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受迫害躁狂症：一个原住民中的传教士

一列从伊利湖到大西部的火车正驶入敦刻尔克（Dunkirk），这是纽约城最西部的一个小镇，其火车站离伊利湖岸不过一箭之遥。夜幕在数小时前降临，闪电在地平线上霹雳发作。灯火昏黄处，一位38岁的秃顶男人悄然独坐，身旁放着一顶礼帽，注意力游弋于暴风雨的景象和膝盖上的书本之间。在他文雅的金眼镜框上，有一句巴黎雕刻家的铭文，是他女神的名字：“瓦蒂梅斯尼尔侯爵夫人（Marquise de Vatimesnil）”，这位女士于二十年后死去，那是一场在1897年巴黎慈善会上的火灾，有一人被火焰吞噬。1火车徐徐进站，男子将他的书放在帽子边上，看向窗外月台上熙攘的人群。

傍晚八点，一个富裕的工匠家庭进入火车车厢，在我附近的位置坐了下来，这让我显得有些突兀。我伸展四肢躺在了天鹅绒的座椅上，一条腿在这里，另一条则在那边。我抽着雪茄，摆出各种姿势，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美国人。2

横跨大西洋后，这位有些轻浮的旅行者刚在纽约的亲戚家休养了数日，现在正在从纽约出发的路上。在故乡法国游览近两年后，这是他再次来到北美地区。现在，他正消遣这段重返故居的旅途，他知道如何品味火车上的长途旅行，如半打瞌睡半读书，偶然经历意外之事。

这个家庭中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径直来到我的地方，坐在我面前的座位上。出于尊重，我立即摆出了一个不那么轻浮的姿势，并把我的雪茄扔出窗外。

火车向前行进，空气和烟雾扑向了女孩漂亮面容，她问我是否愿意交换位置，我欣然答应。为了表示感谢，她立即和我进行了轻松而简单的交谈，同时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3

尽管有些不太自在，而且这种行为在法国也并不得体，但这个男人已经习惯了她的举止。虽说车上的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精力，让他很少再有时间去研究这个年轻美国人的心理，但他在欧洲大陆的十二年，已经让他充分了解了这个国家的传统，他喜欢称之为“在性魅力上有着惊人的自我陶醉”。他觉得应该给他的邻座一些自己带来的枣子、橙子和巧克力，然后在油灯的昏暗灯光下聊几句，最后再看会儿书。

一刻钟后，她起身转向坐在她后排的母亲，她以一种轻柔的声音说道：“妈妈，他是一个绅士，他好优雅。”（这显得非常谄媚）“他肯定很有钱——他有一顶礼帽，怀表上还有根大金链子，简直了！”

这样说是为了让我能够听到吧，以便她不用对我直接表白。4

尽管他的语气波澜不惊，惊奇大于惊吓，但这位旅行者内心也逐渐不安。他仔细打量着她的面庞，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传统的肖像画，这种肖像画是过时的学院派风格，通常描绘着春天的到来。她好几次与他缄默执着的目光相对，然后凝视着他，这让他不得不立即移开视线。这些无声的交流分散了旅行者的阅读精力，琢磨了一下，他意识到这种荒唐的情况中，有一个细节让他感到沮丧——这一定难逃钟表匠儿子的法眼：这个天真女子对表链的价值一无所知，其实他只在不起眼的泊松尼埃大道（Boulevard Poissonnière）(1)花了十法郎。

很快，这位敏感的美国人又坐了下来，再次开启了谈话模式。请注意，她是认真地将我当成了她的同胞。

“你要去哪儿？”她问我。

“去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我回她。

“那是不是很远？”

“不是很远，你不了解你的国家吗？”

“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尔兰女孩。”

“天主教徒？”

“噢，我的天呐，不是！我是卫理公会教徒（Methodist）(2)，出生在美国。”

“行吧。”

“我应该告诉你，我不关心任何教义，你懂吗？但是请你告诉我。”她继续说：“圣保罗究竟在哪呢？比桑达斯基（Sandusky）(3)还远吗？”

“桑达斯基？谁又知道它在哪里？！”

她惊得花容失色，反驳着说：“桑达斯基，那里是我家！”“看来你不知道桑达斯基吗？”

“真不知道……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桑达斯基。”

“行，那你一定得认识一下桑达斯基。你得跟着我们，一定会来的，是吧？”5

女孩双手紧握，透露出一种祈求的语气。男人惊呆了，只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困惑于她孩童般的直率、无拘无束的姿态、漫不经心的无神论，以及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盲目自信。

我苦笑着不回答她，只是摇着头。

我不想让这个可爱少女注意到我的情绪好转，所以我只想保持沉默。

倒是她感到了迷惑，她的嘴可爱地撅了起来。但我只是假装看向夜色中的乡村，月明星稀。我能看到她正在琢磨我的面庞，并且想要读出点什么东西。

然而，当我们靠近克利夫兰（Cleveland）(4)的时候……她娇小而天真的脑袋明白，如果她想成功，就必须抓紧时间。

“你要在克利夫兰下车吗？”她问道。

“不下。”

“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下车，然后换乘去桑达斯基。你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桑达斯基，相信会是一桩美事！”

“非常不好意思，女士，我不能去。”

“嗯？你有一张三个月的自由旅行票，你可以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下车。不要辩解，刚刚验票的时候我都看在眼里。”

“的确如此，但我只想在我的目的地下车。”

“在你的目的地？好，那你是做什么的？官员吗？”

“不是，我是一名天主教神父。”我回应她，如同投下一枚炸弹结束了这作呕的戏剧场面。6

1876年4月12日，埃米尔·福图内·斯坦尼斯拉斯·约瑟夫·佩蒂托（Émile Fortuné Stanislas Joseph Petitot），这位一度迷失在火车上的乘客，开始了他重返“好望圣母院”（Our Lady of Good Hope Mission）的旅途。布道团在北极圈下方，一起重返的还有他的胡须与教袍。短暂邂逅的那名女子在得知他是一名普通神父后，立即回到家人的位置。这给他的情感和想象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十年后，他能够在《传教士回忆录》7的第一卷中详细叙述这段经历。这段短暂的插曲中，他被误认为是一个美国人、绅士和黄金单身汉。在这场敦刻尔克和克利夫兰之间的邂逅中，尽管他只是一名神父，但是他让自己变得魅力十足，并乐在其中。他无心反思自己复杂的欲望，而是趁机幻想着一种类似的生活。

☆

开门见山，让我简短地回顾一下埃米尔·佩蒂托的早期生活。他出生于1838年，成长于马赛（Marseilles）。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常换工作的钟表匠，所以一家人频繁搬家。他在圣-萨沃宁街（Rue Saint-Savournin）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上学，这所学校里的年轻人“其地位介于贵族和下层阶级之间，多进入行政、艺术、商业、金融、工业和富裕的职业工作”。8他曾痴迷于北极探险的书，最为喜爱的是《信仰传播年鉴》(5)，这本期刊每月两次刊登殉道者的荣光和苦难，他们多次冒险去到基督教世界的前沿。十七岁，他的父亲去世，他渐渐发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一名传教士。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无玷圣母献主会（Missionary Oblates of Mary Immaculate）(6)的见习传教士。在1862年至1874年，他成为神父并登上了驶往加拿大的“挪威号”，在加拿大工作了十二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马更些河畔的好望堡（Fort Good Hope）(7)传教所周围度过，该河的源头在大奴湖，流入北冰洋。那段时光，他成功化身为制图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以及民俗学者。他曾返回法国巴黎待了两年，在那里他受到了拥护教皇至上（ultramontane）(8)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的热情款待。1876年至1882年，他再次回到极北地区（Far North）(9)的布道团，并度过六年，直到他被关在蒙特利尔（Montreal）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在十三个月的禁闭之后，他被遣返回大西洋彼岸，并且被解除了教会的职务。他在马瑞尔-莱莫（Mareuil-lès-Meaux）(10)教区过着怀旧而痛苦的孤独生活，写下了七卷回忆录和其他一些作品，最后在1916年去世。9

在好望堡的布道团中，冬季总是一片昏黑，一月的气温也从未超过二十二华氏摄氏度。埃米尔·佩蒂托成为被法国人称为野兔皮（Peaux-de-Lièvre）的土著人（英文又称为Hareskins(11)）的传教士，同时他的搭档让·塞甘（Jean Séguin）也投身于名叫卢舍人（Loucheux）或者丁杰人（Dindjié，英文又称作Kutchin(12)）10的传教事业。这些土著人（First nations）(13)属于广泛的德内（Dené）(14)语族（属于北阿萨巴斯卡语系），并且是因纽特人的南方邻居。在埃米尔·佩蒂托传教期间，这些土著人是游走的狩猎者，他们的生活由四季的轮转所支配。冬天，他们三五成群地分散着，夏天，他们会为了大型猎物和集体仪式而聚集。自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适应了由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15)管辖的常驻贸易站的存在。冬夏的狩猎之后，他们开始习惯每年在那里停留两次，每次持续几个星期。他们用兽皮换取西方商品，如枪支、金属容器、烟草、面粉、衣服和酒，并以整体而言不利于他们的固定费率收取费用。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好望堡，并且有时还常到访好望圣母院，让·塞甘和埃米尔·佩蒂托在那里等待着他们，渴望着拯救这些异教徒的灵魂，并且总是乐于通过交换得到一些新的供给品。

☆

埃米尔·佩蒂托第一次见到德内人，就难以抑制住对他们的厌恶之情。凭借多年来对冒险小说和传道手册的阅读，他本以为建立了对当地北美洲人——在当时一般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准确认识，并且了解了土著人的风俗、技能、外貌以及生活方式，然而接触之后，这些期望全部破灭：

一群穿着毛皮且臭味熏天的人在青蛙湾（Frog Portage）(16)驻下。仅是第一眼，我就被他们异样的外表特征震惊了。他们的头狭小，呈圆锥形。他们翘起的下巴如此突兀，以至于看起来那么可笑，就像是一只狐狸或黄鼠狼。但是他们的举止是严谨、内敛、诚实和阴郁的。他们的眼睛非常接近他们的鼻梁，鼻梁很大，还是鹰钩鼻，表露出一种笼罩着他们的焦虑。他们的嘴显得柔软与自然，不高声尖叫，却也不健谈，看不出丝毫的热情。他们像在游行一样排成一列，默默地脱下帽子，带着虔诚或是一抹严肃的微笑，把手在衣服上擦拭后淡然地交给你。或许有人因此会认为他们是僧侣。11

如果德内人的外表让佩蒂托起初就感到不可抗拒的恶心，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后则更感到不适：

当我准备休息的时候，我总是被许多耐心的见证人（witnesses）(17)包围着，他们在清空了我的炊锅和舔干了我的盘子后，开始了观看仪式，就像路易十四的朝臣在他午睡时所做的那样。(18)

一旦他们要离开，就会用一个手势解散，黑暗也开始蔓延。我听到屋外有神秘的窃窃私语，看到三四个女孩的头，她们正在偷笑，肆无忌惮地看着我。12

一切毫无隐私可言，即便在神父的房间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临时的忏悔室，这个房间年限已久，却还要一直用到教堂建成。这些年轻女子以暗中监视的方式参与进来，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二十五岁单身汉的情欲，毕竟这个单身汉身材匀称、穿着得体，还得到哈德逊湾公司白人（又被叫做“中产阶级”）的尊敬——对这些女子来说，哈德逊湾公司充满了异国情调，还有大量的货物库存。神父依然年轻的脸庞棱角分明，周围是白皙的细发，高高地盘在额头上。他的胡须既茂盛又飘逸，让人看到他略有曲线、瘦而健美的脖子，其上是黑色天鹅绒上衣的扣式衣领，上面的基督像在一个特大号的十字架上快意地摆动着。他口若悬河，只需在嘴角间伸展开来，就带有一种悠扬的口音。他淡蓝色的眼睛使得声线更有分寸感，一副戴着椭圆形镜片的眼镜更加突出了这种形象，他这副眼镜从不离身，对他来说就像念珠(19)一样重要。他很容易感到寒冷，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很少有脱下手套或教袍的习惯。在雪鞋健行（Snowshoeing expedition）(20)期间，他用兽皮制成的裤子和大衣遮盖，再加上毛皮手套、鞋子和帽子来制成他的装备。

可以想象，对我的各种观察引发了奇妙的思考。我发现自己被在场的所有妇女和女孩当成了阿多尼斯（Adonis）或安提努斯（Antinous）(21)，她们毫不犹豫地大声说了出来。13

天主教神父在成为希腊男神之后，通过其模棱两可的行为滋长了女性对他的普遍情欲。

毫无疑问，我一直为妇女和女孩们提供了许多机会，让她们相信我在追求她们。我善意地和她们说话，对她们微笑，和她们直率地开几句玩笑，就像我对男人做的那样，特别是当她们发现我在吃饭时，我还会给她们吃的。“在红种人中”，一位我忘记名字的英国旅行者说：“众所周知，你看着一个女人，对她微笑，给她一点吃的，特别是烟草更会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示好，无需进一步解释什么。”的确如此，大家互换笑容，并接受几口食物，就会被视为默许的爱意证明。但这就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当她们最终发现我毫无邪念之时，男人们会带着一种笑意告诉我，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曾经被视为他们妻女的威胁。他们告诉我：“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登徒子。”他们就这样对我说。14

这个登徒子的率性想法很快荡然无存，然而，当地女人所取得的进展却远超那位仅有一面之缘的美国女孩。

好几次了，一个二十岁的漂亮女子来到我的卧室，一副柔弱的样子，她一边叹气，一边盯着我。

“怎么了，瓦特潘察兹（Watpantsaze），你看起来似乎很痛苦，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你分明和我一样大！你难道没看到我在为你受苦？你想让我在树林里等你吗？”

这个女子直言不讳。15

尽管他对这些困惑进行了充满趣味的描写，但人们可能会想，当他多年后作为香槟省东布利区的一名普通神父发表这篇回忆录时，对这位倦怠的五十岁老人意味着什么？他未老先衰、苦不堪言，沉浸在对遥远土地的回忆之中无法自拔，只记得那些诱惑、误解和虚荣。尽管他含糊其辞地摆出了一个浪荡的神父形象，但无论是美国少女还是原住民女子，对埃米尔·佩蒂托来说都不是真正的诱惑。相反，她们带来的只是厌恶而已。在给上级的一封信中，他以特别的语言承认，“看到漂亮的女人”对他来说“就像看到白蜡树或竹子一样”。16既非狐狸，也不是貂，女人对他来说属于植物界——这位年轻的神父对女性不感兴趣。

☆

尽管埃米尔·佩蒂托表示了对女人的厌恶，但是单身生活仍对他有着很大影响，因为他难以对年轻男子无动于衷。他喜欢用土著人或梅蒂斯人的题材作画，在他的回忆录中，他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一位名叫德赞尤（Dzanyu）的青年的情色肖像：

他是个英俊的德内人，族人们相貌平平，他就是其中的阿多尼斯。他有一双慧眼，乌黑而柔情。长长的睫毛低垂，浓密的眉毛高耸，笔直的鼻子在脸庞中间舒展，嘴唇倨傲地呈出一抹弧线，前额高展但又秀小。然而，这惹人喜爱的相貌有时也显露出奇怪的阴谋。他的目光，通常充满快意和友善，但也会显得诡谲多变。他的脖子向前伸展，暗示着某种令人憎恶的东西，他小小的太阳穴还在固执中青筋暴起。在那些时刻，我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潜入这个天使般的印第安人体内。我认为，他的身心都是极北地区丹尼特人（Danite）(22)青年的极佳典范。17

但是，这些德内青年只是短暂地经过好望圣母院。他们会突然出现，就像从哪里冒出来一样，面带着微笑，议论纷纷，然后忽然消失在眼前。德内青年人会离开教堂去远行，他们被一个徒步旅行队所吸引，还发现了一个中意的女子；又或是他们渴望去偏远地区探索，证明他们的狩猎技能。无论如何，埃米尔·佩蒂托都为这些离开感到痛苦：

我无法适应这些频繁的分离，以及让这些游猎者如此快乐的旅行。对他们来说，回去住露天的地方，把乏味的壁炉角和地板换成麋鹿皮小屋，用绿色的树枝铺满冰冻的地表，住所中央还有一大团熊熊燃烧的松木火，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他们随着驯鹿迁徙，并通过捕杀它们来讨取生活。如果他们愿意，每天能吃八顿、十顿，甚至二十顿食物。他们会砍下一片树林来烧火取暖，享受着这种毫无外界干涉的绝对自由。18

这位传教士对德内青年感同身受，常常对他们若有所思，幻想着在远离教规的地方培养男性友谊。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要求留在离哈德逊湾公司几公里远的传教所。传教所有四间木屋，顶部是山墙屋檐，烟囱不断地吐露烟尘。小木屋围绕着一座教堂，埃米尔·佩蒂托通过装修这座教堂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教堂的钟楼正对着河流，土著人和梅蒂斯人的船只在这里来来往往，与他们迎面的是一个巨型的木制十字架。埃米尔·佩蒂托和他的同伴让·塞甘住在这里，让·塞甘来自奥弗涅（Auvergne）(23)，大他五岁。塞甘性情较为粗鲁，深居简出，对土著人的语言不感兴趣，对他们的习俗也不好奇（这就是修道士(24)的典型态度）。在几位雇员的帮助下，帕特里克·科尔尼（Patrick Kearney），这位爱尔兰圣公会教士负责两位神父的舒适生活和生命安全——只要他们愿意待在教会的园子里，并且保证这块贫瘠的土地有一定的产量。四周都是森林，狭小的传教所与极北地区广阔无垠的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土著人的土地外，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属荒芜，未被开发。

在自由漂泊的生活期许下，他们高兴地离开了。我能听到他们在森林拱顶下的笑声，伴随着唤起他们沉睡的飘扬歌曲。欢快的音符俘获了我的心，这并不是对他们共享驯鹿和候鸟时的艳羡或嫉妒，而是出于一种我无法自我牺牲的挫败，我甘愿接受了一个修道士和单身汉的无助命运。他们意识到我在远处跟着他们，这抚慰了我作为一个无妻男人的心灵，一个无子父亲的灵魂。在向他们的叛逆天性表示敬意之后，我通过这种深层释怀终于恢复了平静，于是我独自返回到家里，继续完成我的日常工作。19

他在极圈附近待了很多年，孤身神父的身份让他饱受折磨，他认为种种桎梏糟糕至极，并将其描述为“教会的创伤”。“九世纪才采取的戒律清规，无疑是由那个世纪的混乱与滥用所决定的，在另一个世纪就可以出于公众启蒙而完全废除，罗马教廷的一句话就足以做到。”20佩蒂托发现几乎不太可能去遵循教会强制的定居模式，只要他找到机会，就会随便编个理由去追随土著人，和他们一起穿越冻土、森林和苔原，而这通常违背了上级不断重申的命令。由于长期的不满，他一到目的地就考虑离开，幻想自己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梦想着遥远艰险的远行和地理上的发现，以及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21。但是，他无法拒绝在狩猎小屋中共享床铺的乐趣，有时在持续数周的远足中，大家每晚都在那里栖身，他也无法抵御从德内美男子身上感受到的诱惑。特别是英俊的德赞尤，埃米尔·佩蒂托用最为庄严的天主教仪式为他洗礼，以阿波罗（Apollo）和泽法尔（Zephyr）争相喜爱的美丽异教青年的名字“亚森特”（Hyacinthe）(25)为他命名。

抵达极北地区的两年后，埃米尔·佩蒂托向他的主教忏悔，他的意志如此薄弱，灵魂亦缺乏力量，这使他无法对诱惑保持定力。“我对自己的不满之处就在于，我有一颗过于慈爱的心。无论我对于女性感到多么厌恶，我都难以保持对戒律的服从，我在此承认我的错误。”22主教亨利·弗洛依德（Henri Faraud）是一个出生于法国的吉恭达斯地区（Gigondas）的修道士，他的婶婶在大革命期间被处死。比起他的智慧，同事更多赞扬他的体魄。他觉得埃米尔·佩蒂托充满了才华与热忱，但是也显得自负和任性。他被一种热情奔放的性格冲昏着头脑，不情愿地服从着上级的命令，并且经常违反。这个年轻的神父并没有主动承认他陷入了“可耻的、非常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只是公众谣言强加了这些行为，这些谣言无止无休地议论着他的“心上人”，他的“爱人”，或者干脆是他的“孩子”，如让·塞甘称之为的“迷人而邪恶的亚森特”，其认为没有理由对同性恋关系进行保密。23

这位“自甘堕落的野蛮人”通过公开神父的罪行，使埃米尔·佩蒂托处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位置。24他的天主教上级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传教士“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学习土著语言”的价值。25德内人认为他的行为倾向只是一种有趣的怪癖，相比神父的一辈子孤身的誓言也并不显得奇怪，他们只认为神父是一个有点古怪的萨满（shaman）(26)。但埃米尔·佩蒂托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邪恶的神父、可耻的神职人员、粗鄙的传教士”。26他惊讶于德内人对同性恋表现出的单纯与宽容，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知道如何“为上帝牺牲一种特殊的友谊”，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心猿意马。27他觉得自己在“和青年男子的罪恶关系中”越陷越深，这样的事此起彼伏，自我已经无法抵制这种反复出现的诱惑。28忏悔之外，他索性以一种其主教曾形容为“可怕”的坦率，向所有传教士同伴讲述了他的“特殊友谊”，以至于主教认为：他呻吟，他哭泣，但他的激情却比他的意志更为坚强。29

这种折磨将与我相伴至死。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治愈的伤口，它正在毁掉我。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对上帝的信任开始动摇了。我试图摆脱这种不虔诚的思想，但是福音书的有些话是如此强烈，让我非常恐惧。30

在那些充满爱情的欢愉瞬间，埃米尔·佩蒂托忘却了所有的禁忌。好几次，他以见证“野蛮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在基督教知识上的进步”为借口，翻译了他年轻情人的来信，并把它们寄送到了天主教报纸上发表。“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见到你，但是我想象着能牵你的手。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吧。当你看见我写的这些东西时，请马上为我祈祷，在这特别的一天。如此，我就能活下来。谢谢你，如果我再次见到你，我将会非常高兴。这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这样说话。如果你还记得亚森特，请给我写信。”31佩蒂托作为神父，他的身份早已名不副实：他的行为与他负责向原住民传教的职责互相抵牾。

我无法保持着良知的同时，还承受着我良心呼唤所带来的压力。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虚伪的行为让野蛮人感到反感。在一次旅行中，我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他们哄然大笑。我承认并谴责自己的行为可能是鲁莽的，他们可能认为我在忏悔之后显得更加可耻，他们的讽刺只会有增无减。我应该怎么办呢？32

埃米尔·佩蒂托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尽管他反复地忏悔，但每每见到亚森特他又将这些置之度外，亚森特无法理解这种关系的伤害。（“在这个有着温和、善良性格以及玩世不恭的部落里”——用埃米尔·佩蒂托的话说，就是意味着同性恋——“这不是一种恶习，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堕落而感到羞耻，我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33只要亚森特一离开，这位传教士就会充满懊悔，想到来自地狱的折磨，尤其是他怀疑所有人——天主教神父、要塞里的新教徒，以及当地的土著人——都在嘲笑、侮辱和诋毁他。

他情不自禁地揣测，人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隐藏着讽刺、挖苦和嫉妒。

虽然从表面上看，野蛮人向我祈祷并表示尊重，但在这以后，我就是一系列侮辱和低俗笑话的对象，他们从不对我隐瞒，还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34

如果我们认可他同事的意见，这些嘲笑就很可能是臆想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他的秘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好望堡的新教徒不大相信那些流言蜚语，感叹道：“印第安人就是这样的骗子！”），另一方面，土著人则默默容忍着传教士的不当行为与自我矛盾。35面对无法抵制的肉体诱惑和无处不在的嘲讽，埃米尔·佩蒂托开始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

他首先考虑撤到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27)修道院，这是戒律最为严格的宗教组织之一，在那里将会有永久的隐居和绝对的宁静。类似的是，他有时还想加入严规熙笃隐修会（Trappists）(28)。36但这或许只是他的一种修辞策略，目的是以自认为是上帝和众人眼中为自己恢复名誉的最可靠方式，让上级允许他成为异教徒因纽特人的殉道者。37

☆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因纽特人仍然未接纳基督教传教士。并且在与邻居德内人公开、持续的冲突中，对之后的天主教或圣公会（Anglican）(29)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埃米尔·佩蒂托曾多次展开对因纽特人的探险，但所有的探险都以难忘的失败告终，要么是他无法抵达因纽特人的领土，要么就是他一到达就被驱逐。他写了一整本关于“爱斯基摩人”的书，其中他专断地叙述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就像是他一直生活在爱斯基摩人中一样。尽管在事实上，他只有过一些片面的接触，最常见的是在河边的旅行中与他们相遇。38他用曾读过的坊间书籍的忆想，来弥补他个人经验的不足。

对他来说，奇格利特-因纽特人（Chiglit Inuit）(30)代表了未开化的最高程度，他承认自己从小就被他们迷住了。39他一直要求上级把自己派往爱斯基摩人(31)地区，最初是为了成为他们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他们的第一位民族志专家）的荣誉，后来是为了通过成为殉道者来弥补他的过失。他的作品揭示了他在面对因纽特人时的强烈情感，他把因纽特人描述为“小偷和恶棍”，他们在家里赤身裸体地生活，形成了一个一夫多妻的民族，“他们在放纵和不道德方面超过了其他人，还通过玩世不恭的卑鄙行为来效仿他们的祖先”40。通过阅读旅行者的故事，这位神父相信自己能够推断出“同性恋是被允许的，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实施”41。无法约束的性欲望和潜在的暴力倾向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爆炸性的混杂物，使得传教士过于敏感的天性感到不安。他在一些因纽特人那里面临的真实威胁，使他将迫害妄想症发挥到了极致。为了证明这点，他描述了一个场景（真假并不重要），据说当时他在一个雪屋（他实际上从未见过）露营，艾尤玛头纳克（Iyoumatounak），一个奇格利特-因纽特巫师开始对他施加魔法。

他就蹲在我面前的平台上，抓着一根有弹性的棍子，上面有一个皮球，还系着一条带子，他把它缠在棍子上，然后开始吟唱，交替地解开和卷起转轴上的带子，然后快速地旋转着转轴。他用一种低沉而含混的音调起兴，然后逐渐地变得生动，他震动这根棍子，愤怒地摇晃着它，让它快速地转动，在他的歌声中夹杂着严厉的辞藻和暴力指令，就好像他在对一个受他命令的人讲话一样。不一会儿，艾尤玛头纳克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他从歌唱转变为呐喊，又从呐喊转为呼叫，又从呼叫转为哀嚎。他一直用相同的韵律交替呼喊“Yan！Yan！Eh！”，伴随着颤抖、扭曲、狰狞的表情和某种惊厥。这个粗野的男人汗流不止，口吐着白沫，气喘吁吁地翻着白眼。他撕掉了身上仅有的几件衣服，并在流口水的同时，像个动物一样四肢着地。总而言之，他的行为就像一个魔鬼，事实上，他是如此的旁若无人，仿佛为了变成一个畜生已经消失了，但他又是一个有思想、会说话的畜生。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糕？当他以这种疯狂的方式变得焦躁不安时，他摇晃和振动他的魔法转轴，以至于把它弄坏了。他用他的长匕首取而代之，同时像着了魔似的咆哮和吐沫，在过度兴奋的状态下一点一点地接近我，无法形容。他很可怕，也很恐怖。他的脸已经失去了人类的样子，他的眼睛似乎想刺杀我。他离我如此之近，他的脸几乎碰到了我的脸，我能感觉到他在我脸上的呼吸。他的目光，像一只愤怒的鬣狗，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瞥了一眼奥拉雷纳斯（Aoularenas）（家里的两个女人）。艾尤玛头纳克的狂热感染了她们，赢得了她们的青睐。她们高呼着同样的“Eh！Yan！Yan！Eh！”，语气如此尖锐，以至于我的双耳嗡嗡作响。像马戏团的表演者一样，她们抓住刀子，有节奏地拍打着大腿上部或左手掌心。她们的表情和他一样凶恶。仿佛他们三个人都陶醉于这种喧闹、喊叫和扭曲之中，就像其他人陶醉于酒精或烟草一样，以使自己有勇气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毫无疑问，有人正在谋划一些针对我的险恶计划。42

在这段蔚为壮观的幻觉之后，埃米尔·佩蒂托没有任何过渡，他平静地解释说，只要背对着这群“土狼”，就可以让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狂热行为。很难说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是在穷极写作之能事，还是仅仅想要用嘲弄的语言来描述萨满。问题是，威胁的力度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他实际上多次受到因纽特人的威胁，很可能是因为德内人和他在一起，以至于他可以幻想成为因纽特人的殉道者，被异教徒的长匕首刺杀或撕裂。

我的毕生心愿就是再次见到亲爱的爱斯基摩人，这是我敢于坚持下去的希望。我不惧死亡，尽管我有充分的理由在罪行面前颤抖，但如果这种死亡是一种殉道，即使只是出于慈善的殉道，我也会欣喜接受。哦，我多么希望能像殉道者一样死去！不要羡慕这种狂热的喜悦，其中的自私也许比对上帝的爱更多。只是说，通过殉道我将重新接受洗礼，尽管相比之下，我的恐惧和悔恨将继续伴随着我。不过，我希望在这个愿望中，至少有上帝之爱的迹象。43

埃米尔·佩蒂托从未在因纽特人那里待过足够长的时间，所以殉道很快就不了了之。然而，他在旅行中所面临的实际危险逐渐变成了想象中的威胁，这些威胁与他认为四处听闻的讽刺和诽谤相一致。他零星的怀疑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迫害妄想症：每个人都想取他性命，阴谋无处不在；有时是因纽特人，有时是德内人，有时甚至新教徒都想杀他。

的确，德内人在1865年至1866年冬季经历了他们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病，猩红热让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44然而，传教士中却无人感染，德内人开始不时地怀疑，传教士想要使用魔法手段杀死他们。末日的氛围和对巫术的指控肯定滋长了埃米尔·佩蒂托迫害妄想症萌芽，而在德内人因为疫情挣扎而疲惫不堪，停止了对传教士的罪行指控后，这种妄想都还持续了很久。据这位传教士所说，所有因纽特人和德内人都在想：“在他们杀死我们之前，让我们先下手为强。”这种推测，以及这份“想象中的恐惧感”，对他来说成为了一种执念——“他们想杀了我。”45

☆

从道德的层面来说，埃米尔·佩蒂托已经变成一个放逐者。天主教徒，或者更普遍的基督教徒，都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代理人，因为基督教徒改变了土著人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仪式传统——基督教徒们还被认为充满着民族中心主义，显得盛气凌人和傲慢不堪。这些当然都是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想尽可能了解埃米尔·佩蒂托的妄想症，我们就必须明白，这位年轻气盛的神父也与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在六年的眼泪、痛苦和失望之后”——他认为自己去加拿大是一种能将母亲送进坟墓的反叛，这位母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对他说：“你真丑，我可怜的孩子，你实在是丑！”46他显得积极热情，侃侃而谈，固执己见，选择接受了传教士的使命。这与其说是为了皈依和帮助异教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对远方和冒险的欲望，这是他对社会、精神和性层面不满的反应，促使他甘愿放弃了自己作为马赛小资产阶级的未来。他详细介绍了前年与德内人从辛普森堡（Fort Simpson）(32)到好望堡旅行时的焦虑情绪。

我于8月31日离开天意堡（Fort Providence）(33)，9月2日抵达辛普森堡后就立即离开，前往我心爱的好望堡住所，我已经与它分离了八个多月。回来后我深呼了一口气，还以为差点就见不着它了。在靠近一处湍流的时候，这艘船上的二十一个野蛮人突然透露了一个可怕的阴谋，他们想把我扔进激流之中。他们几乎都是异教徒和哈雷斯基人(34)。他们抱怨神父是让他们患病和死亡的原因，说这些疾病与我到达他们的土地上有所关联。他们还想在除掉我之后，对亲爱的塞甘神父和科尔尼修士采取同样的做法，然后再回到森林。今年春天，他们就已经密谋摧毁好望堡和那里所有的白人，他们还指控塞甘神父想要毒死他们。这些都是我们离散兄弟、新教徒、公司雇员对土著人居心叵测所带来的后果。

我听完了他们的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恐惧和不安。当我掌握了这个阴谋的所有线索时，凶手们站起来想要抓我，二十个人对一个羸弱的我，我站起来向他们喊道：他们可以对我肆意妄为，我不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死去，如果他们认为我的死亡可以给他们带来福祉，我很乐意为他们付出生命。但是我想说，我担心这种罪行只会引起上帝对他们的愤怒。尽管如此，我不会停止对他们的爱。我最后的呐喊将是“我爱你们”，当我在被法官审判之时，我将为他们祈祷来进一步证明我的爱。“现在”，我总结说：“不要害怕，我不会防守，你们尽管来吧。”

这次爆发让他们非常困惑，以至于他们绞尽脑汁否认，并且表示了尊重，这不过是懦夫所使用的借口罢了。但他们还是决定将计划推迟到晚上执行，还说：“现在他能听懂我们说的话，为了保护大家，我们必须要执行，否则他就会把我们出卖给他的同伙，白人就会杀死我们。”不用说，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们的船在凛冽的雾中漂浮，他们之中最猖狂的四个人正在观望，准备将他们的计划付诸行动。至于其他人，有些人表现出了怜悯，但迫于同伴的威胁而无能为力。只有一个人鼓足勇气说：“你们的计划让我的内心煎熬，头痛欲裂，我绝不会参与其中。”他索性用毯子裹住自己，然后躺下，这样他就不会看到我死去。整个晚上，我都在向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祈祷，希望不要让这样可怕的罪行发生。我一直在用念珠诵读着经文，但我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哦！我是多么高兴！为殉道而死是如此的高兴，但我不值得拥有。哈雷斯基人喝了热茶、甘草汁和糖水，他们的心变得更加坚定，但正如他们所说，看到我一直熬夜，就没有勇气再去执行他们的计划了。二十一个人对我一个，当然，为了有足够的勇气，他们仍需要进入夜色，待我入睡。直到天亮，他们还很兴奋。我的一句话、一个微笑就能让他们立即退缩。（因为他们向我保证没有谋害之心后，我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我正怀疑他们的印象。）

天亮后，他们计划把我扔到离好望角不远的湍流里，并期待着如何瓜分我的东西。当我们抵达湍流时，他们却再次失去了勇气，所以我算是在“好望圣母”的指引下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她是我在这一段插曲中的保护者。他们还定了杀害塞甘神父、科尔尼修士和我的计划，但这一切都还没有实施。他们在冬夏季节筹谋了那么多时间，在错过了实现它的最佳机会之后，已经不敢再尝试什么了。47

让·塞甘在货物抵达了好望堡以后，开始收集德内人的各种描述。他们一致认为，埃米尔·佩蒂托又一次发疯了：他突然站起来，在强烈的亢奋状态下宣布，“你们可以用枪杀了我，也可以把我扔进水里，我不在乎，我不怕死！”然后他们把他团团围住，防止他投河自尽。48

如果说这次他怀疑土著人策划了一个阴谋，计划消灭白人，那么有时他想象中的白人才是阴谋的根源，才是原住民背后的推手。49在他的精神错乱中，不曾改变的是他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其他人想杀了他，而且总是有“幕后黑手”。50

在阅读这期年刊后，传教士的主教感到非常沮丧。与修道院的领导人不同，他清楚地知道，神父的恐惧是空穴来风。那些“不可言喻之物”，如不连贯的叙述、叛徒的威胁、阴险的话语、毁灭白人的长久阴谋，以及殉道者的英雄姿态，“纯粹是他不安的妄想和他对被迫害的痴迷”51。他立即要求教会高层不要再发表埃米尔·佩蒂托的任何信件，除非先由他的上级审查。

这些迫害妄想症，包括臆想中的诽谤和死亡威胁，占据了这位神父在北极地区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他的同事让·塞甘显然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厌烦，决定定期向他的主教报告这些细节。

佩蒂托神父一直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死亡言论。今年春天我告诉过你，他听说周围的野蛮人要杀害他；当他去皮尔河（Peel's River）时，他也听到了同样的威胁。当他到达要塞时，是哥威迅人（Gwich'in）(35)要割开他的喉咙；当他离开时，山里的人也要这样做。他安然无恙地到达了拉皮尔府（Lapierre House）(36)，那里同样充满了死亡威胁。当他登上育空（Youcon）(37)的驳船时，情况也是一样，但他最终顺利到达了要塞；在回来的路上，无论他在哪里遇到野蛮人，都有关于死亡的言论。总而言之，在任何地方，他看到的都是杀人犯。他声称，野蛮人、雇工、商人都想要他的命。52

然而，在1874年至1876年他驻留法国期间，这种妄想症似乎消失了，以至于无玷圣母献主会的领导人认为，内部矛盾才是极北地区传教士肆意告发的根源。53他们将他送回了加拿大，在那里他的妄想症故态复萌。“旧的故事和诽谤不够新鲜，所以他走到哪里都会发明新的故事。”这些不断重复的故事部分地证明了1882年埃米尔·佩蒂托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理由。54当这个神父被彻底遣返后，妄想症似乎再次消退，他在马瑞尔-莱莫地区写的作品中，并没有详述他那些最为梦幻的解释。55

☆

1882年2月22日，佩罗医生和霍华德医生将埃米尔·佩蒂托收进了距离蒙特利尔六英里的长岬（Longue Pointe）精神病院。这位神父当时四十七岁，从遥远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38)送来。精神病院的院长泰雷兹·德·热苏斯（Thérèse de Jésus）很快就将他从精神医生那里带走，只留给他们用来做出“躁狂症”（mania）这一相当模糊的诊断时间。56

第一位诊断的医生是弗朗索瓦-格扎维埃·佩罗（François-Xavier Perrault），一位讲法语的加拿大人。57他是长岬精神病院的常驻医生，但显然不熟悉精神病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为一名普通医生，他在长岬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客户群体。据他的诋毁者说，他利用自己在精神病院的职位，只是为了维持生计。他似乎认为埃米尔·佩蒂托是“精神正常的”，他还向神父暗示他被关起来只是因为教会领导层的命令。58第二位诊断的是亨利·霍华德医生，一位讲英语的眼科医生和实证主义者，他与慈善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39)有潜在的冲突。59他对幻想症似乎只有一点浅薄的认识，认为这些病症只是遗传退化引起的器官损伤导致。他们对新进的研究一无所知，这些研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成倍地增长，用大致相当的术语确定诊断框架：“拉塞格氏病”（Lasègue's disease）、“道德疯狂”（moral madness）、“理智疯狂”（reasoning madness）、“系统性疯狂”（systematized madness），或者根据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40)的说法——“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或许是因为其词汇的可塑性，这个标签才逐渐进入通用话语。埃米尔·佩蒂托的妄想和行为表现出许多典型迹象：强烈的自恋、过度的骄傲、强迫的自作主张、夸张的嫉妒、隐形抗拒（concealment reactions）、反复性犹豫不决、系统性过度解释，当然，还有幻想性的迫害。

在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几周前，埃米尔·佩蒂托经历了一系列新的妄想症发作，精神病院同意他再次前往法国休息，监督他所研究的各种原住民语言词典的出版工作。在与另一位传教士康斯坦丁·斯科伦（Constantine Scollen）结伴而行的长途火车上，他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蒙特利尔而不是纽约。2月21日晚上8点30分，当他到达修道士家门口时，感到“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平静”，他惊讶地发现：“被人用一种嘲笑和有点神秘的方式接待，甚至有一种讥讽的感觉。”60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安排吃了晚饭，并被带去休息。第二天，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以莫名的理由被送上雪车，精神病院主任在接到修道会的通知后，就违背他的意愿将他关了起来。正如埃米尔·佩蒂托后来告诉他妹妹的那样，以下是他所做的：

这里没有医生发现我有什么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的行为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理由。但是有一些人非常清楚如何狡诈地破坏病情诊断的手续，他们事先找到好的机会和建议来伪装自己，所以他们似乎尽可能合法地迎合了这里的秩序。这是一种可憎的背叛和难以言喻的失信行为。61

长岬精神病院是一座四层砖砌的建筑，顶部有三个穹顶，由中央建筑和两翼侧房组成，两翼正在逐步扩建，末端仍在建设之中。佩罗医生的办公室，也就是埃米尔·佩蒂托被短暂接待的地方，位于中央大楼，附近有一个接待大厅、一个大型厨房和一个药房，慈善修女会在那里照管两具悬挂的骨架，她们从中学习人体解剖学。两个对称的侧面房屋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使用，包含了相同的走廊、卧室和餐厅，一共三层。一切都很干净，设备齐全，而且相对安静，即使是穿插在一排排单间之内的宿舍也是如此。埃米尔·佩蒂托很可能从未踏入过半地下室，或者更糟糕的四楼顶层，修女们把最难治的“疯子”，即那些严重的慢性躁狂症患者关在那里。那条阴郁的长廊挤满了几十个靠在墙边的精神病人，其中的一些坐在固定在地面的椅子上，另一些人则穿着紧身衣，其余大多数人则被拴在皮带上的铁手铐或皮手铐控制着。“如果他们被解开，他们就会脱掉衣服。”修女们解释道，她们感到被这种不雅行为冒犯。62这个没有窗户的单间如此寂寥、肮脏、作呕，人们被关在里面，窒息着，手腕上还有镣铐。“一个充满了恐惧的阁室”，一个到访的英国医生后来义愤填膺地说道。63

尽管埃米尔·佩蒂托被强行囚禁，但是他与那些“不是语无伦次、危险复杂，就是顽固不化的人”64的命运不同。他能够听见他们夜以继日的喊叫，但却不和他们混杂一通。他承认灰衣修女会（Grey Nuns）(41)对他很友善。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付费的住客之一。

无论如何，噢，这是无法承受的耻辱。我发现自己已经快要疯了！每天晚上我都被关起来，虽然我得到体贴的对待，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必然。我将不得不承受精神病的污名，无论我以后以何种方式生活。65

然而，他在精神病院写的大多数信件很少有真实的指控，有时他也会好奇大家是认真的吗？还是说传教士康斯坦丁·斯科伦把他带到这座被他称为“糟糕的工业之都”的蒙特利尔，只是为了使用他的名字来冒充他，“这实在是一件无法相信且邪恶至极的事情”66。直到十三个月后，他才被释放。

注释

1　埃米尔·佩蒂托在蒙特利尔附近的长岬精神病院写给瓦蒂梅斯尼尔侯爵夫人的信，日期是1882年3月31日，加拿大黎塞留，德沙特莱-Notre-Dame-du-Cap档案馆，以下简称“德沙特莱档案馆（Deschâlets）档案馆”。

2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1页。

3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1页。

4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1—92页。

5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2—93页。

6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3—95页。

7　佩蒂托的传教士同事让·塞甘很早就提到了《一个传教士的回忆录》，在1874年2月5日给弗洛依德（Faraud）的信中，来自好望圣母院（德沙特莱档案馆）。

8　关于这所学校，可见Régis Bertrand，“Émile Petitot（1838—1916）avant ses mission canadiennes：Origine et formation d'un missionnaire oblat”，载于La mission et le sauvage：Huguenots et catholiques d'une rive atlantique à l'autre，xvie—xixe，ed．Nicole Lemaître（巴黎，魁北克：CTHS，拉瓦尔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另见Régis Bexvie-xixertrand，“Quelques notes sur les origines，la famille et l'enfance d'Émile Petitot”（罗马：无玷圣母献主会总档案，后文统称为OMI总档案馆）。

9　关于埃米尔·佩蒂托的生平，见《自传》第三节“关于埃米尔·佩蒂托的传记作品”。

10　虽然殖民者的标签重新定义了地方的群体身份，并且与当前的民族名称不完全相关，但与历史上的Peaux-de-Lievre或Hareskins有关的原住民如今使用K'asho Got' ine这一自称，而与之前的Loucheux或Kutchin有联系的各原住民更愿意自称为某个特定地点的Gwich' in（“居民”）（例如：Nihtat Gwich' in，Dendu Gwich' in），并将自己统称为Dinjii Zhuh。

11　埃米尔·佩蒂托，《在通往冰冷大海的路上》（巴黎：Letouzey & Ané出版社，1888年），第93—95页。

12　埃米尔·佩蒂托，《大奴湖周围》（巴黎：A.Savine出版社，1891年），第230页。

13　埃米尔·佩蒂托，《大奴湖周围》（巴黎：A.Savine出版社，1891年），第208页。

14　埃米尔·佩蒂托，《大奴湖周围》（巴黎：A.Savine出版社，1891年），第231页。

15　埃米尔·佩蒂托，《大奴湖周围》（巴黎：A.Savine出版社，1891年），第231—232页。

16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克莱里特湖（Lac Klérit'ie），来自雷堡（Fort Rae）以西11天路程的地方，1864年6月1日（德沙特莱档案馆）；另见佩蒂托致德·瑟马莱（De Semallé）的信，巴黎，1884年3月13日（OMI总档案）。

17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克莱里特湖，来自雷堡以西11天路程的地方，1864年6月1日（德沙特莱档案馆）；另见佩蒂托致德·瑟马莱的信，巴黎，1884年3月13日（OMI总档案）。

18　埃米尔·佩蒂托，《大熊湖探险》（巴黎：Téqui出版社，1893年），第319—320页。

19　埃米尔·佩蒂托，《大熊湖探险》（巴黎：Téqui出版社，1893年），第319—320页。

20　克鲁特致法布尔的信（引用佩蒂托的话），圣迈克尔布道团（St．Michael's Mission），雷堡（Fort Rae），1872年5月20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21　埃米尔·佩蒂托，《十五年》，第167页。

22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4年9月7日（德沙特莱档案）。

23　弗洛依德致法布尔（Fabre）的信，天意布道团（Providence Mission），1865年11月15日；塞甘（Séguin）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2月18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6月3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7月25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2年7月27日；克鲁特（Clut）致萨尔杜（Sardou）的信，育空堡（Fort Yukon），1873年4月1日（这里引用的所有信件都在德沙特莱档案馆内）。

24　埃米尔·佩蒂托，《十五年》，第125—130页。

25　弗洛依德致法布尔的信，天意布道团，1868年11月29日。

26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6年1月15日。

27　佩蒂托致法布尔的信，好望圣母院，1866年9月12日（OMI综合档案库）。

28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7年2月28日（OMI综合档案库）。

29　克鲁特致弗洛依德的信，1872年1月2日；勒科尔（Lecorre）致克鲁特的信，好望堡，1872年7月29日；弗洛依德致法布尔的信，天意布道团，1868年11月29日，全部位于德沙特莱档案馆内。

30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68年1月31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31　落基山脉的哈雷斯基人（Hareskin）亚森特·德赞尤，1874年2月致佩蒂托的信，次年7月24日在蒙特利尔收到，发表在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220（1874年），第635页，重印在“Athabaska-Mackenzie”，Les missions catholiques第329卷（1875年），第463—465页。

32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6年1月1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33　埃米尔·佩蒂托，《北极丹尼特人宇宙观中的神话索引》（巴黎：E．Bouillon出版社，1890年），第364页。

34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6年1月1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35　佩蒂托致法布尔的信，好望圣母院，1866年7月12日（OMI综合档案库）；弗洛依德致法布尔的信，奴河，1866年7月8日（德沙特莱档案馆）；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66年8月2日（德沙特莱档案馆）；克鲁特致弗洛依德的信，天意布道团，1873年11月14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36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66年1月15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68年1月31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十字岛（Île-à-la-Crosse），1873年8月14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天意布道团，1873年11月14日（全部位于德沙特莱档案馆内）。

37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圣特蕾莎布道团（Saint Theresa's Mission），1868年5月，大熊湖（德沙特莱档案馆）。

38　埃米尔·佩蒂托，《伟大的爱斯基摩人》（巴黎：Plon出版社，1887年），由E.O.哈恩（E.O．Hahn）翻译成英文的《在奇格利特-爱斯基摩人之中》，第二版（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出版社，北方研究所，1999年）。关于这本书的详细评论，见维克多·菲利普（Victor Philippe）给加斯顿·卡里耶尔（Gaston Carrière）的信，史密斯堡（Fort Smith），1983年8月20日，其中附有一份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埃米尔·佩蒂托神父和爱斯基摩人”（加拿大黎塞留：德沙特莱档案馆）。

39　埃米尔·佩蒂托，《伟大的爱斯基摩人》，第40—41页。

40　埃米尔·佩蒂托，《北极丹尼特人宇宙观中的神话索引》，第354页。

41　埃米尔·佩蒂托，《北极丹尼特人宇宙观中的神话索引》，第354页。

42　埃米尔·佩蒂，《伟大的爱斯基摩人》，第90—91页。

43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圣特蕾莎布道团，大熊湖，1868年5月，（德沙特莱档案）。

44　阿德里安-加布里埃尔·莫里斯，《加拿大西部天主教会的历史，从苏必利尔湖到太平洋地区》（1659—1905年），第2卷（温尼伯：Chez l'auteur出版社，1912年）。

45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圣特蕾莎布道团，1868年5月。另见于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69年9月16日；弗洛依德致法布尔的信，天意布道团，1869年11月27日；克鲁特给弗洛依德的信，耶稣诞生布道团（Nativity Mission），1869年2月15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2月18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2月28日；克鲁特致法布尔的信，蒙特利尔，1870年4月29日；克鲁特致弗洛依德的信，耶稣诞生布道团，1871年3月21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6月3日；塞甘致法布尔的信，好望圣母院，1871年5月25日（OMI总档案）。卡尼（Kearney）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2年6月3日；克鲁特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71年9月11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77年1月8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5年5月25日；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7年2月1日。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天意布道团，1879年1月14日；塞甘致法布尔的信，好望圣母院，1879年2月5日（OMI综合档案馆）；塞甘致克鲁特的信，好望圣母院，在天意布道团附近的小湖，1879年9月23日（OMI综合档案馆）（除非另有说明，本章引用的所有信件都位于德沙特莱档案馆）。

46　佩蒂托，《途中》，第5页；佩蒂托，《大湖周围》，第208页。

47　弗洛依德致法布尔的信，好望堡，1869年9月15日；《无玷圣母献主会的传教活动》第35卷（1870年），第296—298页。

48　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69年9月16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49　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6月3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0　卡尼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2年6月3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1　克鲁特致法布尔的信，圣迈克尔布道团，雷堡，1872年5月20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2　塞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圣母院，1870年7月2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3　罗伯特·肖凯特（Robert Choquette），《对加拿大西北部的突然袭击》（渥太华：渥太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54　佩蒂托致弗洛依德的信，好望堡，1877年1月8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5　佩蒂托当时写的作品主要有《伟大的爱斯基摩人》和《在北极圈下的15年》。

56　潘纳西奥（Panaccio）致萨瓦（Savoie），蒙特利尔，1973年3月6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7　关于弗朗索瓦-格扎维埃·佩罗，见安德烈·帕拉迪斯（André Paradis），“从1845年到1920年的岛屿”，载于《L'institution médicale》。诺曼·塞冈（Normand Séguin）（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7页。

58　佩蒂托致妹妹福图妮（Fortunée）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2月2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59　关于霍华德（Howard）博士，见罗德里格·塞缪尔（Rodrigue Samuel），“亨利·霍华德”，载于《加拿大传记词典》，第11卷（魁北克，多伦多：拉瓦尔大学出版社，多伦多大学，1982年）；安德烈·帕拉迪斯，“从1845年到1920年的岛屿”，第50—57页。

60　佩蒂托致妹妹福图妮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2月2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61　佩蒂托致妹妹福图妮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2月2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另见佩蒂托致蒙特利尔法国领事馆领事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3月1日；佩蒂托致他的兄弟奥古斯特（Auguste）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3月3日；佩蒂托致塔奇（Taché）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3月10日（所有信件都在德沙特莱档案馆）。

62　丹尼尔·哈克·图克（Daniel Hack Tuke），《美国和加拿大的疯子》（伦敦：H.K．Lewis出版社，1893年），第195页。

63　丹尼尔·哈克·图克，《美国和加拿大的疯子》（伦敦：H.K．Lewis出版社，1893年），第189—201页。另见丹尼尔·弗朗西斯（Daniel Francis），“维多利亚时代的丑闻：位于长岬的精神病院”，The Beaver第69卷，第3期（1989年），第33—38页；安德烈·帕拉迪斯，“从1845年到1920年的岛屿”，第37—74页。

64　约瑟夫·查尔斯·塔奇，《魁北克省的精神病院及其反对者》（魁北克：Hull出版社，1885年），第30页。

65　佩蒂托致妹妹福图妮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2月25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66　佩蒂托致一个表弟［可能是埃米尔·达迪（Émile Dardy）］的信，长岬精神病院，1882年3月31日（德沙特莱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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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条位于法国巴黎第二区和第九区边缘的道路。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章后注为作者原注。

(2)　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现传布于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地。

(3)　桑达斯基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北部的伊利湖畔，是伊利县的县治。

(4)　克利夫兰市，是美国俄亥俄州第二大城市，凯霍加县的县治所在，位于伊利湖南岸。

(5)　《信仰传播年鉴》（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是一本19世纪的法国天主教杂志。该杂志定期收集和出版来自传教士的信件。

(6)　无玷圣母献主会为天主教修道会，于1816年成立于法国。

(7)　位于加拿大西北部的萨赫图（Sahtu）地区，濒临马更些河的东岸，于19世纪初作为西北公司毛皮贸易前哨站建立。

(8)　在罗马天主教中，这种思潮强调教皇权威和教会的集中化。

(9)　指加拿大最北端的广阔地区。

(10)　马瑞尔-莱莫是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市镇。

(11)　下文中将统一称为哈雷斯基人。

(12)　下文中将统一称为哥威迅人。

(13)　加拿大承认了三大原住族群：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曾称为“印第安人”）；因纽特人（Inuit）是加拿大的第一个原住民族群；梅蒂斯人（Métis）则是法裔加拿大人与原住民的混血，在加拿大开拓殖民地后产生。此处的土著人指的是“First Nations”，其主要用于识别既不是因纽特人也不是梅蒂斯人的加拿大原住民。

(14)　德内人（Dené）是分布于加拿大北极和寒带区域的原住民，德内人的语言属于阿萨巴斯卡语系，“Dené”乃本语系中“人”的常用词。

(15)　哈德逊湾公司于1670年成立，是北美最早成立的商业股份公司，长期控制着英属北美地区绝大部分的皮草贸易，与许多当地土著部落建立了合作关系。

(16)　是加拿大东部到马更些河流域的航线上最重要的运输点之一，据说这个名字来源于克里人（Cree）嘲笑齐佩瓦人（Chippewa）无法制作河狸皮，而制作出干蛙皮的故事。

(17)　指代公开表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或发表这种声明的人，这里应该指代的是来布道团的德内人。

(18)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为了加强王权，削弱地方贵族势力，于是将贵族聚集到了凡尔赛宫，贵族们需要付费观看他睡觉、吃饭以及洗澡。

(19)　罗马天主教徒用来计算祈祷数的一串珠子。

(20)　一种冰雪运动，指穿上特制的雪鞋在满布积雪的雪山上徒步。

(21)　阿多尼斯与安提诺斯都长得十分俊美。阿多尼斯因而与女神阿佛洛狄特（Aphrodite）相爱，但被嫉妒的战神阿瑞斯（Ares）杀死；安提诺斯则是罗马帝国哈德良皇帝的男宠。

(22)　指代以色列十二个部落之一的丹部落成员。此处佩蒂托使用“Danite”，与他在下文中认为德内人是丹部落的后裔有关。

(23)　奥弗涅是位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

(24)　在基督教中，修道士（Oblate）指代专门为上帝献身或为上帝服务的人。

(25)　在希腊神话中，亚森特（Hyacinthe）是一位拥有非凡美貌的斯巴达王子，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情人，同时还受西风之神泽法尔的喜爱。

(26)　萨满是萨满教的实践者，其能够通过改变意识状态（如恍惚状态）进入精神世界，由此抚慰或取悦神灵，以达到治疗、占卜等目的。

(27)　加尔都西会11世纪创建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地区，该教会是一个封闭的天主教教会，很少与外界接触，也不派遣任何传教士。

(28)　严规熙笃隐修会于17世纪创建于法国诺曼底地区，是一个隐世的天主教修道会，旨在追求更加俭朴的生活方式。

(29)　16世纪从罗马教廷及天主教会独立，是基督教的宗派及教会之一，也是英格兰的国家教会。

(30)　此处的“Chiglit Inuit”即因纽瓦鲁特人（Inuvialuit），该族群主要分布于加拿大西部的北极海岸。

(31)　本书中分别出现了因纽约人（Inuit）与爱斯基摩人两种称谓，其中爱斯基摩人（Eskimos或Esquimaux）包括了分布于北美洲北部的因纽特人以及阿拉斯加西部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尤皮克人（Yupik）。因为爱斯基摩人这个称呼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带有侮辱性，因此他们又自称为因纽特人。

(32)　属于加拿大西北代乔（Dehcho）地区，地处利亚德河与马更些河的汇合点。19世纪初由欧洲商人建立，后设贸易站。

(33)　属于加拿大西北地区南奴区（South Slave Region），位于大奴湖以西，作为天主教传教所而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

(34)　哈雷斯基人又称为Sahtú或North Slavey，居住在加拿大西北地区大熊湖附近，属于讲阿萨巴斯卡语的原住民。

(35)　哥威迅人（Gwich'in、Kutchin）是讲阿萨巴斯卡语的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住在北美西北部，大部分位于北极圈上方。

(36)　拉皮尔府以前是哈德逊湾公司的一个前哨站，成立于1846年，作为冬季补给站而运行。

(37)　育空地区位于加拿大的西北方，以流经该地区的育空河（Yukon River）命名。

(38)　萨斯喀彻温省位于加拿大中心地带。

(39)　此处指代的应是在1633年成立的慈善修女会，1801年后逐渐传播到美洲等地。

(40)　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

(41)　即加拿大蒙特利尔总医院仁爱修女会（Order of Sisters of Charity of the Hospital General of Montreal），1737年成立于蒙特利尔，一般又称为灰衣修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