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冬天，我和我过去的管教一起，在一家肝病医院里见到了狱警老吴。
老吴挺着个大肚子，面色黑黄，眉心有两道刀刻般的皱纹。见到我后，他看起来很激动，紧握着我的手，先是好生夸赞了一番我的作品，而后又感叹了几句自己当初的文学梦想。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管教便在一旁解释说，老吴住院期间看完了我这两年发表过的所有文章，有些还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甚至还做了读书笔记。
我一听就紧张起来，悄声问管教：“该不会又要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了吧？”
管教拽了我一把，压低了嗓音说道：“老吴肝腹水，活不长了。带你来，就是让他和你聊聊文学，他有这么个梦。”
我心头一紧，方才明白眼前这个病老头的大肚子原来不是胖，而是极恶的病态。管教这才又说：“老吴好酒，原本还有7年才退休，酒精却泡烂了他的肝脏，只好提前病退住进了医院。”
说话间，老吴转身从床头柜上端来一盘水果，招呼着我：“虫安、夏龙，你两个笔名我都晓得啦，来来来，吃点儿水果。”
我赶紧迎上去，他却又一次握紧我的手。他的手潮红、发烫，有股邪劲儿。我试图挣了一下，竟然脱不开。过了一会儿，老吴松了手，我这才得以把自己的手撤回来。
老吴拉了我一下，悄声说道：“虫安啊，明天给我带瓶酒。我晓得你在到处跑题材写作，我给你点儿不一样的故事线索，肯定对你有帮助。”
往后的日子，我大概前后往肝病医院跑了五六趟。
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五粮液，那是我前女友送给我爸的酒，我拿去雅贿了老吴——当然，也不是次次都这么奢侈，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从路边的小门脸里直接抓了一小瓶二锅头。
那天，我人还没进病房，就看到病恹恹的老吴，身体像被输入了一股内力一般，竟然冲到门口来迎我。我们偷偷摸去天台，老吴将酒紧紧抱在怀里，蜡黄的脸就像瞬间活了血。
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病号服一半的扣子都扣不上了，加上头上又顶着一蓬卷发，从后背看过去，就像妇产科走廊里那些扶腰散步的孕妇。
天台上一阵一阵的大风掠过去，云层前仰后合，天色忽明忽暗。老吴坐在轮椅上，两根手指捏住小二的酒瓶，吱溜一口，再吱溜一口，每口酒都会品上好一会儿。几口酒下肚，他抬头看看我，说，太不经喝，下回捎瓶一斤装的。
我脱了衣服盖在老吴胸口，说：“天冷呢，散散酒味儿就回病房吧。医生要查房了。”
老吴品着酒瓶里的残汁儿，吧唧着嘴，问道：“跟你讲一个我打算带进骨灰盒的秘密，换瓶一斤装的二锅头，行不行？”
我笑笑说：“你这秘密这么廉价，就值当一瓶酒啊？”
老吴苦笑一阵儿，再问：“你答不答应吧？”
我说：“别说一斤装的，桶装的我也能给你带，关键你得过医生那关。再说了，喝完了，你回得了病房吗？”
老吴不答，自顾自地说起那个秘密：
20世纪80年代末，老吴当兵提到连长后，便转业回到了地方，经过一番折腾，在当地的监狱谋到了差事。
当时，他分管的监区有个犯人刑满前和人吵架，他赶去现场处置，用橡皮棍抡了那人后背两记，那人当时也没什么大碍，第二天就被释放了。
那人独自坐长途车回家，在车上因为和一个乘客争抢软背座椅，竟把对方打死了。因为他是头天刚出的狱，监狱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无论是狱警还是老百姓，都认为那人太过残暴。
那段日子，刚参加工作俩月的老吴有点儿魂不守舍，虽然他不了解那人以前的种种劣迹，但他心里有数——那人争抢软背座椅，肯定和他用橡皮棍抡那人的后背致其受伤有关。
老吴跟我说，他很后悔抡那人那两下橡皮棍。
到后来，我也没兑现那瓶一斤装二锅头的诺言，因为此后没多久，老吴就转去市里的医院了。
转院那天，老吴给我发了张照片，是他病床前围着的一圈同事，里面有李管教、张教导员、马科长。这三位我都很熟悉，整整一个冬季，我都针对“故事”的线索对他们进行采访，而老吴则为我提供采访的便利条件。
李管教跟我讲了他在一个厕所内成功完成了的教改工作的故事；张教导员曾负责一项“服刑人员退赃认赔”的活动，他的故事中有位经历特殊的毒贩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主动退赃；马科长在监区搞了几十年教改，给一位曾在中华骨髓库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犯人做通了思想工作，最终让其答应救助一位白血病儿童。同时，他们还积极联系事件中涉及的教改对象，让我得以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最终完善了这些故事。
在老吴的不断引荐下，从狱警视角下获得的教改故事在不断累积着。
我觉得自己挺对不住老吴的，也怪我那当口儿的日子过得实在有些捉襟见肘，不然一定给他多捎几瓶好酒。不过我也知道，老吴不在意这些。他说，希望我尽快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他着急看。
张教导员是个慢性子，走路外八字。张教导员来探望老吴的那天，和老吴互相开着玩笑，忽然瞥了一眼靠窗而立的我，忙问老吴：“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作家？”
老吴够到床头柜上的酸奶，递给他一杯，他拦住老吴，回头看着我，慢吞吞地说：“老吴让我跟你讲讲20年前的那桩事，那确实是一桩不错的教改案例。但平心而论，也有着运气成分——人哪那么容易改变观念？他本来就信佛，我所做的事儿，就是把同事们之前做的推波助澜了一把。”
我靠近一些，笑着说：“张教太谦虚，老吴跟我说了个大概，那事儿换谁都感动。有些细节，我还想听您自己讲讲。”
老吴之前给我说，20年前，张教导员和他同在监狱服装厂干管教，不光要管理犯人，还要学习缝纫工艺，琢磨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一堆生产订单。那时候的张教导员刚从警院毕业。有一天，教改科领导差了他一桩苦活计，去搬卸一车新电脑机（工业电动缝纫机）。张教导员带了100多号犯人出工，不承想却在狱内主干道遇上了雷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令他没能完成领导交办的差事，却让一名毒贩完成了灵魂的洗礼。
眼下，病床上的老吴还在到处摸吸管，有点儿吃力，粗喘了一声。张教导员抚了抚他的背，将床头柜上的酸奶移远了些，说老吴不能吃这种小孩子的零嘴儿。老吴顺了顺气，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忽然问了一句：“那犯人是不是在花瓣上写‘佛’字？”
“你记性真不错，那时候电脑机还没来，服装厂的订单都暂停了，接了一单手工塑料花卉的小劳务。”
“跟昨天似的，怎么一晃就20年了。”老吴又叹起气来。
1998年，监狱彻底停了外务劳动，先后开办了服装、箱包、电子厂。张教导员被分在服装厂，管教工作刚上岗没多久，厂里就出事了。
事情不大，就是几批外贸服装的单子搞错了样，工艺上不过关，得返工。新调来的副监狱长分管生产，揪着此事不放，生产大会开了好几次。服装厂的领导挨多了批评，索性在会上诉了番苦，针对设备发了通牢骚，说现有的一批二手机子没效率，产量、质量都没保障。
副监狱长要面子，当即拍板说要买新机器，还让几位发牢骚的领导都立了军令状——半年内生产再搞不上去，就都自觉看大门去。
新机购入之前，厂房调整，老设备要搬空，电路也要重新布置。服装厂停工一周，犯人都被锁在监房里。但劳动改造一天都不能松懈。这一周的空当，管教们必须给犯人们找活儿干。
每日例会上，管教们一起讨论找点什么活儿合适，比如搓二极管、缝皮球等，还有人提议剥大蒜做糖蒜罐头。可是，这些活儿要么破坏卫生，要么存在安全隐患，都不适合在监房劳作。最后大队长提议，不如接一批手工塑料花卉的订单。这活儿又“雅”，劳动边角料在逢年过节时还可用来布置室内。
手工制作塑料花需要用胶枪粘花瓣，胶枪通电导热，可以迅速熔化长条胶棒，然后从枪口打出液体胶水。常规的操作方法是给每片花瓣打一滴胶，再用手捏紧，胶水迅速凝固。可犯人中有个叫马乐乐的，在粘花瓣时，偏偏非要用胶枪给每片花瓣上都用胶水写上一个“佛”字，手速还快，一天能粘好几袋花骨朵。但不巧的是，订单里有一批花是“白玫瑰”，胶水凝固后，每个花骨朵上都渗出一个丑陋的“佛”字，跟踩扁的橡皮泥似的。
于是，整个单子被厂方拒收，还被要求索赔。
2
“马乐乐这个独眼怪还和你联系吗？”讲到这里，老吴插嘴问张教导员。
张教导员走去窗口，吐了口痰，摸出口袋里的烟，想起自己在病房里，随即又揣回去了。折回来摇摇头，说：“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我凑上去问：“马乐乐那只眼怎么瞎的？”
张教导员应该是烟瘾犯了，老吴朝我俩推了推手，示意我们去天台抽烟，他要睡一会儿。
在天台上，我给张教导员点烟，他跟我讲了讲马乐乐的事儿。
当年马乐乐26岁，他的左眼是15岁时弄伤的，做过义眼台手术，装了义眼片，这个大家都知道。之前，张教导员还给他办过二级病残犯证明。
马乐乐的老家在山西，家门口就有运煤的火车道，两边是茂密的杂木林子。一入秋季，枯秃秃的林里就躲着一群偷煤的孩子。他们扒火车，然后从车厢往下铲煤，家长们对此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觉得危险的同时，也不刻意阻拦孩子们，因为这样冬天家里就能省些煤钱。
孩子们三五成群，分工协作，大点儿的孩子带着铁铲，小点儿的孩子背着麻袋。等拉煤的火车慢悠悠地从铁轨上滑过时，他们就从林子里蹦跶出来，大孩子先将手里的铁铲投掷进车厢，然后猛追到车厢旁，伸手够到车厢沿儿，使劲儿翻进去。在煤堆上站稳之后，便拼力往下铲煤。小孩子就提着麻袋，一路收拾。一趟下来，铁道两旁都是他们的“收成”。也会有家长拉板车过来，将这些“赃煤”运走，挨家挨户分匀。
马乐乐是在15岁那年接过上车铲煤的活儿的。他头一回铲煤十分不顺，翻进车厢时一条腿被挂住了，还没动手，就被一根细小的树枝撂倒了。
那天火车的速度稍微快了点儿，但疯跑的孩子们仍旧能够追上。马乐乐被树枝挑倒在车厢里，一直都没有爬起来，等又有几个孩子爬进车厢找到他时，他的左眼已被一根韧劲儿十足的细枝割开了……
3
我和张教导员回了病房，老吴正打着鼾。张教导员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出去聊。我俩正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时，老吴醒了，其实他也没睡着，打鼾仅是因为呼吸不畅。
“我们当时给了马乐乐多少钱？”老吴忽然问了一句。
张教导员想了想，伸出3根手指比画了一下：“3000多，零头儿我记不清了。对于当年来说，算是很大一笔钱了。”
我特别不解：是马乐乐把单子弄砸的，怎么监狱反倒要给他钱？
塑料花卉的订单被马乐乐捅了个大娄子，不光管教们生气，犯人们也窝火。生产组组长第一个挨了批评，还被停了“骨干犯”待遇。马乐乐也躲不过处分，在被关禁闭之前，还被生产组组长堵在劳务现场打了一顿。
听见打斗声，张教导员右手扶在武装带上，手指挑开了警用辣椒水的皮套，赶忙去制止，罚他们俩蹲在警务台旁反省。
马乐乐圆头圆脸，个子不高，刚一蹲下，就露出半个黑乎乎的屁股。张教导员正要掏手铐押他去禁闭室，生产组组长却一下又跳起来，一脚踹趴了马乐乐。两人旋即又扭打了起来。张教导员看拦不住，只得调整了警用辣椒水的喷头，瞄准生产组组长的眼睛喷了过去。没想到，辣椒水擦着生产组组长的耳根，竟射中了马乐乐的左眼。不一会儿，马乐乐的眼眶已肿得像被马蜂蜇过似的，紧闭着双眼，嚷嚷着要洗眼睛。张教导员赶忙派了两个“骨干犯”，让他们搀着马乐乐去了卫生间。
等从卫生间出来之后，马乐乐就说自己的义眼片丢了，不是在打架过程中弄丢的，就是在清洗眼睛时弄丢的。一群人给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末了，马乐乐坚称，义眼片肯定是被人捡走了，而且恶意不还。他要向驻监检察院写信——因义眼片价值昂贵，必须得给他个交代。
管教们自然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那么混乱的场面，什么事都没谱；况且当年监狱的硬件设施不完备，不像现在，任何地点都确保监控无死角。
张教导员认真查了、审了，末了还是没找到马乐乐的义眼片。
张教导员说，马乐乐的那枚义眼片挺高级的，薄薄的、滑滑的一小丁点儿东西，遇上自来水一冲，很容易滑入下水道。为了确认自己的分析，他带着基建队的犯人敲烂了卫生间的盆台，生怕这物件贴在了犄角旮旯里。可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其实，按常规处理方式，在管教查找无果后，只能马乐乐自认倒霉。但当时正赶上临近“6·26国际禁毒日”，省局要让马乐乐出镜拍禁毒宣传节目，这事儿没法儿搪塞过去。如若找不回义眼片，马乐乐是坚决不肯面对镜头的。
按严管程序，张教导员找马乐乐谈话教育。
禁闭室里，马乐乐正在床铺上打双盘（佛教打坐的一种姿势，双脚盘在腿上），张教导员在门口喊他，他转过身来，睁开右眼，左眼紧闭，眼角有一道分叉的缝合伤疤。他不仅剃了光头，还用剃须刀把头皮刮得精光。
张教导员板着脸问：“你用胶枪在花瓣里写佛字，你说说，你这是要做什么？”
马乐乐同样板着脸，右眼紧盯着张教导员，好一会儿没吭声。在张教导员的催促下，他不紧不慢地吐出“入定”二字。
张教导员一时语塞，拍了拍铁门，冲他喊道：“现在是静站反省时间，不允许打坐，给我从床上滚下来！”
领导要求张教导员三天内解决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得保证马乐乐能直面镜头，配合省局禁毒宣传。于是，张教导员花了3400元买了一枚新的义眼片。
等事情都了结后，领导召集大家开了会，讨论花卉订单赔偿的事儿。活儿是监区私接的单子，劳务科不过问，监区得自己承担损失。
散会后，张教导员十分窝火。自己这一年半载的工资全搭进这桩糟心事儿里头了。但好在那之后不久，领导就找到他，说可以报销他购买义眼片的费用。
4
聊天间，病房里进来了一个50多岁的矮个男护工，端着一盘饭菜，软声软气地问老吴吃不吃。
时间还不到11点，医院开饭早，盘里又是清汤寡水的，老吴摆了摆手，扭着头对我说：“再过一会儿，你带张教导员去小厨房吃饭，我请客。”
张教导员摇摇手，说：“等你康复那天再请吧，咱们去金陵大饭店。”
“我有我请的道理，还非要今天了。”老吴坚持要请客。
张教导员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说还早。我问他：“当年拍禁毒宣传节目干吗非得挑马乐乐，监狱里毒贩子不是挺多吗？”
张教导员和老吴相视一笑，说：“马乐乐可不是一般的毒贩子，他的案情很有震慑力。”
当年，马乐乐算是被牵涉进了一个超级大毒枭的案件中。
那个大毒枭是谁，张教导员没说，只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字头的毒枭之一。那时候，该毒枭已经伏法了，马乐乐曾是他的亲信，“两人是在寺庙里结的缘”。
当年，该毒枭在马乐乐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捐钱盖了一座庙，住持是从华山请的，据说还开过神通。毒枭相信大和尚能掐会算，可以保他终身富贵平安。
马乐乐伤了眼睛的第二年就退学了，父母担心他今后的着落，思来想去，最后把他送去庙里当化缘和尚——独眼和尚。
但马乐乐分明是个假和尚，一天庙门都没进过，出去“化缘”报的庙，却是家门口毒枭捐建的那座。住持差人找到他家，警告说以后讨饭不能再诋毁“佛”，否则会教训他。马乐乐不听劝，照旧外出“化缘”。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几个光头大汉就将他拎去庙门口揍了一通，还让他在大雄宝殿罚跪了一晚。
跪在巨大的佛像面前，鼻青脸肿的马乐乐见到了坐在佛像后头敲木鱼的大和尚。
那晚之后，马乐乐就正式在庙里做工了，算是大和尚纳入的弟子——马乐乐服刑后期，总对人说起这段往事。张教导员盯了他好久，确信不是传播邪教，才没管他。
有一年，毒枭日子过得很不顺，往庙里捐了一大笔钱，要大和尚替他消灾，做一场极大的法事。大和尚说要用马乐乐做“工具”，先在他后背刺了两句经文，又把一个玉球塞在他的左眼眶内，用一张画了符的经文布封住，然后，派他跟在毒枭身后七七四十九天。而大和尚在此期间闭关诵经，任何人不得打扰。可马乐乐的眼眶哪耐得住玉球的重量，况且他的下眼睑早就出现了结膜囊狭窄和下垂问题，痛不欲生。毒枭也是热心肠，觉得既然已经是通了佛的师父，索性揭开封条，取出玉球，安排一个眼科医生，给马乐乐做了义眼台手术。
没等马乐乐的眼睛消肿，毒枭就出事儿了。毒枭辗转逃去庙中躲避，大和尚早已闻风走了，只剩下马乐乐在庙中休养。他感激毒枭帮他恢复正常人的容貌，便照应毒枭藏了几日，也因此落了个窝藏的罪名。毒枭跑路时着急忙慌，包里没装太多现金，只有两包自用的白粉。马乐乐按他的指示，去找下家变换了点生活费，因此又落了个贩毒罪。
毒枭很快落了网，马乐乐两罪并罚，获刑14年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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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导员说兴奋了，挨到病床前，拍了拍老吴的手臂，感叹道：“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共事这么多年，还有几桩事儿像这样的！”
老吴倒显得极其淡定，回了一句：“这叫一花一世界，你永远没法想象别人的生活，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人，有时候你都不一定了解他那个……怎么说——那个‘小宇宙’。这词，你们年轻人不是总爱用嘛。”
老吴看向我，他的眼睛一股污浊，但在努力放光。
我仍旧沉浸在刚才的故事里，有些事儿还想不明白，正要追问。老吴抢在前面问张教导员道：“你买那义眼片是不是花了3400多元？”
张教导员想了想，说好像是，然后夸老吴记性好，零头还记得：“反正这钱后来没让我出，监区不是给报销了嘛。”
张教导员踱步到窗边，老吴朝我招了下手，示意我带张教导员去吃饭。张教导员看见老吴的举动，说不用去小厨房，招呼我说：“你去楼下随便打包两个菜，我们在病房里随便吃几口。我再陪他一会儿，待会儿还要去单位交班。”
老吴使劲儿摆手：“今天非得请你一餐。”
张教导员问：“咋了，你今天搞什么名堂呢？”
老吴说：“1998年那场雨的事儿怪我，我在会上说了你的坏话。今天说起马乐乐这事儿，我才有勇气跟你认个错。”
张教导员吊高了嗓门：“老兄哎，你这是哪里的话，你这不是叫我难堪吗？”
1998年的夏季，就像一个加了铁盖的油焖大锅。
按新定的规定，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犯人可以午休1个小时，下午每人派发一碗绿豆汤。7月26日中午，张教导员手头儿接了两趟活儿：第一趟就是安排监区300多名犯人午休，现场要井然有序，所有犯人必须躺在狱警视线范围之内，人数要核查清楚。
这可不容易，看人不比看鸡、鸭，现场管理只能靠喉咙，嘶来吼去，嗓子眼儿都哑了火。
第二趟是马乐乐的禁闭期限到了，他要赶在下午2点前把马乐乐从禁闭室里带出来。车间到禁闭室要绕过一个标准的操场，一来一回接近1千米。
安排犯人午休的事儿还没稳妥，狱政科领导就突然跑来了，整个人湿漉漉的，跟掉水里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催：“快！带100人去搬新机！”
这是服装监区的最后一批新机，统共200台，两人搬一台，跑4趟就能搬完，从监狱主干道搬到车间10分钟一趟，40分钟绰绰有余。也可以多带些犯人，跑一趟了事，但人多了太挤、太乱，狱政科领导对这事儿有经验，要100人刚刚好。
张教导员还想给领导倒凉茶，领导倒是急得跳脚，嚷嚷着让他赶快去，说省局领导过不了多久就要入监参观，别到时货车挡死了路，“带人跑步前进！”
张教导员赶忙喊小岗吹响了集合哨，用警务台的扩音话筒喊道：“二分监区起立，出工！”犯人们呜呜泱泱地站起来，没精打采地往室外走。领导抢过话筒喊道：“跑步前进！”
所有人突然上紧了发条似的，动力十足地往外跑。张教导员对狱政科领导的威慑力还挺震惊。他一边穿武装带，一边嘱咐他的副班同事：“帮我去把马乐乐领回来，我这赶不上趟了。”
等张教导员带队赶到现场，副班同事竟已将马乐乐领回来了——副班同事搭上了伙房运送绿豆汤的三蹦子，几分钟就把事情搞定了。马乐乐属于二分监区，同事索性将他撂在了搬卸缝纫机的现场。
张教导员瞥了一眼马乐乐，一个多月没见太阳，他白得近乎透明，大太阳一晒，脸和脖子就红透了。张教导员吼了一句：“愣着干吗，干活儿呀。”可马乐乐软手软脚，好不容易爬到货车上，猛烈的日头忽然被乌云遮蔽，不到几分钟，雷暴就轰隆隆地震响起来。
货车卡在一排行道树底下，枝叶在风雨里猛烈招摇，玻璃球般的雨珠砸了下来。张教导员还没反应过来，马乐乐就忽然捂住左眼，蜷曲在货车车厢里。张教导员急了，上去拽他。可马乐乐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开始在车厢里翻滚。四周扬起一阵烟尘，100号人都在啸叫。张教导员吹响集合哨，带着一群人往道路旁边的医院监区躲雨。犯人们全都一溜烟跑过去了，他想找两个人抬走车厢上的马乐乐，却抓了个空。索性自己连拉带拽，背起马乐乐，冲进了医院监区。
雷雨下了一刻钟，乌云消散，日头又被重新点燃，气温更加灼人。张教导员带队重新出工，可已经来不及了，省领导们已经到篮球场了。
“快点儿，一个个都手脚活络起来！”张教导员一边大喊，一边爬上卡车，亲自卸货。
参观人群很快走了过来，卡车挡住了他们去路，监狱领导板着脸问：“谁带队出工的？”
张教导员正抬着一台缝纫机，听见领导问话，慌了，手一松，缝纫机滑了下来，砸中了自己的脚指头。他抱着脚在地面打滚，洋相出尽。
6
老吴抓住了张教导员的手：“我当时也是觉得应该任务优先，你那点儿人性化，太超前了。”
张教导员反抓住老吴的手，说：“你就别计较这丁点事儿了，我当时虽挨了个小处分，但不也因祸得福，马乐乐主动退赃这事，按道理不该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赶忙凑上去问：“马乐乐退什么赃了？”
张教导员受了处分，被扣了当月的劳务奖金；再加上前面张教导员帮他买义眼片的事儿，马乐乐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马乐乐在随后几天的“服刑人员退赃认赔”思想动员大会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这个思想动员会是当年刚刚兴起的，和现在的“主动坦白余罪漏罪”的活动有些类似。
那天，张教导员主持会议，正在宣讲活动要义，马乐乐竟然毫无征兆地站了起来。周围的犯人打着盹儿，张教导员自己也无精打采的，马乐乐都站起来好一会儿了他才发觉。
张教导员以为他犯了痔疮，朝他低了低手，示意他坐下。马乐乐却面无表情地说：“我要退赃。”
所有人都惊呆了，马乐乐重复了一遍：“我要退赃。”
张教导员立刻将马乐乐带去了审讯室，然后准备打电话给狱政科，拿起电话又放下，先用对讲机呼了一遍监区大小领导——处理这种事儿要慎重，不能越级汇报。
不到一刻钟，大小领导就都集中在了会议室。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商议，想摸清楚马乐乐要退什么、多大价值、有谱没谱。
张教导员打头阵，先去审讯室盘问了一番马乐乐，带回来的消息直接炸了锅：据马乐乐自己交代，他那只做过义眼台手术的左眼内，镶有一颗价值不菲的宝石，是毒枭送给他的礼物。此事立刻上报了狱政科，狱政科也拿不定主意，说这事有被犯人讹诈的风险——之前有过这种案例，有犯人得了小肠气，监狱出钱帮着治了，结果犯人写检举信，说监狱强行为其手术，导致不举不坚，闹腾了好一阵儿——马乐乐这情况更加可能出问题，万一手术后，他那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他再反口讹诈监狱也不是没可能，更何况，这个手术的风险太高了。
不过这事儿很好办，可以先带马乐乐去拍个CT检查一下。
CT结果出来了，还算乐观，监区领导说，马乐乐左眼眶内确实有一个圆形物。不过退赃这事儿，必须马乐乐签署术前、术后风险责任告知书。于是，整个监区前后忙活了大半个月，本来还说要找电视台宣传一下，但后来局里领导又说，担心手术方面有风险，容貌上可能再也恢复不了术前情况，才下发了通知，要求做好此事内部保密工作。
术后，马乐乐调了监狱，那枚藏在他左眼里的宝石到底啥样、价值几何，多少年来常被人讨论，但谁也不知道。
事后，张教导员受到了表彰，被推选为1998年省级教改工作先进分子，领完一本14开的烫金荣誉证书后，“宝石眼”这桩事便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中翻篇了。
7
到饭点儿了，老吴让我带张教导员去吃饭，叮嘱着一定要点几个硬菜。张教导员拉我到门外，非让我叫外卖。
我们在病房里的折叠床上吃，怕老吴馋酒，我和张教导员也没喝。饭后，张教导员就要走，抓住老吴的胳膊晃了两下，说：“下回我再来，你可得上金陵饭店请我吃一顿。”
我送张教导员到了电梯口，他拍拍我肩膀，让我加油。我问他后来还见过马乐乐没，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转身笑着说再无联系。
等我走回病房口，老吴突然下床了，没骨头似的倚在窗口。我刚靠上去，他就说，有件事本来要跟张教导员讲清爽，话到嘴边又吞进去了。我问什么事。他说：“其实当年在马乐乐这件事儿上搞得有些鸡贼。”
我有些不解，在老吴的一番解释下，我明白了。说白了，张教导员受到的表彰算是造假，他自己也蒙在鼓里很多年。
我还是有些不解：“那马乐乐怎么会搞不清楚这种事儿，他是真心退赃吗？”
老吴退回病床，坐下说：“他是真心的。其实，他也是被毒枭哄了，人家只是想着在落难时诓个贴心随从，他就当真了。他很单纯，也是个老实孩子。”
我说这事儿真离奇，老吴没回话，重新躺下了。我宽慰他：“没事儿，这事儿张教导员肯定早就知道了，他不挑破而已。你想，你都知道了，他还能不知道？”
老吴闭上了眼睛：“我不是指这事儿，还有件事儿我没当他面说。马乐乐那义眼片花了3400多，知道我为什么把钱数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手工花卉订单那事儿我们心里有愧于张教导员啊。”
我不敢多问，老吴突然冒了一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知也要退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