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差点忘了我的第一次“触电”。所谓“触电”不是电影和电视，而是无线电。当时河北省会是天津，省电台文艺部的一位编导请我们儿童剧团录一部儿童广播剧。那时我的声音已经又粗又厚，虽然才十五岁就光荣地扮演了赶大车的老爷爷。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触电”。而且因此我得到了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五毛钱，那是十几位同学平分后的数字。奇怪的是这之后，这位编导经常会给我打电话，给我寄来诗稿，让我去电台录制朗诵。这也是我的一位恩人。他不仅让我增加了经济收入（虽然每次的稿费也就是两三元钱），更重要的是又给予了我一个宝贵的艺术实践的机会，直至我离开天津。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因为我知道母亲爱吃西餐，每次得到稿费之后我都会给她打电话，约在海河边的一家小西餐馆里一起吃西餐，奶油杂拌和红烩鸡块是我们的最爱。

除了课程表上规定的学习之外，剧院还举办过不少讲座。文化课方面曾请过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讲历史和文学。这两座大学与天津人艺是近邻，同处天津八里台地区。专业方面曾请过天津京剧团、歌舞团、曲艺团的不少名家来讲课，我记忆最深的是京剧大家厉慧良和相声大家郭荣启。

记得厉慧良先生那天穿的是灯笼裤，一招一式都透着潇洒。他给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戏曲如何通过程式化的表演来刻画人物内心的变化。他边说边比画，形象生动。此后他还不断邀请我们去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观摩他的演出，因此，我对京剧的爱好上了一个台阶。

厉先生的戏我几乎都看过：《艳阳楼》《长坂坡·汉津口》《钟馗嫁妹》以及《十五贯》，等等。“文化大革命”时，我随天津人艺的某造反组织参加了在中国大戏院批斗厉慧良的大会。他双手被反铐着，被京剧团的造反派连踢带打地推上舞台。

说来也巧，“文化大革命”后的1986年，我在天津拍摄珠江电影制片厂（简称“珠影”）的电影《决策》时恰逢厉慧良先生的专场演出，我想方设法托天津的老朋友弄到了几张票，请剧组的同事一起去观看。那天中国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劫后依然健在的厉先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一出接一出地演了两个多小时，把他的代表作演了个遍。虽说表演依然飘逸、依然出神入化，但毕竟已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演到后来也有些力不从心，观众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中透着心疼。整晚演出让我感受到的是厉先生在呐喊：“我还活着！我没死！”那一幕真是让我难以忘怀！我不大明确厉先生的具体行当，似乎文武老生、长靠武生兼得。在我观看其他的演出中，除了高盛麟先生之外难有与其相媲美者。

为我们讲课的另一位名家是相声大家郭荣启。他以他的代表作《打麻将》为例，让我们一上午在欢笑声中感受到了以讽刺见长的相声艺术在刻画人物上的独特手段和魅力。

那时候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学唱一段京韵大鼓或单弦，清晨的院子里同学们面壁而立，“丑未寅初……”不绝于耳。

我们正规的专业学习其实没有进行多长时间。为了迎接当年的“六一”儿童节，同时也是我们儿童剧团正式成立的日子，我们从4月份开始突击排练一台多幕儿童剧《刘文学》。刘文学是当时的一位少年英雄，好像是四川人，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勇斗偷集体果园里柑橘的地主分子，被地主分子活活掐死。宣布角色分配时，竟然由我扮演刘文学，而扮演刘文学母亲的就是我的第一位恩师尹舒坤老师，“缘分”呐！一个本来初试就落榜的考生由一位母亲转给了另一位“母亲”，从此延续了一生的演艺生涯。从第一个角色少年英雄刘文学开始，几十年来我大多以第一男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银幕上和屏幕上。

《刘文学》的导演是由剧院派来的尹一刚导演，这是我一生中合作的第一位导演。他很喜欢我，后来我又参加过几次他导演的戏。话剧《刘文学》于“六一”儿童节前夕公演了，我记得演出的剧场叫河西区俱乐部，同时正式挂出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牌子。《刘文学》的演出当时很轰动，我们经常要加演日场。当卸了妆走出剧场时，就会碰到等在剧场门口的小观众喊着：“刘文学！刘文学！”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演员的某种快乐。当然，在排演《刘文学》的过程中被尹导训斥得不知所措而落泪时，也初尝了演戏的不容易。不管怎么说，算是进入了这一行。

那时候文艺界的各个院团经常要在一起开大会，各院团的学员队也要参加。孩子们很容易走到一起，我还真交了不少京剧团、歌舞团、曲艺团的小朋友。非常有意思的是，从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衣着和发型我就能看出每个人是什么剧种的学员：京剧团的男学员们一律剃了光头；歌舞团的学员们走起路来肯定是小八字脚；曲艺团的男学员们小小的年纪夏天手里爱拿着一把折扇，学说相声的自然谈吐不凡；而我们话剧团的学员更像是杂牌军——一人一个模样，没有什么整体的特征。

《刘文学》之后我的“麻烦”出现了——孩子的模样却发出了粗厚的声音，我变声了！这样一来，我既演不了孩子也演不了大人。在以后排演的《小足球队》《地下少先队》等剧目中，我只能客串一些没有台词的小角色。当时我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想办法通过服装和造型的变化，使自己客串的过场人物不断变换着不同的身份，将剧本中只标明“群众”二字的过场人物具体化、形象化。在内部审查演出的过程中，艺委会的领导和老演员们发现我没有台词而形象在那儿变来变去：一会儿是教授的模样，一会儿是个讨饭乞丐，一会儿是个报贩子，他们竟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不甘于“随波逐流”引起了剧院领导的关注，这也是后来儿童剧团解散，80%的同学转业而我被留在剧院成人队的原因。

儿童剧团仅仅成立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为了缩减编制，市文化局决定解散儿童剧团。大约是1962年7月，我正在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住院割扁桃体，儿童剧团的一位叫陈耀华的老师到医院看我，告诉了我儿童剧团解散的消息。同时也告诉了我，我和曾经钻过我被窝里的金书贵两人被留在了剧院成人队。而儿童剧团其他同学都转业到了天津百货大楼、劝业场等服务行业。后来在这些同学中，也有重新考上部队文艺团体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原北京军区话剧团专职扮演朱德的王伍福和海军政治部电视中心原主任、著名编剧周振天。

2010年6月1日是那个仅生存了两年就“夭折”了的“儿童剧团”五十周年诞辰，当年的一大群“儿童演员”，如今都已变成了年过六旬的老头老太太。但当我们相聚在一起时，却又都“返老还童”了，欢声笑语、童心未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