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二十世纪前的王船山研究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别号壶子、一壶道人、武夷先生牧竖、船山遗老、姜斋老人、卖姜翁等，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王船山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青年时代，他一方面留意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1638年，与友人组织“行社”“匡社”，立志要匡扶社稷。1642年，24岁的船山在武昌考中举人。1643年，张献忠攻陷衡阳，曾邀他参加农民军政权，船山誓死不从。1646年，他上书南明湖北巡抚章旷，建议联合农民军共同抵抗清军，但失望而归。1648年，他与好友管嗣裘等在衡山举兵抗清，以失败告终。之后船山投奔桂王，结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因南明小朝廷内部权力争夺，船山险遭不测，遂逃归湖南，隐伏于群山峻岭之间。1652年，李定国率军收复衡阳，派人招请船山，船山“进退萦回”，始终未去，后因清兵搜捕，过了三年流亡生活。自此之后，船山归隐石船山麓，坚持学术研究，创作了大量学术著作。他还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这些都表明了船山崇高的政治抱负和学术追求。1692年，船山逝世于湘西草堂。

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中说：“右衡阳王先生著书五十二种。已见三十八种，共三百二十三卷。”[1]清同治四年（1865）曾氏兄弟所刻的《船山遗书》，共刻经类二十部、史类四部、子类十部、集类二十四部，共二百八十卷。王夫之著述一百余种，四百余卷，涉及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经类著作主要包括《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尚书引义》《尚书稗疏》《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史类著作主要包括《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箨史》《莲峰志》等。子类著作主要包括《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等，其中还对佛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相宗络索》。集类著作主要包括《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楚辞通释》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社出版了《船山全书》，2003年开始对《船山全书》进行再版修订，直至2011年完成出版，该书收录了王船山现有的所有著作。

王船山的文学思想研究既包括文学创作的研究，还包括文学理论、诗学、美学等研究，本书将根据其主要著述《诗广传》五卷、《楚辞通释》十四卷、《古诗评选》六卷、《唐诗评选》四卷、《明诗评选》八卷、《姜斋文集》、《姜斋诗集》、《姜斋词集》、《姜斋诗话》等，按照时间顺序对二十世纪的船山文学思想研究作一个全面介绍，总结已有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发现其中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希望能以此促进“船山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二十世纪王船山的文学思想研究史，是建立在此前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二十世纪前的船山学研究，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第一节 二十世纪前的王船山著作整理

在最初的船山学中，文学思想研究并没有占主导地位，而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只作为船山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保存、刊印和传播。

一、王船山自己的编撰

王船山在《述病枕忆得》中说：“昔在癸未春，有《漧涛园初刻》，亡友熊渭公为文序之。乱后失其锓本，赖以自免笑悔。”[2]癸未春是指1643年，《漧涛园初刻》是船山自行刊刻的诗集，黄冈熊渭公序，但后来在战乱中丢失。船山的许多著述都是他自己编撰而成的。据研究：

从1660年到1669年的十年间，他完成了一系列著述。1663年，撰写《尚书引义》，批判玄学、佛学和宋明理学。是年6月，又编《和遣兴诗》76首、《广遣兴诗》58首。1666年，撰成《四书训义》。1668年7月，编《春秋家说》《春秋世说》成。1669年，编《五十自定稿》诗集，撰《续春秋左氏传博议》。1673年，撰《礼记章句序》。1676年，撰《周易大象解》一卷成。

1677年，他做出最后的选择，继续归隐，著述终老，是年编《礼记章句》49卷成。1679年6月，编《庄子通》一卷成，编《六十自定稿》成，又编杂体诗集《柳岸吟》成。1682年9月，编文字说专著《说文广义》三卷和政论专著《噩梦》成。1683年3月，编《制义俟解》一卷成，10月，编《噩梦》一卷成。1684年，撰成《俟解》。1685年，撰成《张子正蒙注》，编《楚辞通释》14卷成，又病中作《周易内传》12卷和《周易内传发例》一卷。1686年，病中忆29岁前的诗作，编为《忆得》，编成《思问录》。1687年，撰成《读通鉴论》。1688年，编《南窗漫记》成。1689年秋，重订《尚书引义》，编《识小录》一卷成。1690年，编诗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各一卷成，编《俟解》一卷成，编《七十自定稿》成，编定各种诗文评选，重订《张子正蒙注》。1691年，《读通鉴论》《宋论》定稿。[3]

从这些船山本人编撰的作品来看，船山对于作品的编撰具有自觉意识，其编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但后来船山作品的传播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二、船山著作的刊刻

船山去世后，最早由其次子王敔在清康熙、雍正年间刊刻了船山部分遗书，后世称“湘西草堂本”，“合计湘西草堂所刊船山著作迄今可以指称者凡二十七种”。[4]其中包括了《楚辞通释》《落花诗》《和梅花百咏》《洞庭秋》《仿体诗》《愚鼓词》《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等文学和诗学著作。

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一文中全面详细地概述了王船山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以及个人品德。其中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第一，王敔指出，王船山“以发明正学为己事”，“守正道以屏邪说”，将其学说确定为正统儒学以继承和发扬。第二，该文总结了王船山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的成就。“六经责我开生面”准确地概括了船山一生致力于儒家学术研究的决心，表明船山对于四书、六经等都有所研究和涉猎。史学方面则著有《读通鉴论》，“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倚伏之原”。[5]第三，船山在文章诗学方面的成就。“又以文章之变化莫妙于南华，辞赋之源流莫高于屈宋”，分别做《庄子衍》和《楚辞通释》。“其他则《淮南子》有旁注，《吕览》有释，刘复愚集有评，李杜诗有评，《近思录》有释，皆发从来之所未及，而衷订其旨。诗集则有《自定稿》三编，《忆得》一卷，《后稿》一卷，诗余有《船山鼓棹》二卷，诗出有《龙舟会》一卷，《文集》一编。”[6]此外，《大行府君行述》还概括了船山的人格品德。如：“天性肫挚，见机明决”[7]，“忠义激烈，而接人温恭，恂恂如不欲语；及与人言为善，导引譬谕，终日不倦”。[8]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船山在思想上的成就，而且能感受到船山的人格魅力。

康熙四十六年（1707），镇江张仕可任湖广分巡道时，王敔“录遗稿以呈，对曰‘先人志文其在兹’”。所呈之稿为船山《楚辞通释》一书。张仕可作序：“船山王先生旷世同情，深山嗣响。赓著《九昭》，以旌幽志；更为《通释》，用达微言，攻坚透曲，刮璞通珠，啸谷凌虚，抟风揭日。盖才与性俱全于天，故古视今藉论其世。”[9]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平原董思凝任湖广提学使，王敔等刊刻船山《庄子解》，“遂以此刻见投，且属为引其端”。在序言中，董思凝称王船山“学老文巨，著述等身，于经史多所诠释论说，然颇散失”，表示自己“耳先生名旧矣”，称赞王夫之“既有得于南华之妙，又欲使读之者识达人之变化，则其所诠注，亦所谓知其解而旦暮遇之者欤！”[10]

康熙五十年（1711）间，山西李周望任湖广学政，视学衡阳。王敔献上《张子正蒙注》，李周望为之作序，认为王船山与张载“异世同源”。他指出王船山“少负隽才，志行卓荦，于学无所不窥，扃户著书垂四十年”。[11]他认为如果没有王船山的阐发，张载学说之微旨难以彰显；如果没有对张载学说的阐发，船山之学亦难以发扬。“横渠之书，微船山而旨隐；船山之学，微横渠之书而不彰。”王船山之于张载，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颜渊之于孔子，是“附骥而名益彰”。李周望认为，船山隐世埋名，“其书虽存，未布于世，俾学者晓然识其书为横渠之功臣，其人为游、杨、真、魏之流亚也”。[12]他评价王船山“不汲汲于干禄取荣”，“不降不辱，任重道远”，“可谓勇于为善，能自得师矣”。[13]

康熙末年，泰州缪沅督学湖广，为《王船山先生集》作序。缪序称船山“以为姚江之说不息，濂、洛、关、闽之道不著；濂、洛、关、闽之道不著，生民之祸将未有已……于是取横渠张子《正蒙》，章疏而句释之，于凡天地之本，阴阳之胜，幽明之端，物之所始，性之所受，学之所终，莫不烂然大明，而姚江之徒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吾以独知而率兽以食人乎？”[14]由此把船山学说提升至守正道、摒异端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来自地方官员的主动收集，另一方面由于王敔主动呈请，船山的部分著作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很多著作的序言中，都对船山的学说进行了评价和定位，也歌颂了船山的个人气节，但流传有限，并不十分广泛。

清康熙年间，潘宗洛“任湖广学政时曾延俊才入幕，襄校试卷，王敔与焉，由是乃知有船山，求读其书，为之作传付史馆，实为船山之第一篇正式传记”。[15]《船山先生传》中简单介绍了王船山的生平事迹，还说：“余所得见于敔者，《思问录》《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而已。”[16]

在王敔的《大行府君行述》与潘宗洛的《船山先生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大家对船山个人及其学术思想的理解、立场和态度。两篇文章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对船山的一生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张晶萍在《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中指出：“从私家著述到官方书写，有关船山记忆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潘《传》首先将王船山定位为‘故明之遗臣，我朝之逸民也’，然后围绕此一定位展开叙述。其所述王船山生平大节，大体不出王敔《行述》之范围，但加入了潘宗洛自己的想象与解释。细勘潘《传》与王《述》，在有关船山拒降张献忠、悲北都之变等事上，两者大体相同；而在有关王船山抗清活动的描述上，开始有异。……潘《传》指出，王船山参加南明政权抗清活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失败后‘隐而著书，其志有足悲者’；以为王船山若能改而图仕，不愁不发达，却‘终老于船山’，是所谓‘前明之遗臣’。潘《传》特别表彰王船山不屑为吴三桂写劝进表，是‘我朝之贞士’。与王敔《行述》相比，潘《传》超越了具体的人事，揭示王船山出处进退与朝廷、与志节之间的关系，也即站在国家与文化信仰的高度来评判王船山的学行。从这个角度说，潘《传》是对王《述》的提升，也是将船山记忆由私家著述转向官方历史公共书写的一次努力。”[17]

康熙五十二年（1713），江苏武进人蒋骥著有《山带阁注楚辞》，卷首《采摭书目》中已有《楚辞通释》：“余见闻甚木鲜，所阅前人注解，自汉王叔师《章句》、宋洪庆善《补注》、朱晦翁《集注》外，惟明莆田黄文焕维章之《听直》、衡阳王夫之姜斋之《通释》……其间得失相参，别为分疏，兼抒未尽之怀，附缀篇末，目曰余论。”[18]

以上分析表明，这一时期，船山著作的流传程度和流传数量都非常有限。据有关统计：“在康熙四十年后的二十余年中，船山遗书的家刻本（主要是王敔湘西草堂刻本）、书坊刻本（包括汇江书室及其他书林刻本），约有下列二十七种：《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尚书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老子衍》《庄子解》《俟解》《思问录》《船山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五言近体》《七言近体》《夕堂绪论》《夕堂戏墨》《船山鼓棹》。”[19]

乾隆年间，翰林院检讨、兼充三通馆纂修的余廷灿著有《王船山先生传》。他认为“其学深博无涯涘，而原本渊源，尤神契《正蒙》一书，于清虚一大之旨，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靡不有以显微抉幽，晰其奥窍”。他肯定了船山学说与张载学说的一脉相承性，还指出船山“立文苑儒林之极，阐微言绝学之传，则又有待于后之推阐先生者矣”。[20]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成立，并着手编撰《四库全书》。船山著作得以入选《四库全书》，这表明船山著作中的部分内容得到了高度认可，并由此获得广泛传播的可能。《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诗经稗疏”条云：“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惟以《葛屦》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未免穿凿……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轇轕。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钟惺批评《国风》之余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21]

《四库全书》对于经典训诂类、考据性的船山著作予以保留，这成为后人评价船山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对于船山著作中的论述和阐发的内容予以查禁。“清乾隆四十六年，湖南巡抚刘墉奏缴销毁王夫之著《船山自订稿》《五十自订稿》《六十自订稿》《七十自订稿》《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以上八种，俱衡州王而农著。查王而农各种，语多违碍，又有称引钱谦益处，应销毁’。《夕堂绪论》，‘衡州王夫之撰，载有钱谦益《列朝诗选》等语，应销毁，又板片二十四块’。”[22]这一时期的船山著作大部分还处于查禁之中，从而影响了船山思想的传播和接受。

嘉庆十五年（1810），阮元在《儒林传稿凡例》中指出：“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举人，在桂王时曾为行人司行人；浙江黄宗羲，前明布衣，鲁王时曾授左佥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书以老。所著之书，皆蒙收入《四库》，列为国朝之书。《四库全书提要》内多褒其书，以为精核，今列于《儒林传》中，而据事实书其在明事迹者，据历代史传及钦定《续通志》例也。”[23]在这个《儒林传》中，王夫之被列入卷一，排在顾栋高、孙奇逢、李颙、黄宗羲后面，列于第五位。在具体的船山传记中，既对船山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简单概括，又介绍了船山学说中的多部专著，认为其“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最有根据”，“多出新意”，“辞有根据，不同游谈”，“可取者较多”，“确有依据，不为臆断”。[24]

道光年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国史儒林传》把王船山放在理学人物中的上卷。虽然里面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充实，但这是对船山学术思想的又一定位，也为以后船山思想为更多世人所认识和认可奠定了基础。

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收录船山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一卷。邓显鹤在《船山著述目录》中云：“（《船山遗书》）旧刻之本类坊刻，且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道光乙亥（道光十九年，1839）寓长沙，时方辑《沅湘耆旧集》，征求先生遗诗。一日，先生裔孙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欧阳君兆熊访余于城南旅寓，以先生诗集来，且具道：先生六世孙承佺具藏各种遗书于家，世全将谋筹诸梨枣。余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以校雠之役属吾邑人邹汉勋。”[25]其中包括《诗经稗疏》五卷、《诗经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姜斋诗集》十卷、《姜斋诗余》三卷、《姜斋诗话》三卷、《姜斋外集》四卷。其中，《姜斋诗话》三卷分别为《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南窗漫记》，这应该是最早以“姜斋”命名的王船山诗学著作。此外，《八代诗选》和《四唐诗选》未见。[26]

三、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同治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集资整理和刊刻了《船山遗书》，收录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被称为“金陵节署本”。

参与者欧阳兆熊在《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中指出：“旧刻本邓氏显鹤所编《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者若干种。兹访得……《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诗集》十一卷、《诗余》三卷、《诗译》一卷、《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二卷、《南窗漫记》一卷……《姜斋诗剩稿》一卷，悉行刊入。惟历代诗选已见，而《文选》未见。”[27]

刘毓崧在《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中写道：“邓氏显鹤《船山著述目录》注明有目未见书者若干种。……待刻者二种：《夕堂八代诗选》《四唐诗选》。……目录已载未刊，今访得付刻者二十三种：……《愚鼓歌》《姜斋文集》《五十自定稿》……《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目录已载已刊，今补刻者十八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附叶韵辨》《诗广传》……《诗译》。目录已载另刊，今补刻者八种：……《楚辞通释》。”[28]

曾国藩是使船山学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曾国藩与《船山遗书》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关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的真实原因。曾国藩《船山遗书序》写道：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操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29]

曾国藩认为，船山是孔孟之后继承圣学传统的重要思想家。自孔孟开创儒学，以仁礼并称，而后却逐渐变得“众流歧出”，儒家正统逐渐走向衰败。船山在此之际能发扬仁礼之学，发掘圣人之教的中华传统，值得赞扬和宣传。

虽然序言表明了曾国藩对船山学的态度，但是对于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表述则过于简略，后来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章太炎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一文中对“悔过”“攘胡”为曾国藩刊印船山著作的原因之说做了分析，他首先提出：

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30]

对于这些观点，后来的研究者都提出了质疑，认为并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解释性。质疑者指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刊刻《船山遗书》同步进行，其负责的心态，用“悔过”“攘胡”进行解释，有些牵强附会。

许山河在《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一文中提出，曾国藩与王船山在思想上有若干一致之处。“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是因为他对王船山的气节、学问十分推崇，他与王船山在爱国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相通之处。尽管船山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儒家正统思想，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目的是借以弭乱趋治，维护封建制度，但此举使船山的学术著作得以保存和流传，其在文化史上的功劳是不可没的。”[31]

熊考核在《曾国藩为何力倡船山学》中指出：“曾国藩极力倡行船山之学是出于‘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船山学作为湘军的思想武器、作为提升湖湘文化的思想大旗的双重目的。”[32]

雷慧杰、王鹏飞的《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指出：“曾氏刻书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个人方面曾国藩深受王夫之思想的教化与熏陶；二是曾国藩与道光版本《船山遗书》的编校人员有密切关系；三是曾国藩位高权重，具有调动人财物的能力；四是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33]

王兴国的《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篡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至于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即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文章还指出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34]

邓丽萍、邓纯旭的《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则认为：清廷对王夫之态度的转变让曾氏敢于刊刻；恩师、亲友的影响促使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35]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无论出于个人原因，还是受时代的影响，都对船山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对中国出版的影响。王建辉《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奠基人。“船山遗书的刊行，对船山学术的光大，对近世新启蒙思潮还是有益的。”[36]无论曾国藩出于何种目的刊印船山著作，都为船山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是功不可没的。通过掌握曾国藩和《船山遗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窥见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船山学说传播的方式、渠道和接受度。

自清同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确是刊刻印行《船山遗书》的黄金时代，官刻、家刻、坊刻应有尽有，翻刻的单种本也不少，尤其是湖南刊刻的《船山遗书》更多，收藏的单位和个人也较为普遍，各学署、书院、学堂、社会团体，莫不购备此书，这为船山学说的广为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37]

这些版本的整理刊行说明船山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传播，虽然其间也有不太顺利的时候，但是并没有阻挡船山思想的流传。这既受历史政治原因的影响，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节 二十世纪前的王船山文学思想研究

虽然船山著作的刊刻整理得以不断丰富和充实，但这一时期船山思想研究也有所侧重，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文学诗学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船山思想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船山思想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船山思想的提倡者和研究者主要以船山家乡湖南人士为主。比如，船山的后人以及后人的门生弟子或者与其具有一定联系的人士，包括湖南的地方官员，还有湖南籍的相关人士。他们在阅读船山作品的过程中都能够获得重要启发，为船山学说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既有民间私人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其次，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稗疏”等内容，总体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船山影响力的扩大方面。这一时期的传播途径主要体现为整理和刊刻船山著作。尤其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印的《船山遗书》，不仅使得国内大批学者参与了整理和校勘，并在成书之后得到了广泛宣传。

再次，这一时期更多的只是形成了船山的一个形象和概念，深入研究的著作不是很多。研究者把船山的生平事迹作为主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即便已对船山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还是经学的代表人物等问题都有一定的思考，但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最后，这一时期，船山更多地被借用在政治立场上，作为政治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曾国藩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一通》的信中写道：

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38]

这里曾国藩直接借用船山的学说分析时政，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郭嵩焘在《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中写道：“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暗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艰贞之节，纯实之操，一由其读书养气之功，涵养体验，深造自得，动合经权。尤于陆王学术之辨，析之至精，防之至严，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郭嵩焘从正统理学、程朱理学的角度来观照船山，认为其能够“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40]，他依然把侧重点放在船山学术政治性的立场上，没有相对客观地界定船山的学术思想，这也代表了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的基本态度。

二十世纪前的研究对船山的文学思想也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楚辞通释》。1959年中华书局版《楚辞通释·前言》中说：“如果说屈原是用美人香草来寄托他的君国之思的话，则王夫之是以注释楚辞来发泄他的社稷沦亡之痛的。因为其旨隐，其辞晦，所以能够瞒过清朝统治者的耳目。当王夫之死后，司文衡的湖广提学使向他的儿子王敔征求遗书时，王敔审情度势，把触犯清朝忌讳的遗书深闭固藏，只把这《楚辞通释》和《庄子解》《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几部无甚违疑的书拿出来。”[41]《楚辞通释》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刊印以来，一直发行不断，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终止。

但《楚辞通释》并未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自康熙末年开始，清代的考据之学已经在学术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等考证、校雠、注释的研究，成为《四库全书》衡量、评价和挑选著作的重要尺度和标准。王船山的《楚辞通释》虽然采用了传统的笺注体，但是训诂和考据并没有成为著作的重要内容，而只是将其作为阐释义理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更多的是抒发个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这与当时的考据风气相悖，所以《楚辞通释》自然难以引起当时学者的注意，受到他们的重视。虽然《楚辞通释》得以传播，但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研究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关注，其学术成就和地位也没有得到恰当的体现，影响有限。

第二，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中的船山文学著述。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被认为是首次对船山著作进行全面介绍的材料，也是第一份关于船山著作最完整的目录。其中，有关于船山的文学著述记录如下：

《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卷一：论三首，仿符命一首，连珠二十五首。卷二：传二首，行状二首，墓志铭四首，记一首。卷三：序五首，书后二首，跋一首。卷四：启一首，足牍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砺。卷七：赋五首。卷八：赋三首。卷九：像赞一首，杂物赞十六首，铭十一首。卷十：家世节录八则。《姜斋诗集》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五：落花诗。卷六：遣兴诗。卷七：和梅花百咏。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诗。卷十：仿体。《姜斋诗余》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卷三：潇湘八景词。《姜斋诗话》三卷。卷一：诗译，元附诗经稗疏后。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卷三：南窗漫记。忆得。未见。《姜斋外集》四卷。卷一：船山制义。卷二：船山经义。卷三：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卷四：龙舟会杂剧。旧日又有《买薇稿》《漧涛园初集》二书，未见，殆亦诗文集也。附识其名如此。《夕堂永日八代文选》十九卷。《八代诗选》。未见。《四唐诗选》。未见。

凡集内十部。已见六部，都六十三卷；未见四部，无卷数。[42]

邓显鹤对船山文学研究和创作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编目，为研究船山文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基础，后人也逐渐完善其中未见的篇目。

第三，王闿运与王船山。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曾讲学于思贤讲舍、校经书院和衡阳船山书院，任船山书院山长，参与了船山书院的种种活动，传播了船山的学术思想。

王闿运称船山为“南国儒林第一人”，在《衡阳县志序》中说：“船山贞苦，其道大光。千载照耀，百家汪洋。为楚大儒，名久愈章。蒲轮寂寞，兰佩芬芳。”[43]在《船山公诞祭文》中说：“空山抱道，独怀忠孝之心；异代流芳，增美桂林之传。遗书尽出，隐德弥光。况东洲之楸梓犹存，喜故国之菊兰无绝。精庐习业，慕正学于《章灵》；释奠逢秋，正灵均之初度。”[44]从整体而言，王闿运对船山的定位比较高，肯定了船山的价值和意义，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他与船山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王闿运在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五日日记中写道：“船山学在毛西河伯仲之间，尚不及阎伯诗、顾亭林也，于湖南为得风气之先耳。明学至陋，故至兵起、八股废，而后学人稍出。至康、乾时，经学大盛，人人通博，而其所得者或未能沈至也。”[45]这里王闿运从学术史的发展上对船山进行了定位，虽然意识到了船山对于湖湘文化的意义，但依然认为船山思想与毛西河的地位相当，其实评价并不是很高，对比的依据主要仍然是考据。

关于对船山文学思想的评论，《湘绮楼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晚坐观船山杂说，及其所作北曲，书谢小娥事，悽怆悲怀。（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翻船山《愚鼓词》，定为神仙金丹家言，非诗词之类也。《柳岸吟》《遣兴诗》亦禅家言。《洞庭秋》《落花诗》则无可附。……（同治十一年十月廿七日）

论诗绝句：王船山：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徒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芷芬。（光绪八年十二月卅日）

……看船山悼亡诗，又不觉大笑，彼何其不打自招也。故知颦笑从容，未易合法，况云道乎！（光绪九年二月九日）

湘洲文学，盛于汉清。故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最后乃得衡阳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以闿运能知君，故为之序，不及诗之所以工，而直尊君以配船山。于船山有贬词，于君无誉词，可知矣。（光绪十五年五月十八日）[46]

通过以上几段文字可以看出，王闿运对船山的文学思想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用“存高韵”“兰芷芬”来指代船山的著作，表明了船山的重要地位。王闿运还将船山的文学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对前期持肯定态度，对后期则进行批评。他既能从船山诗词评价中获得感悟，又对船山的部分诗词进行了讽刺，“定为神仙金丹家言，非诗词之类也”，“禅家言”。

王闿运一方面对船山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完全理解和阐释船山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究其原因，既与王闿运个人的性格和诗词造诣有关，也与当时的评价标准有关。

第四，其他相关研究。魏源在《诗古微》“目录书后”有云：“又得乡先正衡山王夫之《诗广传》，虽不考证三家，而精义卓识，往往暗与之和。左采右笔，触处逢原，于是风、雅、颂各得其所。”[47]这句话简要概述了船山《诗广传》并不是以考证取胜，而是侧重义理阐发和分析的特点。

欧阳兆熊对王夫之的诗学也有所评价：“至其论诗，独赏魏文而鄙弃陈思，谓子桓灵光之气，每于景事中不期飞集……自钟嵘伸子建而抑子桓，遂令横得大名。酌其定品，正在陈琳、阮瑀之下……此等议论，千古无人道及。”[48]

以上材料表明，船山文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受到当时船山著作刊刻局限性的影响，也与时代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船山文学思想著作的刊刻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对于文学关注的边缘化也是一种常态。

关于船山文学、诗学思想的研究都是点到为止，体现了船山与前人研究视角的不同，有着对于前人诗词更为大胆的言说，也为后来船山的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元素。

总之，二十世纪前王船山研究的主要成就有两个：一是船山著作的整理，二是船山思想研究的兴起。

船山著作的整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版本。最早刊印的版本是湘西草堂刻本，这是由船山次子王敔联合相关人士，陆续刊行的船山著作，王敔为船山著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撰写了《大行府君行述》，记录了船山生平的重要事迹和相关内容。

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选录了船山著作，其中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禁九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船山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评价，也成了后世确立船山地位的重要参考依据。

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湘潭王氏遗经书屋陆续刊印了《船山遗书》，共计十八种一百五十卷。这是第一次系统编校出版的船山著作。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重刻《船山遗书》五种五十八卷。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刊行《船山遗书》，此即“金陵节署本”，内容包括经、史、子、集。船山的重要著作基本纳入此书，这是第一次真正全集性质的船山著作。

这些船山著作的重要版本的刊印，为二十世纪的船山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也为后世船山著作更加完备、全面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以前的船山研究主要受到理学的复兴、经学的兴起、小学的发展以及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为船山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便利。虽然这一时期船山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但已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注释

[1]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08-409.

[2]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508.

[3]杨旭明.王夫之的编撰实践及其编撰思想[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31（4）：12-13.

[4]湘西草堂本[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59.

[5]王敔.大行府君行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74.

[6]王敔.大行府君行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74.

[7]王敔.大行府君行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75.

[8]王敔.大行府君行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76.

[9]张仕可.楚辞通释序[M]//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56.

[10]王夫之.庄子解[M]//船山全书：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附录.

[11]李周望.王船山先生正蒙注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98.

[12]李周望.王船山先生正蒙注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98.

[13]李周望.王船山先生正蒙注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399.

[14]缪沅.王船山先生集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00.

[15]潘宗洛.船山先生传[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86.

[16]潘宗洛.船山先生传[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89.

[17]张晶萍.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J].船山学刊，2016（2）.

[1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31-532.

[19]刘志盛.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一）[J].求索，1981，（3）：55.

[20]余廷灿.王船山先生传[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31.

[2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1.

[22]雪霖，刘志盛.湖南刻书史略[M].长沙：岳麓书社，2013:487-488.

[23]国史儒林传稿[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96.

[24]国史儒林传稿[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96-97.

[25]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09-410.

[26]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08-409.

[27]欧阳兆熊.重刊船山遗书凡例[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20.

[28]刘毓崧.刻王氏船山丛书凡例[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22.

[29]曾国藩.船山遗书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18.

[30]章太炎.书曾刻船山遗书后[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795-796.

[31]许山河.论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J].船山学报，1988（增刊）：封三.

[32]熊考核.曾国藩为何力倡船山学[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2）：55.

[33]雷慧杰，王鹏飞.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3）：97.

[34]王兴国.再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J].船山学刊，2019（3）.

[35]邓丽萍，邓纯旭.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J].船山学刊，2018（4）.

[36]王建辉.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J].编辑学刊，1995（5）：76.

[37]刘志盛.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续一）[J].求索，1981（4）：54.

[38]曾国藩.致郭嵩焘一通[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60.

[39]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82.

[40]郭嵩焘.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82.

[41]王夫之.楚辞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9：前言4.

[42]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08-409.

[43]王闿运.衡阳县志序[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62.

[44]王闿运.船山公诞祭文[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66.

[45]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67.

[46]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667-671.

[47]魏源.诗古微[M].长沙：岳麓书社，1989:889.

[48]欧阳兆熊.榾柮谈屑[M]//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578-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