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人们熟知的、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那么历史上的左宗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百多年来，由于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其立场、观点、方法、角度也有很大差异，真可谓见仁见智。

晚清时期，左宗棠被称为“中兴名臣”之一，因为他和他的同僚们帮助清政府度过了一个动荡、飘摇的时期，使这个衰败的政权不致顷刻颠覆。中国有句俗话，叫“盖棺论定”，意思是指一个人须等其辞世后，对他的评价、判断才能最终确定。左宗棠去世后，皇帝颁布“上谕”，称他“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而且赐谥“文襄”。按照“谥法”的解释，所谓“文”是指“道德博闻”“修治班制”“勤学好问”“锡氏爵位”；所谓“襄”是指“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因事有功”。照惯例，做到大学士的高官，死后谥号第一个字一般可以用“文”，而第二个字“襄”则正是对他的“武功”，尤其是收复新疆的褒奖。《清史稿》“左宗棠传”在传后“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

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斗士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前仆后继，对于维护清朝统治的所谓“中兴名臣”自然目为“汉奸”，加以鞭挞。《民报》增刊《天讨》在“过去汉奸之变相”的标题下，刊登过身为禽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头像。不过也有些革命宣传家对左宗棠并不一笔骂倒，像章太炎既指责左宗棠“为虏将兵，以敌洪氏”，又肯定他治军严谨，不扰百姓，“士卒有创伤平民者，必诛无贷”（章太炎：《革命军约法问题》）。章太炎还视左宗棠为从古以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物，赞叹“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章太炎：《演说录》）。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值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对历史上坚决抵抗外侮的爱国将领更有一种特殊的怀念。左宗棠因他收复新疆的功绩而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当时，《边铎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左宗棠治理新疆政策之研究》（作者方骥）的文章，其《前言》说：“作者因感于九·一八事变，深惧国防之可忧，故草斯文”；另外，《西北研究》杂志也发表了姚欣安《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发展》一文，作者写道：“回忆清末时代新疆之危机，能不令人感到左宗棠之可钦乎！鄙人草此文之目的，亦在所以表彰民族之功臣，而不愿使之遗恨九泉也。”真可谓闻鼙鼓而思良将。

新中国成立后，强调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由于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所以只能在“刽子手”的行列中找到他的位置。当时一部很有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就称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户”，“万恶的民贼”。那么收复新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也被“忽视”了呢？除了研究深度欠缺外，主要是政治气候的影响。那时，学术界对窃据新疆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有人甚至认为阿古柏领导的是“革命运动”，阿古柏本人则被吹捧为维吾尔族的“民族英雄”。随着研究深入，学术界才搞清了阿古柏政权是一个压榨新疆各族人民的外来入侵政权。值得注意的是，清军西征还涉及英、俄两国，特别是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而左宗棠是坚决主张抗俄的。五十年代，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很好，这一政治因素也影响到历史研究领域，对沙俄的侵华活动采取了有意无意的回避，因此不谈或少谈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围绕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史学界对清军西征开始给予积极评价，范文澜的第九版《中国近代史》（1955年出版）谈及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曾肯定地指出：“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左宗棠研究也别开生面。1978年1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杜经国的文章《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在抵抗外国侵略，巩固祖国西北边防方面，曾经做出重要的贡献”，“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从而为这个专题研究投进了一块激起波漪的石头。

此后，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从1979年至1981年，共发表十二篇专论，主要集中论述左宗棠收复新疆和办洋务的活动。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震对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见，他提到“对历史人物要分析，不要简单化，不要有片面性”，并指出：“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在后期也捍卫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抵抗了英国和俄国的扩张，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功绩的”。1983年8月，王震在会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教授）时，充分肯定史学界重新评价左宗棠是“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并着重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此后，左宗棠研究全面铺开，研究、介绍左宗棠的论文、文章时有发表，数量不下几十篇。《湖南师院学报》还开辟了“笔谈左宗棠”的专栏。1984年和1985年连续两年，在苏州和长沙召开了全国性的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更为可喜的是，从1983年起，研究左宗棠的学术专著开始问世，短短几年中，竟达四部之多，这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

左宗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位名人，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相当影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人贝尔斯（Bales.W.L.）、日本人西田保都曾为左宗棠作传。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1944年路过兰州时，曾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左宗棠抱有崇高敬意！”（转引自华中师大图书馆：海外资料《左宗棠专辑》）2000年，适逢公历纪元中的第二个一千年，美国《新闻周刊》第一期开辟了“千禧年一句话”的栏目，这个栏目共刊载了最近一千年中全世界四十位“智慧名人”，其中中国有三位，即毛泽东、成吉思汗、左宗棠。可见，左宗棠不仅是一位中国名人，同时也是一位世界名人。

还有一件外国人“关注”左宗棠研究的趣闻值得一提。那是我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时的事。1981年2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论文《“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没想到此文竟会引起美国国务院的关注。故此，美国驻华使馆通过正式途径约见我。当年6月12日，通过校方的安排，我在人民大学会客室接待了美国外交官。他开门见山，表示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并问及此文“是否同中国对苏联和台湾的政策有关”，“是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你是不是认为对付苏联比对付台湾更重要”？等等。我如实回答了他，基本意思是：“历史不是现实，类比是不合适的，用历史来比附现在是不可取的”；“我的文章是史学论文，只反映我个人的观点。别人怎么猜测，是他自己的事”。说到这里，那位美国外交官轻松地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和笑话呢？我想，一方面当时“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外国人对中国媒体的审视还很难摆脱陈旧的眼光；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中美关系还存在不够成熟的一面。

我研究左宗棠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1978年入学），1981年6月完成学位论文，定名为《左宗棠研究》。论文充分肯定左宗棠收复新疆和举办近代企业的功绩，认为他“在民族敌人面前表现出崇高的气节，不屈服、无惧色，斗争到底”，“成了中华民族的英雄”，并说，“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起了‘脊梁’作用的。他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和林则徐所不能比拟的”。论文初稿曾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著名史学家余绳武先生审阅，征求意见。余先生关心晚辈，奖掖后进，在认真读完后，即于1981年7月25日致函作者，予以鼓励：“大作不乏理论勇气，甚佩。史实也许稍嫌简略，将来似可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实，扩大成一本学术性的《左宗棠传》。”余先生又建议说：“据我所知，王震同志对左宗棠问题颇感兴趣。我意您可考虑将此稿寄呈王震同志审阅，争取得到他老人家的指导。如果您有不便，我可以托人转呈。”

前辈学者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遂经近代史所刘存宽先生与时供职外交部的鲁桂成先生联系，经鲁先生（曾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直呈王老，并很快得到回复。王老在送呈论文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批注，可见阅读之细以及对左宗棠研究的高度关注。1981年9月10日，王老还在论文扉页上写道：“我深觉杨东梁同志写得好，读了甚获教益。”又建议作者继续深造，并要求转达他的意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研究生毕业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左宗棠评传》的书稿，并于1985年8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出版后，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年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左宗棠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推荐成果。198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还为此书发表书评。1986年3月10日，王震老在读完拙著后，致函作者云：“您送我的《左宗棠评传》一书，已收到，谢谢。我先读的序言、后记，而后把正文粗略读了一遍，感到您治学态度严谨，蒐集史料丰富，很好！”他还建议“就左氏晚年的爱国思想写专文发表，以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此书于1987年11月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上所述就是我和左宗棠研究之缘。

之所以要把我研究左宗棠其人的经过做一简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项研究在三十多年前还存在一些人为的障碍，这是今天的青年学者难以理解的，介绍出来，会让他们更珍惜今天宽松的研究氛围。当时，一些传统观念还在束缚人们的头脑，我的论文由于提出了某些有悖“常理”的观点，有可能在答辩会不予通过。有的老师出于好意，建议做些修改。我原本坚持文责自负，不愿摈弃自己的观点。后经思考再三，觉得不应辜负师友们的良苦用心，于是同意把有可能引起争议的章节暂时撤下来，并把论文题目改为《左宗棠——我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者》。即使在王老的意见传达后，我仍坚持此议，算是一种折中处理办法。只是后来出书时都补上了。第二个原因是此事后来在社会上曾引起一些传言，甚至被某些著作提及，而其表述与事实真相颇有出入。为以正视听，借这次重写左宗棠传记的机会，予以披露，也是想还事情以本来面目。

拙著《左宗棠评传》出版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陆续有一些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论文、专著问世。特别是湖南岳麓书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整理出版了《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册。新版《全集》不仅比清末编辑的《左文襄公全集》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共辑得左宗棠各类佚文约八十万字），而且以清末刻本为底本，订正了原刻本中诸多错讹、颠倒、衍文、脱文等，并酌加校注，这为更深入地研究左宗棠，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资料条件。

2011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盛情邀我写一部较为通俗的左宗棠传。这些年来，我虽然一直关注左宗棠研究，但因忙于其他事务，难得有暇静下心做点深入思考。目前又因参加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的工作，亦难分身。为不负编辑先生的雅意，遂尽量挤出一点时间，在原著《左宗棠评传》的基础上，费时一年完成了一部新的《左宗棠》传，新传不但在内容上做了增、删，在史实、文字上做了订正，在写法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并增补了部分图片。我脱稿的这部新传，就算是对这位中国近代爱国名将逝世一百三十年的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