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社会的重大变迁

政党是时代的产物，中国政党是晚清社会在外部冲击下内部矛盾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成为撬动封建专制大厦的有力杠杆，新兴知识分子成为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科举制度的废除动摇了皇权统治大厦的基础，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国人的信任而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一、清末传统社会的重要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对华商务大幅度增加，洋货以其特有的物美、实用、低廉、新奇、独特等特性而为中国老百姓所迅速认识和接受。洋货进入中国，很快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注意。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复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一封信函中第一次提到“耕战”与“商战”的对比。从此，“商战”观念在晚清社会中迅速引起共鸣并很快成为一种共识。

1879年，“曾门四子”之一的薛福成写成著名的《筹洋刍议》，其中《商政》开篇即说：“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1895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浓墨重彩地阐述商务的重要性。“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在他看来，商务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富强，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此竞争之世，商战最烈时也”，“夫兵战之日短，商战之日长”。面对日益严峻的西方贸易冲击和经济侵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等应对策略都开始出现，“求富”“求强”“工商”“富民”“商战”等观念迅速被先进的中国人所认识。

“商战”观念兴起使中国传统义利观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范式中，贵义贱利是最基本的人生准则和精神要求，知足安分是传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附属于封建经济范畴的“义利观”迅速贬值，传统义利观遭到最尖锐的抨击和前所未有的否定。“赚钱赢利、谋求最大利润的欲望开始空前膨胀，千百年来的儒家正统义利观开始崩解，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开始被抛弃。”过去被士大夫视为带有铜臭气的金钱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而且受到前所未有的崇拜，人们公然表明对金钱的渴望，不言利成为虚伪的代名词，金钱日益在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中起导向作用。《新上海》报刊中公开表明赢利的重要性：天下事除了“赚钱”两字，都是不急之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商业文明的曙光投射到古老的中华帝国之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变化也迅疾展开。实际上，西学进入中国，可以上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带来了欧洲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尽管耶稣会士力图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中国士大夫的需要，但是，他们所宣扬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清初的闭关锁国使得当时东传的西学未能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影响，中西文化交流起步不久，便归于漫长的沉寂。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商业文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西学的再次传入带来了重要契机。面对西方侵略的严峻局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域外的世界。鸦片战争前后，已有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留心中国沿海和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著作，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觅获新知的理智精神和创新勇气，启迪后人对西学采取积极的态度。虽然天朝上国的观念和氛围依然浓厚，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毕竟开始受到无情的冲击，接纳西方文化的罅隙终于出现于自我封闭的传统封建文化的坚冰中”。

二、清末西学的引入

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盘踞北京，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初年的短短四五十年间，见诸译书目录的书籍已经达到1442种，其内容之广泛和数量之多，是明清之际无法比拟的。西学传播的主体有传教士、官方和民间社团，这次广泛的、深层次的思想变动是由中外互动和朝野互动共同完成的。

《南京条约》特别是《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对西方传教活动实行“驰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拥入中国沿海及内地。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自1844年的31人增加到100余人；到19世纪末，增至1500人，其中英国新教传教士占50%，美国传教士占40%。英美新教传教士已成来华传教士的主体。传教士是传播西学的先锋。传教士来华，其目的虽主要是传播宗教，实现“中华归主”的根本目的，为西方获取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但客观上也充当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他们翻译和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万国公法》《富国策》等名著。

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传教士丁韪良在评价译书贡献时说：“这些书籍就像是一个杠杆，有了这么一个支点，肯定能撬动某些东西。假如说科学的创造者是凿了一口自流井的话，那么翻译家不就是在安装输入灌溉的管道吗？”后来，梁启超同样指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传教士的活动促进了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中国也迎来了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传教士的活动“虽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输入西学之功，固已甚伟，其促成国人讲求富强之绩，实亦不可埋没也”。传教士“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理念，促进了中国思想的早期近代化”。

清政府在西学传入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培养“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为目标。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由洋文而及诸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医学，以及各国史地、万国公法和富国策（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科学技术教育性质。1863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以算学和外语并重。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向皇上“仰恳宸衷裁断”：“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当时，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工艺学堂等技术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等军事训练学校，纷纷仿照西法，以外语和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官办新式学校还承担了大量西书翻译的任务。

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亦即参观考察。从此，派员出使考察成为西学传入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877年，总理衙门奏准，出使各国大臣必须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记载，按月向总理衙门汇报，并将翻译外国书籍和报纸一并咨送。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和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生动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对西方的认识和心态。1877—1887年，总理衙门奏定的《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更进一步鼓励出国人员学习西学。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他们或入重臣幕府，或与传教士合作，奔走呐喊，出谋划策，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在传播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日益超过政府官员和传教士。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冯桂芬于1861年写成《校邠庐抗议》。王韬于1849年初到上海入墨海书馆，成为理雅各等传教士翻译西书的亲密合作者，刊印了《弢园西学辑存》六种。郑观应是另一位杰出的西学宣传家，他长期立身商界，经营洋务企业，然而他的《盛世危言》对于同时代人和后来者广泛的影响，超过了他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徐建寅父子都积极参与西书的译介工作，徐寿还和傅兰雅等于1874年共同发起组织“格致书院”。向西方学习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潮流。

三、清末对西学的深入认识

西学东渐，新旧激荡。人们从对西方文化茫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客观现实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吸收西方文化，于是在近代中国开始出现一系列首尾相连的经济政治变革思想。梁启超曾经这样划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个时期，自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这是“从制度上感到不足”；第三个时期，自五四运动以后，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林则徐和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的时代命题，充分肯定了西方文化在物质层面的价值，由此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大幕。洋务运动作为一场低层次的西化运动，其中始终伴随着中学与西学的争论。冯桂芬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人们认为是洋务派“中体西用”主张的原型。曾国藩、左宗棠都具有明显的中体西用倾向。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甚至后来梁启超等，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这时候的中体西用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洋务派“连篇累牍地议论中学西学关系，其用心显然不在于说明中学和西学之间地位的高低主次，不在于说明西学需要依靠中学来主宰和统摄，而是在竭力证明‘道义大本’必须用西学来辅助来保卫，国家社稷只有靠西法才能够振衰起颓。立意之明，真是洞若观火”。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西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和深入，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西学的性质和作用是否仅限于形而下的器技之末，就成了开明人士不得不正面回答的重要问题。“海防之议”后期，郭嵩焘在1875年的《条陈》中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明确论断。1878年，郭嵩焘的认识更加明晰：“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这一判断巧妙地从“本末”角度否定了“中体西用”体系中仅仅把西学局限为“用”的限制，做出了西学有“体”有“用”、有“本”有“末”、有“道”有“器”的深化理解。郑观应则在《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中，借着担任过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的言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火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这就道出了“中体西用”文化观本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这种文化观无法构成一种完整的新型文化观念体系。

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老大帝国的昔日辉煌无日不萦绕在士大夫心中。1887年1月号伦敦《亚洲季刊》上，一篇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引起轰动，文章大肆吹捧清朝“洋务”成果，将从西方购入的新式军舰、武器一一罗列后，乐观地断定“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中国不过似人含睡，固非垂毙也”，“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1860年）之祸”。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曾国藩长子、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大名鼎鼎的中兴名臣、外交家曾纪泽，此时他刚结束11年使欧（英、法、俄诸国）生涯，回到中国。“先睡后醒论”和“急外缓内说”是他的两大主张。这位擅长画狮子的曾纪泽不仅从当政者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正在走向强国的乐观心情，而且提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国事主张。

1887年2月8日，《中国先睡后醒论》由香港《德臣西字报》再次刊登，近代启蒙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二人便于是年夏天撰写《曾论书后》一文，尖锐批评曾纪泽的观点“似是而非，似真而伪，苟非偏僻，即是自高而已”。何、胡二人虽然对西方文化非常熟稔，信服西方文化的理念，但在反驳曾纪泽中却使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

中国的弊端在内政，在官民关系的颠倒。他们与传统的中国官僚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官僚念念不忘国家的强大，而何、胡时时不忘民权为根本，国家只是保证民权的工具。何、胡在文章中提供的救国之方可以概括为“公平—民信—民心—民力—国强—平外患”这一公式。进一步说，何、胡二人受过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在谈及议会政治时，不再如张树声等体制内人士那般仅仅将其视作达成“君民一体”的手段，而是将议会与民权直接联系起来，要求用民权来引导和推动议会。

公平地说，曾纪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外交经验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前清官员，他的主张并非全无道理。一个凭借数十年洋务运动家底支撑起来的王朝确实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就，尤其是1881年2月曾纪泽赴俄国谈判，收回伊犁，中国于1885年赢得中法战争的胜利，1888年创办北洋水师，都给人以从未有过的振奋，曾纪泽捍卫国家利益的主张更无可厚非。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曾纪泽作为执政大员，是从自身利益和固有传统观点看待中国问题的，他并不深入了解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就在曾说之后，仅仅七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估计曾纪泽从来没有料想到他死之后，中国会发生如此剧变，其“先睡后醒论”也被历史无情击碎，被后人反复嘲笑，反而，何启、胡礼垣的高瞻远瞩却越发受到实践检验而显示出正确性的一面。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作为“自强”象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朝野上下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迅速成为主流共识。正如王韬所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地学习西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蕞尔小岛的日本，由于学习西方而成为中日战争的胜利者，这一实例给人以新的刺激。海军出身、西学传播中的领军人物严复发表《辟韩》一文，率先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严复对“中体西用”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严复强调“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主张“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追求中学与西学的完美结合。

1895—1899年间，变法思潮日趋激进，一些“半理智半感情的思想”开始出现。不少人认为西学“无不善、无不美、无不有用、无不高明”。激进的谭嗣同甚至提出变衣冠、变人伦制度，变中国学术的主张。谭嗣同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主张“尽变西法”，亦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根本上实行变法。到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樊锥、易鼎同时也都主张一切仿效西法，主张全变、速变。樊锥（1872—1905）是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湖南不缠足会董事、《湘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一位激进的维新分子，主张“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面对顽固分子的攻击，樊锥表示“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能换其帜”。易鼎提出：“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在改革过程中，先从“改正朔易服色”开始。全面学习西方很快成为潮流。

洋务派的思想也在发生重要变化。1898年7月，张之洞的《劝学篇》上达朝廷。该文对中体西用做出了明晰的概括和系统的阐释：“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内容已经今非昔比，西方的政治体制显然已经成为应该学习的“新学”，这意味着洋务派的政治观点发生重要改变。尤其是他竭力推介留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张之洞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实情，尤其大力倡导通过留学日本来学习西方。《劝学篇》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巨大反响，日本人实藤惠秀称道说《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光绪二十六年（1901）十二月初十日，饱受庚子之变打击的慈禧太后“宵旰焦劳”，她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著名上谕：“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这是当时清廷统治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最高认识。光绪二十七年（1902）五月二十三日，清廷发布上谕肯定“出洋华商子弟就近游学者颇多可造之才”，要求出使大臣“留心察访”，然后朝廷“量予擢用”。光绪二十七年（1902）八月初四日，清廷发布上谕充分肯定江西、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要求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中国从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的时刻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