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眼看中的接班人

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坛上不折不扣的一代宗主，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说到诗文革新运动，其实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晚唐以来流行的诗风——西昆体。说起西昆体，大致可以上溯到李商隐。李商隐的作品中有追求形式美的倾向，追随者只注重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却不注重内容，久而久之，形成了思想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的浮靡文风。诗文革新运动和唐代韩愈反对六朝以来绮靡的文风，提倡朴实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

欧阳修高举“古文”大旗，在继承韩愈“文以载道”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与“道”并重的观点，开创出一种新的散文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读过欧阳修文章的人无不被他朴实的文风所感染。

欧阳修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他给仁宗皇帝上书，大意是，太平是不需要粉饰的，要想强国，就必须培养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有才华、有担当的“四有新人”，想让人才达到这个标准，首要的是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下功夫，让学子们针对一些实际话题谈自己的观点。宋仁宗同意了欧阳修的请求，他坚信文风的改进一定会带来政风的改进。政风改进了，治理国家的效率也就提高了，从而改变吏治腐败、奢靡成风、积贫积弱的现状，达到富国强兵的根本目标。

有了皇帝的支持，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立即恢复了以“古文”取士。此举让北宋一直以来的浮靡文风大受冲击。那些一门心思想靠着华丽辞藻和工整对仗来博取考官眼球的考生一下子没有了出路，相当数量的考生只好卷铺盖卷儿回家了。

苏轼在试卷上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先是被梅尧臣发现的。梅尧臣是欧阳修的好友，也是北宋了不起的诗人。梅尧臣先看的考卷，他觉得苏轼的文章写得极好，言之有物，纵横开阖，只是其中有个“皋陶曰杀之三”的典故不知出自哪里，便跟欧阳修提了一句。

苏轼笔下的“皋陶曰杀之三”这个典故说的是什么呢？当贤明的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被任命为法官。一次，皋陶认为一些罪犯应该受死刑，并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尧却说应该宽恕他们，同样尧也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天下百姓都惧怕皋陶严厉执法，而喜欢尧的宽大。

欧阳修看完文章之后，觉得梅尧臣的判断是对的。这篇小文文字不多，却言之有物，环环相扣，实在是难得的好文章，他便毫不犹豫地判卷“取”。为防徇私舞弊，那时的考卷采取无记名式，姓名是糊住的，所以欧阳修看完文章也不确定作者是谁。他隐隐约约觉得，这样的文章恐怕只有他的弟子曾巩可以写得出来。如果真是这样，他这位主考官可能就会被人议论。就这么一犹豫，在排名的时候，他把这篇文章排为第二名。

礼部考试结束之后，东坡去拜谢恩师。欧阳修忙问他：“你的文章中提到了‘皋陶曰杀之三’的典故，我和梅尧臣都不知道出处，请指教。”

没想到苏东坡的回答却是“想当然”，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这样做，也是有章可循的。别看我是编故事，但我不是编故事的第一人，汉末三国时期的孔融就留下这样一个故事——曹操灭掉袁绍以后，将袁绍长子袁熙的妻子赐给了自己的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旁说道：‘当年武王伐纣，将妲己许与周公。’曹操听了，忙问孔融是从哪里听说的。孔融回答：‘从丞相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推出来的！’皋陶这事儿，我也是推出来的。”苏轼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前人孔融为了论述需要做过类似的推断，后人为什么不可以灵活运用呢？是什么让他这个还没出道的毛头小子如此自信呢？我想，只有才华。

欧阳修盼星星盼月亮般听到的却是这般意料之外的答案，但他没有半点责难，反而大加赞赏：“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倘若苏轼遇到的是一个格局小的主考官，说不定会招来一顿臭骂，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欧阳修这样心胸宽广、慧眼识人的贵人。

苏轼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当然离不开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有一次和梅尧臣谈到苏轼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就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历。

此后的岁月中，苏轼受教于欧阳修十六年。这十六年间，苏东坡除了先后回老家为父母守灵尽孝的五年多时间外，先后任凤翔签判、直史馆、杭州通判等职，而著名的“乌台诗案”发生时，恩师欧阳修已魂归黄泉。如果欧阳修尚存活于世，面对苏东坡遭遇的文字牢狱，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感人营救呢？

欧阳修果然是慧眼超群，一下看准了苏轼这个接班人。苏轼接过恩师的大旗，一生勤于著作、积极发现新人，在欧阳修去世后不久，他就成了北宋新的一代文坛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