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国民政府之蒋军已节节败退，而广州、武汉等城市也相继沦陷，各淮盐产区则沦为日军占领，加之长江下游失守，即使有淮盐也不能运往，造成整个华中地区食盐供给紧张态势，直至抗战前后全国军需民食唯有依赖川盐。在国民政府退败四川，给本省蒙受历史以来最大灾难。时任省主席王缵绪下令川盐增产赶运以济销楚鄂，而川盐尤以自贡盐场为重要产区。其深负增产赶运济销楚鄂重任，王主席将自贡盐场大量起复旧井不说，还加紧开凿新井，增加锅口，以提高产量，加运盐斤维前方线军需民食之保证，同时国民政府还要本省增税增收维持巨额的军费与各种财政支出。在抗战时期，仅自贡盐税，可独立支撑国民政府财政一半，这让国府官员感受至深。而王缵绪很抓川内盐业已不是一时而起，尤为抗战进入到高光时刻，是完成本省战时经济指标的支柱企业，其贡献乃不言而愈！
为此，日军为阻断财源和食盐军需与民食，催跨全民抗战意志，重点掌握了四川盐史情况是“民国29年就由王缵绪一直担任四川盐运使总督，由他发展四川盐商协会和盐商银行等盐业机构，已下达严格规章制度，促使劣势川盐行业，逐步蓬蓬发展壮大至今。时任省主席王缵绪经多年掌控盐务，着实让本省盐业产量更加进入到高产、高收的历史阶段。日方获本省汇编的《自流井及贡井产盐调查概要》得知，主要分部位置、地势、地质构造及盐井详情。”
于1938年日军以绝对优势先后采用“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轰炸”战术，进行最大规模、持续轮番轰炸四川各个地区，获取最终胜利。首以“盐遮断”轰炸行动，制定轰炸四川“101号”和“102号”两个作战轰炸是自贡各地制盐工厂，部署空袭四川航线，分东、西两线。
东线自武汉起飞，先对川东万县进行空袭;再沿长江西上袭击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直达重庆。有时经五峰、来凤，空袭黔江、彭水、南川、綦江、江津；或由江津溯江而上空袭泸县、纳溪、宜宾、乐山；另在空袭泸县，沿沱江空袭富顺、自贡、内江。由万县向西空袭梁山、渠县、广安、合川、遂宁再直达成都。曾经沿宜昌溯江西上，空袭巫山、奉节、云阳等处。
西线由运城起飞，经陕西南郑南下进入四川境内，沿南江、巴中、折向西，空袭阆中、南部、南充等地，或沿川陕公路空袭广元、梓潼、绵阳，直达成都。日空军驱逐机主要由宜昌起飞，直接空袭重庆;或由万县西飞，直扑成都。日机空袭四川飞东路航线居多，轰炸四川任务是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轰炸目标集中在四川政治、经济、商业中心，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包括城区平民居住区、各类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外国教会等非军事区。
日军“102”号计划针对SC省自流井地区使用卤笕井灶数量很多，轰炸时大量攻击盐的集散城市，以内地飞机场、制盐所（自流井等）为主要目标。面临日军狂轰滥炸，全川军民在省主席号召下不屈不挠，掀起“抗日救忘，卫国从军；增产赶运，献金救国热潮”，经血与火考验，各行各业进入地下，扛住日军“盐遮断”轰炸，继续以忘我精神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并积极出人出力，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尽管如此，省主席王缵绪将重庆政治地位发展到顶峰，让国民政府迁重庆为陪都，则标志了中华民国建制史上一件划时代的重大事迹。为加快重庆城市与国际进程，王缵绪将城市发展为重中之重，其当家作主促进城市扩展及市政公用事业发展。将日机轰炸旧城加以改造，将督邮街广场（今解放碑）地区为重点，建成凯旋路、中兴路等，与南城（下半城）相通，让上下半城形成整体，把旧城区打造成完整道路体系，促进了城市中心地区由下半城向上半城转移。整个新区道路建设以西郊地区为重点，由王主席带动广大川民却不屈不挠，终日冒着日机轰炸，又先后修建佛图关至九龙坡、佛图关至新桥、小龙坎至杨公桥、山洞至白市驿等公路；则以全面带动城镇建设，加快建成通向广阳坝、珊瑚坝、九龙坡、白市驿4个机场路；使城市外部与内部交通都有新的改善与改观。（附：摄于重庆战时初期）
在我国多省被日军占领之后，其沿海主要盐产地区遭此沦陷。因海盐运道阻塞，湖南、湖北等省断于内运，一向食用海盐为主各省盐销区，不得不仅靠川盐供给。4月13日，王主席在川盐增产计划，首先从自贡地区富荣盐场着手，并对国民政府要求一年内增产300万担，则在增产借款、增产后余盐销售、自流井至重庆运段运盐等办法都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富荣盐场积极响应，采取起复废井、开凿新井、发放贷款、增加盐灶、改良技术、整修运道等一系列措施，已提高产量，加运盐斤，开展增产赶运运动，承担起供应军需民食的重大责任。”为此，省主席王缵绪明令川盐增产，促使川盐加快发展步伐。为加大督促增产，特下达富荣东西两场训令指出：“百味盐为首”，自古以来盐是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物资及战略资源；制盐工业为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好在王缵绪曾任四川盐务管理，机构与制度健全，加之本身对盐业深入了解。同年7月，为了适应战时国家盐务所需，他将川康盐务管理局又分设为川康盐务管理局、川北盐务分局、川东盐务分局，均直属于盐务总局。后在全国15个直属局中四川就有3个，可见四川盐业在抗战时期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最不易的是，各项战时任务都是在日机轰炸中完成。
乃众所周知，四川自贡因富荣盐场存在成为全国著名井盐中心。基于抗战形势迅速扩张，乃沿海辽东湾、莱州湾、长芦、淮盐等海盐产区相继沦陷，乃全国食盐供应量下降，盐价极贵。由于沿海地区已被日寇侵占，国民政府也陆续迁都重庆为战时陪都。时任抗战初期的SC省主席王缵绪，为解决战时等诸多问题，及时推出四十多项新政，提议国民政府通过，其盐政指出：“食盐引岸制度，流弊滋多。但在战时以不适用，应按前五年计划以‘民制官收运销’为原则，彻底废除引岸制度。”他以克服湖广地区缺乏海盐危机，则在对待川盐难题上则轻车熟路，为确保川盐大幅增产、加强运输供应军需民食，完成年产食盐300万担，使国民政府盐税收入得到极大增长。与之惊人成绩较比1937年产量（327万担）翻上三倍。
ZG市档案馆记载：“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辽宁、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等各大盐场被日军侵占，盐商四处逃散，盐税锐减。当时王主席对盐务进行全面调整，除抢运沿海存盐，增加后方盐场产量和调整税制外，还加紧对盐业实行统制。至1939年初，王主席把四川盐务管理局更名为川康盐务管理局，政府部门和盐业管理机构下达命令及规章，至富荣东场、富荣西场、盐商灶户措施和办法等公文有76件，但都出自在抗战初期省主席王缵绪之手，所推行盐运政策延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摘原政府公文、简报相关记载）
曾在川盐为抗战增产的一年之后，富荣盐场场商“因本重灶贫，流动资金极感缺乏，兼以市面借款利高困难，井盐生产举步维艰。但省主席以高度民族责任感，亲自带动号召盐厂与时间抢进度。淘汰过去自流井已停废老盐井，重点起动添设熬盐碳灶的浩大工程。快速在富荣盐场新增熬盐碳巴灶锅440连半（每连为4个熬盐锅口）。
王主席如此让井盐增产措施，让盐产增加，使自流井原有运销能力明显不适应了，而“赶运济销”亦成为他急需解决矛盾性问题。因战争导致自贡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盐产量的增长。
当国府败退入川，是王主席诸多措施把全川打造成全国内地产盐大省，所产食盐保证战需及供给本省外，还远销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各省。他举社会各界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赶运济销”；添招邓（井关）泸（州）段之临时拨船，连原有者共足几百载，并准随时集招；橹船以往5支一载，为增加运量起见，改为9支载盐两载；自制长船，本年计奉准制造30支；于富荣（盐场）关外及邓井关、泸州、重庆四处设立临时官仓，以备盐船到达；组织重庆川盐运输处，负责办理黔、鄂、湘等岸盐运事物，由该处招集渝宜段木船，组织团体承运；自备板车，于井（自流井）邓（邓井关）段兼运煤盐，并于渝松段载运湘黔盐斤；自备柴油汽车，装运由贡井至关外之西场一部分引盐；筹划铺设邓井段轻变铁路；修理盐井河各堰滩，以便运输。这些“土洋结合”的增产赶运办法，使自贡井盐生产取得巨大成效。
至1938年底，富荣盐场的卤井，由增产前的170余眼增加至210余眼。产盐达到456万余担，增产为128万担，已占四川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媒体报道称：“这在抗战初期最艰难时期，自贡盐税收入达到5000万以上，已占全国盐税80%以上。四川不仅成产盐战略中心，产盐增加90%以上，盐税增长了7.5倍。如国民政府会上热议我国产盐雄于西南，贡献于国家，自贡盐业举国惊甚宏伟！大家无不敬仰省主席王缵绪历尽艰辛，带动全川“增产赶运”特殊政策与各种方式，让川盐承担起抗战历史重任。”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现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滩”、“邓井关”等三个船闸，它们都是建造于抗战时期，是王缵绪主席专门为自贡井盐的“增产赶运”所建。另外，修闸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两季，洪水时期可以直航，自贡至邓井关的盐船日内即可到达。
但一到冬春两季，水枯流断，要穿插起滩路运三至五处，用人抬盐包下船，装上板车，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运。这样反复折腾，航行时间要从一天延长到十天半个月以上。
为解决这一困难，曾特请天津迁往四川相关工程队测量，由工程师徐世达设计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闸。由省主席王缵绪与财政部孔祥熙交涉，并向美国贷款3000万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橹船往返缩短为10天，全年通航吨位已达到20多万吨，这充分满足战时赶运盐及煤的需要。”如自贡盐场车盐水工与熬盐工人极为辛苦，终日汗流浃背的赶产。
据民国史记载：“1929年自贡盐场盐垣共计59家，至1930年王缵绪增加到69家。又于1938年抗战初期的SC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曾因多年主管盐业，则更加促进自贡井盐产量快速增长，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由政府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盐商开办卤井，添置锅灶，赶运济销。在民食军用急需情况下，四川产盐中心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县和荣县分离出来，仅自贡盐场生产卤井就由57眼增加到122眼，产卤能力提高28%；盐锅由6300余口增加到13400余口，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328万担增加39%；产量增加50%。与此同时，在增添井灶的同时，四川盐业加快了机器生产的步伐，蒸汽卷扬机采卤进一步推广。王主席为五通桥宝昌井安装电动绞车采卤获得成功，开创井盐生产电力采卤历史新篇。
而抗战初期，王主席实施盐运政策，通过掌管盐源，调济供销，保障了战时食盐军需民食；则盐项收入显著增加，为抗战经费支出做出巨大贡献。于1939年川盐作为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了ZG市。富荣盐场也因此叫自贡盐场。国民政府要求自贡富荣盐场年产食盐量增加到300万担，同年又将川盐产量数额仍是不断增长，面对如此重大任务，王主席曾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以及日机轮番轰炸等严重问题，他却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井盐生产上，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七千万人在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并以井盐生产快速发展，即保证了鄂、湘、黔、滇、陕、甘、西康和四川陪都大后方等八省军需民食，即大大充裕战时财政，带动川民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附：省主席王缵绪推出政策之一）
处在艰苦卓绝的中日战争，经济十分萧条。四川作为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一些沦陷地区的保险机构与人员也都纷纷迁来本省。因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之交易，盐载水运保险更是自贡保险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自然会引起官商对保险公司互相争夺。那时来自贡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可以说是保险业的一种潮流。也正因自贡、富荣为大后方食盐仅有产地，在川盐空前繁荣期。一时间，沦陷地区保险公司机构人员纷纷迁来自贡，保险事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起来。因为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交易，盐载水运保险引起了官营、商营保险公司的互相争夺，促使盐载保险更新发展。而川省主席王缵绪及时推出新政12条：如《非常时期鄂岸商盐保障税款暂行办法》规定：“非常时期商盐税本，应以投保兵险为原则”。于8月4日公布《非常时期西岸淮商借运川盐济销西岸办法》共11条规定，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及盐务总局备案实行。其中规定：“盐斤发运前，商人应自设法照西岸最高税率投保水险”。又于8月9日公布《非常时期湘商借运川盐济销淮引行销各岸暂行办法》共14条规定，由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及盐务总局备案实行。其中规定：“盐斤在发运前，商人应自行设法照湘岸最高税率投保水险。”
据史料记载：从1930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除中间刘航琛把持外，却都延用了王缵绪所制定的保险章程，乃自贡围绕井盐产业保险险种有：“木船盐运水上保险”、“火灾保险”、“简易人寿保险”、“保申团体人寿保险”、“养老保险”、“运钞运银保险”共六大类。除了原川盐银行与自贡井盐先后在上海、万县、自流井、成都、泸县、内江等地均有分行；在合江、嘉定、江津、合川、涪陵等地设有办事处；王主席在抗战期初曾增设了昆明分行外，又新增设汉口、宜宾、邓关、香港以及重庆陪都的山洞、南泉、黄沙溪、民权路办事处等。因盐产对抗战十分重要，在执行国民政府对食盐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王主席将川盐银行盐业部原独家所经营盐载运销，以及贷款业务和盐载保险业务转60%业务，给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同时运行。这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却都是在他任内主持下建立起来至完善。原川盐银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已不在是独营银行，盐业贷款业务与盐载保险业务也只剩下40%左右。
为适应战时经济形势，以满足大后方各项所需，以及支援前线作战物资和兵力，经王主席决定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主要产盐区设市，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合称ZG市，隶属于SC省政府。
可以说，在抗战初期最艰难时期，川盐作为主产区，对战时军需、民食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自贡、富荣盐场（包括富荣东场和富荣西场）、增井增灶、增产增运，巨量盐产、高额盐税、踊跃捐献，维系着抗战日常生活，已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支柱，加之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后方经济稳定，始终支撑国民坚守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乃四川军民作出最大贡献。
同年9月25日，由省主席王缵绪下令，SC省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川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数:特等县2000件、一等县1500件、二等县1000件，三等县600件、巴县、江津、璧山、永州、江北、长寿、合川等县积极征募。受省主席领导的自贡商会同业公会，特向抗日前线将士捐赠背心4.5万件，另捐寒衣费6万元。
可这对日军战略来说，绝非视而不见，如：1939年10月10日，正当ZG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及部分工厂庆祝国庆“双十节”时，上午10时40分日机侵入自贡，分三批27架轮番轰炸盐场厂房和闹市区，炸弹主要投向伍家坝、张家沱、下牌坊、双牌坊、上桥、高硐、张家坝、雨台山、袜子石、大楻桶、缪沟井、海潮寺等地。此次空袭共投弹下113枚弹，造成27人死亡，85人受伤；炸毁房屋175间，尸骸狼藉，因空袭丧生者不能入土为安。造成761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而省主席王缵绪立即向自贡政府及各机关和川康盐务管理局指示，在东岳庙、川主庙成立临时收容站以接纳难民，并于袜子石、双牌坊两地设立施粥厂救济灾民；并对自贡这后方工业重镇受到空袭予以高度重视，将驻防重庆高炮连调防自贡，配合原自贡高炮营进行防守，因该连装备较为先进，对日机实施反击，曾击中日机一架，受创后至宜昌附近坠毁。据1939年（日本昭和十四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题为《对自流井的首次空袭，痛快轰炸军需大工厂》，对这次空袭自贡自流井出动30多日机报道：“……浅野中佐、宫崎少佐所率领大部队经过长途飞行，在10日午后一点半左右，对于SC省中央部位作为敌之军需及军事要冲、同时又以交通要地而闻名的自流井实施了首次空袭，反复轰击其以军需大工厂为首的仓库群，引起了该市内七八个地点发生大火灾。敌使用高射炮（向我）乱射，但重庆方面的战斗机还未来得及出现，我方便悠然确认战果后返航……。”
经日军近两年的轮番轰炸，也毫无效果，日军无奈，一改作战计划为“海陆空”联合攻川。在保川重大问题上，作为川省主席的王缵绪认为，各省将领是靠不住的，否则不会放弃自家地盘，为我省拼命守护，于是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再次请缨出战，授予他驻守四川屏障主将，在他率军出川作战前，已完成川盐指标量达526万担。最值得一提是，尽管在战火纷飞时期，王主席对全川盐业生产与发展，以及为抗战“增产赶运”等诸多方面，带动川民发挥了重大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