领导华夏的重任。然而，成为华夏族领袖必须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坚守并光大华夏文明，孟子将它抽象为“用夏变夷”的理论[17]。即用中国的文化去影响周边民族，提升他们。当他们达到华夏标准，就具有了成为华夏族领导人的资格。用文明提升推进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的历史途径。生物基因的研究证明，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多民族融合而成的集合体，并非种族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舜成为华夏族领袖一事，已经使人看到远在上古就开始了的民族融合的进程。

综上所述，舜形象的建构对中国历史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从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发展出国家政治原则；二是树立以文化提升为本的民族融合原则，形成“用夏变夷”的理论。

三　建立在功绩之上的合法性与禅让

从时代划分的角度看，禹比较特殊。《史记》所列的五帝分别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代表四方部族融合成华夏族，并由此形成以家族孝道为基础的仁礼宽容的政治传统。禹紧接在五帝之后，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尧舜，却因为古代五三循环的术数原理而被排除于五帝之外。可是，黄帝、颛顼和帝喾的事迹实在缥缈，故后人往往将尧舜禹并称。就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以及上古政治传统的建构而言，尧舜禹并称更妥。然而，从上古所谓“禅让”到“家天下”的演变来看，禹另列更能显示历史的分期性。由此可见，禹乃承前启后的人物，其定位介于两可之间。

在上古政治传统建构中，禹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从禹的事迹说起。在历史记载中，大概从尧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水患，其景象堪称洪水滔天。尧的都城大概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恰好处于黄河龙门地区。黄河水进入龙门，两边的崇山峻岭，把河水压缩在狭窄的河床里，再往前，则又变得开阔。河水在这里汹涌澎湃，雨季极易造成水灾。此地考古也证实不少遗址曾经被水淹没，故水患记载是真实的。

如何治理水患？尧对此忧心忡忡地询问：“洪水滔天，涤荡大地，百姓忧愁，谁能治理？”左右向他推荐了鲧，即禹的父亲。尧用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到了舜的时代，舜前往视察，看到的是一片混乱，不但劳民伤财，而且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舜问责杀了鲧，命令臣下推荐新人接任，大家推荐了鲧的儿子禹。禹就是在如此严峻且艰难的情况下，如履薄冰，承担了治水重任。对内而言，他是罪人之子，父亲鲧刚因治水不力而受诛；对外而言，滔滔水患，历经尧舜都治理不了，良策何在？

君子知耻而后勇，禹愤然而起，砥砺前行。他披星戴月在外奔波，整整13年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考察地形和水势，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他几乎走遍了当时的中国大地，活动区域空前广大，远超前人。从龙门向东，他一直走到今日浙江，甚至长眠于绍兴，留下大禹陵做证，感动了司马迁前来致敬凭吊，载入史册。禹一路用标尺测量山水，绘制水文地图。经过全面探察，他发现了父亲治水失败的原因在于采用封堵的办法，筑大坝拦水。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水漫之日，巨浪滔天，坝毁人亡，千里苍凉。有鉴于此，禹改弦更张，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他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拿着测量工具规和矩，按照天地四时的水文规律，建立一道一道木桩作为标志，根据各地的地形地貌做出整体治水规划，付诸建设。他的努力获得巨大成功，疏通了大江大河，让水顺势而流。在容易泛滥的地方，修筑堤坝、陂塘来蓄水，既消除水患，又灌溉土地，耕种稻谷，使得大片土地开辟出来。经过他的这番彻底整治，“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天地相谐，各得风水，遂形成上古之“九州”[18]，成为中国的代称。

总结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最主要的有两条。第一，善于汲取前人失败的教训。第二，进行总体治理，而不是局部治水。如果不是贯通江河首尾，治水绝难成功。能够进行总体治理则意味着当时华夏族所控制的区域已经扩展至出海口。根据《史记》，禹的活动范围远远突破了尧舜所在的空间。尧在临汾一带，舜大致在山西南部，而禹的活动范围已经到达浙江。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和控制区域大大拓展了，基本覆盖了黄河、淮河与长江全流域，禹的行迹勾画出一个大中国，我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据此反思，从鲧到禹，大家都推荐他们父子治水，可见这个家族擅长治水，无可替代。作为治水专家，鲧不至于不明白水堵不住的道理，自寻失败。然而，历史记载中鲧确实采用堵水的方案。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能控制的区域过小，只能进行局部性治理，通过筑坝尽可能蓄水，至少可以应付不是太大的水患。但是，遇到大水来临，便无能为力了。这恐怕是总体上无计可施的局部方案，只能如此。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何曾少见？知其不可为而勉力补救，则鲧乃替罪羊；知其可为而不为，则鲧难辞其咎。

长期为患的水灾，在禹时代获得根本性治理，对华夏族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舜有22位贤明的部下分管不同的部门，禹的功绩最大，无人能比。在民众心中，禹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后来被不断推崇而近乎神，天大，地大，禹大。所以，他被推举为舜的接班人。

尧选拔舜，舜起用禹，实现天下大治，体现了古代国家治理在人事问题上的重要原则，那就是领导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选贤任能。自己再能干，也只能算是个匠人；调动并组织许许多多能干的人同心协力做事，才是真正统领全局的领袖。尧舜禹身上都有这种领袖的特质。

禹的身世和事迹，给后世建立了什么样的观念和传统呢？

首先，任人唯贤，英雄不问出身。如何选贤任能？禹是罪人的后代，舜杀了禹的父亲却没有株连后裔，反而大胆起用禹，让他担负治水大任，那是要有胸怀和气魄的。舜做得正，感染了禹，他也表现出公心，创造出一番伟业。前面讲到舜并非出自华夏族，而是来自东夷，尧没有狭隘的族群排外观念，选舜为接班人，结果出现了一代明君。一个罪人后裔，一个外族之人，都因为个人的杰出而得到重用。历史的经验证明，用人是治国之本，而得人的法宝在于广开门路，唯贤是举，绝不能狭隘排外。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兼收并包的文化格局以及这种文化熏陶下政治领导人的气度。用天下英才，才能成就天下伟业。奋一己之智而欲驾驭天下，除了表现出狭隘的自大外，没有成功的道理。

其次，选贤任能，必然走向“禅让”。在《史记》记载中，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的创始人都出自黄帝血脉。这其实是民族大融合之后在“四海一家”的观念下形成的谱系，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部族，不断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大的族群。在这个大的族群里，领导人不能世袭，而是通过酝酿和推荐的程序，选出品行高洁、才能卓著的人，让他们负责重要的工作，经过严格的考验，在得到族群内部主要人物的认可后，上一代的领导人把族群的领导权正式转交给他，实现权力的合法转移，这称作“禅让”。

权力的非世袭性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念，禅让则体现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于贤能的判定在于其是否深孚众望，由此产生“得人心者得天下”或者“天意即民意”的结论。

尧舜禹所处的时代是后世高度推崇的上古黄金时代，他们自然成为上古圣人。关于他们事迹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赞美多于叙事。最早赞颂尧舜禹的孔子，并没有编纂这个时代的历史，据说是因为史料不足所致。[19]然而，比孔子晚了300多年的司马迁却撰写了《五帝本纪》，难道司马迁见到的史料比孔子还多吗？恐怕未必。这从五帝事迹大多语焉不详可见一斑。应该说，撰写五帝以为历史发端，其价值和意义不在记述历史，而在于建构历史传统。

五帝血统源于黄帝，实际上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北方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在上古时代，各地分布着血统不同的部族，五帝是他们的头领。对汉族基因的全面调查研究，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带头进行。生物遗传学基因检测鉴定，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华夏族由多部族融合而成，主体有来自中原的O3，来自草原的C3，来自南方的O2等各种基因类型，并非血统上一脉相承的民族。

考古学也证明了相同的情况，中原的仰韶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起源于距今5000年前，它们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经过千年以上的扩展、迁徙、斗争，最后融合在一起。[20]

这些知识，司马迁虽然不会知道，但上古部族林立的旧闻与传说，他了解得比我们要多，也如实地记录在《史记》中，例如黄帝战胜神农、炎帝、蚩尤；尧舜放逐共工、兜、鲧和三苗等，他们正是东西南北四方的部落首长，反映的是后来成为主导部族的华夏族同四裔斗争的历史。失败的部族或者被征服放逐，或者融入胜利者的族群中，结局各不相同。《史记》用黄帝的血脉将融入华夏族的各部族串了起来，形成同出一源的华夏族形成史。这部分显然出自司马迁的历史建构，是汉代帝制巩固时代的产物，奠定了大一统的历史基础。

同源同种说得以成立，并且越往后越深入人心，还在于它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先秦以来就有炎黄子孙的说法[21]，而黄帝和炎帝本为二族，并且相互征战，但最后融合起来，新成立的华夏族遂以“炎黄子孙”自称，全然没有抵牾之感。

治理多部族融合而成的华夏族，必须善于包容，对外团结各部，对内凝聚家族，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园。于是，司马迁通过尧舜禹三人，分别树立起治理华夏的榜样与原则。尧的事迹着重于法天则地，谦恭仁和；舜的事迹强调孝悌守礼，选贤任能；禹的事迹则强调建功立业，勤政为民。他们三人的美德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古代帝王应该追求的品德修养与治国之道。古人总结历史，认为能够永垂不朽的事业不外三种：立德、立功、立言。[22]尧和舜代表的是立德，禹则为立功。至于传承文明、启迪后人的思想家，便属于立言，例如老子、孔子等。

立德在于给民族建立道德、伦理原则，据此形成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礼仪。立功指的是建立惠及万民、泽被后世的功业，并非那些征服战争的胜者或者残虐百姓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例如蜀地传颂李冰父子治理岷江、修建都江堰的事迹，成都平原因此变成天府之国，历经千年，蜀人无不称颂。大禹治水便是立功的早期楷模，功绩巨大，深得百姓拥戴。

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表现出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宽阔胸怀，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成为上古黄金时代。至此，古代政治领袖的高大形象和优秀政治原则建构起来了，无形中成为众人对于政治领袖的道德期望与衡量标准，构成后世重要的政治传统。

至于这个历史叙述是否都是真实的，已经不重要，对它的质疑也无法成为主流声音。司马迁并没有伪造历史，他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经过：尧禅让之后去世，舜让位于尧的儿子丹朱，可是，诸侯们不去丹朱那里，却纷纷前来朝觐舜，舜只好回都城即位。[23]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禹接受舜的禅让之后，禹让位于舜的儿子商均，结果诸侯们离开商均而前来朝觐禹，禹这才即天子位。[24]两事高度相似，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种仪式，其背后要说的是民心向背才是决定性的，传达了禅让的意义和真谛，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真相如何，古人早就有所怀疑。西晋出土了号称出自春秋战国史官之手的《竹书纪年》，记载尧晚年被舜囚禁，并且阻断其子丹朱与之会面。[25]但是，这种质疑不被主流社会采纳而沦为异闻，甚至被人忘却。近年发现的战国楚简显示禅让说流传悠久，受到先秦时代儒家、墨家等的推崇，法家亦传其说。[26]为什么呢？其实它反映出社会精英与民众对良性政治的企盼，故客观真相退居次要位置，主观选择为众人接受。在此问题上，真相的研究更多地具有学术价值，而禅让说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且，它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回应了华夏始祖非神所造而带来的困惑。其他民族历史的开端是神启动的，神的神圣性和绝对性提供了最初的世俗领袖乃至后来的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华夏族始祖不是神缔造的，那么，他的领导权乃至后世各朝政权的合法性何在？司马迁通过五帝直至禹的记载，将它树立起来，那就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大原则下，法天则地、仁慈谦恭、孝悌包容、勤政建功的基本原则，它包括德性与功绩。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从君主、百官到民众都极其看重政治的品德与功绩，即使乱作为也强于不作为。绝对的神缺位后，相对的政绩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因而带来不断追逐事功的焦虑，甚至出现偏离“天下为公”的人文轨道、迷失于追逐功利之中的现象。华夏族的始祖及国家是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的，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这个传统的概括。

用品德和功绩代替神，建构世俗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原则，并形成传统。品德和功绩都要置于万众审视之下，这既是对权力的制约，也会造成压在心头的政治焦虑，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古代政治领袖有多少人具备高尚品德，难以确论。但是，个人品德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常规武器，品德标准在相互攻讦中不断提升，到了凡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遂成为道德主义。它可以有效地剥夺人的话语权，变成实现专制的核武器。同时，在社会上则用道德主义作为苛责他人的大棒，形成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风气。上下结合，为进入帝制社会做好了道德主义的准备。

人不是神。神无上圣洁，从不犯错，故其所为，人没有资格去质疑，只能为他解释并且顺从。与之相对，人没有那么高尚，也必定会犯错。世人将一切美好都归于神，构成内心永远的楷模与追求；把所有的错误归于人，从人性上给予理解。不用神的标准要求人，是对人宽容的基础。所以，以神为后盾的世俗权力在对人的品德和功绩方面的要求要淡然得多。既然人都会犯错，因此，对其最有效的约束便是要求其遵守规则，不是对道德的渴求，而是对规则的严守，成为社会共同的底线，不可逾越，跨过这条线便不可原谅。

没有了神，人们用神的标准约束自我，追求成圣，不仅表现在道德方面，还表现在对功绩的渴望方面。这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工作、创造，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儒学从提升个人道德发展到后期的道德主义，从勤劳工作到追求丰功伟绩，把人性不断架高到神性，出现的结果是内在发展理路合乎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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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欧阳询所编类书《艺文类聚》卷1引三国吴人徐整《三五历纪》说：“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故天去地九万里。”

[2]文献记载中的盘古传说最初见于三国吴人徐整所著纬书《五运历年纪》，明代董斯张《广博物志》所引《五运历年纪》以及清代马骕《绎史》所引《五运历年纪》说盘古龙首蛇身，死后化为山川风雷。南朝梁代任昉著《述异记》（四库全书本）卷上记载其事，且介绍了先秦至汉代盘古传说的变化与各地民间祭祀风俗，说道：“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昉按：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

[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所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4]《孟子·告子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岐注：“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是也。”

[5]见《史记》卷1《五帝本纪》《正义》注释。

[6]《史记》卷4《周本纪》记载：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7]《史记》卷1《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8]《史记》卷1《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和神农氏是同一支还是别为两支，学界一直有争论，这里不讨论。

[9]《史记》卷1《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10]《史记》卷1《五帝本纪》《索隐》引用《大戴礼》。

[11]《史记》卷1《五帝本纪》记载：“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12]李世民《帝范·序》说：“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13]《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

[14]《史记》卷61《伯夷列传》记载：“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15]《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记载：“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16]《孟子·离娄下》。

[17]《孟子·滕文公上》。

[18]《史记》卷2《夏本纪》。

[19]《史记》卷13《三代世表》说：“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20]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考古学家苏秉琦将新石器遗址划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详见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21]《国语》卷1《周语下·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记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皆黄、炎之后也。”《史记》卷28《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已经并祭黄帝和炎帝。

[22]《左传》卷35“襄公二十四年”条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23]《史记》卷1《五帝本纪》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24]《史记》卷2《夏本纪》记载：“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25]《晋书》卷51《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盗发魏王墓，获得竹书数十车，故称《汲冢书》《古文纪年》。主要为先秦历史文献，其记载与《史记》颇有不同，中唐时散佚，至南宋有今本流传，清人辑佚考订，后有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和方诗铭、王修龄《古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26]参阅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