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圈专家伴读】第一部分 君主国的类型、获取方式及其典范

陈华文　任剑涛

第一章

从形式上看，马基雅维利顺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沿袭了探索何为最佳政体这个传统政治学题材，但是他对政体的划分仅为两种：共和国和君主国。

马基雅维利开宗明义，在区分了君主国和共和国后，旋即将君主国分为世袭的和新的；而新的君主国又进一步区分为全新的和世袭君主国扩张后的；全新的君主国又根据获取方式依次分为依靠武力、命运或德行获得的(第六章至第八章)。他的分类相对粗糙，而且逐渐落定在权力的获取方式上。不过，从古典政治学的“政治制度是从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理想国》第八卷)，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秩序的区分来自权力的获取方式，政治秩序获得了新的解释，权力成为道德或法律的基础，国家或政治秩序由此成为一种新的领域。

马基雅维利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取向，他认为自由的国家和习惯君主统治的生活是两种不同的秩序。这两种秩序如果被理解为对立的，那么在君主统治下的生活才不是自由的。同时，他在后文论及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时，也多次提到君主应亲近平民。因此，在阅读《君主论》时，我们很难完全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归于专制。他的思想里不乏民主和共和的要素。

此外，将所有国家区分为君主国与共和国，这种做法对现代世界的人们来说不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但是对试图区分僭主与君主的时代来说，就有抹去二者的区别而将僭主归于君主之嫌。以及本章虽然说明了何谓新君主国，但从后文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分类或定义。

至少从表面上看，统一和解放意大利是《君主论》的写作目的，但作者在本章提到新君主国时，以1500年被西班牙瓜分的那不勒斯王国为例——那不勒斯当时是意大利半岛的五个主要国家之一，于1500年被法国与西班牙瓜分，1504年法国人被驱逐，被法国瓜分的部分又并入了西班牙王国——这就使人怀疑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的用意是否完全在于意大利。后文中还会有不少地方存在类似之处，甚至还有关于为何入侵意大利会失败的讨论，似乎是在为入侵意大利支招。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概念通常指的是个人的权势范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非人格化的国家。他在第二章讨论世袭君主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时，也是如此。

第二章

马基雅维利指出世袭君主由于统治历史悠久，具备普通能力就足以维持其权势。世袭君主在马基雅维利这里被视为自然的君主。所谓自然，更多指的是因循血统或谱系而被接受，就像他在第一章里提到的一样，这样的领土上，人们习惯了君主的统治。新的君主国不一定是全新的，人们有可能早习惯了君主的统治；而习惯了君主统治的国家也不一定是世袭君主国，有可能是新的君主国。但统治世袭君主国的一定是自然上位的君主，这样的君主自然受到人民的爱戴而没有必要伤害人民。当然，自然上位的君主没有革命的必要，也就不会成为马基雅维利教诲的对象。

第三章

从本章起，马基雅维利提到新君主国，而且是以转折的方式开始的，着重强调新君主国的困难。在转向他的核心对象新君主国之前，他先讨论了混合的君主国。混合的定义并非西方古典政体理论中的阶层的混合，而是新和旧的混合，即只有一部分是新的君主国。混合君主国的问题实际上也来源于此。新的君主不可避免会得罪新的臣民。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与第二章一样，“自然”指向不可避免或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在本章中，“自然”还包括了获取领土的欲望。

此外，本章篇幅为全书第二长，行文提纲可大致归纳如下。

1.维持混合君主国的困难(路易十二两次失去米兰的原因各不相同)。

2.两种不同情况(被占领国与占领国是否属于同一地区)的具体对策。

(1)同一地区：消灭旧统治家族，保持旧体制；

(2)不同地区：亲征(土耳其国王对希腊的统治)、殖民、制衡(罗马人扶持弱小力量，打压强大势力)。

3.路易十二失败的具体原因：灭小国，扩大势力(教皇权威被加强)，引入新势力(与西班牙国王共享)，不驻节，不殖民。

罗马人和路易十二一古一今、一褒一贬。罗马人不“享受时间的恩赐”，而是以其德行获得了成功。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罗马人的行动是审慎的，也是明智的君主应该做的。马基雅维利对罗马人的分析延续了传统的命运-德行结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基雅维利在本章着力于分析新君主的问题，但当时罗马人对希腊的统治仍处于共和时期。马基雅维利本人在《君主论》中并没有完全如其开篇所示那样，将君主统治与共和政体对立起来。路易十二占据意大利时的行动完全有悖于保有一个国家应当做的事情，他让自己陷入了不得不做的被动中。马基雅维利认为其实只要路易十二遵守上述基本规则，他要保有自己在意大利的权势并不困难。马基雅维利如此着力于分析路易十二在意大利的失败及其补救方法，自然会导致人们怀疑他的“意大利心”。但是，马基雅维利对基本规则和相应对策的讨论使其学说具有一般性意义。

第四章

马基雅维利区分了两种统治方式：君主及其臣仆的统治、君主和诸侯的统治。这实际上是行政权力集中化的两种不同方式。而从具体的问题上看，本章回应的实际问题是亚历山大去世后为何其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没有背叛其后继者。结合这两部分看，马基雅维利讨论的是行政集中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统治的稳定性。这仍然是对第三章中如何维系新君主国这一问题的继续，涉及创建者之后的国家如何稳定。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讨论了伟大的创建者和公民共同维持国家的问题，而在这里则是从行政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与第三章一样，他的行文逻辑都是先从一些例子中得出一般性的规则或原因，再具体讨论某个国家的情况。土耳其的君主国采用第一种统治方式：由一位君主统治，其余人均为其臣仆；法兰西采用第二种统治方式：国王处于一群古老的拥有特权的贵族中。臣民都是拥护和爱戴其主子的。在第一种君主国中，臣民更加尊敬他们的君主；在第二种君主国中，臣民对拥有权势的贵族有着自然的爱戴。要占领前者必须依赖自己的力量，而要占领后者则可以争取这个王国里的不满者或叛乱者的支持。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占领第一种国家很难，但一旦征服则很容易保有它。第二种国家正好相反，占有容易却难以维持。但这也正说明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就功业虽难，却更有可能维持长久(这个问题第六章和第七章有专门论述)。大流士政府的情况与第一种相似，这就是亚历山大容易保有亚洲领土的原因。

第五章

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在征服一个已经习惯了自由生活的国家后如何保有它。马基雅维利将自由生活和有自己的法律相提并论，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君主国，而不只是共和国；而且马基雅维利明显并没有强调一定要让这个城市或国家的公民继续在自己的法律下自由生活。他提供了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把它毁灭掉。他甚至认为最好是毁灭它，否则征服者是很难稳固占有这个国家的。他这里举的例子都是古代的、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都无法保有自由生活的希腊。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凸显了自由的生命力，虽然他在《君主论》中没有从价值上认为一定要建立共和国，但他以此反证了自由生活之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

在本章中，从混合君主国到全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关于“新君主”的讨论达到了第一波高潮。虽然他在前面三章也一直在讨论新君主如何获取和保有其所征服的新国家，但所讨论的君主本来就是君主，多少具有一定的统治技艺，其“新”只是相对于被征服的臣民而言的，而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所讨论的君主则是从布衣转变到君主的。与前文一样，他仍然按照获取国家的方式将全新君主国区分为两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依靠他人或命运取得的新君主国。

随着论题的发展，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也越来越具有革命性。从作为自然君主的世袭君主，到新的混合君主(对被征服的国家而言)，再到全新的君主，他们获取国家的难度在上升(保有国家的难度在下降)。新君主的行动与其说是获取国家，毋宁说是创造新的政治秩序。新君主用他认为的最好形式去塑造命运给他提供的质料。但是，创造新的秩序与制度是最困难、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事。旧制度下过得好的人都是革新者的敌人，而在新制度下可能过得好的人只是半信半疑的拥护者。人们对新事物总是怀疑的。

正是由于创造新秩序如此困难，马基雅维利在本章一开篇就表明全新的君主应该效仿最杰出的典范。他以射手为例解释审慎的人为何要效仿那些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卓越的人。明智的射手在瞄准时考虑到距离和弓力有限，因而会将自己的准星抬得比目标高一些，这样就能击中目标。典范的力量是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之所以大量涉及伟大人物的重要原因。他罗列了最荣耀的典范清单：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忒修斯。这里面，只有居鲁士是真实地创造了政治秩序的历史人物，摩西被马基雅维利视为上帝的执行者，罗慕路斯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创造者，忒修斯是传说中雅典的创造者。在本章中，后两人的具体的行动甚少被提及，前两人才是主要的讨论对象。

创造新秩序是困难的，但越是困难越能显示其创建行动的伟大。马基雅维利认为摩西等四人所处的困境实际上是命运给他们带来的好运，唯此方能显示其行动的卓越。德行需借助命运来彰显。从马基雅维利的个人行动上来看，这也有助于鼓励他的献书对象抓住意大利的危亡之秋大显身手，而不是因为创建的困难而退缩。

在表明困难和表达鼓励之后，马基雅维利进一步亮出其学说中利刃般的现实主义：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权力的获取不是以道德为基础，而是以赤裸裸的武力为基础。新君主的德行不是道德德性，而是充满力量感的硬朗武力。君主偃草之风不是恳求，而是强迫。最荣耀的几位人物都拿起了武器，而没有拿起武器的萨伏那洛拉修士的新制度则转瞬即逝。

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典范出类拔萃，虽然他以射手为例作了解释，但是他们建立政治秩序的卓越又何以能被模仿呢？毫无疑问，普通人容易被伟大人物激发，但对于深陷各种困境的政治家而言，他们深谙获取之难，又岂会如普通人那样被激发起斗志？或是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在这些伟大的典范后加了一个小典范——希耶罗。

第七章

马基雅维利在革命性地讨论了依靠自己的德行创建新秩序的新君主后，转向了依靠他人的武力或由于幸运而取得新国家的君主。新君主效仿的对象也从荣耀的巅峰逐渐下降。在本章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切萨雷·博尔贾。他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在其父成为教皇后曾被任命为主教，数年后放弃教职，于1500年被路易十二授予瓦伦蒂诺公爵。马基雅维利对博尔贾的态度其实并不十分明确。一开始，他认为博尔贾是依靠运气而跃升为君主的典范，而且他最终也随其父亲的去世而亡国。但很快，随着他对博尔贾政治行动浓墨重彩的描写(本章的篇幅与第三章差不多)，其态度或者说博尔贾的政治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马基雅维利详细记述了博尔贾最初在父亲的帮助下借用法国国王的威名夺取罗马涅，但是当法国国王阻止博尔贾继续进攻托斯卡纳时，他决定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运气了，而是诉诸各种诡计维持自己的权势。马基雅维利在本章中不止一次认为博尔贾值得效法。第一次是博尔贾在罗马涅的行动使马基雅维利认为他既勇猛又有能力，并且懂得如何赢得或失去支持。对于博尔贾的德行，马基雅维利坚定地相信假以时日，或者说如果在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他没有重病，那么博尔贾就能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而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运气。第二次是在回顾完博尔贾的全部行动后，马基雅维利再次肯定了博尔贾值得那些依靠他人武力和运气取得新君主国的人效法。

博尔贾在罗马涅所做的并不是全新君主的创建行动，只是采用新的方法对旧制度加以革新。他授权冷酷而果断的雷米罗恢复当地政治秩序(后为了平息人民心中的怒火，将其腰斩于广场上)。从革命性和创造性上来说，博尔贾远不如第六章提到的那些最荣耀的典范。但是，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他对博尔贾的赞美。对于这样的人物，马基雅维利认为他其实还是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误以为恩惠会使一个大人物忘却旧日的伤害，从而在选举教皇这件事上做错了选择。这条分析实际上抬升了马基雅维利自己的地位，博尔贾值得新君主效法，那么发现其行动错误的马基雅维利更应该是新君主之师。

第八章

从本章起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把利刃开始显露锋芒，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必然性之于政治行动的重要意义的阐释上。本章要讨论那些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统治权的人，他们比博尔贾更具争议，因为他们是依靠某种邪恶而卑鄙的方式登上统治地位的，比如古代的西西里人阿加托克利斯和现代的奥利维罗托。

马基雅维利在前两种获取方法之外讨论以邪恶之道获取君权的方法，这也就意味着后者不能归于前二者。也就是说，虽然后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不能称为德行。从本章的标题称之为“不道德手段”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对阿加托克利斯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将他的行动归于运气或德行。不过，马基雅维利认为阿加托克利斯的邪恶行动在精神与身体上都表现出了强健的力量，而且他有着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德行的使用与传统上的德行概念完全不同：德行居然也包含在恶行中。

为了表明恶行也可以是好的，马基雅维利区别了两种作恶的方式：妥善地和恶劣地使用残暴手段。所谓妥善地使用，是出于必要。也就是说，只有作恶对自己的安全和为臣民谋利益来说是必要的时，才能够使用。这也就是那句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箴言的出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对作恶表达了一定程度上的克制，要求君主不能任意作恶；而且这种克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君主德行的强调：一种能够审度必要行动的能力。然后，即便如此，妥善地使用残暴手段也许会带来统治权，但不会带来荣耀。

第九章

马基雅维利学说有一个重要的区分：贵族与平民的区分。但是这不是经济上的阶层区分，而是精神气质上对立的两种欲望：要统治他人、不想被他人统治。首先，这两种欲望在本性上是前理性的，它们之间既无法通过话语或论证达成和解，也不能做到相互理解。其次，由于无法和解从而形成两种类型，或者说形成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这就是政治的源头。再者，任何城市都存在这两种人，这意味着这两种对立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因此，正如哈维·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与君主国和共和国的区分相比较而言，贵族与平民的区分，是马基雅维利学说中更根本的对立。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区分使其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政治。古希腊的政治理想是为了善的生活，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则是以对立和斗争为基础。

这个区分在城市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结果：君主统治、自由城市和无政府状态。这又是一种独特的描述，虽然上述两种欲望是根本，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分别以贵族或平民为阶级基础的贵族制或民主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通常会走向君主制：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在与对方的斗争中落于下风，都会诉诸君主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君主制因而其实是贵族与平民斗争的结果，不是一团和气中由市民进行推选的制度。但同时，马基雅维利在本章开头试图将这样产生的君主与第八章中依靠恶行夺取统治权的君主区分开来。仿佛，从平民中产生的君主就不会犯下恶行。

相较于贵族的支持，马基雅维利认为依靠平民的帮助获得的君权更容易保持。也就是说，在贵族与平民之间，他建议君主亲近后者。他在文中仔细比较了平民与贵族的欲望和能力。平民数量多，得到他们的支持就意味着反对者较少；平民在政治上的欲望只是不受压迫，相较于渴望权力的贵族，君主的行动只要公平，就很容易让平民满足。平民对君主最大的伤害就是抛弃君主，而渴望统治的贵族则有可能会反对君主。因此，君主必须同平民保持友好关系。不过，单靠这里的叙述，人们并不能就此将马基雅维利看作民主主义者。无论是亲近贵族，还是亲近平民，马基雅维利都是在教君主权衡以哪个党派为基础更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势，维持自己的稳定统治状态。这里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行政学中统治者或领导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

本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君主权力的绝对化及君主的能力问题。马基雅维利认为较之平民政制而言，专制政制中的君主是软弱无力和危险的。专制政制中，君主要完全依靠那些官吏，而他们在危难时期要么反对君主要么拒绝服从君主，君主因而无法行使绝对的权力。失去这种绝对的权力，君主无法像太平时期那样使人民为其奔走。当然，马基雅维利给出的药方是，君主应该让平民在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个人都有所求，而不只是在太平时期如此。

第十章

从标题上看，获取君主国和维持统治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讨论完(第十一章讨论教会的君主国)，这使得本章讨论君主国的力量问题略显突兀。但实际上，这一章延续了上一章的问题，即国家能力及其衡量。君主国的力量其实是一个君主能否屹立不倒的力量，不管是依靠自己还是借助他人的援助。本章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后者，即弱小的君主应该如何让自己屹立不倒：城墙牢固、粮草充足、不结恨于人民。当然，马基雅维利对修筑城堡的态度并不总是积极的，他在其他地方也讨论到城堡并不总是必需的。

第十一章

无论是按照马基雅维利在本书开篇时的写作计划，还是从貌似作为各种君主国获取方式结语的第十章来看，本章的出现多少出乎读者的意料。因为教会君主国并没有出现在他对君主国的划分中，而且他在第十章已经开始对前面讨论的各类君主国进行总结了。但是，本章开篇却又提到“只剩下教会君主国留待探讨了”，表述自然到仿佛前后没有任何矛盾。其实，马基雅维利确实没有打算深入探讨教会君主国。前面提到的这些国家在获取后都需要君主的德行或运气加以维持，但是教会的君主国在获取后却可以依靠古老的制度维持，这样的君主拥有国家却不需要防卫也不怕被夺取，不需要治理国家也不会遭到背弃。这样的国家由上帝创建和维护，是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马基雅维利认为讨论这样的国家是一种僭妄的行为。可见，他确实不打算讨论教会的君主国。

他在本章要回应的问题是罗马教会为何会取得如此之大的世俗权力。既然马基雅维利决定回答这个问题，他又认为讨论教会的君主国是冒失的行为，那么至少在他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基雅维利没有明确说明个中区别，但从教会的世俗权力这个关键概念来看，教会的君主国理应是相对于世俗而言的精神性存在，至于这里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否有所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马基雅维利显然注意到从历史的层面上看，教会在主权问题上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近代以来，教权与皇权的关系问题对近代国家的建构影响深远。因而，他在本章实际上是从历史角度梳理了教会在意大利主权问题上为何获得那么重要的影响。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1494年)前，意大利在教皇、威尼斯人、那不勒斯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之下，各国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教皇的牵制使其世俗权力不为所重视。但是亚历山大六世壮大了博尔贾的权势，在客观上也壮大了教廷的权势；其继任者庇护三世在意大利内部攻城略池，驱逐了法国人，进一步提高了教廷的地位。他们是靠坚甲利兵壮大其权势的。马基雅维利在本章末尾提到现任教皇，实际上是期待他能够向人们传达教廷世俗化之于意大利统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