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的葫芦画

丁衍庸（1902—1978）是20世纪杰出的画坛多面手，举凡油画、水彩画、中国画，无不精擅。在中国画方面，又于花鸟、人物、山水兼擅，且笔精墨妙，独具特色。在花鸟画方面，他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中师法八大山人朱耷最为成功的。他能将八大山人式的水墨发挥得游刃有余，以简洁、冷峻而富有诗意的笔触，将己意与八大山人笔意融会贯通，独树一帜。与八大山人不同的是，他在题材上更为丰富，技法上愈见新颖，色彩上更加多样。单就花鸟一科而论，就广涉梅兰竹菊、蔬果草虫、飞禽走兽等。在赋色方面，并不仅限于水墨一道，于赭色、花青、朱砂、鹅黄、藤黄、曙红等均有涉。因而在意境上显然已与八大山人的冷寂大异其趣。在其为数不多的葫芦题材绘画中，大抵可见一斑。

一根垂藤贯穿在一幅纵 179.5 厘米、横 48.5 厘米的狭长条幅上，藤上有墨色浓淡相宜的大片叶子，疏密有度，三只葫芦悬挂于藤蔓上，葫芦的黄色与葫叶的浓墨交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在垂下的藤蔓中，一只小雀伫立其上，悠然自得，为整个画面增添了鲜活的气息。这就是丁衍庸为我们呈现的葫芦形象。这幅名为《葫芦小鸟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的作品，作者题识曰“丁衍庸画”，钤朱文方印“叔旦”，在收藏机构印行的《丁衍庸艺术回顾展》图录中，被确定为 1958年作。虽然不知何据，但从笔法气韵看，确乎是其由油画、水彩画而转向中国画之后的风格，代表其中晚年以后常见的画风。在该画中，所绘葫芦介于亚腰和纺锤葫芦之间，所用色彩为藤黄与鹅黄的混合色，画中小雀的神态颇类八大山人的，而葫芦的色彩则与齐白石的相类。他以奇特的构图、大片的留白和恣肆的泼墨形成独有画格，在冷逸中不乏萧散之趣，萧散中又具空灵之感。垂下的藤蔓错落有致，飞白中隐约可见老辣，虬曲中蕴含劲健之力，很有书法线条的韵味。看似简单的画面，却展现了作者清雅宁静、端庄幽寂的文人情怀。类似的笔情墨趣也出现在其相似的绘画作品中。如作于1977年的《瓜瓞绵绵》（香港艺术馆藏），疏落的丝瓜与浓叶、交织的藤蔓以及双飞的蜜蜂相映成趣，以花青与淡墨为主色调，再辅之以朱砂点染的瓜蒂为装饰，画面作斜三角构图。另一件也作于同一年的《豌豆蚱蜢》（香港艺术馆藏）则纯用水墨写就，浓墨枯笔写两支斜十字交叉的竹竿，藤蔓顺竿而下，飘逸的藤叶中栖息一只蚱蜢。这幅被图录编写者定名为《豌豆蚱蜢》的画作，其中所绘实为豆角。成排的豆角为焦墨干笔所写，并无水墨晕染，与淋漓的大块墨叶高低错落，而淡墨枯笔所绘的细藤则环绕竹竿，将豆角、墨叶与蚱蜢维系在一起。两画与《葫芦小鸟图》相比，则更显清新自然，而《葫芦小鸟图》则冷峭幽静，可谓同中有异，异曲同工。

当然，丁衍庸的葫芦画还有其他不同的类型，如作于1967年的《葫芦绶带图》，以纯水墨描写葫芦和小雀：纵横交错的藤蔓与五只小亚腰葫芦在纵幅画面的左上角，葫芦用白描所写，线条如行云流水，厚重的墨叶相杂其间；两只小雀立于画面右下角的山石上，互相对望，为典型的八大山人所绘小鸟眼睛白多黑少的形态。小鸟与葫芦成对角相望，以达到一种平衡之美。另一幅无年款的《葫芦小雀图》，写三只硕大的纺锤葫芦悬挂于纵幅画面的左侧，葫芦以鹅黄加赭色混合而写，一只小雀立于飘曳于画面右下侧的藤上，小雀身躯为淡墨晕染，头部为浓墨渲染，脖子处加淡朱砂。画面右侧为作者题诗“歌乐山头云半遮，老鹰崖上日将斜，清琴远远出谁家。依旧故园迷燕子，几番风雨冻桐花，王孙芳草又天涯”，为孤寂的画面加上了注脚，是丁衍庸葫芦画中少见的诗画相参者。而另一件同样无年款的《葫芦青蛙图》，作者题诗曰：“一架葫芦若个娃，法如披蔴破袈裟；硕老看见疑雪个，石涛见到似苦瓜。”画中两只浅赭色葫芦悬于藤蔓上，下侧三只青蛙倚藤而跃。诗中“硕老”指吴昌硕，“雪个”指八大山人朱耷，石涛又称“苦瓜和尚”，故在画中，作者以诙谐的诗句点出其三个师承。画中葫芦承吴昌硕，青蛙承朱耷，而藤蔓则承石涛，其画境总合起来，则是自家面貌。这是丁衍庸以葫芦主题绘画的特别之处。还有一件作于1975年的《葫芦图》，其笔法构图与《葫芦小雀图》相近，画中题句云“乾坤亦有良药可保身”，传递出葫芦里盛良药的信息，是将葫芦所蕴含的部分文化符号以画笔与诗句加以释读。

终其一生，丁衍庸并非以画葫芦见长者。葫芦题材绘画在其行世的中国画中，只占极少比例。他的大量绘画集中在人物、花鸟和山水方面，葫芦只是其蔬果绘画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我们透过仅存的数件葫芦画，仍然可以见到丁衍庸笔墨的技巧与独具匠心的意境。而在鉴藏界，围绕其葫芦画而出现的赝作也并不鲜见，大多是以上述诸画为蓝本的临本、仿本或移花接木者，构图及赋色大致相类，但笔性则有天壤之别。我们若能深研丁衍庸包括葫芦画在内的各画笔法，熟谙其运笔规律，其赝鼎自然也就原形毕露了。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