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琉璃厂一带原来称作海王村，明清时期这里是书肆，也是读书人经常光顾，挑选和搜罗善本古籍的地方。1853年2月的某一天，李鸿章在海王村逛书摊，偶然遇到一位安徽同乡，此人见他气定神闲，当即惊讶地对他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亦作少泉），你难道不知道咱们的省城已经失陷了吗？怎么还有闲情逸致买这些无用的东西？”
安徽当时的省城是安庆，根据这位同乡得到的最新消息，太平军从武昌顺流东下，刚刚攻占安庆，安徽当地已是一片混乱。李鸿章一听，顿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他马上想到应该赶紧促请朝廷发兵“剿贼”，拯救桑梓。
李鸿章时为翰林院编修，官职不高，资历又浅，从他本身来说，并不具备直接与朝廷对话，为皇帝出谋划策的资格和条件，退一步来说，就算他上疏奏本，人微则言轻，能不能受到重视，也是个未知数。
自己不够格不要紧，还可以搬动大佬。京城有很多安徽籍的名人及高官，在这些人当中，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与李家是世交，他不仅很早就认识李鸿章，而且因为这位同乡后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人又聪明伶俐，对他非常喜爱和看重，一直把他当笔杆子使用，遇到上疏言事，总是请他捉笔代刀。李鸿章的差使比较清闲，不用处理各种繁杂公务，写东西有的是时间，同时能够代草奏折，李鸿章自己也常常为之沾沾自喜，自然乐于效劳，故而此事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吕贤基既为乡贤，又是老资格的朝中大吏，若是以他的名义上书朝廷，必能事半功倍。李鸿章打定主意，离开海王村后，便直奔吕贤基家中，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和吕贤基的未来命运都将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可把我给害苦了
在李鸿章慷慨激昂的鼓动下，吕贤基的爱乡情绪果然也立即被调动起来，他一口答应为此上疏，并让李鸿章连夜代草奏疏，以便次日一早呈递上去。
李鸿章素有才气，但不以文学才华见长，他的才气主要就表现在撰写行政文稿等应用文体上，他最拿手的也是起草书牍和奏折。回到家后，李鸿章即刻钻进书房，翻阅书籍，查找资料，经过一番精心构思，惨淡经营，至深夜时分，终于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写成和誊写完毕。清代上朝时间早，他一写好，就赶紧派人将奏疏送往吕府。
李、吕两家的住所相距不远，李鸿章所派的人将奏疏交与吕府家人后，又按照李鸿章的吩咐，特地嘱咐道：“这是老爷早朝需要呈递的要折，务请在老爷出门时提醒他带上，事关重大，切莫有误！”家人不敢怠慢，忙将奏疏送到吕贤基手上，吕贤基浏览了一遍，看后非常满意，在一字未改的情况下，便在文稿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鸿章忙了差不多一个通宵，事情办完，倒头就睡。他本有爱睡懒觉的习惯，加上又困，一觉醒来时已是午后。这时他首先惦记的便是奏疏的事，大臣们的上疏结果一般都会反映在朝报上，一读便知，但朝报当天是看不到的，李鸿章便找车夫驾车，直接到吕府探听消息。
马车到了吕府门口，让人意料不及的是，里面竟然传来一片哭喊声，就好像家里死了人，正在办丧事一样。李鸿章莫名其妙，惊愕不已，可是既然来了，也不好再退回去，只得从车上下来，硬着头皮走进了吕府。
刚刚跨进院门，吕贤基从里面跳着脚冲了出来，他一把扯住李鸿章的衣领，瞪着眼睛吼道：“少荃！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朝廷无兵，皇上如今命我去安徽！你害我，我也要害你，我已经奏请皇上批准，让你跟我一道回乡！”
害苦吕贤基的，正是昨晚那篇由李鸿章捉笔，吕贤基署名的奏折。李鸿章不愧是笔杆子，由他起草的奏折，后来都被公认具有文思缜密、见识独具、气势恢宏的特点，其中足以传世的名篇不少。这个奏折虽非其成熟时期的作品，但也很打动人，国家在丢失安庆后所面临的危急形势，朝廷必须出兵的理由，都被一一列举出来，可谓引证充分，文句精妙。据目击者称，咸丰皇帝阅读后，极为动容，当场失态大哭，随后便决定派大员前往安徽，督兵“剿贼”。
只是被咸丰点名的大员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上疏的吕贤基。吕贤基是一名文官，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而且当年已经五十岁，所谓“恂恂儒者”，你让他上战场，不等于把他往火坑里推，让他去白白送死吗？吕贤基对此岂能没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也当即伏在地上大哭起来，当然他表明的不是自己怕死，而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式的决死态度。
其实这也不能怪皇帝冷酷，但凡他要有一点办法，也不至于点一个老书生上阵御敌。事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曾经“以武定天下”的雄壮气势已彻底化为尘烟，当年几乎横扫一切，无敌天下的八旗军颓势尽显，绿营更不中用。至太平军兴，整个王朝几乎已找不出一支像样的部队可与之抗衡，在既无可用之兵又无足够之饷的窘境之下，朝廷不得不转而依靠地方团练来进行防御和抵抗。
从头一年夏天开始，咸丰就尝试在那些“贼氛逼近”的地区，直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所谓在籍官员，也就是因为丁忧（为父母奔丧）或请假，离职回到家乡，但仍保留官籍的官员。曾国藩就是这种情况，他也已奉命在家乡湖南办理团练，同为文官，在皇帝看来，曾国藩去得湖南，吕贤基当然也能去得安徽。
吕贤基不能埋怨皇帝，他只能把一股怨气发泄在李鸿章身上，认为若不是受了这个不知轻重的小子的怂恿，绝不至于主动送上门，被皇帝给抓了差。他一方面是要出口气，另一方面也确实想把李鸿章带在身边，做个帮手，于是便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奏调李鸿章随行。
抛开能不能带兵打仗一事不说，赴前线办理团练一事，本身就艰险异常。吕贤基料定此去必然性命难保，所以回家后即向家人作最后的告别，全家人闻讯，顿时哭成了一团，吕贤基亦悲痛欲绝，向老母磕头时痛哭不止，以致需要别人搀扶，才能勉强站起身来。
等到弄清楚事情原委，李鸿章蒙了。能够用自己的如花妙笔打动皇帝，本是一件值得庆祝和得意的事，但“害苦”吕贤基，却是他万万想不到，也无意去做的事，同样想不到的，还有自己人生道路的改变——作为一个低级文官，如果不是被吕贤基硬拉下水，皇帝再怎么点兵点将，也很难点到他身上。
不管内心愿不愿意，终究圣命难违，不久，李鸿章便遵旨离开翰林院，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以儒生充军旅的坎坷历程。
日照龙鳞万点金
在今合肥以东三十里外，有一个叫磨盘乡的村庄，此处即为李氏家族世代所居之地。磨盘乡至今尚存一口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井，相传古井为明代一位熊姓侍郎所开凿，故称“熊砖井”。因为都说这井有法力，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曾从井栏上敲下块石头，拿回去刻了官印，如今还能清晰地看到一处特别大的豁口。
李氏家族本以耕读为业，到李鸿章祖父时，家里都还很穷困，据李鸿章自己回忆，家里一到年终之时，上门要债的人“几如过江之鲫”。直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一代，李家才进入仕途，成为庐州望族（合肥古称庐州）。当地人相信，李家就是喝了熊砖井的水，才得以发迹荣升，家道中兴的。然而，对于李文安来讲，这段经历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读书晚，资质也仅为中下，近四十岁时才考取进士，以此之前，多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一度不得不借酒浇愁，赋诗自嘲。
李文安生了一个聪明的儿子，小时候的李鸿章便天资突出，甚至异于常人。据说在他六岁的时候，父亲吟了一句“风吹马尾千条线”时，他立即应对：“日照龙鳞万点金。”父亲听了又惊又喜，虽然李鸿章其时年龄还小，但仍决定把他送入“棣华书屋”读书。
“棣华书屋”是李家所开设的私塾，李家口耳相传，李鸿章小时候在家门口的水塘里洗澡，私塾先生把他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道“千年古树当衣架”，李鸿章开口就接“万里长江作浴盆”。还有一次，李文安看到书房中的账本，感慨“年用数百金，对付不易”，一旁的李鸿章脱口而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
李鸿章这些自小就展露的气度和抱负，并未脱离“学而优则仕”的固有轨迹，他的聪颖和勤奋，也带动着他不断向理想高地迈进——十八岁，考中秀才，岁试被拔为第一名，三年后又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二十一岁，应顺天恩科乡试，中试第四十八名举人。
其后也有小挫，李鸿章第一次入京参加会试就落第了，不过他的诗文仍获得了会试同考官的青睐。他自己也依旧意气风发，清代笔记中记载，有一次他和友人谈及志向，说到我将来不求别的，就希望得到七间玻璃大厅，大厅四周全是明亮的窗户，我能够在其中办理公务。如此考究的玻璃大厅，在当年可不易得，难怪连笔记的作者都感叹，认为李鸿章的胸襟抱负果有他人不及之处。
李鸿章第二次参加会试时，突患疟疾，幸亏得到同号举子徐家杰的照料，才没有被迫中途退场。翌日早晨，考题发下来，李鸿章马上说：“这个题目我写过！”
虽然押中了题目，但此时的李鸿章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身体和手都在不停哆嗦，哪里还能顺利地提笔答卷。考到一半时，徐家杰提前交卷，便溜到李鸿章的考舍“串门”，只听李鸿章叹息着说，这一科算是没戏了，徐家杰问他一共作了几篇，李鸿章说只誊清了一篇，还有两篇虽然完成了草稿，但已无力修改誊写。徐家杰很仗义，说这个不怕，我帮你誊了交上去试试。
其后揭榜，李鸿章不仅中试，还脱颖而出，被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这一年李鸿章才二十四岁，是安徽当时最年轻的进士。值得一提的是，徐家杰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那科也中了。后来李鸿章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在会馆押题写文章，突见桌案上灯花如斗，两者一联系，便觉得已有祥兆在前。
其实说到底，李鸿章能够在得病的情况下高榜得中，除了得徐家杰及时相助外，最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他本人的扎实功底——明清科举都是考八股文，李鸿章写八股文，不落笔便罢，一落笔便能写得花团锦簇，文采飞扬，也因此早就被外界公认为八股名家了。
会试之后，必须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朝考，才能分配官职，李鸿章由此被录用为翰林院庶吉士。在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中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乃朝廷储备人才之地，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有资格入阁为大学士，能够进入翰林院研习，今后的仕途自然不可限量。
三年后，翰林院散馆，李鸿章因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其间他阅览书卷，纵横经史，与同僚切磋艺文，和友人吟诗作答，一边过着怡然自乐的精神生活，一边按部就班地等待升迁机会的到来。
这一切，突然之间都被改变了。不过在经历短时间的错愕以及告别书斋后，李鸿章并没有陷入沮丧之中，相反，他像以往奔赴考场一样意气风发，潜意识里一个声音仿佛正在告诉他：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
办团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这是李鸿章北上进京时所写的诗句，意思很明白：我要在青史留名，青史留名的标志就是封侯，如果我给国家打仗立功，就能拜将封侯。
虽说诗以言志，但彼时的李鸿章所想要抒发的，还是一种文人式的豪情壮志，他并没有真的以为自己今后会走这条道路，其原本的人生规划，也绝不是靠着舞刀弄枪，去获得能在玻璃大厅中办公的资格。可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就是它常常会通过打破人们习惯的生活轨迹，创造出另外一种可能，李鸿章很痛快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于是曾经写过的金句也就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义：男儿胸怀天下，志在四方，要像汉代班超那样，披上戎装，纵马驰骋，通过抗击匈奴而封侯留名！
李鸿章倒是很想得开，吕贤基就未必了，据传他揪住李鸿章后还不解气，认为既然是家乡的事，徽籍京员都别想脱得干系，遂又奏调数员同行。这一传闻真伪待考，但当时确有成批的徽籍京官，随吕贤基一同返里办团，这也反映出安徽形势有多么紧张——整个省都处于大风暴的激荡之中，外有太平天国的严重威胁，内有捻军前身捻党的不断起义，他们与清军绞杀在一块，以致遍地烽火，对朝廷而言，此处已实实在在地成了首要的战争重灾区。
1853年3月底，吕贤基一行到达安徽前线宿州，李鸿章先在吕贤基左右帮办，次月，经吕贤基奏请，单独返回老家庐州办团。
官军在安徽的兵力极为单薄，境内无强兵劲旅不说，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总共也不过四千余人，像庐州这样的重镇，居然只有守兵五十余人。官方虽招募了一千余勇丁，但都未经训练，军纪散漫，武器也不齐整，无法承担防“剿”之责，不仅如此，因为经费不足，还时时都有作鸟兽散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团练乡勇便更加显得不可或缺了。
安徽团练由来已久。从地理上划分，安徽大致可分为皖北、皖中、皖南，皖北所在的淮河两岸地区，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即便在和平时期，也常是盗寇横行之地，更不用说动乱时期了，所谓“天下未乱淮先乱，天下已治淮后治”，此处也因此成了捻党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皖中的自然条件较皖北优越，经济富足，士族也相对集中，吕、李两家以及此次受朝廷委派回籍办团的官员，大部分都是皖中人。为求自保，皖中士族从很早开始就已倡办团练，以与太平军、捻党对抗，庐州亦是如此。
就其性质而言，民团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府县官吏和士绅出面约集的官团，另一部分是结寨自保的民团，庐州官团多兴于东乡、北乡（李氏家族即在东乡），民团多兴于西乡。庐州民风强悍，其俗尚武，故而不管是官团还是民团，都具有好勇斗狠的特点，打起仗来比官府招募的勇丁还要好使得多。李鸿章等于走了一个捷径，回东乡后几乎不费手脚，便得以选带了可以出境作战的数百乡勇。
受朝廷之命，在安徽主办团练的大员，除了吕贤基，还有兵部侍郎周天爵。李鸿章随即成为周天爵的幕僚，随其征战。
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有着舍生赴死的决心，但终究是书生谈兵，一旦涉及军事布置，便很难说到点子上。周天爵与之不同，他乃地方大吏出身，太平天国运动最早爆发时，即在广西参与镇压太平军，同时他也是安徽团练的最早倡办人，对付太平军和捻军，比吕贤基要在行得多。
其时太平军正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势力也尚未伸入安徽腹地，而皖北捻党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却越来越活跃，并逐渐成为抗清主力。捻党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此为捻党的来由，随着“捻”的数量不断剧增，捻党迅速向捻军转化。针对这一情况，周天爵与李鸿章等人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了首位。
北面与庐州相接的定远为九省通衢之区，定远人陆遐龄率万余捻军在当地活动，定远知县督兵进击，两战两败，定远城内的团练看到官军都奈何不了捻军，更是隔岸观火，将作战“事同儿戏”，不惟如此，他们甚至公然乘机渔利，弄一支竹枪，就要在公费开支上列出八百文的高价。
陆遐龄军声威大震，庐州人夏金书与之联络，“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鸿章闻讯，立即率百余乡勇前往围捕，杀了夏金书父子，解散起义武装千余人，又在东乡、北乡增加防御设施和力量，从而堵住了陆遐龄军南下的通道。
紧接着，李鸿章又与三弟李鹤章督率团练，随同周天爵在定远等地连续击败陆遐龄军，并设计诱杀了陆氏父子。事后，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朝廷，赏以六品衔。
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还随同周天爵镇压了陈学曾、纪黑壮所率捻军，后者部众多达四千余。不过说到底，这些捻军的力量都不强，打仗的时候，李鸿章也只是在周天爵身边起一个出谋划策的作用，他在战场上还没有能够真正得到历练。
实战
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处调来，协办团练，于是李鸿章又做了李嘉端的幕僚。
李嘉端的运气很不好，他在庐州没待上几天，太平军就开始北伐了。太平军北伐以攻取北京为目标，但安徽首当其冲，太平军可不是尚在发展成长中的捻军，尤其北伐军皆为太平军精锐，5月16日，滁州被攻破，18日，又攻克了临淮关，直逼凤阳。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他一面吁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急，一面兵分三路前往凤阳组织防御，即李登洲部三百人先行，李鸿章等率团勇继之，他带兵两百余人后续前进。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在军事方面皆属庸庸者流，当然三人之间也尚有高下之分，李嘉端基本处于周、吕之间，比吕强点，但还不如周。有人评论李嘉端，说他遇到和处理大事时过于急躁，往往考虑不够周全，然而实际情况是，都还谈不上什么急不急的，李嘉端所部署的三路人马刚刚出动，北伐军就一举拿下了凤阳。
先行的李登洲闻讯慌忙退却，李嘉端自己也无勇气率兵直逼凤阳，可是又不好啥都不干，只得虚张声势，让李鸿章等人率团勇远远地放放枪炮。好在北伐军攻克凤阳后，并没有挥师南下，李嘉端、李鸿章等这才侥幸躲过了灭顶之灾。
北伐军意在继续北上，随后便向豫皖边界挺进，就在皖省官吏士绅们眼巴巴地指望他们赶快离境的时候，想不到的是又有“凶神”杀来——天国发动西征，西征军长驱直入安徽境内。
6月10日，北伐军、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这使李嘉端陷于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窘境。虽然北伐军很快就弃亳州，北进入豫，但西征军却以安庆为大本营，屯着不走了。
起初西征军采取的是南攻北守策略，重点放在稳定南京东北门户局势，并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上，庐州方面压力还不是太大。尽管如此，为防止北伐军北上夺取庐州，李嘉端仍派李鸿章等带领庐州团勇数百人，会同巢县团练一千五百人，驻守于集贤关和运漕、东关。
李鸿章负责驻守的运漕、东关，不仅是巢湖一带和庐州的门户，同时还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西征军虽然尚不急于攻下巢湖和庐州，但他们要取得粮食以接济南京和安庆，就势必不会坐视运漕、东关于不顾。
这是李鸿章第一次率部站在最前沿，而且还是和太平军对峙，因此心情非常紧张。太平军进攻运漕，尚未现身，上流有人放河灯，李鸿章就以为是大队人马打过来了，惊得他赶紧退防东关。东关为险要之地，如果是有军事经验的将领，就会托东关以守，但李鸿章又莫名地激昂起来，率部到三十里外迎击太平军，结果先头部队被打得大败，败卒溃逃，又把大部队给冲乱了，巢县因此被太平军轻松拿下。太平军既已取得粮饷，也就未再对东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东关这才得以无恙。
李鸿章用兵缺乏章法，有人便以畏怯逃跑和打仗无脑，“专以浪战为能”相讥讽。李嘉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是讳败为胜，并以李鸿章冒着炎热领兵作战，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为由，为之请功，使李鸿章获得了六品蓝翎顶的赏赐。
好景不长，翼王石达开奉命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他在皖北改守为攻，大军所到之处，清军望风而溃，望风而逃。随后，太平军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
吕贤基原在桐城督办团练，后见桐城势不可守，便在城池失守前两天冒雨回驻舒城大营。舒城距庐州只有一百多里，李鸿章闻讯，忙带着数百团勇，从庐州赶到舒城，协助吕贤基守城。未几，太平军连下集贤关、桐城，其前锋部队直抵庐州。
当是时，除李鸿章带来的团勇外，舒城守军仅有总兵恒兴所统的一千余人，舒城危在旦夕。未等太平军攻城，恒兴已经丧胆，偷偷地带着亲兵溜往庐州，很多兵勇也纷纷散去。
吕贤基奉命办团，并不需要死守城池，有人便劝他继续退守，以图再举。吕贤基退到舒城后，就不愿再退了，他认为如果再退下去，安徽全境很快就会全部交代，遂大骂道：“我奉命办团杀‘贼’，应当以死报国，怎能故意避敌以求生呢？”随后，他便亲率剩余官兵及团勇，登城进行防御。
马已备
明眼人都看得出，舒城根本就守不住，守城的人就算殉了城，也阻止不了太平军继续向皖省扩展。李鸿章是个很实际的人，他当然懂这个道理，但他毕竟是个读圣贤书的人，知道忠义二字怎么写，吕贤基在前面死守，他岂能弃之而去？再说，要他像恒兴和那些兵勇一样逃跑，一时之间还真做不出来。
李鸿章来舒城时，随身带了一个老家仆，名叫刘斗斋。就在李鸿章打算随吕贤基赴死的时候，刘斗斋把他拉到僻静处，压低声音对他说：“他们（指吕贤基等人）死也就死了，无法避免，公子你又何必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呢？你就算自己不惜命，难道就不可怜你父亲么？他老人家可是天天靠着家门，向远处眺望，盼着你归来啊！”
刘斗斋话语不多，却很有效，对生命的眷恋以及对父母家人的不舍，全都交织在一起，让李鸿章差点落泪。是啊，就算死，也得死得有价值呀，这样白白地死在舒城，以后就啥事也干不成了。
带着惶恐不安的表情，李鸿章问刘斗斋接下来该怎么办。刘斗斋知道他已经心动，忙答道：“马已备！”原来他早已预先藏好了一匹马，就准备关键时候启用。
当夜，刘斗斋把马牵了出来。李鸿章喜上眉梢，但还有些扭扭捏捏，不好意思，刘斗斋见状，不由分说地把他扶上了马，李鸿章遂策马疾驰而去，奔向庐州。
就在李鸿章离开舒城的次日，太平军便对舒城发动了进攻，舒城应声而下，吕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自杀。
吕贤基受命离京，至舒城陷落而死，其间尚不足一年。他出发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身死前还是一样，人们对他深表同情。有人扼腕叹息，认为吕贤基只是一个不知兵的老书生，朝廷却硬要他靠着空名和所谓忠义去办团制敌，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作为吕贤基本人来说，他所能自主的事，恐怕也就只有一死报国这一项了。
对于吕贤基战死沙场一事，李鸿章深表惋惜和沉痛，在给一位名士的唱和诗中，他用“追怆同胞烈士魂”一句，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很多人会以为李鸿章与吕贤基之间已有隔阂，因为当初如果不是被吕贤基拉下水，李鸿章也不至于回乡受苦，但实际上，李鸿章从不觉得是吕贤基害了他，相反，他还非常感激吕贤基——“谏草商量捍吾圉”，没有吕贤基的促成，自己的人生道路就不会发生如此全新的变化，即使能够想到，也未必下得了这个决心“捍吾圉”，通过征战疆场来建功立业。
舒城一役是李鸿章军旅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若不是刘斗斋在关键时刻相救，李鸿章绝难逃过此劫，他的人生将就此画上句号。李鸿章知恩图报，等到日后发达，便出钱买下舒城附近一百多顷良田，由刘斗斋的儿子代为收租。
老仆人忠心，其子却未必，后来连续十年，刘子一文租金都未上缴给李鸿章。李鸿章将他找来质问，刘子拿出一本账簿诉苦，说田地没有盈利不说，还要追加三千多两银子，才能做到收支平衡。李鸿章何等精明，岂能受人这么蒙蔽，当即大怒，将刘子踢出了门外。不过气消之后，李鸿章还是让人将那三千多两银子给了刘子，想来他是认为，这些田租和多掏出来的银子，用来交换自己年轻时候的一条性命，已是足够了，恩人终是恩人，不能怪罪。
事实证明，李鸿章确实没必要把性命过早地丢在舒城。舒城失陷的次月，太平军即挥师直取庐州城。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抵达庐州后仅仅两天，便被困于孤城。
江忠源可不是一般人，他和曾国藩等同为湘军的创始人，甚至曾国藩还没有弄出眉目的时候，他已经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了。曾国藩与江忠源是生死之交，他和李鸿章则有师生之谊，因江忠源、李鸿章彼此不熟，曾国藩便分别致书二人，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
此时李鸿章驻于庐州城的外围，他很听老师的话，也有心救援江忠源和庐州城，只可惜力不从心，凭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根本冲不破太平军的防线。李鸿章心急如焚，特地前去晋见率军来援的清军大帅。
其时城外援军已达万余，奈何将相不和，各军无法统一指挥，太平军又破城坚决，攻势尤其猛烈，致使清军的救援行动终成泡影。1854年1月，庐州城易手，江忠源被迫步吕贤基的后尘，投水自尽。至此，李鸿章也无法在庐州再待下去了，只得率勇北撤，他对此愤懑不已，数年之后，他写下了“当时愧乏蚍蜉救”的诗句，表明他仍旧耿耿于怀，遗恨难消。
捡了一条性命
太平军攻克庐州后，皖北局势为其进一步掌握。为挽救皖北危局，朝廷急派漕运总督福济继任安徽巡抚。
福济是李鸿章第二次参加会试时的副考官，按照科举时代的规矩，参加这次会试的考生都应尊称副考官为座师，也就是说，福济和李鸿章亦有师生之谊。由于这层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
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朝廷催促福济等尽快收复，福济遂令秦、郑二部进攻庐州。太平军对庐州亦势所必争，倾全力予以固守，天国的援军、粮饷也源源而至，其间还多次主动出击，反守为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福济在军事方面也是个外行，既不懂得用兵之道，也缺乏指挥作战所必不可少的应变之才，看到连克庐州不下，他一时也没了主意。
李鸿章在经受一段时间的战争磨炼后，对于打仗的诀窍和为将之道都已有所领悟，在此关键时刻，他以幕僚的身份为福济出谋划策，建议改变原先强攻庐州的做法，先阻断太平军的援兵和粮饷，然后再乘庐州守军陷于困顿之机发动进攻。福济对李鸿章非常倚重，遇到军事大计，都与之共同商量，对于他的每一建议，也都会认真地予以考虑，听后立即予以采纳，决定分兵向东南的含山、巢县以及西南的舒城出击。
李鸿章不仅出主意，还主动请战，“慷慨请行”。福济很高兴，认为其勇气可嘉，遂从官军中拨出步骑兵，由李鸿章率领，绕道攻击含山。
1855年2月，李鸿章督率兵勇向含山进发。当是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全力反击，太平军主力部队受到牵制，李鸿章乘机利用内应，攻占了含山县城，他也因功赏加知府衔。
接着，李鸿章又配合副都统忠泰进攻巢县，这次太平军抵抗得很顽强，双方相持不下，形成胶着状态。持续至当年7月，李鸿章突然收到了父亲李文安去世的消息。
就在李鸿章回乡的第二年，李文安经人奏保，也回籍督带练勇。李文安一向身强体健，他的猝然长逝，殊出人意料之外。有一个说法是，民团因不属于经制之师，没有官方经费，军饷只能依靠地方募捐或强行摊派，李氏父子因此没少挨乡亲的骂，李鸿章因此还被指为“翰林变绿林”。李文安心情忧郁，他喜欢喝酒，便常常借酒浇愁，当时正值夏季，李文安身体肥胖，喝了酒后便露宿在外，结果无疾而终。
李鸿章惊闻噩耗，悲痛万分，急忙离开军营，赶回家料理丧事。李文安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与太平军、捻军干到底，他曾手书遗训给李氏兄弟：“‘贼’势猖獗，民不聊生。我们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你们要努力完成我的志愿！”
李文安的去世，在精神上给李鸿章造成的打击不小，他后来写了很多想念和悼念父亲的诗文，同时对于父亲的遗训，他也铭记在心，时刻不敢懈怠。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父亲的死，才在无意中救了他一命——就在李鸿章暂别军营后，巢县太平军出动万人，对清军营垒发动突袭，忠泰全军覆灭，仅以身免，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捡了一条性命。
李鸿章从军以来，先在舒城躲过一劫，太平军打庐州城时，他因为在城外，也没事，加上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了。
8月，按照李鸿章之前所定之策，清军在打击太平军增援线路的基础上，进逼庐州城，重返军营后的李鸿章亦率部加入。太平军援兵为援救庐州，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直扑清军集中在柘皋的营垒。李鸿章受了巢县遭袭的教训，一发现不对劲，就率先撤退，不料这一退不要紧，部队约束不住，竟形成了率先溃退之势，以致清军数十座营垒均被攻破，兵勇死伤者不计其数，最后仅剩总兵吉顺的营垒尚存。
太平军包围了吉营，彻夜猛攻，情况万分危急。与福济并列的另一个清军大帅和春闻报，亲率精兵数千，星夜驰援，才解了吉营之围。次日，李鸿章前去晋见和春，称誉道：“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军门是李鸿章对和春的尊称，谁知和春并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揶揄他：“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李鸿章无言以对，红着脸退出了营帐，此事一时间被传为笑谈。
套路
虽然在柘皋之战中出了糗，但有福济扶植庇护，李鸿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进攻庐州城，由于湖北战事紧迫，太平军援兵被迫回师援鄂，庐州守军独木难支，随营行动的李鸿章重施含山一役的故伎，联络城内士绅，纠众千余作为内应，以白头巾为标志强占城门，庐州城遂被攻陷。
这一仗让李鸿章彻底翻了身，既往的所有不佳表现都被人们迅速忘却，不但如此，他还博得了“以翰林知兵”，善于用兵打仗的美誉。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道员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李鸿章进入了他自帮办团练，统带团勇以来最得意的时期，然而人生无常，还没等他细细品味，这一来之不易的顺境就又瞬间消逝了。
收复庐州城后，福济、和春乘胜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等地，东南进击巢县等地。仗开始变得难打起来，除舒城小胜外，清军在其余各地均一无所获，李鸿章参与的是东南战役，也同样因为到处碰壁，被弄得灰心丧气，懊丧不已。
时间一晃到了1856年，战役依旧毫无起色。屈指一算，李鸿章的戎马生涯已历四个春秋，虽然不断升职，但他自己明白，其中有很大成分都来自运气和福济的庇护，他的事业其实是很黯淡的，与“三千里外欲封侯”的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昨梦封侯今已非”，处于人生低谷的李鸿章，陷入了与父亲死前一样的心境。有一天，当他路经明光镇时，越想越沮丧，遂感怀赋诗，留下了“四年牛马走风尘”和“杯酒藉浇胸磊块”的句子，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
似乎人越衰，越难被霉气星所放过。1856年4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之后乘胜在安徽境内展开强大攻势。各路清军皆望风而逃，避之唯恐不及，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仍在福济面前主张主动出击，通过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福济的部将郑魁士，一贯看不起年轻书生，于是便用激将法对李鸿章说：“敌人如此强大，你却要出战迎敌，能够保证一定获胜吗？你敢不敢立军令状？”
李鸿章毕竟年少气盛，身上也还存有书生气，一冲动，就上了郑魁士的当，竟然真的立下军令状，率军出战，结果可想而知，落了个大败而归的下场。
正常情况下，立军令状又不能完成任务是要倒霉的，纵使活罪可免，死罪也难逃。还是幸亏上面有个福济给罩着，福济是个老官僚，打仗虽然不行，操纵人事却颇有些手腕。福济当时能依赖的部下，除了被其视为心腹的李鸿章，只有秦定三、郑魁士二将。乱世之中，武将拥兵自重的现象很常见，违抗军令的例子亦屡见不鲜，福济为了控制秦、郑，以便能够顺利调遣和指挥，便将两支部队的饷银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同时又想方设法地挑拨两人的关系，使其彼此猜疑，以此达到分而治之，唯其命是从的目的。
因为能够控制住郑魁士，福济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军令状”的事给摆平了。他把这一套路也教给了李鸿章，告诉他要“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李鸿章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以后治军即承其衣钵，注意不使帐下诸将和睦相处，预防他们合起伙来架空甚至谋害主帅。
就在安徽清军被太平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著名的“洪杨内讧”，太平军因此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福济、和春乘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奉命参战，因功赏加按察使衔。年底，鉴于皖北战局暂趋稳定，李鸿章又回籍将亡父葬于新坟，并为之守墓。
天国固然在走下坡路，但它仍具备爆发的潜能，作为太平军的后起之秀，李秀成、陈玉成开始双双崛起。1857年2月，李、陈协同作战，在皖北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分两路向庐州进击。此次进击，来势非常之猛，被福济倚为支柱的秦定三、郑魁士二部被打得落花流水，李鸿章部也一败涂地，团勇全都在惊骇中逃散了，李鸿章总算机敏，第四次逃得性命。
经过这次败逃，李鸿章不仅将自收复庐州城后所获得的声誉，又都整整齐齐地还了回去，而且他所统带的团勇，也不再受到各方重视。只有福济还依旧袒护着李鸿章，李鸿章不仅没有因打了败仗而受到处分，反而通过累计过往的战绩，获得了一个记名道的实衔。
福济如此护着李鸿章，自然不可能不遭到众人的忌恨。为了平息众怒，兼能使李鸿章以在籍士绅的身份继续带勇，福济玩了一个花招，奏报朝廷，说李鸿章还在给亡父服丧，等他把手头的事务都料理完后，就让他回京供职。朝廷的回复是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遇道员缺出，再请旨简放。
看上去李鸿章的团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事后，李鸿章须“料理”的事务总也没有完结的时候，福济也未再给朝廷打报告，令李鸿章回京，这实际上就是让李鸿章继续赖下去，而又让别人对此无话可说。
表白
不管福济在内部怎样长袖善舞，他在战场上终究还是一筹莫展。1858年7月，福济被朝廷免职，继任者翁同书与李鸿章并非故交，之前连面都没见过，这也就等于李鸿章在安徽军政高层已失去了依靠。
屋漏偏逢连夜雨，8月，太平军集中兵力，一举攻克庐州城。清军兵勇此时已毫无战斗力可言，出战时未及交锋，便已溃散无遗，这中间自然也包括李鸿章所统团勇。李鸿章只好第五次仓皇溃逃，携家眷远走至明光镇栖身，而李家在庐州的祖宅则被太平军焚毁一空。
明光镇就是李鸿章早先写感怀诗的地方。写感怀诗的时候，距其赴皖办团是四年，现在是五年有余，一年多过去了，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变好，相反变得更加凄惨：战场受挫，仕途维艰，同僚侧目，两手空空……
“河山破碎新军纪，书剑飘零旧酒徒，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李鸿章在明光镇写下新诗，以寄托他一恨未消，又添一恨的恶劣情绪。
虽然表现得茫茫然不知所从，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李鸿章对独自办团和打仗已完全丧失信心，既干不下去，也待不去了，鉴于明光镇并非可久留之地，他只得又带着家眷逃往江苏境内的镇江。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李鸿章虽如此慨叹，但他对于今后的去处，其实是有所考虑的。这还得说到他的父亲李文安，李文安快四十岁才中进士，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曾国藩也是同一年考中进士。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它与座师一样，都是一种极其微妙而又重要的人际关系纽带。李文安本人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很近。在曾国藩还只是一个普通京官时，他就早早地安排大儿子李瀚章、二儿子李鸿章去拜曾国藩为师，跟着曾国藩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经世之学。
曾国藩就这样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后来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曾国藩又正好出任同考官，虽然那次李鸿章落了榜，但他的诗文和才学都受到了老师的肯定。曾国藩后来曾对李瀚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未之际（即李鸿章参加会试的这一年），我就知道他才可大用。”
李鸿章中进士的那一科为丁未科，丁未科考生里面有不少曾门弟子，其中最为曾国藩所器重的一共有四人，称为“丁未四君子”，为首的就是李鸿章，足见曾氏对他的欣赏。
正是因为将李鸿章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国藩才会对他予以高度关注。早在李鸿章回皖办团之初，曾国藩就一再予以勉励，并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前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坐镇庐州时，曾国藩又写信给他，向其大力推荐李鸿章，强调李鸿章乃“大有用之才”，并说如果江忠源有需要，可随时携其征战。
就在庐州城被太平军攻克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家眷逃离庐州的前几天，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一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信中一方面对曾国藩编练和指挥湘军的不俗成绩，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又自承现在一无所成，有负老师的栽培和期许。后者也确实是李鸿章的真心话，曾国藩曾写信劝告他仿效湘军，用戚继光的练兵法来精练淮勇，但李鸿章却没能按照老师的话去做，直至自己的兵勇被太平军屡次打到溃散。
李鸿章写这封信，实际是在作试探性表白，以期曾氏接纳，毕竟他是在办团不成的情况下去投靠的，不免悲愧交集。一个月后，曾国藩收到信件，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而流离失所，他立即寄去一笔费用，作为李氏兄弟的安家之资。
曾国藩以礼贤下士著称，他的幕府内人才济济，但他仍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李瀚章本来也是曾国藩的学生，之前在湖南当代理知县时，为曾国藩所识拔，早已将其纳入麾下。李鸿章乃“丁未四君子”之首，自然更为曾国藩所看重，他因此给正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少荃弟（李鸿章）要是肯来我这里帮忙的话，你就让他赶快出发前来。”
却说李鸿章写信后，并不敢百分百地指望曾国藩接纳他，避难镇江期间，他前去晋见了江南大营的诸统帅，以图再举，但人家却并不认可他。对于李鸿章来说，他还有一个出路，就是北上入京，老老实实地等待朝廷给他分配官职，可他又心有不甘。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李翰章捎来了曾国藩相召的口信，这让李鸿章喜出望外，顿有绝处逢生之感，于是立即动身前往江西。
考察
对于曾李会面，许多清代野史笔记都有一个绘声绘色的描述。按其所述，李鸿章到江西后，曾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又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比较了解和赏识，所以必将录用他为幕宾。可是没想到他在客栈住下后，已经将近一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仍毫无动静，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
李鸿章不免有些着急，恰巧曾幕中的陈鼐亦为前翰林院庶吉士，与李鸿章还是丁未科的同年，曾国藩所评的“丁未四君子”之一，李鸿章便托他前去探听曾国藩的意思。陈鼐先是旁敲侧击，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只好直接替李鸿章当起了说客：“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历练。”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少荃，可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我这里地方小，犹如潺潺小溪流一般，恐怕容纳不了他那样的艨艟巨舰吧？他为什么不回京供职呢？”发现曾国藩有如此想法，陈鼐连忙进言：“少荃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高骛远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一下呢？”经陈鼐如此一说，曾国藩方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
这段记载虽然很具可读性，令人兴味盎然，但据专家考证，却漏洞百出，与史实并不相符。首先，曾李会已有约定，并非李鸿章单方面一厢情愿，曾国藩既将李鸿章叫来，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再冷落他呢？更不用说还给李鸿章吃闭门羹，推托不予接见了。其次，陈鼐进入曾幕，甚至比李鸿章还晚了将近一年，根本不可能反过来替李鸿章当说客。再者，即使陈鼐已在曾幕，也轮不到他来当说客，李翰章本人当时就在曾国藩大营，由他出面疏通关系，岂不更为方便？
正史记载，1859年1月，在李翰章的引荐下，李鸿章抵达江西建昌府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欣喜不已，立即予以接见，并与之久谈。之后一连数日，或是下午，或是晚间，反正只要曾国藩白天处理完事务，或是晚上改完奏折和阅毕各处文件，师生便在一起开怀畅谈，足见曾国藩的思贤若渴。
当然野史笔记中的故事，也不是完全的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如故事中所言，李鸿章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毛病，譬如他自恃有才，心高气傲，而且懒散成性，日常生活无规律，后者甚至影响到他在安徽办团的效果，“翰林变绿林”的传言也是在讽刺他的团练纪律松散，犹如土匪。世传曾国藩曾作《冰鉴》，用以识人、相人，后虽经考证为伪托之作，但亦可见曾氏之知人善任，他对自己学生的优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对于李鸿章的来归，他一方面是热情接纳，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进行考察和打磨，李鸿章正式入幕的时间也由此被大大推迟了。
李鸿章刚来的那几天，曾国藩和他谈的最多的，便是福济、和春在安徽处置军政的情形，以及江南江北的军务。这时曾国藩已奉命移师援皖，通过与李鸿章的谈话，他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安徽的形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考察李鸿章在这几年里面，学识、见地和能力是否已有长进。
除了通过谈话来考察李鸿章的识见外，曾国藩还试之以事，派他去皖北招募马勇千人，以编练马队。李鸿章当初回乡办团，是捡了现成便宜，并没有亲自一手一脚地招募过乡勇，更不用说与陆勇有所区别的马勇了，而且皖北也不是原籍所在，地理人情都没有那么熟悉，考虑再三，他没敢一口应承下来。
曾国藩对此有些失望，他的评价是李鸿章虽有才气，看上去似乎足以统领一军，但由于长期在吕贤基、福济手下任职，办理过的事务太多，反而变得懒散，不能担当大事了。随后他调整计划，决定先让李鸿章招五百人，李鸿章仍然感到为难，为此专程前往南昌，与大哥李翰章商议。李翰章也觉得湘军以前没有马队，现在要从头开始组建，难度不小，李鸿章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恐非其能力所及，于是便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
曾国藩没有接受，他写信对李氏兄弟说：组建马队、招募马勇一事，确实是破天荒头一遭，别说“少荃”没有信心，就连我也心中无数。不过万事开头难，当初湘军兴办水师，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大获成功，连我最初都没有想到会做到这么好。马队也一样，不试一试，怎么就知道事情办不成呢？你们兄弟可不能有这种畏难情绪。
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前往皖北招募马勇。不出所料，当时太平军正在皖北与捻军协同作战，声势雄壮，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派去招勇的人处处受限，最终空手而归。
招不到马勇，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也就只能暂时搁置，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试之以事的第一次考察，结果李鸿章却交了张白卷。
事情办不成也就算了，在此期间，李鸿章还借到南昌与李翰章商议磋商之机，离开湘军大营，到九江、湖口等地，随处游逛了两个多月，直到曾国藩屡次致函，催其速回，李鸿章才慢悠悠地回到大营。
敲打
李鸿章的漫不经心，当然让曾国藩很不高兴，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对李鸿章的进一步考察和培养。1859年6月，曾国荃带兵攻打景德镇，曾国藩将李鸿章安置于曾国荃部的营务处，同往办理营务。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胞弟，李鸿章自恃有才，心高气傲，你让他在曾国藩手下做事，自然没得说，换成别人就不一样了——曾国荃能独统一军，为什么我不能？要知道我在安徽时，也是拥有独立指挥权，打过不少仗的！
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有推却之意。曾国藩看在眼里，他赏识李鸿章之才，对他的虚骄之气则很不以为然，于是仍令其与曾国荃同行，临别时又特意对他劝诫，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学习行军作战的要领。
这样一来，李鸿章只得从命。李鸿章要叫曾国荃“师叔”，但这个师叔只比李鸿章大一岁，而且他的功名顶到头只是一个贡生，也就是秀才，李鸿章可是翰林，所以他打心眼里不太瞧得起曾国荃。不过初至曾国荃军营，他还是请曾国荃给他题词，以示尊重。
题词云云，在李鸿章想来，只是一种假客套，曾国荃若是知趣一点的话，在他这位翰林面前，起码应该推托一下。谁知曾国荃似乎根本不知谦虚为何意，真的就端起架子，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副对联。那联语，李鸿章不看便罢，一看顿时被气了个半死，只见上面写的是：“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
王通，道号文中子，乃隋朝名儒，房玄龄、魏征、李靖等一大批唐朝开国将相皆出自其门下，所以有“门多将相”一说。郭令公也就是郭子仪，有了他，“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局势才得以稳定，堪称“身系安危”于一身。
当然此联也并非曾国荃原创，但他能够拿这个来题赠李鸿章，毫无疑问就是在以王通、郭子仪自许。李鸿章对此颇为不满，有了情绪之后，与曾国荃之间也就很难相处融洽，随军不久，他就接连向曾国藩写信发牢骚。
曾国藩在回信中晓之以理，对他说你不要只会发牢骚，而是要多留心察看和分析各营的情形，他们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制度方面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营中是否有足当大任的将领。
其时已有朝命下来，让李鸿章赴安徽军营，曾国藩上疏荐举李鸿章，说他“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把他留在了大营，同时明示李鸿章：你这次随军，既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也是对你的考察，看看你究竟能胜任做什么事务。在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在我，也好对你做个合适的安排。
李鸿章收到信后，仍没有完全想通，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又连发两函，继续发他的牢骚。这回曾国藩可不客气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太骄傲了，锋芒毕露，这可不是什么长处。你如果实在对我这里不满意，大可以用你的翰林招牌，去投奔其他大帅，反正任凭东西南北，随你高飞。”
曾国藩的敲打，顿时让李鸿章清醒了许多。之前在镇江时，他又不是没去拜访过那些大帅，他们的能力、声望和见识，没一个可以和曾国藩相提并论，而且湘军也确有大异于它军之处，远非昔日所见的安徽清军和自己所带的民团可比，这一点，李鸿章也看出来了。
李鸿章嘴上犟，爱发牢骚，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曾国荃考试能力一般，打仗却很厉害，所部吉字营则为湘军嫡系和主力精锐，李鸿章为吉字营办理营务，又亲历了攻打景德镇的战役，对于湘军的技战术打法，也就有了很直接的体验和感悟。他后来对别人说：“我还以为湘军作战有什么奇妙的战术呢，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战术没别的，就是敌人一来，就马上站到墙子后面。”
所谓墙子，也就是湘军安营扎寨时所筑的土墙。湘军的规矩是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便立刻修挖墙子等防御设施，限时修成，未修成之前，不许休息，亦不许主动向敌人挑战，此即所谓“结硬寨，打呆仗”，乃湘军的作战心法和精髓所在。
过去李鸿章所率民团经常被打得稀里哗啦，即缘于行家所批评的，只会“浪战”，也就是不管有没有把握，就闭着眼睛往上冲。尽管李鸿章在对别人说的时候，有意轻描淡写，但在拿自己的失败教训与湘军的成功经验作了对比之后，其用兵理念所受冲击和震撼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早起事件
虽然对于曾国藩的安排不满意，然而李鸿章也明白，若就此弃之而去，他并没有更好的去处，同时还将失去深入学习和造就的机会，给自己造成终生遗憾。
正在李鸿章思前想后，进退两难之际，朝廷来了新的指令，命他到福建兴化去担任官职。李鸿章自己拿不定主意，便在曾国荃占领景德镇后，离开吉字营，前往南昌与李翰章商议。李翰章是铁了心要跟着曾国藩干的，自然要他继续留营，这时曾国藩又再次给李鸿章写信，对他进行慰留，于是李鸿章也就顺水推舟地留了下来。
虽然勉强留在了湘军军营，但李鸿章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有些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曾国藩迅速捕捉到了他的这一情绪变化，随后便将自己荐举李鸿章的奏留片稿发给李鸿章看。见曾国藩仍然一如既往地器重和赏识自己，李鸿章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也让他下定决心，自此不再犹豫动摇。
1859年8月，曾国藩从南昌前往湖北，李氏兄弟随行，这标志着李鸿章真正加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湘军的正式成员，此时距李鸿章初到建昌，与曾国藩见面，已相隔七个多月。
李鸿章加入曾幕后，主要负责文案，刚开始只是抄抄写写，后来便直接代曾国藩起草公文和向朝廷拟定奏折。他早在京城时就已代吕贤基等拟奏，握管行文驾轻就熟，加上又有军事知识，故而不管是批阅公文，还是起草书牍或奏折，都甚为得体。
曾国藩自身就以文章老辣闻名于世，应该说，他评定别人文章的标准还是比较苛刻的，但对李鸿章写的东西仍是赞不绝口，甚至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建树非凡，或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我也说不定。”
李鸿章既管曾幕的方案，自然不能不参与机密，曾国藩所到之处，也必携之同行，此后碰到一些重大决策，李鸿章均参与其中。曾幕虽然人才不少，但缺乏文武兼备，能够起到重要赞襄作用的幕僚，也因此，曾国藩对李鸿章越来越倚重，以致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说：“此间一切取办于国藩与少荃之手。”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也深得曾国藩的言传身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早起事件”。
曾国藩是一个自律很严的人，他的日常起居颇有规律，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每天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大概在六点的时候即吩咐伙房开饭。
一开始，李鸿章对此很不适应，早在投笔从戎之前，他就有爱睡懒觉的习惯，日上三竿才肯起床。现在当然不能那么做了，但他还是总因为贪睡赶不上吃早饭，有时从床上爬起来后，只能匆匆洗漱一下，脑子还没完全醒过来，便头重脚轻地跑去饭厅报到。
最好是等众人吃完之后，自己晚一点再去吃，李鸿章希望如此，但曾国藩偏偏又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坚持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就不开饭。没过多久，李鸿章就有些吃不消了，他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于是有一天便以头疼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他以为这次能够名正言顺地躲过去了，没想到的是，不一会就有好几批差役络绎前来，都是催他起床吃早饭的，又过了一会，连曾国藩的亲兵也来了，对李鸿章说，大帅已放下话来，必须等所有幕僚全部到齐后，才能开饭。
李鸿章不得已，只好起床披衣，踉踉跄跄地赶到饭厅。饭厅里的气氛跟平常不同，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地吃饭，吃完后，他放下筷子，表情严肃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进入了我的幕府，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们这里崇尚的，唯有‘诚’字。”说完，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众人随即四散，李鸿章则如芒刺在背，好长时间都呆立原处，动弹不得。
自此以后，李鸿章便再不敢睡懒觉了，时间一长，慢慢地适应下来，形成习惯后，也不觉得有多辛苦了。客观上，早起确实能够让人精神饱满，并保证充裕的工作时间，后来李鸿章自己主持事务，也都能够坚持早起。
“早起事件”不是偶然的，实际就是曾国藩要将李鸿章由一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大材的过程，其中贯穿着曾国藩的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生信条，即“诚敬”。所谓“诚”，是不欺己不欺人，所谓“敬”，是勤慎有恒，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只有做到“诚敬”二字，方能负巨艰、当大难，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在加入湘军之前，李鸿章可谓毛病一箩筐，但重点还是集中在“诚敬”不够之上，其事业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亦肇源于此。曾国藩对症下药，通过“早起事件”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来对他进行严格的管束和教导——督促李鸿章早起，是在“敬”字上下功夫，帮助他改变自由散漫的习气，形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当着众人的面揭穿李鸿章的谎言，是在“诚”字上下功夫，告诉他要以诚待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撒谎。
曾国藩的这些工夫没有白费，李鸿章终身从中受益，以致多年后他仍对曾国藩感佩至极，说我的老师实在厉害，我现在能够有所成就，都是我的老师一手造就出来的。
心病
“中兴将相多起家幕僚”，此为公论，据统计，曾供职于曾国藩幕府，或往来其中而有名于世者，连同李氏兄弟在内，竟有近九十人之多，所以有人称曾幕实为晚清人才的宝库。
这些杰出之士全都经过曾国藩的感化教导。据李鸿章后来回忆，他在营中时，曾国藩总是随时、随地、随事地给他以启示，就连吃完饭后，曾国藩也要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经论史，商量事务，其间众人可以各抒己见，曾国藩作为主持者，也会就学问、时政等，发表属于他个人的见解，按李鸿章自己的话说，“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幕人才各有所长，曾国藩都能按照其特点进行培养和任用，这里面有治兵，参与机要的，有治饷，处理杂务的，还有制造军火，办理捐输甚至搜集太平军情报的。曾国藩将李鸿章放到曾国荃的营务处，其实就是把他作为将才来培养，因为湘军的营务处本身就是曾氏用以训练将才的地方，凡在营务处当差和学习军务的人，多数都是将领的预备人选。
如前所述，李鸿章在营务处期间，发现湘军的安营、操练、行军、作战，与他过去的认知完全不同，之后正式加入曾幕，耳濡目染之下，更是印象深刻，也由此把湘军的一套办法和本事都学到了手。李鸿章自从戎以来，先后跟随过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这些上司对他也不赖，但这些大帅能力和见识都很有限，战场之上，连他们自己都茫茫然，又如何能够指导李鸿章？李鸿章直言，他是到了曾国藩这里后，才如同突然获得了指南针一样，不仅眼界大开，而且受益无穷。
经过曾氏的着意培养和具体事务的锻炼，李鸿章的能力增长很快，但与此同时，其独当一面的志向和渴望也会时不时地冒出头，让他感到失意与压抑。
湘军官佐以湖南人为主，因其根深蒂固的地域和门户观念，非湘籍人员往往遭到排挤。时人有云：“当是时湘军之锋甚锐，鸡犬皆有升天之望，客籍混入其中，颇难出人头地。”李鸿章寄身湘幕，也免不了要受些闲气。某次湘籍将领彭玉麟前来谒见曾国藩，会后将领幕僚们闲坐聊天，聊着聊着，话题便扯到了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彭玉麟也在其中。李鸿章身为安徽人，自然要站出来为家乡辩护，可是因为寡不敌众，渐渐地便落于了下风。李鸿章急于挽回颓势，便以彭玉麟父亲曾在安徽当官为“突破口”，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反击。彭玉麟一听大为恼火，当即报以老拳，李鸿章的脾气也很火爆，马上还以颜色，两人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扭打在一起，还滚到了地上。其他人见势不好，急忙上前劝解拉架，一场闹剧方才收场。
李鸿章在湘军中除了与曾国荃处不到一块外，和彭玉麟也不契合，据说就是因为打了这一架，正如他日后所说，彭玉麟此人“有许多把戏”。凡此种种，都让李鸿章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重新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1859年11月，李鸿章奉旨授福建延建邵道遗缺。对于李鸿章而言，这是一个离幕履任的机会，曾国藩看出他去意踌躇，也一度产生了索性打发他赴任的念头，但此时湘军集团已定计进兵安徽，曾国藩身边缺少人手，没法说放就放，于是就以“赞襄需人”为由，奏准将他继续留在了戎幕。
李鸿章未能如愿走成，肯定有情绪，曾国藩不得不两次找他谈心，对他进行安抚，之后李鸿章的情绪表面上是稳定下来了，可是心病并没有全然解除。
湘军中的另一个大帅胡林翼，同样知人善任，他也认识到李鸿章能力超群，不可能久安于幕宾之位，于是极力劝说曾国藩放手重用李鸿章，以便在留住李鸿章的同时，为湘军添一大将。适在此时，重新组建起来的江南江北大营相继覆灭，东南大局全面崩溃，由湘军出来收拾局面，已是大势所趋，朝廷遂升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予以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胡林翼在与曾国藩会商新的作战计划时，一连四次致函曾国藩，说李鸿章知兵善战，又带勇多年，第三次甚至搬出相术理论，力保其才堪大用。按照胡林翼的设想，应由曾国藩奏保，让李鸿章督师扬州，后又改奏保江宁或江苏实缺。
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了解，其实不需要胡林翼作如此推荐，他也知道李鸿章已具备挑负重担的素质。真正让他发愁的是，当时湘军集团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安庆战场，他勉强凑出万人的兵力，也只能随身带到皖南，暂时根本无力兼顾东南，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李鸿章派到江浙去了。
判断
胡林翼的另一个计划，则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这就是筹设太湖、宁国、淮扬三支水师。不过太湖尚在太平军的占领区内，宁国河窄木少，都难办成，所能够付诸实施的，只有创建淮扬水师一项。
曾国藩组织幕僚对此进行讨论，李鸿章提出了一个经营淮扬的具体方案，他建议由曾国藩亲赴淮安，办一支大水师。曾国藩深以为然，跟胡林翼一说，胡林翼也很赞同。
由于皖南这里一时还抽不开身，曾国藩就是去淮安，也得等到第二年，当年只能派员先行。曾国藩决定放手用人，派李鸿章先赴淮安，并从湘军水师抽调营官黄翼升同去，在奏疏中，他说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荐保其为两淮盐运使，领办淮扬水师，黄翼升则被奏请为淮扬镇总兵。
湘军兴办淮扬水师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以苏北盐利来补充军饷，这时朝廷只要曾国藩派兵遣将去支援淮扬，却不愿把盐利交给他来掌握，所以黄翼升的保奏很快获准，但李鸿章的两淮盐运使却迟迟未有下文。
就在李鸿章的去向悬而未决之际，因为处境危急，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这下是真走不成了，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只得暗自磋叹，继续留充幕宾。
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为尽速扫清皖境，亲率大军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四周山丘环抱，李鸿章认为其形如锅底，是兵家所谓的绝地，大营建在此处，等于自寻死路，故而主张趁早转移他处，选择有利地形重新扎营，以便进退自如。曾国藩则以为只要占领了四周制高点，分兵扼守要路，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
曾国藩坚持己见，李鸿章虽为僚属，却极有主见，对幕主并不盲从。围绕此事，两人反复争论，互不相让，最后，曾国藩生起气来，对幕僚们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即刻散去，各奔前程！”
闹到这般地步，李鸿章只好服从，但事实证明他的话是对的。祁门大营很快就遭到太平军的重重包围，曾国藩坐困祁门，几乎天天都处在被太平军攻击的惊涛骇浪之中。若不是湘军悍将鲍超等殊死奋战，曾国荃、胡林翼在安庆、太湖方面进行牵制，太平军早已攻入祁门，至此，曾国藩才后悔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劝告。
这时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曾国藩速派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焦虑万分，他自己是忠臣思想浓厚的理学大家，无法置君难于不顾，而且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若怪罪下来，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但另一方面，若抽调鲍超北上，与太平军作战将因此失去一颗重要棋子，既往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皖南局势也将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在举棋不定，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曾国藩遂召集文武僚属讨论对策，结果多数人都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湘军北上实属缓不济急，保卫京城已然沦为一句空话，再者，据他判断，英法联军就算占领了京城，此役也将以“金帛议和”告终，即只要给了赔款，答应了对方条件就能予以了结。
真正危及大清社稷的是谁？在李鸿章看来，并不是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现在肩负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可谓将天下大局安危系于一身，绝不能因为无效的分兵，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或给自己造成损失。
李鸿章的方案是，找个按兵不动的借口，对朝廷进行搪塞，同时不露出半点北援的迹象，以便稳住军心，等待时局变化再作决定。曾国藩虽然忠君，但并不是腐儒，一听李鸿章言之有理，便马上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随后，曾国藩即上疏表示鲍超因人地生疏，不便北援，可改由他本人或胡林翼进京入卫，但究竟派他们两人中谁去，由朝廷定夺，他们也等谕旨定夺后，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敷衍的态度，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料，两个月后，曾国藩收到的不是朝廷确定由谁入卫的指令，而是中外“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北上“勤王”事件，充分证明了李鸿章思考能力的成熟和判断的准确。通过这次事件，曾国藩对他更加器重，两人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李元度案却又使他们差点走向了决裂。
芥蒂
李元度是从曾国藩幕府走出来的湘将，曾国藩派他领兵驻防徽州，临别时和他约法五章，并嘱咐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可是当太平军前来攻城时，李元度却将与曾国藩的约定及其嘱咐置于脑后，擅自出城应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被太平军占领，祁门大本营也因此重陷危机。事后李元度又不经报告允许，私自徘徊于浙赣边境多时，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不久又只身离开。
曾国藩对此愤恨交加，一怒之下，便要李鸿章代拟奏章，准备弹劾李元度误军失城之罪。曾国藩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而且他在军中向来令行禁止，一经动议，谁都不敢说个“不”字，但这次却意外地遭到了文武群佐的群起反对，其中又数李鸿章的态度最为坚决。
李元度与曾国藩渊源颇深，他是曾国藩在湖南一起举办团练的伙伴，处曾幕五年，劳苦备尝不说，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二人堪称患难之交。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对这样有恩于己的人，不应说翻脸就翻脸，即便对方有错，也应网开一面。此其一，其二，李元度虽博览群书，才气过人，也爱拍胸脯，放豪言，说大话，但他擅长文学而不知兵，不是一个能够临阵打仗，独当一面的将才。
李元度在湘军中人缘很好，李鸿章自进入曾幕后，与其相知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干事，却不善于识别观察；其才识足以谋事，带勇却非其所长”。曾氏本人其实也知道李元度的这些缺点，要不然也不会在李元度临去徽州时，叨叨叨地说那么多了，他只是出于私情，才对李元度委以重任。那么，既然如此，在李元度兵败的问题上，曾国藩也就不能摆脱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责任，怎么能让李元度单独受过呢？
按照李鸿章等人的意见，于公于私，曾国藩都不应严劾李元度，而应放其一马，但曾国藩却不肯让步。他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只能挥泪斩马谡了：如果李元度违令失机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如何还能维持？
在众议被否决的情况下，李鸿章又拉上另外一个幕僚，当面劝说曾国藩，并声称：“老师一定要劾奏李次青（李元度字次青），门生实在不敢拟稿。”曾国藩一听，腾地就火了，马上回答：“我自己拟稿。”李鸿章又说：“这样的话，门生只得告辞回家，不能侍奉老师了。”曾国藩更加生气，当即撂下话来：“听你自便！”
经过这场激烈的争吵，曾国藩郁闷不已，按他的说法，是整整一天，什么事都没能做成，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本来是想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后来又把“少荃”涂掉，改成“同人”，变成了“同人不明大义，不达事理”。
李鸿章不顾个人进退，也要为李元度力争的做法，在同僚间受到好评，亦给外界以深刻印象，“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在此之后，曾国藩虽仍坚持要参劾李元度，但态度已明显软化，幕友陈鼐见机行事，作一说帖，并当面向曾国藩再三陈情，曾国藩就势删去了奏稿中弹劾语气较重的几句话，这样李元度才未被朝廷治罪，仅予以革职的处分。
纵然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的芥蒂已成，双方都很尴尬。过去曾国藩在日记和书信中，很少有不提及李鸿章的，如今则一个字都不涉及，仿佛大营已无此人。李鸿章既说了要辞职，泼出去的水也难以收回，没有立刻辞职，只是顾及曾国藩的脸面而已，一个月后，他终于还是以省亲为名，离开祁门，前往其兄李瀚章在南昌的家中栖身。
李鸿章与曾国藩闹崩，除了为李元度打抱不平外，研究者认为还有一个潜在原因，即李鸿章由于自身迟迟得不到重用而心中不平，进而对曾国藩产生了怨气——我李某知兵任战，这个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却放着我不用，让李元度前往徽州独当一面，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劾，你这叫会识人用人吗？
据说李鸿章辞幕后，曾在去南昌的途中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林翼一直都觉得李鸿章是个难得的人才，但若没有曾国藩给他机会，恐怕还是走不远，因此语重心长地劝导道：“我料定你日后必然显贵，不过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的号），否则你在仕途上是不会有前途的。”
这句话有些伤了李鸿章的自尊心，因此他马上答道：“我开始还把老师（曾国藩）当成豪杰之士，不用别人帮助，就能崛起，今天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随即拂衣而起，返回旅馆，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此时胡林翼又派人来，请他再回去一叙，李鸿章扭捏了一下，经对方力邀，才同意前往胡府。
胡林翼将李鸿章留住数日，因为知道他一时转不过弯来，所以只是与之喝酒闲聊，绝口不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直到李鸿章辞别前往南昌。
好马也吃回头草
李鸿章辞幕离营之时，正值祁门大营困厄之际，曾国藩对此又生气又伤心，偶一提及，便不禁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
还是胡林翼了解曾国藩，在写信安慰他的同时，劝他说：“李某始终会有自己知道不对的一天的，你应该继续对他进行引导，这样对我们湘军的发展大有好处。”
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言之有理，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的太平军。李鸿章也念及昔日师生、幕主之情，直接写信或由胡林翼代劝，让曾国藩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再图他处。看到曾国荃、左宗棠也都赞同李鸿章的意见，曾国藩终于决定将大本营移于东流，始终环绕不去的危情至此才逐渐得以消除。
李鸿章自回南昌闲居后，亦常有“济时谁识栋梁才”的伤怀，也考虑了自己除湘军以外的出路。一年前，李鸿章曾被朝廷授以福建延建邵道遗缺，为此他写信向同年好友、正告养在籍的福建人沈葆桢诉苦，并打听是否可以到福建去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福建方面的事糟糕到了极点，你到这里来做官只是徒自枉费了你的才能。”
李鸿章的另一个同年、时任福建学政的徐树铭，也力劝他不要去闽。这使李鸿章颇为惆怅，他在写给徐树铭的回信中说：“鸿章从军八年，渐渐也体察到了时事的艰难、世路的崎岖，如今书生意气，已消磨殆尽。”
福建去不成了，李鸿章只得继续滞留南昌，在此期间，他收到了郭嵩焘的一封来信。郭嵩焘与李鸿章是好友，与曾国藩也私交甚笃，乃儿女亲家，他恳辞劝慰李鸿章，认为还是重回曾国藩身边为好：“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还有谁是你可以依靠的人呢？即便你们过去有过误会，但你最终还是要依赖他的提携，才能功成名就。”
朋友的肺腑之言，令李鸿章内心受到极大震动。其实这本是他刚刚辞幕时，胡林翼对他的告诫，只是当时他头脑发热，听不进去，如今在家闲居，百无聊赖，感受就大不相同了。
重回曾幕，对李鸿章而言，已经成了最佳选择，但既已辞幕，如今复归，总还觉得有些难为情。李鸿章的处置方式，是一面逐渐增加与曾国藩的书函往来，向其献计献策，但一面又作矜持状，在曾国藩一再函催其归幕的情况下，均借故不行。
1861年6月25日，曾国藩再次致书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一切：“你好长时间都不到我的大营里来了，实在不知是何缘故……如果不是嫌我对你不够尊敬，则请你火速来我这里相助，才是正理。”
凡事都有个火候，到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给足了面子，李鸿章于是“好马也吃回头草”，即刻整理行装，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
此番分手后重聚，曾李这对师生不仅各自都已捐弃前嫌，而且重新认识和发掘到了对方的价值。以前李鸿章在幕府时，虽然曾国藩也对他极为倚重，但还没到身边非他不可的程度，这次李鸿章复归，简直被曾国藩当成了个宝，曾国藩对待他不仅比以前更亲热，而且一切军政要务，都要与之筹商。
是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曾国藩也随即将大本营迁至安庆。在安庆的那些天，几乎每天早饭后，曾国藩必要与李鸿章久谈一次，晚上又要再长谈一次。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有一次晚上交谈时，李鸿章谈到了曾国藩的缺点，且毫不隐讳，徐徐道来，而曾国藩也欣然聆听，两人越谈兴味越浓，至二更天方散。
湘军初占安庆时，适逢咸丰病逝，事务繁杂，但曾国藩仍坚持与李鸿章商定后才处理。后来因为李鸿章丧妻，他在赶回南昌办理丧事，竟然造成了大营诸事堆积，而其他幕僚又无一人能够插手的情形，足见曾国藩倚任李鸿章之专。
对李鸿章而言，在经过八个月的赋闲之后，他也完全接受了胡林翼、郭嵩焘所告诉他的道理，即光靠其个人奔波，在功名仕宦上终究无望，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曾国藩。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李鸿章不再像初入曾幕时那样焦躁，也不再有苦闷和不平之气，他平时安心辅佐曾国藩，在选将用兵、整军治饷方面都调理得井井有条，真正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个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李鸿章也更加信任，凡是他所掌握和研究的军政要诀，都一一悉心传授，实际已把李鸿章看成了他在军政方面的衣钵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