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2.1　理论基础

2.1.1　外部性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提出“外部经济”理论，随后其学生庇古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部不经济”，20世纪70年代外部性理论逐渐成熟。外部性（externative effects）是指一个经济单位的活动对其他经济单位造成了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却没有为之承担相应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相应报酬的现象。外部性按照对外部影响的差异，可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个体对其他经济个体的福利产生有利的影响，负的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个体对其他经济个体的福利产生负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会使私人边际效益与社会边际效益之间以及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之间发生偏差。当一个经济主体仅考虑自身利益而忽略外部性对其他经济主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就会使生态资源配置不当，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雾霾污染作为一种重要的污染类型，其产生也与负的外部性有很大的关系。

2.1.2　生态经济学理论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诞生。1976年日本坂本藤良的《生态经济学》出版，是世界上第一部内容较为完整的生态经济学专著。而生态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是1989年Ecological Economics刊物的创办，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在这本刊物上给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着很多问题，如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等，但是没有学科可以全面地解释这些问题，而生态经济学正好扩展了这些交叉要素，从最广泛意义上阐述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且运用多个学科研究方法来研究生态经济问题。我国生态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多位学者对生态经济学做了探索和挖掘，最终形成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生态经济学定义。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运动发展及其运作机理的科学，其核心是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生态经济这一复合系统发展的规律。生态经济学具有理论和实践应用的二重性，是与资源环境经济研究相互作用具有生态间断性和极限存在的学科。生态经济学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经济生态化是指采取相关措施使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生态经济化则说明不能免费使用生态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既有生态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以生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量化，实现生态经济化，从而促进经济生态化，最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2.1.3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来源于德国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杜能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空间配置与距离城市远近有着一定关系，他的《孤立国对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区位对生产选址影响的著作。1909年德国阿尔申尔德·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论”，指出当企业选择自己的区位时，应该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费以获得最大利润，其理论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找出企业生产工业产品时所能消耗的最低成本，并找出工业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时的最理想地点，每个企业都应该着力寻找最能节约成本的地点进行生产活动。1933年德国克里斯塔勒提出“中心地理论”，他以研究地区是一个同质平原，人口分布均匀，居民有着相同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交通系统趋于统一，对同等规模城市方便性相同，交通成本与距离呈正相关关系，制造商和消费者是经济人，普通货物可以自由移动到四面八方，不受任何关税或非关税壁垒限制为假设，提出每个点都有相同机会接受一个中心位置，相对于进入任何其他点，只直接与距离有关，而且无论方向如何，都有统一交通面。1940年奥古斯特·廖什提出了“市场区位论”，他认为大多数工业选址都是以能够在市场区域内以最少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为前提，以此为最终目标，学者们提出市场区位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影响巨大，使理论分析扩展到市场，并且从分析单个厂家扩展到对整个行业进行分析。此后又有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多种深度探讨工业选址区位问题，将区位理论研究推向了新层次。

2.1.4　城市精明增长理论与高质量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多数城市规模快速扩张，通过扩张向郊区蔓延，这种扩张非常盲目，大量农田被侵占，城市空间范围越来越大，并引致一系列问题，人们工作和生活地点之间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各类能源被消耗得越来越快。与此同时，欧洲的“紧凑发展”理念开始盛行，许多城市建设非常紧凑，建筑密度高，人们工作与生活地点之间距离非常近，是适合生存的理想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紧凑发展”理念被人们所推崇。美国人民逐渐明白了现阶段自己国家发展方式的错误，于是通过学习和借鉴欧洲经验提出了城市发展理论，即“城市精明增长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一个城市充分利用内部空间进行发展，不追求盲目扩张，在城市现有建筑基础上进行修建，集中建设、不建新建筑，基础设施建设要节约成本，使人们生产生活距离尽可能缩小，最终达到保护耕地和自然环境的目的。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深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对经济发展新要求的战略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速度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势头更是迅猛[1]。但透过快速建设与发展应该看到，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前，我国城市发展主要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这种长期粗放型经济模式，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动力，但相伴相生地也引发了如土地、能源等资源严重浪费、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2]。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旧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应对新的挑战。基于此，国家提出的“两山理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发展理念陆续践行，这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决心，也为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奠定了基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新性地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并提出要建立一套绿色低碳且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全方位转型指明了方向，是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理念、道路、模式、政策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是对“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思想的再一次升华。屠启宇等认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新模式是由过去高投入、高产出向更重视经济密度、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次伟大转变[3]。高质量发展理论是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内涵的新发展理念，其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4]，具有战略连续性、创新性、系统性、动态性与长期性等特征[5][6]。在城市发展上，该理论不仅要求改善与提升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基础设施等，而且强调城市内部、外部之间各系统的协同作用[7]。基于这一点，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精明增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两个理论有机结合。

2.1.5　空间异质性理论

随着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发现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呈现出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缀块和格局[8]。这些缀块和格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复杂的、难以预料的变化，进而导致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呈现出异质性和不平衡性[9]，目前空间异质性已经成为生态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普遍且重要的原理。在早期的生态学研究过程中，由于空间异质性理论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为了研究的简化和便捷，人们通常以生态系统组分之间具有同质性和相互独立性为前提假设[10]。但是，生态系统无论在何种空间尺度下都是具有异质性的，这一特性正是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如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种群发展等[11]。生态学专家逐渐认识到早期的这种研究假设存在偏误，并开始将空间异质性理论纳入研究体系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有关空间异质性的定义、定量化以及所产生的生态学效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空间异质性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12][13]。

关于空间异质性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说法[14][15]。总的来说，具有不同属性的各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在不同空间位置上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即为空间异质性；其中生态系统属性是指组成生态系统的各生态因子的属性，如土地利用模式、生物多样性、土壤养分含量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复杂性和异质性则分别是对生态系统属性的定性和定量描述。关于空间异质性的定性分析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侧重于结构，另一种侧重于功能[16][17][18]。针对结构特征进行的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分析被称为空间结构异质性分析；针对功能、过程进行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则被称为空间功能异质性分析。关于空间异质性的定量分析也分为两种类型[19]：一种是空间特征的定量分析，这一过程主要运用数学方法展开研究，如利用信息指数、分数维、变异系数等对景观特征在空间上的变异程度进行定量化分析，空间特征的定量化分析对于研究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也可对不同尺度范围内的空间变异程度进行测度。将这些定量信息与生态效应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探测某种景观格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作用过程。另一种是空间比较定量分析，是基于空间特征定量分析，对各生态因子及其属性在空间上的变异程度进行对比。其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同一系统内同一因子的时间变化效应进行测度；二是同一因子不同系统不同空间位置之间的比较；三是对同一空间位置上不同因子之间关系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