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中的法与法治

“法”，其字本为“灋”，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解释如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音“至”），是古代传说中可断曲直的独角兽。

然而，近代的梁启超在引用《说文》关于法的解释时，将“刑”作“”，他明确指出：“与刑为两字，《说文》云‘刑，刭也’，以刎颈为训。与法字殊义。”注2梁启超在此使用的是段玉裁注解中的解释。注3在《说文》中，并无“”字的解释。梁启超在段注的基础上参照各家说法，补其意为：“，法也。从刀从井。井亦声。”并为其下定义为：“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变之形式，可以为事物之模范及程量者也。是与法之观念极相合也。”注4在后来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又补充道：“即型字，谓模型也。故于‘型’字下云，‘铸器之法也’……型为铸器模范，法为行为模范。‘灋’含有平直两意，即其模范之标准也。”注5据梁启超解释，“”字中的“井”字，其语源来自井田，“具有秩序及不变之两意”，而偏旁“刂”则意味着“刀以解剖条理”。注6

通过《说文》中“法”的定义，以及梁启超对“”字意的解释，可以看出，即便在古代，“法”与“”相通，而不同于“刑”，它并不单纯意味着狭义的“刭人之颈”。“法”的内涵包含了“平、直、秩序、不变、模范标准”等基本因素和内涵。

另外，对于与法相关的“律”字，《说文》中的解释为“均布也”，梁启超综合各家之说，将其概括为“律也者，平均正确，固定不动，而可以为一切事物之标准者也”注7。由此可见，“法”与“律”自古以来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梁启超将其总结为：“法也者，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能为最高之标准以节度事物者也。”注8

在诸子百家中，关于法的看法，最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儒家与法家之间的对立了。《论语》中的“道之以法，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论断最具代表意义。然而，如果将“法”广义地解释为“行为模范”、节度事物的“最高标准”，无论是儒家的“德、礼”还是法家的“法、刑”，在强调最高的行为规范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但是同时，二者之间存在两个根本的不同。一个就在于用以维持政治秩序的规范，是重视道德、以礼齐之，还是以法、刑来加以约束。就这一点来说，儒家重德、礼，法家重法。另一个则是，有没有超越世俗中的最高权力的“最高标准”和价值来对政治权力形成约束力。就这一点来说，儒家有，因为儒家的礼是天、理的具体表现形式，礼源自具有超越性的“天理”；而法家则没有，法家之法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对君主的约束只有靠君主的“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