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拿一支软笔“为难”自己？

东汉蔡邕的书论《九势》中，有这样一句话——“笔软则奇怪生焉。”

这真是一句“奇怪”的话。何谓“笔软”？何谓“奇怪”？何以“笔软”则“奇怪生焉”？针对它的真实含义，历来聚讼纷纷，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如果书写者笔力软弱，则书写过程中不能如意，笔下出现各种不合规范的丑怪线条和结构；第二种解释与之相反，认为因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如果书写者运用得法，就能产生变化多端、出人意表的精彩效果。

我们知道，释读古文，必须“原汤化原食”，把句子放到原文的整个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蔡邕的那段原话是这样的：“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细细咀嚼体会之后，就可以把第一种解释排除。因为文中连续出现的“自然”“阴阳”“藏头护尾”“肌肤之丽”“势来”“势去”等词语，环环相扣，都与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亦即“笔软”直接相关。唯“笔软”，方可“藏头护尾”，方有“肌肤之丽”，方能“形势出矣”“奇怪生焉”。

实际上，这段文字包含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一大奥妙。

世界各民族文字，在其肇端之际，多以契刻或硬物描画为主。中国人后来发明出毛笔，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毛笔产生后的几千年中，多少智者能人日日操弄使用，竟然没有想到去推翻这位性格“柔软”的“管城侯”，以一种更便利的工具取代之。只要拿过毛笔的都知道，这支笔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多么的难以控制，笔毫一入纸，立即就失去“平衡”，不是太重就是太轻，快了不成慢了更不成，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就像从未溜过冰的人被套上冰鞋推到了场地中央。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似乎自找麻烦，专门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先贤在原本相对劲挺的兔、狼毫笔之外，又增添了更软更不易对付的羊毫笔，而且还要加长笔锋。在纸张的应用上也是如此，从表面光滑硬朗的熟纸，演进到柔软而易于渗化的生宣。他们的用意，无异于要“戴着镣铐跳舞”。而深究其理，则可以明了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以文字书写为形式的“纯抽象”的书法艺术，以及中国画何以形成“笔墨中心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他说：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而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

注重表达内在节奏韵律，抒发情性，呈现哲理，是所有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趣向。对于书法而言，正是这些“形而上”的需要，对工具材料提出了要求，这就是毛笔诞生的必然性所在。

换句玄虚点的话说，唯具“弹性”之物方能“载道”。

如若无法传递韵律，则无“流美”可言，更谈不上体现情性与哲理，谈不上“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了。因此，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生命化的艺术，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毛笔的特殊性不容忽视。

“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所用的“奇怪”一词，提示了书法线条在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浓、淡、枯、润、粗、细、刚、柔，稳与险、畅与涩、老与嫩、奇与正，张扬与蕴蓄、精微与浑茫、迅捷与雍容、雄壮与优雅、豪迈与谨严、洒脱与沉郁…… 任何一门艺术，都建立在对复杂多重矛盾关系的驾驭调和上，艺术的高度与艺术的难度紧密相关。拿竞技体育来打个比方：足球为什么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让无数人如痴似狂？正是由于这项运动以人体中最为笨拙的部位，接触物体中最难以控制的球体，参加一种人数最多的集体角逐，因而最富起伏变化，最难以预测，最具偶然性和戏剧性。“脚拙”“球圆”“人多”，于是，“奇怪生焉”。

就书法而论，由于毛笔的软而难操，让习书者不得不放下傲慢自我的心态，和逾级邋等的企图，静气澄怀、日复一日地在笔墨纸三者间周旋对话，熟悉、体认、顺应其性理，才有可能渐次向挥洒如意、心手相忘的“段位”靠拢。否则，即便有满肚子的才思，也只能感叹“眼中有神，腕下有鬼”了。在这个过程中，毛笔之“软”，实际上对“意、必、固、我”的主观偏执，躁急刚愎的人为之力，形成了一道阻挡、缓冲、化解的“沼泽地”。“笔力”提升之进阶，伴随着自我对自然的尊重与认识，“人”与“天”的相融与相应。此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要义。

书画之道“肇于自然”，而其至高境界，乃达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