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驻守重庆。于是，他又开始大搞重庆城市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从朝天门经陕西街、道门口、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接南纪门的公路通车，上下半城两条商业街交相辉映，观音岩、两路口、菜元坝、上清寺等新组团形成，使重庆由区区四五平方公里，向东西南北拓展到百余平方公里，奠定了城市规模与功能，新的商贸圈及交通大格局形成。在这段公路建成前，东西向滨江的望龙门、太平门、白象街、大梁子是个整体，白象街与大梁子之间，有一条商家鳞次栉比，房挤天窄，供官轿、师爷、驿差、买办、滑杆、马帮、学子、背夫、扯船子、居家户、买卖人、挑脚汉等杂陈共用的丈许青石板大道。南区干线贯通，道路拓宽至五丈，才将紧连互依的地块切割成内靠大梁子、外临滔滔长江，除白象街外，又一条商贸繁荣的通衢大道就此诞生。当时，望龙门、太平门、白象街不仅是重庆城湖广填四川外省人理想的落脚地、重庆开埠洋人独拥的特权街。在民初至抗战陪都时都是实业家、文化媒体人聚集地和办事处。这里历史人文积淀深厚，虽街道不大的水陆要冲之地，商事兴旺，名人荟萃，却涌动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求新思变的活力景象。
可不幸的是，大西南地区灾情泛滥，才刚接盐运主管的王缵绪，就面临着最棘手的是川江盐运却在重庆长江岸边，大量积压了2000余载（花盐每载450包，每包260斤；巴盐每载600包，每包210斤）。更导致盐运、销商大量资金占压所造成自贡井商、灶商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乃幸运的是，恰逢遇到时任川盐运使王缵绪上任，他为官生涯勇于担当、清廉刚正，终生探索于救国为民。当面对重庆江岸积盐重大难题，他深入调查民情病症，整饬吏治，积极推行盐政改革；为全省脱贫抢修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兴办洋务其抵御外侮，因政绩卓著，造福桑梓而深得民心。于1930年王缵绪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经他召集各军及产运销商等共同商议，决议招募多数认商，并规定章程，分配岸区，酌定销额，施行一种减产疏销的盐务政策。而这一政策对四川自贡盐场影响很大，以致力于金融和工商业的大力发展。
而王缵绪在重庆、自贡等地大力提倡创办盐业公会，其行动直接促成重庆盐业公会改组，以及推动重庆盐业银行成立。
他在其位时，必用人才，先任曾子唯（速成军校同学）重庆川盐裕商银行董事长，后更名为重庆盐业银行行长。
为了拓展业务及维护盐商利益，王缵绪提议自办保险业，并在重庆、自流井设立盐业公会保险部，承保富荣盐场至各口岸引盐。与此同时，却在贫穷最落后的背景之下，四川自己的盐运保险就此应运而生，后来发展成中国近代盐运保险主要集中于四川一带，而自贡就是在王缵绪的大力督促下，所创办最早的四川盐运保险机构。
可川盐经王缵绪努力与支持下，生产及发展市场急速的扩大，资本也大量向自贡盐场集中。川盐银行保险部曾先后在自流井、邓关、合川、涪陵、万县、合江、江津等地盐岸，都设立了保险部与办事处。其中，川盐银行自流井分行保险部于1932年9月设立于三圣桥（现自贡解放路），重点开展自贡地区的盐运保险业务。其所有川江盐运保险开办前。王缵绪并要求严格制定盐运保险章程，保障盐商的正常经营，与解除盐船船户后顾之忧，这对大西南地区老百姓生活，都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于是，王缵绪曾促使自贡商会另选职员负责筹备改组商会（前身叫行帮），他提出成立自贡同业公会组织以遵照国民政府新颁《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促使自贡成立了井、灶、行、垣及商帮19个同业公会。这些公会在王缵绪管制内，不但组织建全，并按要求制定出详细的同业公会章程。如1930年10月21日ZG市笕商同业公会所定立的章程，它包括总则、会员及职员、会期、会金、惩罚、附则六章共十五条。其最重要是这些条款中，对“宗旨”、“组织”、“会员之权利”、“职员之权责”都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规定。如章程要求：“凡本市笕商皆得入会为本会会员，每笕各摊派代表三至五人出席。”而成立公会组织有：ZG市东场灶商炭业同业公会、ZG市东场井商同业公会、ZG市西场井商同业公会、ZG市西场灶商引盐同业公会、ZG市笕商同业公会、ZG市行商引盐业同业公会、ZG市炭商业同业公会、ZG市自流井炭巴盐业同业公会、ZG市自流井区火花盐工业同业公会、ZG市东场灶商炭盐业同业公会、ZG市东场票盐同业公会、ZG市西场票盐灶商同业公会、ZG市运盐商业同业公会、ZG市药材同业公会、ZG市脚当同业公会、ZG市钱业同业公会、高硐炭业同业公会、ZG市苏广绸缎同业公会等。
于1930年12月30日，在富顺、荣县两县政府及国民党ZG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表监视下，由各同业公会及商店会员举定代表进行选举，选出主席郭梦芝（灶商），另有常务委员4人，执委10人，候补执委5人，监委7人，候补监委3人，同时还设文牍1人，书记2人，会计1人，庶务1人，收款1人，收发员1人，录事2人，商会会址设在自流井新街的井神祠。
定本会受除名之处分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为会员：“褫夺公权者；有反革命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无行为能力者；有精神病者。”可见当时不是每一个经营笕业的商人都是可以加入同业公会。再比如，其中关于“会员之权利”就明确规定：“会员代表有选举及被选举权；会员代表有建议权、表决权；会员如确有受压迫、冤屈情事者有请本会援助之权利；会员与会员之间如发生争执时，有请求本会排解处之权利；会员有关于商事上之行为得请求本会陈诉政府或官厅之权利。”这充分说明，凡是加入了同业公会的笕商，其自身经营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障。
正因国民政府新《商会法》、《工商业同业公会法》颁发后，经重庆盐业公会经改组，曾子唯担任主席，李鑫五为副主席。在自贡所新组建的同业公会中，“许多作为银行家、钱庄、票号代表的组织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熊佐周、罗华垓、侯策名、胡铁华、李云湘、诸子言、倪敬先、颜宪阳、颜心畲等一大批，新兴盐业的企业家们当选为组织代表。
自王缵绪就任以来，促成四川保险行业以盐运水险为主要险种之一，其官民运商、船户都以保险作为商税资本唯一的保障。经他严格要求盐运水险的保险期，从装货、查验、放行之时开始至到达目的口岸，起陆卸货堆存7天内都属有效保险期。责令范围在全程途内发生搁浅、碰撞、沉没、着火焚毁造成的损失外，对停泊、转载、起陆卸货堆存的损失，即有合理的期限规定。
尽管自贡井盐一直都是名满天下，到民国中期时大多数自贡盐商，可都还没有想到兴办一家自己的银行。而王缵绪任上，他面对另一大难题是，经营盐业工商从产地购进与途中运输，到抵岸销售，需要三套本钱从中周转。虽然新盐商每月认销100载，但新盐商缺乏资金周转已无可经营。经曾子唯专程到王缵绪府上述说自贡厂商的意见和请求。王经了解井盐场商正常生产与实际金融问题，以供各井灶商们资金周转不足借贷困扰。他召集新旧盐商共56家在重庆南山开会，并决定创办“重庆盐业银行”，纾解新盐商资金短缺困境，以从根本上解决盐商深感资金周转的大难题。于是，在王缵绪带动下，先给取名为“裕商银行”，经过多方筹备与报批，为重庆盐业银行，经通过开会研究决定以股本额200万元，实收50万元实施。并公推负责人王缵绪，董事曾子唯，副董李鑫五，经理何鼎臣，副经理白少玉。
于1930年9月1日重庆盐业银行（简称川盐银行），在重庆新街口总行正式挂牌开业，即真正开启有组织的盐载保险业务。这可是四川自贡盐业公会自办保险的首家银行。正如《重庆金融》编著（1991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要有两个以上已注册的银钱业合并始能组成一个新银行”。就是这一个条件，就很难达到了，可见民国时期开办银行条件极高。而为自贡盐商们成功兴办银行绝非小事。这功不可末的重大贡献，却要追源于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王缵绪将军。原川盐银行楼旧址今重庆饭店。
后至1932年6月，重庆盐业银行又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注册，经批复又改称“重庆川盐银行”。自该行成立为独家经营盐载保险业，新接管盐业公会保险部移交盐载保险费结余10余万元，入股和约集新股共凑足80万元。同年7月4日，重庆川盐银行正式开业。董事长吴受彤，经理吴说岩、陈丽生、谭备三，实行董事长制。吴受彤担任董事长，业务趋向SC省盐业，定位是侧重为盐业服务的专业银行。
由于银行股本仍认定为200万元。所差之数，经吴受彤与盐商商议，最初按每月认销的每载盐收100元，不久改收400元作为入股的股本来补足。为支持本项事业发展，作为盐运主管的王缵绪本人曾入股8万元，以解资金不足困惑。
报载：“1930年2月15日，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总督王缵绪曾任川南道尹暨CD市政督办，皆有政声。而他对川省盐务重任，也当有计划。王缵绪自任四川盐运使总督，立即筹建(自)贡泸(州)铁路，以解决自贡产盐要地因交通不便致运输困难问题。后因故搁置，是因自流井行署委员再次旧事重提，将自井至丰井之井丰铁路延长建筑所至。为此，王缵绪总督致函自流井行署委员，以促实现。”
又于1932年4月30日，王缵绪致自流井行署委员函：
呈悉。紫荆运盐依赖江河，诸多不便，自以修建铁道为切要之区。运署感此，亦议之有年，在张运使英华任内，曾由稽核总所提倡，允拨官款50万元，作为官商合办。嗣因由聚兴诚银行承包，所聘工程师为德国人。时值欧战甚烈，总所以德人为仇敌，深致不满，遂取消此案，以致功败垂成。设使当时不因此种变动，则此路早己完成。本署每念及此，辙为深慨。前据委员来函，旧事重提，且因曾修马路，其基已奠，改铺铁轨，事半功倍，本署亦甚为然。所以踌躇而未决定者，尚有数项，兹与该委员商计之。
l、一条井丰殊不合算，应当推至泸县为止。因在贡井，可在荣威购炭，丰关无炭可购，远道运往，其价必贵。若到泸县，则胡市产炭，就近购用，所省甚多。
2、修铁路与马路不同，须得交通部核准，发给护照，所须材料方能购运来川。不然料不能来路即难建，而立案之手续甚多，必须先有详图及勘测情形预算工料并集股数目，乃即呈报，不必俟奉准，否则徒立其名，进行甚难也。
3、目前筹款亦不外按盐加征，而附加已重，盐因炭涨，价又增高，再筹修路之费，亦恐不易集宁也。
4、询诸各商，佥以刘文辉二十四军所修马路费款至巨，大部中饱或办理疏忽，吃亏尤重，即使筹集股本，亦概交存妥实银行，另觅外国银行承包兴筑，不愿自行修造。盖由于重庆之自来水费款二百余万，而尚不能供求各用也。
以上各节，均为要件，该委员既愿提倡，应即在井召集井灶垣商行各妥为核议，拟具办法，呈复核定，可也。此令，王缵绪。
（注：寻自：1932年4月30日《四川晨报》）。
从1932年至1940年，盐载保险主要由川盐银行保险部一家独办。于1933年9月，在沙湾设了中国银行自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经理处；又于1935年在三圣桥聚兴诚银行设了兴华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流井办事处；同年川盐银行保险部在各盐岸，设立查验机构9个和滩务站4个，与重庆银行合办盐载保险等业务。此后，太平、宝丰、丰盛以及代理保险业务的白理、华兴、安达生、三井等洋行也进入重庆保险市场。曾在《重庆川盐银行始末》书中介绍到，川盐银行接办盐载保险业务采取的经营管理措施：“并在沿江著名的险滩等地方，加强了舵工和救护红船等组织与设备，这就大大减少了水险的损失。当时收取保险费的标准，是按路程远近计算的。以花盐为例，由邓井关到泸州每载为100元，到合江为130元，到江津为140元，到重庆为160元，到万县为240元。”其一文介绍：“合办的主要原因是楚岸即轮运，保险费较轻。以每月200载盐计算，如果没有较大赔偿支出，全年可获得纯利二三十万元。”于是，张筱坡、曾俊臣等厂商兼运商，于1935年暗中约集自贡厂商在重庆银行总经理潘昌猷私宅开会，商议另组盐载保险机构。吴受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建议潘昌猷与川盐银行协议合办保险业务，利润均分，经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相关费率规章均由川盐银行保险部自行规定，各盐商也全数向其投保，所以经济效益比较稳定。每年实际运量在5000载左右，保险金额按开办时币值计算约十几亿元。保险费率由千分之几达至千分之二十，每年可收入保费近200万元。仅用两年多的时间收回股本，还均有不少的经济效益。
抗战前该行业务以盐业为主，营业种类包括经收各种存款、经办同业间各种放款及贴现、经办盐斤抵押借款等项、办理各埠汇兑、保管关于盐业机关团体财产及证据、代理关于盐业机关及团体的收付。并在上海、成都、自流井设立分行，又在江津、合江、泸县、内江、嘉定、涪陵、合川、江北设立办事处。此后该行分别投资于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等行业。直到抗战初期，由王缵绪当任SC省政府主席时，国民政府对盐业进行统购统销，该行业务经营逐渐与一般商业银行无异。（注：特别说明的是，1936年后该行分别投资于盐业、洋灰、电力、制革、地产等行业，当年共计盈利25.4万元。于1937年收足资本200万元，同年吴受彤去世，1938年董事会改选，刘航琛继任董事长。自1938年6月，时任SC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出于人际关系，无奈委派潘昌猷为SC省银行总经理。潘昌猷利用省行低息贷款，因王缵绪不放心又指派心腹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改行董事长责任制，使潘昌猷有职无权。从1939年资本增至300万元，可刘航琛所占股本随之增大，至1942年川盐银行增资为600万元，刘航琛进一步收买股份，占资本总额三成左右。到1944年9月领有财政部银字第1042号、经济部新字第863号营业执照。于1946年资本增至4000万元，刘航琛认购2000万元，其股本上升至50%。又于1948年资本调整为金圆券80万元，刘航琛占股六成。自1940年1月起至1949年5月间，刘航琛通过川盐银行投资于公用及工矿事业、商业企业及金融、信托保险事业，后因经营不善，使川盐银行蒙受损失。直到1949年11月后该行宣告破产清理。
加之1940年，王缵绪已出川抵抗日寇入川，是由蒋介石兼理SC省政府主席。因潘文华拉拢财政部长孔祥熙，其弟潘昌猷由此得到孔的垂青和照顾。曾在1940年经财政部投资200万元，改组SC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为董事长。当潘再度掌握省银行实权后，套用资金更甚于前，转入重庆商业银行及其所属企业运用，同时获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局的低息贷款。在币制日趋贬值的情况下，他调运大量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搞投机活动，财富剧增，重庆商业银行从而跻身于重庆著名银行之列，达八年之久。
至1943年2月1日，潘以“同业借款”名目，从省行套取大量资金转人重庆商业银行，数额逐年上升，从1938年平均每月7万元，增至1945年平均每月3000万元以上，并凭借孔祥熙的关系，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金局的贷款。潘昌猷用这些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和房地产的投机活动，利用通货膨胀，大发其财。
潘昌猷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企业有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植华纱厂、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投资的企业有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数十家。抗战胜利后，潘昌猷积极向省外发展，图谋重庆商业银行发展成全国性的大银行之一。他将总号迁往上海，设立重庆商业银行临时管理处，增设汉口、广州、南京、天津、香港等分行，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把经营范围由川盐扩大到海盐、淮盐。据统计，潘所经营与投资的公司、厂矿，包括重庆比较著名的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等共有152家。另把重庆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的业务重心也转移到上海，上述各家，均由潘昌猷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或总经理等职。并且，潘昌猷除在金融、工商界地位外，他还担任CQ市参议员、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务。初期经营尚称得手。直到1949年，净赚黄金7520两、美金170万元，房地产银元120万元。潘昌猷还以大量资金经营工商企业，他所经营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专营猪鬃出口，与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康心如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刘航琛的和沅实业公司，并列为重庆的“四大公司”。重庆盐号也是他经营的重点企业之一。
当内战爆发，时局形势急转直下，潘昌猷重庆事业却因国民党的失败，他的扩张与抱负也终成泡影。）
在艰苦卓绝的中日战争时期，我国长期处在战乱的动荡之中，经济十分萧条。而四川作为战时陪都及抗战大后方，其沦陷地区保险公司机构与人员都纷纷迁来本省。因川盐是自贡大宗商品之交易，盐载水运保险更是自贡保险业的一项主要业务，这自然是引起官商对保险公司互相争夺。那时来自贡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可以说是保险业的一种潮流。据史料记载：从1930年到1948年都延用的是王缵绪所制定的保险章程，乃自贡围绕井盐产业保险险种有：“木船盐运水上保险”、“火灾保险”、“简易人寿保险”、“保申团体人寿保险”、“养老保险”、“运钞运银保险”共六大类。为了防患未然，当时王缵绪责令保险机构除了“在江河著名的险滩地方要增加舵工、导航红船，对河床险滩暗礁投资疏淘，设立航标导航”外，还在沿江重要口岸设置了查验站，并对保险盐船的坚固程度，舵手、水手的熟练程度，根据水情限制装载数量，服从滩师指挥等制定了一整套的查验制度。凡保险的船支要经查验站签署合格才承担保险责任，一旦盐船失吉，经查勘属实，则及时赔偿。那时，自贡的盐载运输水险几乎由川盐银行自流井保险部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保险部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工作措施，曾派专人调查统计出邓关至泸县沿河一带有大小滩槽67处。在对这些滩口的水势深浅、洪水与枯水季节行船情况，以及整修滩堰的时间、费用等全面了解后，川盐银行保险部专门设有滩务员、验船员，并在滩口选雇熟悉该处水性精于放船的舵工放滩，以增大盐船安全系数同时，王缵绪为了适应盐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盐载保险及川盐银行办理盐载保险业务等，并采取了各种加强安全管理。为此他又推出一系列有利于盐业保险发展的政策与措施，使盐载保险业蒸蒸日上不说，更为川盐银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其一是规定川盐银行的经营方针是扶持发展盐业，重点是经营盐载保险业务。其二是为扩大川盐银行的影响，广泛设置业务机构。其三是广泛招聘专业人才，尤其是熟悉盐业装载、运输、销售的人才和金融、保险、防灾防损的人才。四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防损措施。川盐银行保险部在沿江设立查验站、看滩管事，在险滩代放船只，引导盐船行驶，完善救助手段等。自抗战爆发，沿海海盐产区相继沦陷，四川自然成为全国盐产中心。时任抗战时期的省主席王缵绪以井盐生产快速发展，即保证了鄂、湘、黔、滇、陕、甘、西康和四川陪都的大后方等八省军需民食，又大大充裕了抗战财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同年9月25日，由省主席王缵绪下令，SC省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川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数:特等县2000件、一等县1500件、二等县1000件，三等县600件、巴县、江津、璧山、永州、江北、长寿、合川等县积极征募。受省主席领导的自贡商会同业公会，特向抗日前线将士捐赠背心4.5万件，另捐寒衣费6万元。
当日军得此四川重要情报，并制定出轰炸重庆成都“101号”作战计划；以及轰炸四川自流井（ZG市）各地制盐工厂“102号”作战计划。日军是以绝对优势先后采用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战术进行最大规模的持续战略轰炸。
在国败家亡时，川省主席王缵绪把全川打造为全国内地产盐大省，所产食盐除供给四川各地外，还远销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省。因川盐外运皆走水路，盐船重载，时有发生，盐商损失惨重。王缵绪令盐运总署组织载盐船舵工实行领取“撑证”办法，由邓关领江公会办舵工培训班，经费则由保险部负担，经过鉴定合格者有140人。此外，每年的枯水季节，川盐银行都要拿出相当费用，采取“冬季预淘，春季全淘”办法，对以上滩口等进行全面清理。
曾始于乾隆年，人工划桨搬艄的柏木船义渡，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期，这载人运货过江的柏木船，也是在抗战初期王缵绪担任SC省政府主席时，开通望龙门过龙门浩蒸汽轮渡，一直并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今重庆望龙门却是无人不知，它在长江主航道靠南岸一侧，顺着江流卧着两条巨大的龙形礁石，逶迤数公里，上溯盐店湾，下至野猫溪，在龙头相对处，仅有一条木船能进出的豁口，古人敬为“龙门”浩内是泊船良港。
自古以来，自贡井盐多依靠釜溪河至邓井关入沱江，进长江，溯赤水，转乌江、入嘉陵江，取道永宁河，远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然而这些井盐外运，却有着繁复“证明单”上的“运照”、“单号”等手续办理，以及相关严格审查环节。据记载，自流井至邓井关一段的釜溪河，每年约有300多万担的自贡井盐被运入沱江，进长江。
这些盐大多被称之为“盐港”的张家沱集结，待“圆载”，即装满每五只（一单）停靠在这里的“歪脑壳”橹船后形成编队出发。但正式出发前，每一单盐船要经过王爷庙到达关外盐务管理当局特设的挚验处，履行一系列报批手续，并缴纳相应的税款后，取得专门的运盐准单和运照，则依令出航。盐船到达邓井关，待又一次对盐运手续进行查验后，再换长船进入沱江……。曾作为自贡水运起点张家沱盐码头，“既是釜溪河岸的井盐生产地，又是釜溪河水运盐道的盐斤集结地，同时还是自流井盐场井盐陆路运输的始发地”。它不但见证与记录了昔日自流井最繁华热闹的盐商及盐业生产所需物资交易盛况。而且，还因为其附近所遗存的灶房、井架、柜房、盐垣、盐店盐铺，以及挑盐、运盐的石板路等，使之成为了自贡珍贵的井盐文化遗产。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现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滩”、“邓井关”等三个船闸，它们都是建造于抗战时期，是王缵绪专门为自贡井盐的“增产赶运”所建。修闸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两季，洪水时期可以直航，自贡至邓井关的盐船日内即可到达。但是一到冬春两季，水枯流断，要穿插起滩路运三至五处，用人抬盐包下船，装上板车，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运。这样反复折腾，航行时间要从一天延长到十天半个月以上。为解决这一困难，曾特请天津迁往四川相关工程队测量，由工程师徐世达设计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闸。由省主席王缵绪与财政部孔祥熙交涉，并向美国贷款3000万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橹船往返缩短为10天，全年通航吨位已达到20多万吨，这充分满足战时赶运盐、煤的需要。
1938年川盐为抗战而增产的第一年，王缵绪主席举社会各界之力，想尽一切办法“赶运济销”；添招邓（井关）泸（州）段之临时拨船，连原有者共足几百载，并准随时集招；橹船以往5支一载，为增加运量起见，改为9支载盐两载；自制长船，本年计奉准制造30支；于富荣（盐场）关外及邓井关、泸州、重庆四处设立临时官仓，以备盐船到达；又组织重庆川盐运输处，负责办理黔、鄂、湘等岸盐运事物，由该处招集渝宜段木船，组织团体承运；自备板车，于井（自流井）邓（邓井关）段兼运煤盐，并于渝松段载运湘黔盐斤；自备柴油汽车，装运由贡井至关外之西场一部分引盐；筹划铺设邓井段轻变铁路；修理盐井河各堰滩，以便运输。这些“土洋结合”的增产赶运办法，再加上自贡盐业人满腔的爱国热情，使自贡井盐生产取得巨大成效。到1938年底，富荣盐场的卤井，由增产前的170余眼增加至210余眼。1938年富荣盐场全年产盐456万余担，较1937年增产128万余担，已占四川各区总产额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产盐战略中心。
该盐场场商“因本重灶贫，流动资金极感缺乏，兼以市面借款，利高借难”，井盐生产举步维艰。王省主席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号召盐厂抢进度。并且快速淘办过去在自流井已经停废的老盐井，重点起动添设熬盐碳灶的浩大工程。新增熬盐的碳巴灶锅440连半（每连为4个熬盐锅口）。当时，富荣盐场如此井盐增产措施所带来的盐产量增加，使自流井原来已有的运销能力明显不适应了，“赶运济销”亦成为了急需解决的矛盾性问题。与此同时，自贡盐税亦成急剧上升势态，其速度超过盐产量的增长。从1938年起自贡盐税比1937年增长96%，盐税增长7.5倍。却在抗战期间，自贡盐税收入更是达到5000万元以上，已经占到全川盐税的80%以上。媒体报道：“我国产盐雄于西南，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更值得一提的是，富荣盐场人历尽艰辛，不但以“增产赶运”的特殊方式，主要承担起川盐抗战的历史重任，而且还将个人资财直接贡献抗战。
据史料记载：乃抗战初期的SC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曾多年主管盐业，于此便更加促进了自贡井盐产量的快速增长，据统计：1929年自贡盐场盐垣共计59家，至1930年王缵绪增加到69家。其中，富荣东场大坟堡盐垣是自贡盐场规模最大的盐交易市场，在这里开设有多家盐店。于1938年高达457万担，比1937年328万担增加39%；到1939年川盐作为主产区的富荣盐场将自流井地区和贡井地区分别从富顺和荣县分离出来，正式成立ZG市。富荣盐场因此叫自贡盐场，国民政府要求自贡富荣盐场年产食盐量增加300万担。这个新的产盐量要比1937年翻了一番。时任川省主席的王缵绪，当面对如此重大而艰巨的抗战任务，曾一度面对井盐生产成本困难、日机轰炸等严重问题，他却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井盐生产上，力求保证四川、康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七省市达7000多万人口在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至1940年初已达到526万担。更值得一提的是，竟管在战火纷飞时期，王缵绪却对全川盐业的生产与发展及抗战“增产赶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与贡献。
回顾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重庆盐业公会自办盐载保险和盐商到洋行和外资保险公司办理盐载保险；盐商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官盐以税收“提款自保”、商盐随盐“带征商本税”收取积累基金制度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向肇事之轮船公司要求赔偿和政府通过免税补配盐斤的这种从清代就形成的制度占据主流而已。
直到1930年民国时期，才有了王缵绪创办的首家重庆盐业银行成立，其组织行业开展盐载保险，又逐渐有了盐联产物14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自贡开展盐运诸多保险业务等，这种局面即有了飞跃的发展。则重庆盐业银行改为重庆川盐银行和保险“四联总处”的诞生都与川江盐运保险密不可分。尤其是川盐银行呈请川康盐务管理局转军事机关和SC省政府通告：邓关、泸县河道枯水时滩口狭窄，上下船只应互相避让、以维盐运安全；还呈请交通部颁发川江重载木船上下船行规则及奖惩条例；又请富顺、泸县政府发出布告、禁止沿河一带淘取沙金，以免淤塞妨碍运输。
时值军阀割据年代，SC省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田颂尧、刘成勋、赖心辉等在中央军入川前的20年间，这些军阀打得热火朝天，相互攻伐达487场战争，他们划地为牢，不但在防区内征税纳粮，还委任官吏，立法执法，军、民两政他们说白没人敢说黑，所以老百姓常年忍其战苦，敢恨而不敢言。战到1932年四川可再次爆发叔侄“二刘大战”，因刘文辉的军力膨胀到七万所导致，非要打败刘湘不可，继而称王。为使百姓彻底摆脱战乱之苦，获得安居乐业，王缵绪实不忍刘氏家族叔侄继续发动“二刘大战”，决以消除20年的军阀混战，还于百姓生机。于是，王缵绪亲率自己军队讨伐，抨击刘氏一族，并将刘文辉赶至西康边境落草为寇，彻底完成四川统一。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国民经济，不久成为了天府之国，为我国抗战后方奠定了雄厚基础。
于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王缵绪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至1935年初，王缵绪先后任四川剿匪第五路副总指挥及第六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当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与中央红军在四川会合，王缵绪率5个旅约15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区与红军作战，并阻击朱毛会合，即获国民政府颁三等云麾勋章。这时蒋介石企图入川，却遭刘湘联络川内各大派系强烈反抗，蒋因受阻，先派军统深入了解川中局势后，蒋的复兴社首先把川军强将王缵绪部归为中央正规系，同年10月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为第44军中将军长衔，实则王缵绪的军队已超两军兵力，但仅按一军正式编制配备及发放待遇；属辖三师、十六团，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驻守水口场、夹门关、清江堰一线。11月6日，蒋特邀王缵绪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该会为国民党第一次最重大会议。实则，王缵绪早已热衷地关心国家土地改革，并在大会提出良好建议。尤其是对我国经济与土地都有深刻研究，其撰写的《波斯农民状况之研究》载入《农村经济》二卷五期；《土地问题研究其内容及其解决方法》载入《地政月刊》三卷十期。同年4月，陈立夫组织编撰民众教材《国民说部》即刊出王缵绪编著第六集《国民生产经济集》之《爱乡记》(乡村建设)作为全国教课书，由正中书局印行。曾供各省一般民众学校，即赣、鄂、皖、豫、闽等省市施行特种教育区域。中山民众学校，亦采用此书作为训练民众之工具书。寻自2008年孔子网。
为抵御外侵，必然国内统一。可四川军阀刘氏一族刘湘和刘文辉曾多次公开反蒋入川。尤其是在民国政府内忧外患时，虽一些川军表面上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其刘氏一族得到两个军番号，刘湘第21军，刘文辉第24军，但他俩始终是在川内蛊惑各系同盟反蒋。曾借唐生智反蒋战争二刘却毫不犹豫与唐领衔发出反蒋通电，总数为75人联名称：“蒋氏乃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可唐很快就被蒋军击败，其刘氏一族更痛心疾首。又于1930年刘氏率部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联合起来倒蒋，史称“中原大战”。该刘氏一族一是调集部队打算攻击武汉侧击蒋军，二是发通电逼蒋“克日下野”。当刘文辉第24军还未出川，冯、阎、李就已经彻底战败，而二刘只好偃旗息鼓，这能不让老蒋恨之入骨吗？此时，蒋为入川却拉拢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此时，蒋介石和身边的陈诚与王缵绪交往甚密，且听取王的建意，为阻刘氏之举，以退而求其次任刘湘省主席，表面上以帮刘湘整治各军阀，让他终于实现一把“四川王”的愿望。可肆意妄为，反倒借助名望不但发动川内，甚至扩展到川外与韩复榘等地方将领联手反蒋的成度。在中央军入川问题上，王缵绪为支持蒋抗战与刘湘反蒋入川形成了对立。则刘湘派周从化等数十人监视王缵绪行动，最终还是，凭借王缵绪曾统一四川的极高声望，极力联络各派首脑，并努力作通其首脑以刘湘狭隘之举，从而转为支持接受中央入川。首先，蒋介石在峨嵋山创办军官训练团，他任团长，王缵绪长子王泽濬任队长，陈诚任教育长。可陈诚这个教育长却三番五次地向川军军官训话，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却经常羞辱刘湘，如称：“有些人狗屁不懂，从国外买了两架破飞机，就敢自称空军，这种空军连封信都送不了，能打什么仗？”这可让刘湘一脸尴尬。于是，刘湘借省主席为名号召各系军阀围攻军校，打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来。
自抗战爆发，国民党军已经三月作战，北方相继丢失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河南北部地区，退向黄河沿岸。这时，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完全撕开淞沪战场防线。中旬，太原和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军纷纷向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撤退，南京形势危殆。而淞沪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武汉会战，蒋坐镇武汉指挥军事，还未真正迁至重庆。因四川自护法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尤其是刘湘与老蒋作对打出“川人治川”局面，排外趋向实有受阻。经“持久消耗”上海也全线撤退。因战事不能很快结束情形之下，国民政府被迫接受准备长期抗战事实。因暴日肆贪黩，这无非是让我中华民族之灭亡，为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凡有血气军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王缵绪却深知最后关头，他为国家与民族生存，皆无屈服之余地，促国民政府兹为应战，移驻重庆统筹全局从事长期抗战起见，他呼于全川军民以中华民族为重，土地之广，人人本着必死之决心，用之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使之任何暴力不能分离，仅靠全国民众之团结，才能做到继续抵抗与维护国家民族之生存目的。
王缵绪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而重庆位于四川东南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因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它作为西南地区重镇。接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基于以下考虑，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便可抵御日军入侵。”
1937年王缵绪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抗战暴发，由王缵绪带头动员川军请缨出战，他立即率第44军和第67军奔赴前线，因战势所迫。于1938年1月国民政府将王缵绪两军改为第二十九集团军，任他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4军军长指挥武汉外围江防作战。就此，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与其它川军不同，即全部归为正规部队使用，而派到第五战区最主要战场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