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推荐序一 知人与写心

知人之难，自古而然，即使圣贤，也不免有所蔽惑，所以孔子有“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的感叹，孟子提醒人们论世的重要性：“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题为诸葛亮所撰的《将苑》甚至给出了七条具体的方法：“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彭洁明博士的这部书稿，主要的动机正在“知人”。她精心选择了中国历史中的九个人物，有帝王如项羽（从司马迁《史记》说）、曹丕、赵佶，有名相如诸葛亮，名僧如玄奘，高士如陶渊明，才士如蒲松龄，才女如李清照，美人如杨贵妃，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言说系列。这些人物都非常知名，而且层次丰富，不少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至今仍有见仁见智的看法。因此，人们理所当然会对作者如何落笔深感兴趣，对了解作者自己的评价体系充满期待。书中提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着强烈的“知音情结”。这是一个在个人奋斗史上前后状况反差很大的人。早年，他深得知县费祎祉和学政施闰章的欣赏，曾经获得县、府、院三试的头名，自以为青云有路、指日可待，可是此后在科举的道路上奔波大半生，每次参加乡试都是铩羽而回，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补岁贡生。有人说，蒲松龄反对科举制度，事实上，或许应该这样理解，蒲松龄确实揭露了科举制度的一些阴暗面，但从本心来说，他并不一定反对科举制度本身。他在不少篇幅中予以辛辣讽刺的都是考官，将其不学无术、颟顸平庸，形象地体现在小说细节中。所以，虽然他想起早年费、施诸公的知遇，自嘲后来科场不顺是因自己“驽钝不才”（《折狱》之“异史氏曰”），但在他的心里，肯定更多地还是觉得考官是有眼无珠、不识真才。从这个意义看，对考官的种种讽刺，正折射出他的“童年记忆”。蒲松龄期待知音，这本书中的其他人物当然也是如此，而这正是洁明想要做的事情。

对于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作者不仅关注其强烈的个体特征，而且也注意抉发其所代表的共性，这些共性，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洁明所希望努力挖掘的人性。曹丕和曹植的兄弟关系是千百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围绕着《七步诗》，基本已经固化出兄弟相争相残的思维定势，不少人恐怕都有着曹丕无德无才、得志猖狂，曹植德才兼备、无辜受害的印象。洁明专辟一章，详谈曹丕，认为曹丕不仅政治上更为成熟，军事上更有才能，而且文学上的造诣也相当突出。这一对兄弟的较量，最终结局虽然原因复杂，但从性格上或行事方式上看，曹植以露才扬己败，曹丕以藏拙内敛胜。书中举了曹丕在曹操出征时，没有像曹植那样善祷善颂，而只是落泪不舍之事，以及曹操派曹丕和曹植兄弟出邺城公干，故意让门卫阻拦，曹丕即时返回，而曹植却以王命在身，杀掉门卫，破门而去之事。在曹操心中，两件事为曹丕分别获得了“诚”与“仁”的印象分。这可能是表演，似乎有“伪”的一面，但这种隐忍的功夫在历史上不乏其例，如隋炀帝杨广本有声色犬马之好，做皇子时，有一次其父文帝到了他的宅邸，见乐器之弦多有断绝，且其上覆满灰尘，以为他不畜声伎，心中甚喜。而道光帝衰病之时，曾召见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询以家国之事，奕訢滔滔不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奕詝则伏地流涕，但表孺慕之诚。二位皇子的面试结果，皇四子奕詝以“仁孝”胜出，成为后来的咸丰帝，而其做法和当年的曹丕简直一模一样。这些或者是权谋术、韬晦法，其实也是人性在某个方面的一种表露。至于曹丕对曹植的态度，自然说不上好，但洁明也指出，其实也算不上特别严苛，因为只是将他架空，让他远离政治舞台而已，毕竟在历史上，兄弟争嗣，失败者失去名誉、自由乃至生命的情形，并不鲜见。

由此也看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书写思路，即上下古今，纵横比较。在中国历史上，宋徽宗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身份错置的人物，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恐怕让他之前的两个风流皇帝唐玄宗和李后主也相形见绌，而他的崇饰游观、困竭民力也是很突出的特征。南宋以来，就有不少士大夫反省北宋灭亡之由，其间往往涉及徽宗的穷侈极欲。洁明写这个亡国之君，专门讨论了张淏的《艮岳记》。艮岳是秉承徽宗之意兴建的，占地约七百五十亩，妙拟自然山川，汇集奇花异石，深得文人雅趣，五年建成，规模浩大，但在靖康之难中，转眼间化成一片废墟。作者说，读《艮岳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人孔尚任的剧作《桃花扇》中的名曲《哀江南》，所谓前有周大夫见故国倾覆、故宫禾黍，作《黍离》之歌，后有孔尚任感南明史事，作《哀江南》之曲，当然，中间还可以穿插很多其他的掌故，如杜甫的《哀江头》、姜夔的《扬州慢》等等。将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融汇在一起，当然会引起不一般的感悟。

这个比较还包括对后世各种说法的评判。本书所选择的九个人物，大都在历史上被大量讨论过，不同意见，所在多有，有的甚至彼此对立，分歧甚大。洁明充分掌握了相关文献，通过细致梳理，首先展示了一段接受史，在此基础上予以分疏，可以给读者提供很多启发。比如对曹丕称帝，同时的蜀汉和东吴都予以痛斥，说他沐猴而冠，篡夺大位，但魏之后，从晋代以下，历宋齐梁陈，历史书写中就很少这样说了，因为这几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大都沿用了曹丕的戏码，往往通过“禅让”而登基，所以洁明指出，要对这样的问题寻找答案，对和错不一定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白回答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沿着这个思路，还可以了解到，对于蜀汉和曹魏孰为正统，历史上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哪怕是在同一个朝代，如宋代，北宋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就尊曹贬刘，认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因为北宋皇权取自后周，也是所谓“禅让”。而到了南宋，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则尊刘贬曹，这又和金人占领了北中国，南宋王朝与当年蜀汉及东晋情形相似有关。意大利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奇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回看曹魏本身的历史及其接受史，我们可以对这个命题多几分理解。当然，谈到这个问题时，本书又并不局限于政治史，而是扩展到生活史和文学史等。比如陶渊明的诗风，在陶的地位真正形成的宋代，三个论者中，杨时认为是“冲澹深粹，出于自然”（《龟山先生语录》），苏轼认为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朱熹则强调“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朱子语类》）。而到了现代，朱光潜从陶诗中拈出“静穆”，鲁迅则针锋相对，指出其特点是“金刚怒目”。洁明介绍了诸家的看法后，指出所谓平淡和豪放、静穆和金刚怒目，其实不一定十分矛盾，更重要的是，后人对陶渊明的发现和欣赏，既是对他的作品、人生道路本身的赏识，实际上也是从不同侧面投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体现的是书写者的主体性，这样，作者就能通过文献梳理和文本细读，抽丝剥茧地还原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也让这些历史人物更为鲜活，更为立体。

说到主体性，不能不提到书中对李清照的论说。作者指出，李清照的作品具有不同于一般闺阁女子的眼界和态度以及“超性别”特征，其经历也反映出不受传统伦理框限的心性和魄力，因此，认为李清照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文学世界的“不速之客”。这个“不速之客”的说法很有意思。若是看李的成就，正如明代大文豪杨慎在其《词品》中所说，“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所以洁明说，她已经超越了性别身份的限制。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言其（词）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宋征璧《论宋词》：“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透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在北宋，能够和李清照并列的，是这样一些词人：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张先、苏轼、黄庭坚、周邦彦、秦观、贺铸等，说明至少在这些评论家的心目中，李清照算得上北宋（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宋代）的大词人，而并不仅仅是具有性别特征的“女词人”。把她的词放在词史上看，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一是在突破传统代言体的过程中，她和苏轼等人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以词体书写自己的生活和情志；二是她的作品中体现出对其自少至长，一生感情生活的较为完整的记录，这是以前的词体文学创作中较为少见的。在宋词发展的过程中，能被本朝词人称为“体”的，大概只有“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易安体”“稼轩体”“介庵（赵彦端）体”和“白石体”等不多的几个，李清照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她的成就在宋代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体认了。

洁明勤于写作，在其文字生涯中，她至少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论著，一支写大众阅读。在这本著作中，这两支笔有所交融，其中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故事的起伏、文笔的灵动。随着书中的娓娓叙说，读者不仅能够走进历史，对话古人，而且也能够沉思现实，反观自我。洁明说，面对这些历史人物，她能够触摸他们的温度，听到他们的声音，感知他们的心跳，因此，讲述这些古人的故事，就是讲述她自己的故事。读了洁明对这九个历史人物的解读，相信读者也一定会产生共鸣，进而喜欢这本著作。

张宏生

2023年3月5日 于香江片翠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