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追寻理想乡的壮游

制度的诞生

贵族子弟步入社会之前进行被称为“壮游（Grand Tour）”的旅行，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最后一环。这是一趟以艺术熏陶和学术精进为目的的旅行。贵族子弟要出国去学习新的知识，前往自己所学的古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里描写的地方实地参观、欣赏美术作品等等。在欧洲境内，英国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因此意大利自然而然地成了英国贵族子弟的游学之地。也有一些壮游者不是为了学习人文知识，而是抱着观察外国的实际情况、了解政治形势等外交目的踏上旅途。

在英语中，“Grand Tour”一词最初被记载于理查德·拉塞尔斯^[1]所著的《意大利之旅》（1670年出版）中。但在这本旅行书诞生前，外交官托马斯·霍比（Thomas Hoby，1530—1566）、研究意大利的学者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约1524—1554）、旅行家菲内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1566—1630）、旅行家托马斯·科里亚特（Thomas Coryate，约1577—1617）等人都曾写过意大利的旅行指南书。18世纪初，数量庞大的意大利游记面世，势头宛如洪水暴发。这种游记的泛滥是前往意大利的旅行者数量增长的切实证明。

欧陆国家同样有“壮游”，但只有在英国，它成了一种惯例，并被上升到制度的高度。这种旅行虽被看作是文化修养之旅，但也可以说其中蕴含着能够代表时代的智慧。

法国哲学家蒙田在1580年表示，壮游能够打开人的格局。他说：“旅行能消除国界的隔阂、凝聚人心、让人们产生共同的团结意识。”弗朗西斯·培根试图更进一步地思考旅行本身，他的话中透露出对壮游抱持的高度肯定态度。这位经验主义哲学的先驱这样阐述旅行的重要性：“旅行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教育，对于年长者来说则是一种阅历。”但他也做出了适当的提醒——不建议年轻人漫不经心地随意出发。连当地语言都不懂就到那里去的人不算是旅行，更像是去学校。不得不说，培根对于旅行的目的有着相当高的标准。壮游一定要有家庭教师的带领。对于即将展开学习的年轻人来说，家庭教师是不可或缺的，培根如此忠告。他建议，“年轻人在家庭教师与忠心的仆人的陪伴下开始旅行，是非常好的事”，他们的作用是教导年轻人应当“看怎样的东西、接近怎样的人”，如果没有家庭教师这样的指导者，“年轻人将像是被蒙住了眼睛，在国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另外，培根列举了对壮游者来说，为了增长文化修养应该去参观和观察的对象，包括王室宫廷、法庭、教堂、修道院、文化遗产、城墙、要塞、古迹、废墟、图书馆、大学、宅邸、庭院等。领队必须事先仔细研究要到访的地方，对当地举行的“表演、假面舞剧、庆祝宴会、婚礼葬礼、行刑处决”等事件，即使不作评价，也“不可忽视”，不能忘记外国日常生活中幽微的人情世故。此外，培根还告诫人们，万万不可不加以研究就盲目地全盘接收国外的见闻。他还强调，应该把“在国外学习的成果融入本国的风俗习惯”，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立场，盲从外国的习俗。

“壮游”最为兴盛的18世纪中叶，约翰逊博士^[2]走在时代最前列。“宗教和艺术，所有这些将我们和野蛮人区别开来的东西都来自地中海”，前往地中海的旅行由此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或者说到访那块土地才是“旅行的首要目的”。不要忽略约翰逊博士的话中洋溢的泛欧主义^[3]。他指出，即使是非常偏爱本国文化的英国也存在着“人这辈子不去一趟意大利，一生都会感觉自己低人一等”的想法，道破了意大利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显而易见的优越性。

不难想象，约翰逊博士的话激励了年轻贵族子弟以意大利作为目标增长见闻，学习艺术、文学、历史、商业、外交、政治等知识。

爱德华·吉本^[4]也进行过壮游，并以亲身体验为基础写下了《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他在书里更直接地谈到了壮游的意义。

吉本认为，旅行者不可或缺的条件包括这几点：首先，要激发足以忍耐路途劳顿，“坚忍不拔、生机勃勃的身心活力”；其次，要具备攀山渡河、探寻深渊，“永无止境的好奇心”；最后，要有“丰富的古典和历史文化知识”。

更具体地说，磨炼眼睛和耳朵会让意大利之行变得更有意思。更能体味所听音乐的趣旨、更会欣赏田园风光、更能抓到绘画的精髓、更能辨别出建筑的平衡有序，他强调，旅行者应当培养出“敏锐精准的眼力”。

吉本平静地叙述了自己通过旅行的经验得到巨大收获的瞬间：“选择《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一主题基于我在意大利和罗马的亲身经历。1764年10月15日傍晚，我正在方济各会教堂里沉思，听到了从卡比托利欧山^[5]废墟之上朱庇特神庙传来的晚祷声。”吉本将这一体验作为“受孕的地点和瞬间”刻在了脑海里（《吉本自传》^[6]）。

旅行者为实现拓宽知识面这一壮游的目标去确定同行者。年轻的贵族子弟通常和家庭教师以及忠诚的家仆一起上路。法国旅行者对民俗学更感兴趣，而英国旅行者则深受风景、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吸引。意大利是诗圣但丁、彼特拉克、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维瓦尔第诞生的地方，伽利略也在这里研究科学，它对英国人产生了无上的感染力，甚至成为一种精神存在，象征职司土地的大地女神特鲁斯^[7]本身。就这样，意大利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纳入英国人的想象之中，这是令人瞩目的现象。“艺术殿堂”帕尔纳索斯山（Oros Parnassos）、“理想之乡”极乐世界（Elysium）的原野、盛产金苹果的赫斯珀里得斯花园（Garden of the Hesperides），这三者的形象，通过壮游者的旅行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并在他们的意识中牢牢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