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热爱真实的人间
梁永安

重读汪曾祺散文,常被他温情和乐观的文字打动。

汪曾祺有一个名篇我很喜欢,叫《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讨论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好的亲子关系或养育方式,我觉得是汪曾祺与孩子相处的这种方式。

父母与子女实际上是人生路途中的伙伴,一定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汪曾祺在孩子面前就很真实,不藏着掖着。他曾对子女坦承,年轻时悲观厌世,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信任和尊重,甚至想过自杀。但他最终从低谷与泥潭里走出来,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人,是美的,有诗意的。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我认为人类是有前途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愿意把这点朴素的信念传达给人。”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

每当看到汪曾祺这两句话,总觉得我们当代年轻人真应该更加乐观,更加充满活力。

有时候,年轻人的焦虑在于不能自我接纳,其实我们要避免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年轻人横冲直撞,不可能是百分百完美的,人生中必然是糙快猛的状态,并且充满缺失感。完美主义的标准和价值,其实都来自既有的老模式,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要突破这种既定的完美主义,是需要经过历练的。

当代青年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没有原型,没有前例,只有走出农业社会单一活法的热望。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张骞有“凿空”之功。何谓凿空?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得特别贴切:“谓西域险厄,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

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一望无际的空白,探索之路比两千一百余年前的张骞通西域还坎坷。这是一个前后接力几代人的历史过程,谁也无法指导,一切都在实践中。

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很宝贵,皆有无限可能,但也需要伟大的开拓精神,需要创造新观念、新价值、新文化、新文明。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份自己不喜欢但钱多的工作,还有一份喜欢但钱不多的工作,应该怎么选?其实没有既定的正确答案,前提还是先要去尝试。要在工作中,把自己的喜欢变成真实的行动。一个人的特性天赋,以及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决定了自己最适合哪一种工作。只有经过真实的尝试与探索,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抱怨,如果尽心尽力,到最后还是不喜欢,也不会没有收获。

我们应该在生活中面带微笑,输送一点儿温暖。送出一点儿温暖,会收获更大的温暖。这个世界真正的痛苦,是自己处在焦虑中,也给他人制造焦虑。有的人会说,我已经这么难这么苦了,凭什么要去关心别人?越是这样,越容易坠入暗黑的心境里,这对自己是一种负面的消耗。我们应该用微笑的态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人与事,这样才能消解日常生活不断累积的压抑感。

我们要乐观,但同时要明白:人生并没有那么轻松。汪曾祺说“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这大概可以说是我的写作的态度”,这是一种特别好的心态。

汪曾祺的乐观通达,在于他了解人性。不仅散文,他写小说也是如此。我印象深的是他的短篇《航空奖券》,情节写实又滑稽,有些像契诃夫的小说,但又是中国人的味道。

汪曾祺笔下的云南特别动人,我也曾经在云南生活,并多次在文章里忆及那段美好的岁月。若干年前,我曾和几位友人回到云南,重返芒合寨,站在波浪飞动的大河边,眺望大山的云开云散。一位朋友忽然对我说:“今天来到这里,才真正了解了你,知道你热爱什么样的生活。”那一刻被深深地感动,满眼都盛开着山茶花。

我常常想,在芒合那两年的时光为什么如此令人难忘?也许,是那里山高水长的苍郁气象;也许,是那里淳朴奋勉的乡民。细细体会,更还有那永不褪色的生命体悟。芒合寨的乡民给了我们一片菜地,紧靠在大河边。种下的番茄、辣椒、玉米、扁豆、茄子,从娇弱的幼苗,到碧绿的枝叶,最后是沉甸甸的果实。当吃下第一口自己种出来的番茄时,那喜悦盈满身心。那一刻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种出来的果实最香甜,一切其他都显得虚浮。也就在那个时刻,明白了幸福与快乐的区别:快乐是轻松欣喜,来源于一切得到;而幸福,那是一路艰辛的奋斗,是生命的展开,是一步一步地活过。

对于昆明的记忆,也与汪曾祺的文字有许多重合。

昆明的夏,时晴时雨。雨常常夜里来,雨点把梦打醒了,夜很漫长,却很美很美。

汪曾祺抗战时读西南联大,在昆明住了七年,他称为“第二故乡”。最难忘的是他写的缅桂花,淡淡而来的清香:“若园巷二号院里有一棵很大的缅桂花(白兰花)树,枝叶繁茂,坐在屋里,人面一绿。花时,香出巷外。房东老太太隔两三天就搭了短梯,叫那个女孩子爬上去,摘下很多半开的花苞,裹在绿叶里,拿到花市上去卖。她怕我们乱摘她的花,就主动用白瓷盘码了一盘花,洒一点清水,给各屋送去。”

“给各屋送去”——战乱年代,多么美好的画意!而汪曾祺不仅写出了缅桂花的美好,还点了一句,说房东之所以送花,是怕他们自己随便乱摘。

汪曾祺是一个真实的人,表达着最真实的情感,就像他自己所言:“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

这是汪曾祺作品仍然让我们感到亲近的原因。读汪曾祺的散文,总的感受是:我们应该去热爱真实的世界。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他的文字里,让我特别着迷的,还有那种浓厚的乡土气。

对于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处境,有一个说法是:“北上广容不下肉体,家乡留不住灵魂。”

乡愁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很无奈的情感,我看所谓的为难、自我矛盾,就在这里。

但我觉得,拥有这份乡愁要比没有好很多,我们要珍惜,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有这样乡愁的人,因为我们的城市化在发展。这四十来年,农村进入城市的人达到了近四亿,接下来的二十年,还有几亿人要迁往城市。这样的人会有乡愁,等到都城市化了,乡下没人了,他们的后代就不再会有乡愁。

在城市定居的人把孩子带回故乡,孩子会玩得很高兴,他小时候没有在这儿抓过鱼,也没在这里爬过树,更没有在这里上小学,参加劳动,还有什么乡愁呢?也有很多人说,恨不得把自己原来乡村的根都砍掉,抹去前半生,移植一次,嫁接到一座新的城市,当一个崭新的“城里人”。然而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他们虽然满怀拼劲,仍旧感到自卑,因为会被本地人鄙视,被骂“乡巴佬”,所以乡下人就变成一个贬义词,变成落后和土气的代表。

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们尽量想摆脱自己的乡土气,清理自己来自农村的痕迹,这很不成熟,非常可笑。家乡是我们精神和成长的发源地,是生命的基础和支撑,赋予我们一种成长力,塑造我们热爱劳动、热爱自然、朴素坚韧的品质。

我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家乡是江苏省泰兴市的一个乡村,我到他们的乡村里去,感到特别温暖。一家人正吃着饭,突然一个邻居或远亲来了,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吃过了。他也不客气,坐在旁边跟大家聊天,非常亲切,这种情况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人情社会当然有它的弊端,彼此介入,互相压制。但另外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人类彼此的感情,从乡村进入城市,就是要把乡村最宝贵的东西带进去,同时吸收现代社会的平等、自由,两相结合,就是现代生活。

我观察一个年轻人,会看两点:

第一方面,是看他身上有没有朴素的农夫气质,有没有春种秋收的长情。因为是流动社会,甚至是碎片化社会,每个瞬间都在变化。但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坚持,做一件事,要细细地播种、养育、去除杂草,最终才是收割、精加工,生产出高质量的、有内涵的产品。这是一个年轻人应当具备的朴素耕种能力。

第二方面,是看他有没有水手一样远航的能力,面对世界有没有自由探索的心志,有没有面向远方的开拓性。自从1492年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历史开始了“哥伦布大交换”,整个世界飞速发展,人流、物流穿梭不停。流动不居的新世界需要我们不停地去原创。所以光靠农民那种春耕秋收的能力还不行,还需要凿空开创的激情。具备这两个能力,他才是一个优秀的当代青年。

一个人,特别是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如果连乡愁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冰凉、单薄和脆弱。只有在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文化、土地、人类生活有非常丰富的理解,身上有一种全面打开的多元性的时候,他才会对家乡有温柔的感情。

几年前,我去雄安新区调研,跟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一个村委主任告诉我,雄安出现了一个情况,很多五十来岁的人,原来准备在外定居,现在却回到雄安了,为什么呢?在外打拼多年,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了,没有温饱之忧,开始怀念儿时的村庄,于是回来。他们在白洋淀上驾着小船,钓钓鱼、吹吹风、唱唱歌,当然也做一些新的产业,如新农业、新渔业等,活得很快乐,不用朝九晚五,把自己挤压得像一个工具。这种“归来”的新感觉必须建立在“出去”的奋斗历程之上,不然人生会很遗憾,从来没看到外面的世界。在外奋斗那么多年后,乡村才会反而成为他们想要回归的地方。

我相信,再过一二十年,你现在很想与之割裂的乡村,最终还是你离不开的地方,你的童年、你的少年,你的精神深处就是你的故乡。那时候你会有一种愿望,把自己的生命再投射回去,让家乡有新的发展。那时回到乡村的人,他看到的将是一个经历过种种发展的新空间,他可以把城市里的资金、技术、能力、事业以及观念带回去,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家乡,他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我的一个热望,是进入城市的乡村青年,也千万要保住自己身上的乡土气,千万不要一刀斩断自己的根,变成一朵浮萍,在城市里漂流,最终想回去却回不去了,因为你精神上经历了一次斩断后,再想重建跟乡土的关系,就很难了。

汪曾祺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我也一直想鼓励大家做一个汪曾祺式的“斜杠青年”。“斜杠”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展开与探索的方式。我很欣赏的摄影师布列松,其实最初的人生经历跟摄影没有直接关联。他在入伍后,甚至被连长大骂废柴,说他以后肯定一事无成。但退伍之后,布列松偶然得到一台相机,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最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成为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政治家丘吉尔,也是如此。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至暗时刻》,就是以丘吉尔的故事改编的。二战中,这位大政治家领导了英国人民抵抗纳粹入侵。但战争结束后,他却在大选中落选,被人民“抛弃”了。丘吉尔非常愤怒、失落,认为英国人民忘恩负义,并且避居乡下。后来,他在亲戚的引导下,偶然开始画画,结果一下子就沉浸其中。画画的爱好,后来一直陪伴着他,给了他很多慰藉。

我们所处的时代,比布列松、丘吉尔所在的时代,有更迅猛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会面临很多新产业的诞生、新工作的选择。另外,在信息全球化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归属于跨国界、跨领域的朋友圈、文化圈,越来越容易成为“斜杠青年”。

我很喜欢汪曾祺那篇《自得其乐》的散文。一个人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在尝试的过程中,要深入到一定程度才行,否则无法得知自己和一件事的联系。没有人能一步到位找到最适合、最能发挥自己创造性的事情。哪怕在尝试的过程中,最终发现这件事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前面努力的过程不会白费。当我们以后进行第二次尝试和探索时,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只有在不断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去发掘和深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能长期去做的事情,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斜杠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