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很小的时候，读到刑天的故事，很是不以为然，觉得这个神真是太弱了，虽然他也砍头不死，但却远远不及孙悟空这样会七十二般变化的神仙。后来长大了，再次知道刑天时，这个无名巨人战斗不止的伟岸形象就扎根脑海挥之不去了，与他一样充满神秘色彩还有蚩尤、共工、夸父等一类具有悲情意味的神，从神话故事本身来说，他们无疑都以一种失败者的落寞背影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到底是谁，能够强大到将他们击败呢？而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看待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古老的沉睡的巨人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不再被简单看作是与天帝争夺帝位或愚昧蠢笨的人，他们被赋予一种新的含义，成为一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精神的象征。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巨人形象含义的转变似乎总伴随着人们对“故事”本身及其解读的漫不经心的状态。正如齐天大圣孙悟空被如来佛翻掌压倒在五行山下，因为大闹天宫被天庭追缉，斩妖台、炼丹炉等都无法真正对他构成惩罚，最后在与如来佛的赌斗中被困五行山，他不怕寒暑，不吃饮食，由土地神监押，饥餐铁丸，渴饮铜汁。长期以来，民间通常把悟空看作一个“逃不出如来佛五指山”的戏剧人物，他的一生似乎都被限定在人们对于“戏”故事的期待中，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代口耳相传，在“看戏”的享受中将那些神话或历史人物的故事传播出去，同时也让这些人物或故事变得更加戏剧化了。

人们乐于这种“戏”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劝恶从善”这样严肃的事情上，简单虚构一个“惩恶扬善”或因果报应的故事已经很难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了，人们不得不转向对故事细节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离奇的“巧合”“奇遇”或超自然力量的随时加入就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听，同时也越来越程式化。

我常常认为，恰恰是在那种“戏”化的过程和人们对“戏”化的期待中，那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悲剧性的严肃性的东西被忽略了。因此，我想寻找一个中西方共同的同时也十分严肃的话题来探讨这一问题，这就是“罪”，我试图以一种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判罪”或“惩罚”问题。我大胆地假设，中国古代小说中人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封建世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或“惩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社会性的问题，很难成为个体性的问题，“罪错”本身紧紧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往往以社会大众的判断为判断，反映为一种大众意识或公众的预期，它呈现出一种“罪错”本身与公众对话的状态。“罪错”是被公众恐惧、排斥但是也闲谈、消遣的对象，很难构成每个人内心备受折磨的精神图景，它们似乎在另外一个世界，在纯粹“他人”的世界中。“罪错”与故事本身一样同质，“犯罪”或“犯错”被作为故事在人们的闲谈中被消解了，它似乎能随时被记起，又能随时被遗忘。

基于这种判断，我想进一步探索的是，中西方文学作品中到底会有怎样一种关于“罪错”的观念呢，当然，限于知识、能力、视野等方面原因，我无法穷尽中西方涉及“犯罪”“惩罚”或“罪恶”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简直太多了，一部作品，但凡有“冲突”，就极有可能涉及“罪错”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社会通常将“犯罪”行为与“罪恶”本身等同起来，从而使得个体的“犯罪”变为社会普遍问题的某个个案。

本书仅仅对某些文学文本作具体的分析，试图以此尽可能触及我所想要探讨的“罪”的观念及其变化，“罪”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古老话题，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作为人类“善”的对立面，“罪”与“恶”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规定着人自身的边界。人类对“罪”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的进程，暴力、伤害与报复被判定为“罪行”不也正是文明的进步吗。在现有文学批评中，人们普遍将基督教背景下的“罪”（sin）当成了研究“罪”的重要参照，由于人类的始祖偷吃了禁果，人类世代从生下来就有“罪”，这个“罪”通常也被认为是“罪性”（sinful nature）或“原罪”（original sin）。然而，在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的“罪”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罪”（sin），而是由盗火、启蒙和渎神共同组成的“错误”（αμαρτιαs）。因此，本书还试图探讨，“两希”传统作为西方文学的发源地，在“两希”文化的融合中，从文学的角度看，古希腊的“错误”是如何“演变”为基督教意义上的“罪”的？也即是说，希腊文化语境中人与宙斯的分离如何与希伯来文化语境中人与上帝的合一相统一？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诗人和城邦公民是如何在实践中将一种对“罪”的伦理看法逐渐“变为”一种宗教看法的？与之相比，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罪错”更多强调良心谴责，对“罪”的追究不像西方那样偏重于灵魂的“负罪”式忏悔，而是注重一种功能性的对“罪”的消弭，其目的不是“负罪”而是“减罪”，从而获得心灵的安稳。

颇为遗憾的是，因时间、精力不足和学识欠缺，我甚至还无法兼顾到若干经典作品，也很难如愿真正构建起一部关于文学中“罪”的历史，这一艰巨任务只有等到以后完成了。

最后，感谢我的导师李应志教授和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师长、朋友们。

作者 2024年1月26日 于贵州都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