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发展

春秋战国是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城市大量兴建，出现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孟子·公孙丑下》），形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战国策·赵策三》）。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表面是人口的聚集，实质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兴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齐国都城为例，西周初期，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即临淄，当时此处还是一片不毛之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盐铁论·轻重》）。姜太公到封地后，注重发展工商业和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效，“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时期，齐国城市建设已是理性科学，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考虑土地面积和人口多少，“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管子·八观》）。考虑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战国时期，临淄俨然成了繁华都市，“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

城市发展必然带来商业繁荣，各诸侯国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商业经济体系，“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秦国先后都城雍、栎阳和咸阳，三城均为商业都会，雍是“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栎阳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是“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商业发展必然依靠商人，最为著名的是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即“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自谓陶朱公，从事商业经济。“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由于范蠡经商成功，还塑造了陶朱公的文化品牌，“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商业发展离不开货币，“易县燕下都发现许多手工业遗址外，还采集和发掘了数以万计的各国货币。有燕国货币三万四千余枚，赵国货币一千一百余枚，魏国货币一百二十余枚，韩国货币六十余枚，另外还有西周等国货币”(10)。商业发展更离不开手工业发展。手工业是商业之母，商业是从手工业分离出来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是城市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号称“百工”，金工、木工、车工、漆工、陶工、皮带工、纺织工、制盐工比比皆是。手工业与农业以及手工业之间经过商业互通有无，才能使百工得食，城市有效运转，“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

农业是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春秋战国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取得了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普及牛耕、兴修水利和铁器的使用。牛耕技术推动了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靠手工劳动的年代，耕牛是最强大的动力。原先牛一般用于祭祀，“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孟子·梁惠王上》）而在春秋时期，牛已被运用于农业耕作。史书记载，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子孙逃到齐国，把原来用来祭祀宗庙的牛改用于耕地，“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范围推广，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每年春季都要为朝廷耕作三天，“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管子·乘马》）。牛耕技术明显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据研究，若五尺童男子驱牛耕地一天，相当于以前成年男子人力耕地三天的工作量(11)。

兴修水利，推动了农业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开凿了邗沟、鸿沟、郑国渠等著名的运河和水渠。郑国渠原为韩国的阴谋，意欲通过巨资的工程，消耗秦国的国力，疲秦自保。当工程进行一半时，秦国识破了阴谋，韩国派的水利专家郑国予以辩解，说我开始是间谍，但现在对秦国是有利的，“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国认同郑国的说法，结果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为富国强兵打下了良好基础，“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都江堰。秦国李冰父子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因势利导，治理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兴修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李冰父子不仅在岷江上修筑了分水坝，而且修建了120个渠堰灌溉成都平原，受益农田一百多万亩，实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

铁器的广泛使用，更是推动了农业发展。如果说青铜器是殷商科技发展的标志，那么，铁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科技发展的标志。《国语·齐语》记载了青铜与铁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功用，青铜用于制造兵器，铁用于制造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大意是，青铜用来铸造剑戟，然后用狗马来试验是否锋利；铁用来铸造农具，然后用土壤来试验是否合用。铁器与农业经济相结合，产生了铁犁牛耕的生产方式，相较原先用木材、石块制作的耒耜、石犁等生产工具，是农业科技的重大进步。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而且加大了开垦荒地的力度，扩大了耕地面积。铁器还推动了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的转变。概言之，铁器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指出：“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12)无论牛耕技术，兴修水利，还是铁器的运用，都大大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提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从事精神产品和社会公共管理，“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制度的变革，原先的井田制被破坏，公田变为私田，土地由贵族所有制转变为地主私有制。西周时期，土地为国家所有，不得互相转让和买卖，“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穀梁传·桓公元年》）。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贵族与周天子争夺公田，进而把公田转为私田。公元前645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杨伯峻认为：“晋惠既以大量田土分赏众人，自必变更旧日田土所有制。”(13)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税收制度和国家管理方式的变化。管仲相齐时，实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六》），就是土地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田地数量或亩产多少分等纳税。鲁国则实行“初税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是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领域的巨大进步，改变了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调动了农民和地主的积极性。春秋战国的经济大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和农业科技互相结合，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农业生产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为先秦诸子及其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