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概念的哲学是否中国固有：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困惑

陈继东注88

“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个概念，不仅开启了新的中国思想或思考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即没有与哲学发生过接触，也没有经过哲学解读的中国既有的思想传统）或思维方式。如果说在中国，哲学是作为普遍性的思考方式或认识方式而被接受的话，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则因冠以“中国哲学”，具有了与哲学相同的悠久历史和知识地位。因此，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享受与哲学相等的普遍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哲学”的宰割剖析，并通过哲学来重新组织，使其具有哲学的形式，迫使其追随哲学的内容。这就是说，随着哲学“君临”了中国的知识活动，传统的思想被迫变身，改变以往的思路，试图重新妆扮身姿，焕发生机。注89

然而，由“哲学”到“中国哲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哲学”与“中国哲学”也不是同时成立的。哲学一开始作为来自日本的外来概念，传入中国之际，即受到了极大的非议。1903年，王国维（1877—1927）在《哲学辨惑》一文中，在明确承认哲学这一概念来自日本的同时，又为哲学所遭受的非难做了彻底辩护，表达了哲学乃中国之固有的主张，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这一概念。王国维的哲学辩护是针对张之洞排斥哲学的做法而发的。张之洞（1837—1909）作为清末新教育体制的设计师，视哲学为危险之物，将哲学排除在由他制定的教育科目之外。与此同时，张之洞也拒绝承认哲学与正统的传统思想有任何联系。他在其后实施的教育纲领中，完全取消了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教育体制中的位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溃亡。1915年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开设，标志着哲学作为一门学问终于在制度上得到了认可。王国维和张之洞的辩论，暴露了“哲学”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并不是不须摆明根据就可成立的自明的概念。当哲学、中国哲学逐渐为人接受，最终占据了知识活动的指导地位时，当年积极鼓吹哲学的梁启超（1873—1929），在撰写《儒家哲学》时，则断言中国并没有哲学，传统思想不能以哲学来概括，并彻底换洗了哲学概念的内涵。这表明以中国哲学代替传统思想乃是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上述事实显示了作为外来概念的“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在新学与传统之间的彷徨和困惑。

不难看出，张之洞与王国维以及梁启超等人的议论，显露出了哲学是外来的还是中国固有的学问的两相对立的问题。本文试图厘清这一对哲学的认识过程，探究哲学与传统思想之间紧张关系的缘由所在。注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