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提示：本章主要介绍了军旅文学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取向和主要功能。通过学习，学员应了解军旅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掌握军旅文学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通过对军旅文学功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军旅文学基本性质和审美价值的理解。
纵观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军旅文学犹如一部流动的史诗，始终凝结着军人的欢乐与困苦、交融着官兵的理想与坎坷。通过其沉浮演变的轨迹，可以折射出国家与军队的相互依存，再现一个民族艰难曲折、光辉灿烂的奋斗历程。
在中国，军旅文学一向以其集中体现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其塑造的人物的坚韧、顽强、英勇、自信，以其黄钟大吕般的高亢激越、磅礴大气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占据了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的精神世界。
第一节 军旅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伟大的精神文明。军旅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种重要形态，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一、军旅文学的内涵
文学，是一个大家都并不陌生的概念。从《荷马史诗》到《哈姆莱特》，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等，古今中外流传千载的文学名作不胜枚举。可是，对于作为概念的“文学”，则需要从中西两个角度进行探源。据考证，“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在当时的语境里，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被列为孔门四科，直接指文章和博学。可以说，这是文学一词最初的含义。在西方，所谓“文学”观念的确立也不过200年左右。英语中的文学一词（Literature）最早出现在14世纪，泛指一切文本材料。直至1900年前后，文学才摆脱单纯的文献之意，形成了现代的文学观念，专指具有审美想象特征的一类文本。
可见，从词源上分析，“文学”一词就经历了复杂的变化。
军旅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它是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种类，它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作者，有自己的评论家和相对独立的评奖标准。其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朱向前在《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中，对“军旅文学”做了初步界定。他认为，如果从题材范畴来看，军旅文学一般是指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一类文学。主要包括军旅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歌曲、戏剧、影视、网络文学，等等。在我国，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三种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间，若以历史论，“战争文学”一说最为资深，纵向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文学，横向可以涉及俄苏战争文学；“军旅文学”一说出现最晚，但后来居上，当属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军事文学”一说亦属中国特色，但这种称谓早于“军旅文学”。总的来说，三者之间的消长与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文革”前17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的，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为主要素材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巨量发行，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小学课本，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从而成为“前17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当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17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通常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如果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前17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他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以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刘亚洲、乔良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作家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30岁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了解了在战争之外的军旅生活。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将军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文学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味和热切关注。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前17年”可比，其题材的广泛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于是，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与战争、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军营、军人，还有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等等。“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此前“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这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中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军旅散文”“军旅诗”乃至“军旅歌唱家”“军旅戏剧家”“军旅摄影家”“军旅美术家”“军旅音乐”“军旅戏剧”“军旅美术”等等，而且读来听来悦耳悦目。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刻板、严肃之感乃至不通之虞。譬如“军事作家”，首先容易让人想起军事理论家或从事军事研究的写家，而很难想到作家。稍加辨析词义，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差异。“军事”是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主要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生活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相吻合。所以，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有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更具有文学意味。
二、军旅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和其他任何事物的产生过程一样，军旅文学起源于军事实践，依赖于火热的军事生活。我军的军旅文学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时期。
（一）红军时期
红军文艺始于“南昌起义”。在庆祝起义成功的联欢活动中，红军创作了小型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这是中国现代军旅戏剧的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军旅文学的开始。
戏剧是红军文艺创作的主要形式，称为“红色戏剧运动”，以话剧成就最为突出。女戏剧家李伯钊主创的《农奴》《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沙可夫创作的《谁的罪恶》，胡底创作的《红色间谍》《沈阳号炮》，钱壮飞执笔的《最后的晚餐》，集体创作的《父与子》等，都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剧作。
戏剧和诗歌是与战争形势结合最为紧密的文艺门类。它们对敌我双方都起到了宣传队的作用，甚至能够直接转化为战斗力。
红军时期的军旅诗歌主要是红色歌谣。“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当时的各个根据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谣，《恩人毛委员》《十送红军》是其中的代表。这时期的将领诗词和烈士诗歌引人注目。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陈毅的《梅岭三章》等，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方志敏的《诗一首》、周文雍的《绝笔诗》、刘伯坚的《带镣行》、赵博生的《革命精神歌》等广为流传。
散文方面，方志敏在狱中写就的遗文《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表达了革命志士捣毁旧世界、建构新中国的决心，散发着人格的伟力，显示了杰出的文学才华。
红军时期开展过四次较大的征文活动。第一次，是1936年8月，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起的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的征文。第二次，是1936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起的“《红军故事》征文”。第三次，是1937年1月，“中国文协”发起的“《苏区的一日》征文”。第四次，是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起的纪念红军创建10周年的红军史料征集活动。这些征文是军旅报告文学的雏形。在艰难时期的这四次征文，如同暗夜里的火把，令人感奋。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做了大量的真实报道，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央苏区的窗口，是一部具有特殊地位的报告文学作品。
（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的军队文艺形式有墙头小说、讲演文学、小说朗诵、街头诗、枪杆诗、田庄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
红军草创时期，军旅小说几乎是空白。抗战时期，军旅小说开始兴起，以短篇为主。短篇小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分为几个创作群体。一是以杨朔、柯蓝、周而复为代表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作群；二是以孙犁、康濯、王林、秦兆阳、邵子南、管桦、张志民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创作群；三是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的晋冀鲁豫、晋绥边区创作群；四是以冯毅之、那沙为代表的山东解放区创作群。
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刘白羽的《五台山下》、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喜事》、康濯的《“二百五”和他的枪》等，多以生产能手和抗日英雄为描写对象，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短篇小说。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和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生动塑造了农民游击战士的形象。邵子南说唱结合的短篇《地雷阵》、柯蓝以新章回体形式写成的中篇《洋铁桶的故事》，均令人耳目一新。
在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中，丁玲、孙犁、刘白羽、赵树理“四峰并立”。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都是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的小说。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写儿女情，抒风云气，从羯鼓铿锵中升华出一派明净自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幽默质朴，雅俗共赏，真正成为民族化、大众化的集大成者。
抗战时期的军旅诗歌，有以田间、魏巍、邵子南、史轮等创作的街头诗，陈辉、钱丹辉、鲁藜等创作的抒情诗，公木、魏巍、蔡其矫等创作的叙事诗。田间以其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长诗《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被誉为“时代的鼓手”。艾青的《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光未然的组诗《黄河大合唱》气魄宏大，酣畅淋漓，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公木的《岢岚谣》、陈辉的《为祖国而歌》等，均是鼓舞人心之作。
抗战时期的军旅戏剧依然繁荣，以话剧、歌剧、秧歌剧为主。最成功的是话剧。如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丁里的《子弟兵和老百姓》、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点》等，在当时非常轰动。歌剧有李伯钊的《农村曲》，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刘二起家》《牛永贵挂彩》等。
抗战时期的军旅报告文学初露头角。比较突出的作品有丁玲的《田保霖》、周立波的《战场三记》、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以及丘东平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等。
（三）解放战争时期
大革命以暴风骤雨般的气势推进，军旅文学亦日趋成熟，较大型的作品开始出现，并进而掀起大型作品的创作热潮。
此时军旅小说的最大收获是长篇小说。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是解放区第一部长篇小说，标志着新英雄传奇这一品种的产生。之后，孔厥、袁静抗日题材的《新儿女英雄传》问世，克服了当时同类小说的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的流弊，成为新英雄传奇小说的高峰。其他长篇小说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柳青的《种谷记》、草明的《原动力》、欧阳山的《高干大》等。另外，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顺势涌现。如孙犁的《嘱咐》、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及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等。
这个时期，军旅诗歌的主要收获是民歌体叙事长诗，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为代表，开辟了解放区叙事长诗的新时代。其他的还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
军旅戏剧的最大收获是新歌剧。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成为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在当时演出盛况空前，甚至个别战士在演出过程中因一时冲动而举枪向台上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瞄准，险些酿成悲剧。之后，解放区又涌现出《刘胡兰》《王秀鸾》《赤叶河》等新歌剧。
报告文学在解放战争时期独领风骚。华山的《英雄的十月》、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李普的《陈毅将军印象记》等，都是军旅报告文学的佳作。刘白羽在这个时期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随部队南征北战，写成报告文学集《环行东北》《为祖国而战》《历史的暴风雨》《光明照耀着沈阳城》，真实地记录了解放战争进军的步伐。
（四）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简称“十七年”）
这个时期，军旅文学波澜壮阔，军事题材小说名家蜂起。这期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20世纪50年代初，刘白羽的中篇《火光在前》标志着新中国军旅小说的开始。
“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长篇小说领域，以革命历史题材居多。先是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相继问世。1954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出版，把当代战争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长篇战争小说。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孙犁的《铁木前传》、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李心田的《两个小八路》、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领域，则有巴金的《团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朱定的《关连长》、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茹志鹃的《百合花》、肖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党费》等。
50年代的军旅诗歌作家基本上是由战歌与颂歌两个诗群组成的。战歌诗群即朝鲜战争诗群，是来自朝鲜战场的一群青年诗人，他们都是从战场走向诗坛的。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张永枚的《骑马挎枪走天下》《人民军队忠于党》，皆传诵一时。颂歌诗群即西南边疆军旅诗群，是来自西南边陲的一群青年军旅诗人，致力于对和平生活的深情歌唱，抒情性较强。公刘的《佧瓦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白桦的《鹰群》《孔雀》，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
六七十年代军旅诗歌的中坚诗人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郭小川的抒情诗《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政论诗《团泊洼的秋天》，叙事诗《爱情三部曲》《将军三部曲》《一个和八个》等优秀诗篇，在内容和文体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贺敬之以抒情短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抒情长诗《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八一之歌》等，奠定了诗坛大家的地位。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一、二部），标志着当时长篇叙事诗的最高水平。十七年间主导军旅诗坛的是李瑛，其诗作感情细腻真挚，构思精巧细致，语言优美清新，影响了一代军旅诗人。
“十七年”军旅戏剧的代表作品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歌剧方面，涌现出了张敬安等编剧的《洪湖赤卫队》、赵忠等编剧的《红珊瑚》、阎肃等编剧的《江姐》。
“十七年”军旅散文代表作有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日出》《灯火》《红玛瑙》《长江三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菡子的《无名礼赞》等。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军旅散文家，刘白羽的散文色彩绚烂，风格壮丽，庄严高华，激越炽热，以重大的政治题材、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革命激情见长。一些军旅作家的怀旧散文，如孙犁的《访旧》、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均显示出较高的艺术价值。
（五）新时期之初
这个时期，为军旅文学重振雄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是报告文学和诗歌。
20世纪80年代，军旅文学呈千帆竞发之势，以中篇小说为标高。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徐怀中的《阮氏丁香》首先打响。朱苏进的《射天狼》《引而不发》以新的审美视角观照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思考军人价值所在，别具深度。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成功塑造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代军人英雄群像，大胆触及军内矛盾，冲破了军事题材的“雷区”。莫言的《红高粱》更以惊世骇俗的爆炸式风格一飞冲天。这时期出色的中篇小说有：朱苏进的《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唐栋的《沉默的冰山》，乔良的《灵旗》《大冰河》《远天的风》，张廷竹的《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周梅森的《军歌》《大捷》《国殇》等，构成七彩纷呈的文学风景线。
20世纪80年代，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问世，被誉为“战争文学的换代之作”。自此，短篇小说佳作不断，如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王中才的《三角梅》、唐栋的《兵车行》、简嘉的《女炊事班长》、刘兆林的《雪国热闹镇》、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朱向前的《地牯的屋·树·河》等。
老作家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冯德英的《山菊花》，魏巍的《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及萧克将军的《浴血罗霄》等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延续着“十七年”军旅长篇小说的辉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确立了军旅文学的悲剧审美范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莫应丰的《将军吟》是第一部直面军队“文革”的长篇小说。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海波的《铁床》、朱春雨的《亚细亚瀑布》等，更体现出军旅长篇小说的丰富多元。
新时期伊始，军旅诗人的政治抒情诗震动文坛，如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也是一篇呼吁思想解放的优秀之作。新疆军旅诗人周涛、杨牧与章德益树起“新边塞诗”的旗帜，对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周涛的《鹰之击》《大西北》《醉剑》《神山》等是其代表作。周涛反映南线战争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引发了军旅诗坛的大诗风潮，继之出现了马合省的《老墙》、王久辛的《狂雪》、李松涛的《无倦沧桑》及朱增泉的《京都》《前夜》等大诗。
80年代军旅戏剧的代表作有白桦的《今夜星光灿烂》《曙光》，郑振环的《天边有一簇圣火》，周振天的《天边有群男子汉》，丁一三的《陈毅出山》，赵寰的《秋收霹雳》等。
8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在文体上走向成熟，涌现出一批力作，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江永红的《骄子》《中国师》，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走出神农架》，王玉彬、王苏红的《中国大空战》，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等。
90年代，长篇小说成为军旅文学的主要景观。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波涛汹涌》，以及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都梁的《亮剑》、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黄国荣的《兵谣》、周大新的《走出盆地》、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等，皆为军旅长篇中的厚重之作。老一代作家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等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也是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
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以朱苏进的《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座》《金色叶片》《接近于无限透明》，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战将》《大妈》，尤凤伟的《五月乡战》《生命通道》为代表。本时期军旅文坛引人注目的是反映转型期农家子弟在军营中的个人奋斗和生存景况的“农家军歌”系列作品，以阎连科的《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黄军装，黄土地》等中短篇小说为代表。
在军旅诗坛，继承传统军旅诗风较好的诗人有喻晓、元辉、程步涛、李钢、曹宇翔等。新生代军旅诗人简宁、蔡椿芳、史一帆、殷实、刘立云、屈塬等，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完成了对传统军旅诗的革新，令人耳目生鲜。
90年代军旅戏剧代表作有燕燕的《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姚远、邓海南、蒋晓勤的《“厄尔尼诺”报告》，邵钧林、嵇道青的《虎踞钟山》等。
90年代，军旅散文渐成气候，一批军旅诗人、军旅小说家的散文脱颖而出，蔚为可观。代表作品有刘亚洲的《关于历史》《烟坟》，周涛的《和田行吟》《游牧长城》，朱苏进的《最优美的最危险》《分享尼克松》，莫言的《吃事三篇》，李存葆的《鲸殇》《祖槐》，朱增泉的《寻访张园》《长平之战》，王文杰的《蛛网》《军中好男儿》等。
9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徐剑的“二炮系列”，王宗仁的“青藏线系列”，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系列”，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金辉的《恸问苍冥》，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程文胜的《李天佑》，吴东峰的《开国将军轶事》，陈歆耕的《父老乡亲》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军旅女作家的真正崛起是在90年代。庞天舒的《战争体验》《蓝旗兵巴图鲁》，项小米的《遥远的三色槿》，裘山山的《男婚女嫁》《结婚》，姜安的《远去的骑士》，刘静的《父母爱情》《寻找大爷》，毕淑敏的《补天裂》《阿里》，王曼玲的《太阳升起》《如花似玉》，王瑛的《四季》《红山楂》，钟晶晶的《战争童谣》等优秀中短篇小说的问世，不仅为军旅文学汇入一股可贵的“女人味”，而且气度沛然，风头甚健。军旅长篇小说领域出现了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等佳作。90年代，军旅女作家散文亦呈满目繁华之势。裘山山、毕淑敏、庞天舒、项小米、刘烈娃等时有美文问世。辛茹、杜红、康桥、张春燕等新生代女诗人则在军旅诗坛执着地发出女性的声音。新时期军旅女作家群的出现，对于“十七年”军旅女性写作的基本缺失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六）新世纪
军旅长篇小说首先取得骄人成绩。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庞天舒的《红舞鞋》、刘静的《戎装女人》、朱秀海的《音乐会》、周大新的《战争传说》、中夙的《士兵志》、苗长水的《超越攻击》、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燕燕的《去日留痕》、都梁的《狼烟北平》等，均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硕果。
新世纪军旅中篇小说领域出现了石钟山的《父亲和他的儿女们》、项小米的《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王曼玲的《花园里的姐姐》、黄雪蕻的《美丽嘉年华》等，短篇小说领域出现了裘山山的《一条毛毯的阅历》、温亚军的《病中逃亡》、王棵的《守礁关键词》等，可圈可点。
近年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神剑》《橄榄绿》等军旅文学期刊，始终坚守阵地，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者。这些作者大都来自基层，部队生活经验扎实，情感浓烈，作品真实、朴素、自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如青年作家王棵在《守礁关键词》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细腻而动人地表现了海岛守礁官兵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真实的存在境遇和生存状态。王凯、王甜、曾皓、萧潇、冯骥、丁旸明、董夏青等一大批70后、80后军旅青年作家的迅速成长令人欣喜。相信这个年轻的作家群体只要坚持下去，军旅中短篇小说的复兴将指日可待。
本时期涌现出的长诗有李松涛的《雷锋，我们与你同行》《黄之河》，康桥的《征途》《生命的呼吸》，辛茹的《火箭碑》，贾卫国的《天弦惊》，王久辛的《狂雪二集》，刘立云的《上甘岭》等。
新世纪军旅戏剧佳作迭出，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话剧《黄土谣》《我在天堂等你》《天籁》《马蹄声碎》等颇受好评。
在散文领域，李存葆的大散文《飘逝的绝唱》《国虫》《永难凋谢的罂粟花》等继续致力于生态环保、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重大命题的探讨；朱增泉的《居延海》《朱可夫雕像》《新闻部长萨哈夫》，尤其是5卷本的《战争史笔记》，系统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战争史，堪称通俗解读战争史的鸿篇巨制；迟浩田的《怀念母亲》、王文杰的《大风歌与垓下歌》、汪守德的《秋天的和弦》、王宗仁的《嫂镜》、李钢林的《原木在移动》、史光柱的《春天，我的春天》也都是新世纪军旅散文的佳作。长篇纪实散文出现了裘山山的《遥远的天堂》、姜安的《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梁东元的《走过额济纳》等。
新世纪报告文学领域，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董保存的《笔记开国将帅》、徐剑的《东方哈达》、彭继超和伍献军的《中国两弹一星实录》、梁东元的《原子弹调查》、王树增的《长征》《辛亥革命》等力作，引人注目。
回溯中国军旅文学发展历程，有低谷，更有高峰；有黯淡，更有辉煌。在参与了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的同时，也构成了军旅文学的蔚然景观。
三、军旅文学的基本特征
在辨析“军事文学”的过程中，我们曾指出过它的“政治优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推广开来看，这种“优势”和“色彩”，也深浅不同地贯穿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之中。
中国文学有上千年的“文以载道”的深厚传统，只是，近代以来“道”随时变，总是反映着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或主导情绪。20世纪中叶，毛泽东将其明确界定为“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又将“二为”方向进一步表述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体看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前40年（1949—1989）基本上都是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运行。但是，比较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做出的，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事实上，它对此后的军队文艺工作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加上军旅文学由于自身的特殊的规定性，对“二为”方向执行得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二为”方向的规定路线，潜在地决定了军旅文学的两个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
（一）内容的政治化
这是军旅文学的特殊规定性。所谓军旅文学特殊规定性的背景，包括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定位；二是军旅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定位；三是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定位。
所述种种“定位”，都或近或远地决定了军旅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以及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因此，“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性指导，在军旅文学中常常演变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可操作性倡导。
（二）功能的宣传化
从20世纪50年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主题思想的普遍盛行，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星火燎原》征文，以及60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70年代的“自卫还击”征文，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抗洪抢险”征文等等，军旅文学中的政治功利性、战斗性和宣传性总是得到鼓励和提倡。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其思想锋芒也是直指高度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或题材。譬如，话剧《曙光》（白桦）；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叶文福）、《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等等，或受到非议，或得到肯定，原因之一，都是涉及或“突破了政治禁区”。总之，政治的张扬作为军旅文学的总体特征之一，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它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有待于结合作品本身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三）风格的民族化
在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中，事实上，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这个“工”只是理论上的虚拟的或人数极少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或主体部分都是“农”与“兵”。而“兵”的主体又来自于昨天的农民，今天的农民则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兵。中国军队的农民军人主体性，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农民革命”性质和中国乃农业国度的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工农兵服务”即可理解成“为农民服务”。“农民化”则可看作“民族化”的具体注释。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等，被视为此一阶段的典范之作。即便到了五十年代，“农民化”的审美趣味被大大提高，但“通俗易懂”“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仍然是绝大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者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军旅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除有限地向苏联文学做横向借鉴之外，主要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别无选择的话，那么，8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审美风格的民族化则更能说明问题。
（四）形式的大众化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意识流”“现代派”到中期的“先锋写作”直至90年代的“女性写作”种种，“西风美雨”的洗礼，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通观20年来的军旅文学，却较少听到相应的回响。再举具体的门类——譬如理论批评为例。从最初的尼采、弗洛伊德到晚近的福柯、杰姆逊，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上下寻觅，左右逢源，边走边学，到处“拿来”；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则不然，虽然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繁荣和较大的发展，却几乎无一家不恪守“社会——历史——审美”的传统批评套路。军旅文学表达形式的大众化，是服务于政治的间接体现，更是服务于工农兵的直接结果。
第二节 军旅文学的价值与功能
军旅文学的价值与功能是军旅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作用的集中体现。在历史和现实中，军旅文学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的精神素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军旅文学的价值与功能，有助于深化对军旅文学性质及其活动规律的认识。
一、军旅文学的价值取向
价值是一个揭示客观事物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范畴。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的体系。它反映了主体对客体进行评价的标准和取向，不同主体由于价值观不同，对客体价值的评判也就不同。
军旅文学的价值主要包括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等。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整体。军旅文学价值既是作家创造的，又需要读者阅读接受才能实现。军旅文学价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人的审美的变化，人们对军旅文学价值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一）军旅文学价值及其生成
军旅文学价值是军旅文学作品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属性。军旅文学价值越大，对人与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一部好的军旅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神奇力量和巨大魅力，就是因为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心灵得到升华。
军旅文学价值是作者和受众共同创造的，作者的创造为军旅文学价值提供了基础，受众的欣赏和接受使军旅文学价值成为现实。因此，军旅文学价值的生成包含两个重要环节，即军旅文学价值的创造和军旅文学价值的实现。在作品创造过程中，作者通过对特定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和评价，创造出一定的军旅文学价值；而在作品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读者又会根据自身情况，对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和作者的价值立场做出自己的评价，完成军旅文学价值的实现和再创造。
军旅文学价值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从客观方面讲，军旅文学的价值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是社会生活的集中表现与升华。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无论是平凡小事还是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军旅文学价值的源泉。因此，考察军旅文学价值的生成，必须要追溯到体现生活价值这个本源上来。例如，毛泽东的诗《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诗中描绘的长征首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它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对于人类历史而言，“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因此，《长征》一诗的军旅文学价值是以长征这一伟大事件的价值与意义为现实基础的。没有长征这一伟大创举，不可能产生《长征》这一杰出诗作。
从主观方面讲，军旅文学价值又不止于简单地呈现生活价值。军旅文学是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军旅文学价值除了来自表现对象的价值外，还体现了艺术创造自身的价值。其中，既包含着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道德评价，也包含着作者的审美创造能力。作者通过创作，运用各种语言艺术手段对生活进行表现，使生活价值向艺术价值转化。仍以《七律·长征》为例，在诗人运用诗的形式对长征这一客观历史事件进行艺术表现后，这首诗的军旅文学价值就不再局限于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价值本身，更在于反映了诗人对百折不挠的革命力量的热情颂扬，对革命事业的乐观情怀，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而且还在于诗作呈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艺术风采。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价值与作者的艺术创造共同构成了军旅文学价值的来源。
军旅文学价值的最终实现，是通过受众欣赏和接受完成的。受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符号的解读进入作品的内在空间，认识到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关系，理解作者的思想观点和道德立场，赏析作品的艺术手法，受众由此或认识生活，或受到感染教育，或获得身心愉悦，作品的潜在价值通过受众接受而成为一种显性的存在。
受众的欣赏是主动参与的过程，受众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对军旅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受众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趣味与文化水准为前提，来感受作品、理解形象，完成军旅文学的“二度创造”。
（二）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
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是指在军旅文学作品多样性价值中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一般来说，军旅文学的思想、伦理、认识等价值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它要和审美、语言艺术等价值融合起来，才能体现它的主导作用。军旅文学作为一个总体概念，其主导价值就是一定时代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
“文以载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史上，尽管人们对“道”的含义认识不同，但用“文”来承载民族精神和美好理想的愿望是相同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对于军旅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军旅文学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一方面，军旅文学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塑造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军旅文学形象，推动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入新境界；另一方面，军旅文学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
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反映。体现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首先要倡导正确的军旅文学价值取向。军旅文学的价值取向关系到军旅文学“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强调军旅文学要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反映时代精神，引领社会进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毛泽东多次赞扬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并强调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无产阶级服务人民大众的方向。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先进军事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军旅文学发展的主题。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其次，体现军旅文学的主导价值，还要遵循军旅文学自身的规律。这就要坚持军旅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针，遵循军旅文学发展的艺术规律，在军旅文学价值的多样性中体现主导性，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在军旅文学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军旅文学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从作家方面来说，作家在对现实生活做出价值评判时，需要把握时代精神，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要充分重视军旅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性，用艺术的方式回答时代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军旅文学事业“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三）军旅文学的真、善、美价值
对军旅文学价值的认识，虽然古今中外看法各异，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真、善、美。军旅文学价值，就要体现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精神价值中的三种基本形式，也可以称作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人们鉴赏军旅文学作品，也主要从这三种价值着眼。
第一，军旅文学价值的真，是指军旅文学要通过合乎艺术规律的方式，将社会的真实状况、人生的真正面目、作家的真诚体验等表现出来。也就是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军旅文学的“求真”，所求的是一种从人的角度逼近生活的真。尽管它有时对反映的事物进行夸张或变形，但仍会具有鲜明的认识价值，并且构成其他价值的基础。
第二，军旅文学价值的善，是指军旅文学要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健康发展的追求，对人类和平、幸福的向往，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和谐关系的珍惜等。也即在追求真理和进步的过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军旅文学中缺少了“善”，就难以感动人，其潜移默化的教育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军旅文学的价值指向，一般来讲是不违背人类“向善”“求真”的原则的，也是不违反人们共有的伦理道德诉求的。
第三，军旅文学有了真和善的内涵，再加上充沛的情感、形象的言说、创造性的形式和技巧等，便形成了一种更高形态的美——军旅文学的艺术美。军旅文学价值的美，是指军旅文学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它通过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过程，具体地体现为语言美、形象美、精神美、意境美和形式美等。军旅文学的美，不但不违背现实美感中本来就有的情感愉悦、心境娱乐或生理快感，反而会有力地给予强化，使之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产生巨大的精神与文化价值。
不同时代、阶级和流派对军旅文学真、善、美价值具体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有的人以自然主义描写为真，有的人以替特权阶级歌功颂德为善，有的人以矫揉造作的形式为美等。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的认识，但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军旅文学真、善、美，反映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审美需求。邓小平指出，文艺作品要丰富多彩，“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军旅文学的价值和作用的科学概括。
军旅文学中的真、善、美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整体。美的东西必然是真的，而非虚假的；美的东西也必然是向善的，而不是趋恶的。同样，善的东西也必然是美的和真的。也就是说，军旅文学的真、善、美价值是有机统一的。
军旅文学价值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源自人对自由自觉活动价值的追求。军旅文学活动和人的其他历史性活动一样，其自由追求必定体现出真、善、美的一致。尽管在微观的军旅文学创作和接受中，其价值取向可能有所侧重，但军旅文学价值结构的宏观形态始终是真、善、美统一的。因为军旅文学活动机械地、过分地、不经艺术处理地去一味求“真”，就容易呆板、坐实、没有灵气；军旅文学突出地、教条地、脱离生活实际和接受可能地去一味求“善”，就流于空洞的说教，缺乏魅力；倘若单纯地、片面地、不问其他价值因素地去一味求“美”，作品就容易变得苍白、流于形式、丧失精神。可见，“真”“善”“美”虽然各具独特价值取向，但三者又不可能完全相互脱离而独立，对于杰出的文艺作品而言，尤为如此。
二、军旅文学的主要功能
军旅文学的功能是军旅文学价值属性的实际反映和体现。军旅文学的功能存在的内在依据是军旅文学的价值。军旅文学的功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存在于功能的系统之中。通过对军旅文学功能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军旅文学性质和价值的理解。
（一）军旅文学功能的整体性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讲的就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功能。从孔子关于诗歌的“兴、观、群、怨”说，到近代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熏、浸、刺、提”论，再到当代的主流文学思想，我国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功能的观点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鲁迅明确说过，他写小说是为了唤醒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军旅文学作为文学长河中的一条支脉，它的社会功能亦为人们所重视、所强调。
西方也是如此。尽管有人不断标榜不考虑军旅文学的社会功用和效能，但实际上纯粹“为军旅文学而军旅文学”的作品是没有的。福克纳称，诗人和作家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还有的作家虽然并不着意于军旅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军旅文学干预社会人生，但由于军旅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传播于社会，其作品也总是在接受过程中发挥这样那样的功能。
军旅文学的功能有很多，最基本的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此外还有凝聚功能、益智功能、心理补偿功能等。军旅文学的功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功能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具有整体性，体现在军旅文学对人的情感、理想、信念、道德、人格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
优秀的军旅文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对于陶冶情操、鼓舞士气、提升境界，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军旅文学繁荣与否，实际上是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一种表现。伟大的军旅文学作品，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与灵魂。从我国先秦的《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新文化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优秀作品，艺术家们创造的形式多样的优秀军旅文学艺术，描绘了我国人民壮阔而又艰辛的奋斗历程，展示了我国人民细腻而又丰满的艺术情趣，记录了我国人民充实而又多彩的社会生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拥有这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军旅文学作品而感到自豪。
（二）军旅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军旅文学给予人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很大，不仅提升了人的思想境界，而且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1.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
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是指军旅文学具有帮助人获得社会和人生知识，加深对人和社会理解的功能。军旅文学是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百科全书”，是人们获得间接知识的重要渠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艺术的目的就是在缺乏为现实所提供的最完美的审美享受的场合，尽力之所能再现这个可贵的现实，为了人的福利而解释生活；就让艺术满足于它的崇高而美丽的使命：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
军旅文学可以帮助人们观风俗、晓人情。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深有体会地说过：像诗歌、小说之类的军旅文学作品，“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军旅文学给人提供的知识，绝大部分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其根源就在于它是生活的反映，并且它表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内容。通俗地讲，看了军旅文学作品，人们便知道了“别人”的某些生活方式、相关的自然面貌、社会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人的命运等，从而引发思考，有所收益。
当然，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不同于哲学、科学的认识功能。军旅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不仅要再现生活，而且要高于生活。这就决定了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主要不在于探求客观真理，而在于用艺术的形式实现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因此，我们不能把军旅文学的认识与哲学、科学的认识混同起来。军旅文学的“认识”有自己的特点，它不是概念化和抽象的。比如，军旅文学所有的知识因素都蕴含于形象与情感深处，比较含蓄，须经过思考和品味才能感受到。这种经由思考品味得到的对人生经验、社会规律的认识，往往又由于人的阅历不同而呈现多样化和富于开放性，这与哲学和科学的认识所需要的概念的明晰性与确定性，是有一定距离的。
就作家方面来说，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是通过作家在饱含情感的审美状态中进行军旅文学创作来实现的。歌德说过：“只有在他感到欢喜或苦痛的时候，人才认识到自己；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除此以外，人是一个蒙昧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他对世界知道得很少，对自己知道得更少。”这段话揭示了军旅文学认识功能是在审美知觉、情感状态下发生和实现的这一特点。当然，并不能够由此而以为，只有在军旅文学的审美情感冲动中，人才能对世界和自我有所认识。
就读者方面来说，军旅文学的认识功能是通过读者的审美活动和获得的阅读体验来实现的。由于军旅文学展示世界的方式具体、细致和心灵化，所以，对人的认识作用也往往直观和深入。军旅文学用艺术形象来反映、表现社会人生。尤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能够提供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完整画面，能使读者在犹如身临其境的状态中认识自己熟悉的或未曾亲历过的人生图景。这种认识不一定具有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却具有社会科学所没有的实在性、生动性、形象性。
这里还要强调，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往往能够透露出社会变革的信号，其认识意义常常在于能把某一时代的特定历史内容从艺术上加以吸收和改造，从而概括出时代的本质。作家往往能用敏锐的艺术感，让不易觉察的东西被觉察，让习以为常的东西显得不凡，让不被注意的东西引人思索，让人们在生活的量的缓慢积累中认出质的变迁。
2.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
军旅文学不仅有认识功能，而且有教育功能。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是指军旅文学作品具有影响思想情感、净化心灵世界、增强生活勇气和信心的功能。广义地讲，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包括军旅文学具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启蒙和教化功能。
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实质上就是一种提升和净化人的心灵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可以说，军旅文学是疗治社会与心灵的良药，它使人向“完整的人”和“丰富的人”的方向迈进。我们强调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目的就是要使作家和读者都产生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我增强意识。因为作家在军旅文学作品中，总是寄托一定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观念，表现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与评价。一个优秀的作家要通过自己的军旅文学作品，向读者展示什么是好的，是值得赞美的；什么是坏的，是应该批评的人生态度和军旅文学观念。
从一定意义上看，军旅文学是人类生存、活动、交往和展示自己的充满情感的“教科书”。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表现在道德、伦理、教化、政治、美育、人生等多个方面。它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可以“托事以讽”“有补于国”。这是由军旅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
我们强调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但要防止片面性。很多持有启蒙立场的作家，都自觉地视军旅文学为劝谕和教训的工具。伏尔泰就认为：“名副其实的悲剧乃一所道德学校。纯戏剧与道德课本的唯一区别，即在于悲剧中的教训完全化作了情节。”这是一种纯粹从道德意义上看待军旅文学的观点，有其片面性。
历史上，有的道学家由于过于突出军旅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导致一些军旅文学流于说教。鲁迅曾在批评宋代某些小说时说：“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也就是说，一味地强调道德教化功能，对军旅文学作品的自由想象会起到阻碍的作用。重要的是，军旅文学作品的任何教育功能都必须通过军旅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去实现。“在今天，把看戏当作单纯的消遣的观众是极少了，但戏剧对人的教育究竟和上政治课不同，它不应当是耳提面命，而应当是潜移默化的，要是简单地了解戏剧的教育作用，不顾人们美的享受和娱乐的需要，使戏剧成为干巴巴的说教，结果难免脱离群众。”
应当明确，军旅文学的道德教育与一般的道德教育是有区别的。军旅文学借助人物形象赋予道德内容，除了要对道德进行美感审视以外，还须将道德理性成功地情感化，并使之转变为形象，这涉及一些重要而复杂的创作环节。但转化之后，道德的说服力就由直接变为间接，由急切的规约变为潜在的感化，也只有这样，军旅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才能很好地实现。
还要看到，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时代性。军旅文学作品要想通过打动读者实现一定的道德教育目的，就要求它对道德的历史性和时代局限性有审视能力。
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与军旅文学表现的内容相一致。爱国主义教育是军旅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我国历代诗人、作家，描绘祖国河山的壮丽，人民的勤劳，歌颂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家民族自由独立而献身的英雄，表达对人民、对民族光荣历史的挚爱，以及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就是军旅文学中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在国家有难、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军旅文学常常自觉地担负起唤醒民众爱国热忱的重任，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倾向，以至后人在谈到中国古代军旅文学的爱国传统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些彪炳史册、光耀千古的名字。
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植根于军旅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军旅文学反映和表现的对象本身具有教育意义，另一方面在于，军旅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和表现中渗透着作家爱憎臧否等思想感情倾向，自然成为一种对读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前一种根源好理解，因为只有作品中有了令人敬佩的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式的榜样和示范的作用。没有这样的英雄或英雄故事，就很难产生这样的教育作用。后一种根源，则主要是由作家的主观价值取向因素造成的。契诃夫说过：“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作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地称为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如果读者真的这么去做了，那么他的思想行为便会发生改变，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也就成为一种现实。
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必须同军旅文学的其他功能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有大有小。军旅文学教育功能的大小，一般取决于形象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情感倾向，同时，也取决于接受者的诸种条件。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往往因人而异，不可强求一致，而且，这种功能也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发生作用的。
（三）军旅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
军旅文学除了有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还有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
1.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
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是指军旅文学具有沟通军旅文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美感和情感需求，使人获得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实现审美理想，推动促进个性和才能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是由军旅文学的审美本性决定的。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军旅文学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求而存在和发展的。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审美是军旅文学最基本的功能。
军旅文学作品能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其原因在于它是作者按一定的审美理想和美的规律对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加工改造的产物。当人们欣赏军旅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会获得更为强烈、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为迷人的审美感受，就会得到更大的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军旅文学审美功能对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丰富审美情趣、健全审美观念、升华精神境界、优化心理结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是因为军旅文学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的特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由于审美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变化无穷的，因而也就决定了军旅文学审美功能在历史上是多种多样的，决定了军旅文学审美功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人群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军旅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的区分，只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讲的。实际上，它们并不截然分离和单独发生作用。军旅文学的各种功能是相互关联着的，有时候相互促进，有时候相互冲突，有时则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繁复的军旅文学功能系统。在与受众的关系上，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往往发挥更直接的作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实际上是军旅文学实现其他功能的中介。因为无论是认识、教育功能，还是娱乐及其他的功能，在军旅文学中都是通过受众不同程度的审美体验才能得以实现的。军旅文学提供给受众的不是抽象的概念系统，而是动人的情感世界和具体的军旅文学形象，这就内在地决定了受众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美感接受方式。这样，审美就成了受众把握军旅文学形象及思想内涵的主要通道，成了将作者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转化为受众精神财富的必经之途。另一方面，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又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整体性概念，它是军旅文学各种功能协调统一的重要条件。军旅文学的审美功能不仅表现在其他各种功能在内容上都渗透和蕴含着情感体验的审美因素，具有审美的意义与特征，而且表现在其他各项功能都统一于审美，都要以审美为旨归。
2.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
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指的是军旅文学可以给人带来身体快适、心情愉悦、精神自由的功能。
军旅文学娱乐功能的主要特点是，让接受者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快乐感。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和军旅文学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周恩来曾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统一的，“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读者阅读一首诗歌或一部小说，主观动机并不在于直接获取某一门类的知识，也不是为了接受作家的训诫，而往往是为了获得身心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作家在创作中也存在游戏、娱乐的动机。鲁迅在谈到小说起源时，曾说：“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可见，军旅文学在它的源头上，就与娱乐有着不解之缘。
在军旅文学的功能系统中，娱乐功能的含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它具有生理满足的意义，并主要是一种想象化的满足。一般来说，富于细节的生活体验的真切表达，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巧妙地运用形式因素，通过和谐的音韵、节奏、幽默俏皮的语言、引人入胜的结构等，也能产生这种效果。朱光潜说过：“我们作诗或读诗时，虽不必很明显地意识到生理的变化，但是它们影响到全部心境，是无可置疑的。就形式方面说，诗的命脉是节奏，节奏就是情感所伴的生理变化的痕迹。人体中呼吸循环种种生理机能都是起伏循环，顺着一种自然节奏。以耳目诸感官接触外物时，如果所需要的心力，起伏张弛都合乎生理的自然节奏，我们就觉得愉快。”
第二，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有着益智的特点。那些注重娱乐功能的成功作品，往往建立在某种独特的生活“技能”层面之上，展示一种接近甚至超过专业水平的技能，如武术、侦探、推理、谋略、车技、棋艺、画法等，这是娱乐益智的重要内容。在描述这些技能的过程中，军旅文学作品也为人提供了耐人推敲、品味的想象空间。而心智的调动，则是高层次娱乐的标志。某些武侠小说之所以获得一定的军旅文学地位，既与其“俗中有雅”的特点，以及厚实的文化背景有关，也与其武侠、武艺方面的娱乐益智性赢得广大读者喜爱有关。
第三，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最终应该指向高雅的格调。军旅文学娱乐性最根本的成因，还是在于军旅文学能够引起人的美感。如果始终徘徊于生理和心理的浮泛满足，军旅文学作品便会堕入哗众取宠、令人生厌的境地。
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有助于军旅文学其他功能的实现。军旅文学价值的实现不能靠强制的手段。所以，好的军旅文学作品常常是“寓教于乐”，就是把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渗透在娱乐功能与审美功能当中，如通过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使人获得认识，受到教育。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过：“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美国现代文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据此也进一步指出：“我们在谈论艺术的作用时，必须同时尊重‘甜美’和‘有用’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学中，娱乐功能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军旅文学中也是如此。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军旅文学作品的娱乐性与军旅文学作品的严肃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经过恰当的艺术处理，娱乐性完全可以寓于严肃性之中。军旅文学的娱乐性与严肃性巧妙结合乃至水乳交融，恰好是一种精湛的艺术境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市场化的写作往往把军旅文学的娱乐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军旅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得越充分，人们对娱乐功能的要求也就会越强烈；另一方面，读者对娱乐性军旅文学作品的追捧，势必使军旅文学的娱乐性越发突出。但是，军旅文学绝不能只有娱乐功能。只有娱乐功能的军旅文学，严格说来只能算作“准军旅文学”或粗劣之作。这种作品不会成为军旅文学的精华，也不会成为军旅文学的主体。军旅文学的“娱乐过度”，是有害于创作和接受的。中外已有理论家提出“娱乐至死”的问题，认为如同使军旅文学成为一个“文字狱”一样，若使军旅文学成为一场“滑稽戏”，同样是会让军旅文学的文化精神迅速枯萎的。因此，任何时候，军旅文学都不应该忘记它应有的精神内涵与终极关怀，都不应该忘记它应有的审美取向和道德底线。只有这样，军旅文学的各种功能才能相得益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
思考题：
1.什么是军旅文学？军旅文学有哪些基本特征？
2.“军旅文学”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哪几个主要阶段？
3.简述军旅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4.如何正确认识军旅文学的价值取向？
5.为什么说军旅文学的真、善、美价值具有辩证统一性？
6.军旅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7.怎样看待军旅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