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征服者

4000年来，亚欧大陆中北部的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一直是各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天然家园。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一个又一个强悍的草原民族从这里出发，向南、向西、向更广阔的天地进发，书写出一个又一个征服者的传奇。

然而，这些民族的人种并非完全相同，同时也有同一民族内部存在不同人种混杂的情况。秦汉时代，叶尼塞河与阿尔泰山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天然分界线。在叶尼塞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白种人部族，他们几乎都说着印欧语系的语言，大致分为吐火罗人（吐火罗语族）、塞种人（伊朗语族）(15)两大族系。

在西边的里海和黑海草原地区广泛分布着大量的白种人游牧部族，包括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辛梅里安人，高加索地区的奄蔡人与阿兰人，里海北岸的萨尔马特人，中亚草原的马萨革特人与萨克人(16)。他们操着彼此类似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比如都崇拜太阳、喜爱黄金，可以被视为同一文化集团的不同分支，因此统称为“塞种人”。(17)

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塞种人建立了康居(18)、大宛(19)、大夏(20)三个国家，后来大夏被西迁的大月氏人(21)征服，大部分人留居故地与大月氏融合，小部分人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西端与南缘。后来，康居、大宛、大夏的塞种人大都融入中亚第一个本土霸主——贵霜帝国，成为隋唐时期粟特人的祖先。

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吐火罗人和塞种人建立了一系列绿洲城邦国家，丝路北道的楼兰、车师、焉耆、龟兹是吐火罗人的国家，丝路南道的休循(22)、捐毒(23)、疏勒(24)、莎车(25)、于阗(26)则是塞种人的国家。

在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生活着以塞种、月氏等白种人为主的游牧部落，它们之间也夹杂着不少黄种人部落，他们有些加入了来自东方的匈奴政权，有些则共同组成了一个融合有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游牧部落联盟——乌孙。

在以蒙古高原为核心，今叶尼塞河以东，大兴安岭以西的广袤草原上，自古便生活着各种操着突厥语系、蒙古语系和叶尼塞语系的游牧部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亚美人种，即黄种人，偶尔也夹杂一些欧罗巴人种(27)部落。(28)

起初这些部族相互之间互不统属，往往互相征战，后来逐渐形成了若干以某一核心部落为主导的部落联盟或国家政权，其中最强大的就是以挛鞮氏为核心的匈奴，此外还有丁零、坚昆(29)等突厥语部落联盟和东胡、鲜卑等蒙古语部落联盟。

公元前3世纪末的秦汉时代，中国第一次完成了大一统，建立了东亚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农耕帝国。在中华第一帝国兴起的同时，东亚北部也崛起了一个强盛的游牧王朝——匈奴。匈奴第一次统一部落林立的蒙古高原，使众多草原部族统合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并积极向外扩张，逐步展开了对周边地区的征服。

在匈奴历史上最杰出的首领——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向东灭亡东胡，向西征服丁零、坚昆、呼揭，并驱逐了河西走廊地区的月氏，迅速成长为东亚第一个幅员辽阔的游牧帝国。后世的柔然、突厥、回鹘、蒙古都是以匈奴政权为模板，以蒙古高原为起点，不断东征西讨，向外扩张，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游牧民族的征服史。

关于匈奴的族属，据《晋书·四夷列传》记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

史书记载这些部落出自上古时期的北狄，但所谓“北狄”其实只是华夏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并未说明其确切的民族来源。但可以确信的是，匈奴绝不仅仅是由一个民族组成的，而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奴隶制帝国。其主体部落起源于阴山地区，通过征服和融合众多游牧部落而逐渐强大。

他们自称为“胡”，汉译为“匈奴”。“胡”在今蒙古语中意为“人”，在匈奴人的语言(30)中应当也是这个意思。

上古时期，黄帝曾北逐薰鬻。至夏朝时，薰鬻与夏人为邻，并有密切交往。殷商时，鬼方为北方强敌，商王武丁曾与其进行过三年的战争。西周时，猃狁兴起，经常侵扰周人。

春秋战国之际，以上各族称荡然无存，继之在史书上出现了众多的“戎”与“狄”，如犬戎、鬼戎、山戎、骊戎、姜戎、陆浑戎、义渠戎、白狄、赤狄、长狄，总计不下一百个。如此多的“戎”“狄”，自然不会凭空产生，必然是之前存在的各族逐渐融合的结果。

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先活动于北方的众多不相统属的氏族和部落逐渐局部地聚集起来，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部族共同体，比较先进的则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建立起本族的国家政权，如匈奴；后进的或组成部落联盟，如东胡，或仍停留在原始氏族或部落的历史阶段。(31)

匈奴族通过这种相互融合的过程，于公元前4世纪开始崭露头角，至公元前3世纪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族源包括薰鬻、鬼方、猃狁、“戎”、“狄”在内的所有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32)

匈奴以前，各游牧部族几乎都处于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匈奴兴起后，几乎所有草原部族都被统一归入“匈奴”这个新的奴隶主政权，它超出了部落联盟的范畴，已经初步进入阶级社会。

在匈奴族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为先进，力量较强，因此在部族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其核心氏族便成为这个新民族和新国家的领导阶层，即王族，而“匈奴”也由一个部落名称逐渐扩大为整个部族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类比后世兴起的多个游牧政权，如突厥、回鹘、蒙古。

匈奴由很多部落组成，其内部人种并非完全相同，既有亚美人种，也有印欧人种；既有叶尼塞语诸部族，也有突厥语诸部族和蒙古语诸部族，它更像是一个联盟性质的巨型跨种族游牧帝国。

关于匈奴主体部落的人种问题，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匈奴起源于蒙古语部族；一种认为匈奴起源于叶尼塞语部族。但可以确定的是，操这两种语系的人群都是以黄种人为主体的。(33)

匈奴虽然是以黄种人为主体的草原部落联盟，但在向西征服的过程中，必然会吸纳一部分白种人的游牧部落，如塞种人、月氏人，但这不能改变黄种人在匈奴内部的主体地位。

匈奴是蒙古高原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兴起于秦汉之际，活跃于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其建立的游牧政权控制着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河套、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

历经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匈奴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活跃了六百多年，甚至一度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十六国时期有三个政权便是匈奴人建立的，分别是：刘渊(34)建立的汉、刘曜(35)建立的前赵、赫连勃勃(36)建立的夏。

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秦朝时期，为了消除新兴的匈奴政权对秦帝国的威胁，也出于对方士卢生预言“亡秦者胡也”的恐惧，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前215—前213）派遣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占了水草丰美的河南地(37)，并在此处设立了九原郡(38)。

通过这一军事行动，秦朝将匈奴势力向北驱逐了七百余里，巩固了秦朝的北方边防。

然而到了秦朝末年，中原纷乱，匈奴趁机重返河套，再次夺回了这片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

随着楚汉战争的谢幕，秦末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中原大地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汉朝。汉朝立国之后，试图解决北境边患问题，收回秦末被匈奴占领的河南地。

这正中了冒顿单于的下怀，此时的冒顿单于正打算亲自探一探这个新王朝的虚实。

双方在雁门郡的平城(39)一带对峙，汉朝方面由“马上天子”刘邦率领三十万人御驾亲征，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灭亡了秦朝、打败了项羽的汉高祖刘邦遭遇了人生最后一次“滑铁卢”，他和大军被困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险些葬送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40)

后来，在陈平贿赂匈奴的阏氏(41)后，汉军才得以解围，狼狈地撤退回了太原。

自从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以来，数十年间，西汉彻底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打算，面对匈奴袭扰时只能以防御为主，从汉高祖、汉惠帝和吕后统治期间，到汉文帝、汉景帝两代英明皇帝统治的时期，一直对匈奴奉行屈辱的和亲政策，每一代皇帝在位时都要送给匈奴单于大批财物以换取边境暂时的安宁。

匈奴每年借此获得了大量的物资，间接支持了对外的征服扩张，一次又一次不守信用，对汉朝肆意劫掠。“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对汉朝北方边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西汉初年，在完成对周边游牧部族的征服，“并诸引弓之民为一家”后，冒顿单于紧接着将目光投向了富庶的农耕地区，一是中原地区，二是西域地区。

在南下取得实际利益后，冒顿单于开始西进，力图征服同样是农耕地区的西域。在匈奴人向西开拓的路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塔里木盆地东端的楼兰国。

虽然楼兰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始见于2000年前的《史记》，但作为4000年前就已经到达罗布泊地区的吐火罗人的一支，楼兰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秦汉以前）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在匈奴势力到达西域以前，楼兰国一度受河西走廊上同为吐火罗人的月氏王国统治。此时月氏被匈奴击败，丧失了对楼兰的支配能力。刚刚摆脱月氏控制的楼兰，再次沦为游牧民族掠夺的对象。前176年，楼兰成为匈奴的附庸。

事实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强悍的匈奴骑兵，楼兰等西域小国只能向其表示臣服，匈奴毫无悬念地征服了这些小国，正如冒顿单于在写给汉文帝的书信中所说的那样：

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

自此，蒲昌海西畔的楼兰国归属于匈奴，每年必须向匈奴进贡大量金银财物，作为获得匈奴“保护”的回报。楼兰等西域诸国被匈奴征服后，负责统领匈奴西部(42)的日逐王甚至设置了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职来专门管理整个西域。

“僮仆”意为仆役、奴隶，“都尉”是一种办事官的职衔，“僮仆都尉”合起来理解就是“管理奴隶的办事官”，这表明匈奴将西域诸国都视为被征服的奴隶。同时，作为匈奴国内较低等级的官员，僮仆都尉竟然可以凌驾于西域诸国国王之上，负责为匈奴监视诸国、收缴赋税，足见匈奴对西域诸国的轻视和压迫。

代表单于统治蒙古高原以西至新疆地区的匈奴首领被称为“右贤王”，出自单于家族挛鞮氏，一般由单于子弟充任。与此相对的是，代表单于统治蒙古高原以东至今东北地区的匈奴首领被称为“左贤王”，一般由太子担任。

这便是匈奴政权实施统治时，为了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两翼制度。

两翼制度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实行的军事行政组织制度，具体是指在分封制的基础上，最高首领居中控制，两翼长官侧翼拱卫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制度。它与十进制的军事行政划分（千户、万户）一样都是“行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见于匈奴。之后，几乎所有兴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均沿用不辍。

一般来说，在势力相对弱小时，游牧政权往往表现为二部形态：最高首领与副手各领一部，互为掎角。在势力强大且控制地域较广之后，游牧政权则表现为三部形态：最高统治者直辖中部，居中控制各部；左右（或南北或东西）翼长官各领一翼，拱卫居中的最高首领。(43)

因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多习惯尚左，所以就传统而言，一般分领左部（东方或北方）的长官位尊权重，仅次于最高统治者，一般由太子充任。

在匈奴统治时期，单于设帐于单于庭(44)，统辖中部，其下设左骨都侯、右骨都侯、左伊轶訾、右伊轶訾治理政务，辅政的骨都侯由历代单于的姻亲贵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世代担任；左贤王驻帐于东部，其下设左谷蠡王、左大将、左大都尉、左大当户统率各部；右贤王驻帐于西部，其下设右谷蠡王、右大将、右大都尉、右大当户统率各部。以上这些匈奴贵族各有分地，各自率领部众驻牧其中，在辖区内自行组织军队，实施统治。(45)

以右部为例，浑邪王与休屠王驻牧于河西走廊；犁汙王与温偶馀王驻牧于河西走廊以北；句林王驻牧于居延海以北；南犁汙王驻牧于准噶尔盆地以东；呼衍王驻牧于吐鲁番及巴里坤一带，伊蠡王驻牧于吐鲁番以西；日逐王则驻牧于今新疆东北部，代管西域诸国。

另外，蒲类(46)、车师、丁零、坚昆等向匈奴臣服的游牧部落也各有分地，其首领被匈奴封王，分别驻牧其地，听从单于号令。

总之，在当时的亚洲大陆北部地区，匈奴帝国仿佛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旋涡，这个旋涡将东亚大陆北部本来一盘散沙的游牧部族首次统合为一个统一政权，并对当时分布四周的其他政权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这种局面在一个汉人到达西域之后得到改变，并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崛起而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