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什么是疼痛？

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彼得·梅雷·莱瑟姆（Peter Mere Latham）医师的声音反复打断我的想法。这让我惊讶：我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偷听”女性和被压迫者、少数族裔和无依无靠者的声音。然而，这个声音用维多利亚时代大家长的自信语气对我陈词。莱瑟姆在法国大革命那一年出生于伦敦，享年86岁。他是伦敦最著名的医师之一，在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医院工作，后来去了圣巴托罗缪（St.Bartholomew）医院，（和他父亲一样）被任命为国王御医。莱瑟姆风趣幽默，也爱训人。他偶尔会承认错误，可总是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哮喘发作经常打乱他的日常生活。肖像画上，他身着长袍，额头一看就威风凛凛，目光略带困惑，露出自信的微笑：难以想象，他会疼得哭喊出声。

然而对我来说，莱瑟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身体痛楚的思考，他的著作出版于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和我一样，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他想知道答案：什么是疼痛？

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难。英文名词“疼痛”包含了许多大相径庭的现象。“疼痛”是个可以贴在膝盖擦伤、头疼、幻肢和肾结石上的标签。它被用于心脏病发作和心痛。形容词“疼痛”非常宽泛，可以用来描述牙痛、疖子、阑尾爆裂、分娩。刀子或呼啦圈（就像1959年儿童当中的一场小型流行病，对它的诊断是“呼啦圈症候群”，原因是“过度玩呼啦圈”）都能导致疼痛。1正如莱瑟姆思忖的那样，疼痛有许多伪装。“有种疼痛几乎不能打断一个孩子的志得意满，”他指出，“也有种疼痛连巨人都无法承受。”这两种疼痛实际上是一样的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最小的疼痛囊括了本质上属于最大的疼痛的一切，就像最小的物质原子分别具有和它们最大聚合物相同的性质”。日常语言当中，截然不同的疼痛经历都用一个词来表达——疼痛。然而要是我们“假设自己在床边，当疼痛发出缠扰不休的真实哭喊时，我们能听到”，疼痛经历的相似性就原形毕露了：这仅仅是语言上的欺骗。“生命与感觉之物”——即每个人跟痛苦的独特遭遇——和“除此之外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同”。2

那么，莱瑟姆是怎样设法定义疼痛的？他有点不耐烦地声称，不管谁问“什么是疼痛”，正确回应都是简明地指出“他自己很清楚那是什么”，而且“无论他用什么词来定义它，都不可能知道得更多”。莱瑟姆着重强调这一点，坚持认为：

所有人通过自己的感知经验都能明白无误的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得更清楚。因此，让我们简单地将疼痛说成疼痛吧。3

莱瑟姆对疼痛的定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疼痛”——得到了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临床医师的赞成。任何声称“疼痛”的人都是疼痛的；要是有人用“疼痛”来描述自己的经历，她就是疼痛的。出于历史分析目的，只要有人说在遭受疼痛，这种宣称就会被接受。用莱瑟姆的话来说，“遭受疼痛的事实必须始终以患者自己的表现为依据”，4理由是“每个人都因自己的疼痛而疼痛”。5当然，像莱瑟姆一样，我们可能承认“有种东西叫假装疼痛”，6然而这不会改变我们的主要定义。

这种处理疼痛的方法已然收效甚多。它非常适合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也完全尊重过去人们创造和重新创造生活的方式。它让对痛苦的多种（甚至互相冲突的）描述变成了可能。它不会对过去（或今天）的人应当怎样描述疼痛强加评判（不管是临床上、政治上、生活经验上，还是任何别的方式）。关于任何具体断言的真实性，它保持着礼貌的中立。关键在于，这一定义让我们能够把“疼痛之谈”的所有组成部分问题化、历史化。它让我们能够探索“疼痛”这个标签是怎样随着时间推移变化的。它坚持，“疼痛”是由许多话语建构的，包括神学、临床、心理学等。如果做得不好，它会假定“疼痛”可以从各种文本里透明地“读出来”；然而如果做得好，这种处理疼痛的方法会鼓励对过去的经历和行为开展精妙而解构性的分析。

我理解这种方法：它是文化史内部实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转向的一部分，我觉得颇有帮助。我也欣赏莱瑟姆指出它的方式，这比福柯式“社会建构主义”的流行早了一个多世纪。事实上，我之前的很多历史写作都明确地自以下前提出发：历史上，阶层、暴力、恐惧、强奸、人类（从我的作品里举几个例子）全是在散乱无章的传统内建构的。我依然不乐意放弃这个前提。

然而，对疼痛的定义遇到了重大限制。问题的线索在于当莱瑟姆提到“疼痛”时，经常将它的首字母大写(1)：对他而言，疼痛就是疼痛。换言之，这里有个前提：疼痛是“它”，可识别的东西或概念。说句公道话，莱瑟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不确信“疼痛”就是“它”，并替自己开脱称，他对“疼痛”的实体化（尽管他自己不会用这个词）是由实际观察驱动的。他注意到，“不管是谁，聪明还是愚蠢，只要遭受过疼痛，就会赋予它准物质主义”。在身体剧痛的挣扎中，哪怕最理性的哲学家都会发现“自己的感觉毫无道理可言”。“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哲学家，”莱瑟姆接着说，“喜欢评价和责备自己的疼痛，仿佛它本身是一个实体或独立存在的个体。”所以他指出：

出于实际目的，我们必须经常让人们按事物的表象而非本来面目去思考和谈论［疼痛］，在哲学和常识之间达成妥协。我们必须让他们这样谈论疼痛。没办法的事。

莱瑟姆居高临下的语气可能令我们止步不前，他的基本观点却是合理的。遭受疼痛的人有资格说：“我不知道你说的疼痛是什么意思，然而当我感觉到‘它’的时候，就知道‘它’。”然后继续描述他们的疼痛，仿佛它是身体里的一个独立实体（“我牙疼”）或自外部发动进攻的实体（比如说疼痛是扎人的武器、燃烧的火焰、咬人的动物）。可是，对坐下来写疼痛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假定疼痛有一个明确的本体论存在，就是将感受呈现和语言表征混为一谈。

至少，指出将疼痛看作一个实体的危险是有用的：它有可能使“疼痛”变成一个独立的主体。我们非常容易犯这种错误，看看20世纪关于疼痛的书里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就可以证明：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的《疼痛的身体》（1985年）。斯卡里指出，疼痛处在语言之外，绝对私人，不可传播。事实上，在最常被援引的主张中，斯卡里甚至更进一步，坚持说：

身体的疼痛不仅仅抵制语言，而且积极地破坏它，让人立即恢复到语言之前的状态，学会语言之前发出声音和哭啼的状态。7

这是将疼痛实体化的一个极端版本。正如文学学者杰弗雷·盖尔特·哈派芬（Geoffrey Galt Harpham）的正确观察：

［此类主张］将它当作一种即时的、单一的身体经验，一条现实的基线，事实上它却是感觉、性格、文化环境和解释的组合，是一种涵盖身体、心灵、文化的现象。换言之，正是通过赋予疼痛一种特性、将它当作事实（残酷的事实，最初和最后的事实）而非解释，她误解了它的特性。8

换句话说，斯卡里掉进了陷阱：将对疼痛的隐喻性构想方式（疼痛咬人和扎人，它支配和征服，它是让人惊骇的）当作对真正存在的实体的描述。当然，疼痛经常被隐喻性地对待，而且变成人体内部的独立实体，可是斯卡里将这些隐喻都照字面解释了。被赋予能动性的是“疼痛”，而非忍受疼痛的人。这是一种本体论谬误。

正如我接下来要讨论的，通过将疼痛想成一种“事件类型”，我们可以避免掉进莱瑟姆和斯卡里的本体论陷阱。疼痛事件永远属于个人生活，是他生命故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