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三版跋 鲁迅与“向下超越”

整整二十年前，我以此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至今记得由唐弢先生、杨占升先生、严家炎先生、樊骏先生、刘再复先生、何西来先生等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向我提问时的情形。答辩之后，钱理群先生代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向我约稿，他们那时正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学术丛书。钱先生年长我二十岁，从1983年经王得后先生介绍相识之后，他一直支持我在鲁迅研究中的探索。我将书稿交给了钱先生——说来真是一份荣幸，这位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编辑，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在书稿上留下的那些编辑痕迹。二十年翻天覆地，以次数论，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交流却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在这本小书出版之际，我终于有机会为二十年前的旧事表示一点感激。

因1989年原先的出版计划被打断，1990年，台湾久大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繁体字版。收到五本从台湾寄来的青蓝色封皮的书时，我有些喜出望外。一年之后，在先后两任编辑倪为国、高忠的努力之下，该书终于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此时已风流云散，这套丛书上没有丛书编委会的踪迹。在人们的记忆中，“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几乎就是一个编译委员会，很少人知道编委会在1988年启动的这个中国学术丛书的计划。在这本小书再版之际，提起这点旧事，也算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小小见证吧。

1999年，孙郁、王吉胜两位先生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一套“回望鲁迅”丛书，收录国内外鲁迅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他们建议将《反抗绝望》一书收入丛书中。在编辑刘辉女士的努力之下，此书第三版终于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回望鲁迅”丛书中最早面世的一种。这个时期有关鲁迅的辩论此起彼伏，如何理解和看待鲁迅已经成为当代思想中的一个话题，他们的策划大约也起源于此。在对《反抗绝望》一书重新编定的时候，我决定将《“死火”重温》一文作为这一版的代导论收入书中，又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作为全书的附录。《“死火”重温》原是为《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所写的序，但由于该书出版时比较仓促，发表在书中的序文并非最终的定稿，适逢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我将此文交给《天涯》杂志发表；而《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发表于1988年《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之后一度在相关领域引发轩然大波。

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再更动，但另收入了发表在《南风窗》（2006年10月16日）上为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而做的访谈《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作为附录二，其中有关鲁迅与政治的简要讨论也许可以对原书未能展开的问题有所补充。感谢舒炜和金红，没有他们的建议和督促，我也许没有勇气出版这部“少作”的第四个版本。

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际，我还曾在为纪念普实克教授百年诞辰而举行的学术会议“现代性的道路”（Path Toward Modernity，布拉格，2006）上宣读过另一篇论文，即《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与“向下超越”》，这次没有收入。2005年至2006年间，我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做过以鲁迅的“鬼”或“幽灵”为题的演讲，除了探索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之外，我也将这个问题延伸到如何理解中国的20世纪、如何从这一独特的角度贴近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知识分子文化。2004年夏天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后，倪文尖先生、罗岗先生寄来了演讲记录稿，我先后多次对记录稿加以整理，但并未完成；2006年在北京大学讲演后，组织者也寄来了新的记录稿，两者之间虽有重叠，但显然有了新的发展。我试图综合两次演讲，重新写出我对鲁迅的理解，计算了一下文字，整理稿已经有七万字之多，但始终不能完成。2007年夏天在清华大学和中国文化论坛联合举办的通识教育暑期课程中，我详细地讲解了鲁迅的《破恶声论》和《〈呐喊〉自序》，也曾根据演讲记录试着重新整理，但竟然与前两个演讲整理稿的命运一样，迄今未成。一些热心的听众将我的这些演讲的片段整理出来，在网络上流传，像是一种催逼。我心里明白：除了时间的限制之外，我还需要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做重新的研究和细读。

关于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的问题，我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死火”重温》中有过扼要的讨论。首先对鲁迅世界中的“鬼”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屹立于论述中心的是源自鲁迅写于1919年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黑暗的闸门”的意象。夏济安说：“黑暗的闸门有一种逼人的威力，预示着光明无可挽回地全然消失，那就是死。”正如鲁迅面对他自己竭力反叛的中国文学的语言、修辞和意象时的情况一样，“死和旧中国一样都有其魅惑的一面，所以鲁迅从不曾对这两种可憎恶的对象采取决绝的态度”[1]；为了对抗鲁迅本人在光明与黑暗、吃人者与被吃者之间构成的强烈对比和修辞力量，夏济安致力于研究鲁迅世界中的各种各样有趣的灰色的影子。[2]在夏济安之后，丸尾常喜“通过对乃是死灵的鬼的特性而产生的对死者、对由无数死者堆积起来的历史感觉”（木山英雄语）的挖掘，将“鬼”的世界视为诠释鲁迅作品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将“鬼”放置在“人”的对立面，即“形形色色缺乏‘人’性的众生相——‘鬼’的影像”，试图阐明“孔乙己、阿Q、祥林嫂都是这样的‘鬼’，即从‘鬼’的影像这一视点出发来考察被鲁迅自身称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3]在这个意义上，丸尾常喜与夏济安一样，将“鬼”阐释为一种源自病态社会的“黑暗力量”。

我的论述力图将“鬼”的问题从“黑暗主题”中解放出来，这倒并不是说“鬼”与“病态社会”“病态天才”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鬼”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大潜能的存在，没有它的存在，黑暗世界之黑暗就无以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鬼”黑暗而又明亮。这是《“死火”重温》一文有关“鬼”的讨论的主要论点。鬼的存在形态千差万别，如果要对鬼的特征进行抽象化概括的话，下述特征是不可或缺的：一、鬼超越人与物的界限；二、鬼超越内与外的界限；三、鬼超越生与死的界限；四、鬼超越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四处游荡的鬼魂，有时我们也把它叫作幽灵，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对于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的描述：

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血肉之躯，它不是一个物。在它两次显形的期间，这个东西是人所瞧不见的；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也同样瞧不见。然而，这个东西却在注视着我们，即便是它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它消解共时化，它令我们想起时间的错位。[4]

德里达用《哈姆雷特》中的亡魂与这个幽灵做对比：“那个堕落国家的王子，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幽灵显形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等待这一显形开始的。那期待既急切、焦虑又极度迷人：而这或者说那件事（‘这件事’）将在那个东西到来的时候即告结束。亡魂即将出现，不必等太久，但那是多么难熬的一刻。更确切地说，一切都是在重现的临近中开始的。但是那幽灵的重现在那场戏中却是第一次显现。他父亲的灵魂即将回来，并会即刻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在那场戏的开始，可以说，他还是第一次回来。”[5]

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与那个在19世纪欧洲徘徊的幽灵在基调上相差遥远，它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拒绝也许是一个例证，但也有一个相似性，即它们都包含了对于一个时代即将终结的预感。在他的早年，鲁迅因为不能忍受家乡的压抑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这些“别样的人们”是谁呢？1926年，鲁迅这样叙述当时的心境：

S市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6]

对于出逃者而言，“别样的人们”只是别样而已。这是以“无”为前提的寻求，而这个“无”的唯一特点就是“异”——“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别样的人们”就是“异路”上的或“异地”的、与S城的人分属两个世界的“异物”，如同“畜生”或“魔鬼”之于S城的世界一样。“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是通往未来的“通道”，而不是命定的生活。

鲁迅的文学——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他的小说、诗歌、散文或散文诗，而且包括他的杂文甚至书信等在内的所有写作——产生于一种自觉，即自觉到时代末日的来临。这个末日不仅表现为肉体的衰朽，也不仅是一种精神的病症，而是一种根本分不出内外的、彻头彻尾的衰朽。正是在这种自觉中产生了以一种“综合的”文学方式批判时代的愿望。就这是对时代“综合的”批判而言，鲁迅的文学方式有一种宣布末日降临的“革命”意味——这个“革命者”以“鬼”的方式现身，乃是因为他从不愿意通过许诺未来表达自己的理念，也从不通过未来确立自己的认同，恰恰相反，他始终在大地上游荡，“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7]，他的哲学——或者说，“鬼”的哲学——是：

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实行什么主义，是应该说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的。[8]

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没有什么终将在未来被完成的事物；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有什么是永恒的、无时不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鬼”，就是注定无法完成的支离破碎的历史本身。就“鬼”因为其支离破碎而无法完成而言，“革命”成为了他（或她）永久的命运。

鲁迅的“鬼”绝非与“革命”无关，但含义独特。这里仅举一例。1926年，刘半农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到《何典》，决定校点付印。《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刊登了《何典》广告，前三期刊登了《何典》开头“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至第七十三期起，广告开头引吴稚晖的话说：“我止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广告刊发后，“文士之徒”指责刘半农“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鲁迅在《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发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对此做出回应。鲁迅说：“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9]文章开头引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的《何典》提要，其中出现“鬼”字九次，其他所指虽不直接出现“鬼”字，但均与“鬼”有关：

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酿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10]

令人惊讶的是：在接下来的段落中，鲁迅把做《何典》广告而至被人讥评的刘半农与当年为报纸出卖的革命者陶成章做比较。陶成章因穷困潦倒而不得不以教人催眠术以糊口，但“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11]。鲁迅说：

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12]

如果《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那么，鲁迅在这里“谈人间正像鬼物”——从“鬼”的视野出发，那个逼使“革命”以“幽灵”的方式呈现的无形力量终于开始显形了。这是一种通过拒绝革命已经成功的说法而表达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鬼”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合体，是现在与过去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汇聚。“鬼”不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已死的历史的在场，即我们自身。这是一种独特的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的感知方式。因此，“鬼”的第一次出现是以“亡魂”的名义：先辈已死，但以亡魂的方式在场。先辈属于历史，但先辈的亡魂与我们同在。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死者的灵魂，而只有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鬼”——过去因此就是现在，两者之间毫无界限。

夏济安、丸尾常喜所探索的鲁迅的“黑暗主题”就是从这种过去与现在无法区分并最终凝聚于反抗者的内心这一点上生发出来的。但是，他们对于“鬼”的第二次出现没有深究：如果革命者是一个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人与物之间、死者与生者之间、对象与自身之间徘徊反抗的幽灵，他不就是“鬼”吗？这种对于没有未来的自觉、对于绝望的自觉、对于末日的自觉，不正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一种在黑暗中照见黑暗的黑暗的光芒吗？

末世论（亦译终末论）式的洞见只是通过“鬼眼”呈现的，但“鬼”也许并不在这个末世之中。从根本上说，“鬼”并不只是自我的影子，它超出自我的世界之外，有着比自我的世界更为辽阔和久远的时空——无论是对绍兴戏中的鬼的追溯，还是与这些鬼戏相关的民间生活，都在现代自我之外，因而也在鲁迅所描述的黑暗与绝望的世界之外，它们赋予了鲁迅以悲观为底色的文学世界以某种怪异的光芒。正是这种光芒让我在鲁迅的世界中听到了某种源自大地的（即与天启方向相反的）启示，让我在他的虚无主义的情绪之外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类学世界。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死火”重温》中，“鬼”的世界突破了“黑暗主题”，呈现为一种奇异的能量，一种绝不属于“病态生活”的倔强的活力，甚至欢乐的情怀。

我记得当初在写了有关黑暗主题之后转向“鬼”的问题时，笔端竟透着莫名的喜悦。

1999年夏天，身体越来越衰弱的伊藤虎丸先生抱病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我们见面时，他已经读了《“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他笑着对我说：鲁迅产生于一个与基督教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可能从一种超越的视野看待他所生存的世界，但为什么鲁迅的批判具有如此深刻的性质？这个问题一直令身为基督徒的伊藤先生困惑，但现在他终于可以确认鲁迅的世界里的确存在着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但是，与基督教的向上超越不同，鲁迅向下超越，即向“鬼”的方向超越。2000年初，《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伊藤虎丸的论文《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这篇论文旨在总结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将产生于基督教思想的终末论（eschatology）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意象——“鬼”——联系起来。在文章中，伊藤虎丸提到了我在《“死火”重温》一文中有关“鬼”的分析，并从日本鲁迅研究的传统内部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将鲁迅早年提出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观念与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联系起来，从而也将“鬼”与“伪士”的对立提到了一个理论性的高度。

在我的文章里，“鬼”的对立面是“正人君子、宁静的学者、文化名人、民族主义文学者、义形于色的道德家，当然也有昔日的朋友、一时的同志”，按照伊藤虎丸的解释，也全部可以归纳到“伪士”的范畴之中。在他的视野中，“鬼”的视野不仅是对阿Q们背负的“国民性”之批判，而且也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现代人”“革命派”“知识分子”——亦即“伪士”——的反讽；就像祥林嫂的追问让“我”怯于回答一样，这是一种从“迷信”的视角展开的对于“伪士”之“现代”的揭露、“人”与“鬼”之位置的一百八十度的互换。“也可以说，论争之时，他的批判无比犀利，不放过论敌的些微虚伪，就是因为他的立足点是在同样的最低处（‘鬼’‘迷信’）。”[13]在这个意义上，“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展开的超越性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

其实，2005年和2006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演讲时，伊藤虎丸先生的问题仍然在我的心里回响，我所做的是要将这种“鬼”的视野当作重新理解20世纪的历史遗产的契机。这个视野不是从未来展开的，而是从“鬼”、从“迷信”、从“黑暗”中展开的。可惜伊藤虎丸先生已经不能听到我的叙述了。2006年的春节那天，我和尾崎文昭先生、西川优子女士、高筒光义先生陪同伊藤虎丸先生的夫人一起前往伊藤先生的墓上吊唁。在冬日的阳光下，我向伊藤先生鞠躬致敬。从1985年在杭州西湖第一次见面，到1990年代创办《学人》时期与他更多的交往，直到最后一次来中国时的晤谈，他的思想和面影在我的心里逐渐地清晰起来。在理解鲁迅的某一点上，我感到与这位前辈的心灵有了相通的感觉。

《反抗绝望》几乎没有具体涉及鲁迅1930年代的文化政治。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曾试着补写一篇关于鲁迅晚年的几篇政论的文章，几易其稿，最终放弃了。在2005年和2006年的演讲中，我对此有所涉及，主要集中在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鲁迅与左联、与左派政党（包括托派）的关系问题，但我至今没有写出深入细致的文章。鲁迅是一个从未加入政党但并非与政党政治完全无关的人物，例如他在“左联”的活动；鲁迅是“左联”的灵魂人物，但他对“左联”内部的权力关系给予持续的抵制和批判。在我看来，恰恰是他对“左翼”的批判激活了左翼的文化政治，但要想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说明尚需新的系统研究，这在我一时不能做到。

20世纪日渐远去，鲁迅的幽灵也许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接近那个时代——不是从“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等角度去接近，而是从“鬼”“迷信”的角度去接近，即从“鬼”“迷信”的角度去重新阐释“现代”、“启蒙”、“进步”、“左翼”和“革命”。这也就是我在《一个真正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中点出的问题。

关于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丸山升先生的有关论文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洞见。伴随他的文集的翻译出版，许多年轻学者也正在重新生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2007年秋季，尾崎文昭先生来清华讲学，他以“鲁迅与日本”为主题，带领同学们系统阅读了日本鲁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和我共同阅读了讨论班同学的作业。许多同学对丸山升先生的研究很感兴趣，但他们选择谈论的是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先生的研究。在如何分析鲁迅与左翼的关系问题上，丸山升先生与我们不止隔着一个世代，而且也隔着一个由世界观的转换而产生的视界差异。当丸山升先生探索着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心灵之时，他是在思考中国革命及其文化政治的困境和内在能量，而在1990年代的巨变之后，我们对于鲁迅的独立性、鲁迅与其他左翼知识分子的差异的阐释，已经被放置在一种“去政治化”的逻辑之中，似乎他的独立性已经与左翼政治或左翼文化政治无关，而只是一种纯粹的独立性，一种脱离了历史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文脉的独立性。这样的解释与那种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视野相距遥远。

1991年，我第一次访问东京，终于有机会与丸山升先生重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一个花园的长椅上聊天，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的检证》。这是在1989—1991年的世界性巨变之后，一个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检讨和对社会主义信念的重申。是否同意丸山升先生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是一回事，重要的问题在于：在今天，我们还会接续这个20世纪的内在视野重新展开政治思考吗？

2005年秋天至2006年春天，整整六个月，我在东京大学的驹场校区客座。丸山升先生常常拄着拐杖、乘坐地铁到我的课堂上来。他穿过那些年轻的面庞，走到最前面，坐在第一排。刚开始时，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目光中的鼓励，让我渐渐地松弛下来。丸山升先生已经年迈，却那样专注，他的听力未必都能够跟上，但总是注视着我。每次课后，我会扶着他走几步，目送他缓缓远去，而后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在我离开东京半年之后，丸山升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对于日本的鲁迅研究以至整个中国研究而言，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去年的春天，我意外地收到丸山夫人托人转来的信件，她在信中提到1986年我们一起在北京人艺观看《狗儿爷涅槃》时的情形，提到1990年我在陕西与丸山先生的通信，提到2005年秋天丸山先生特意买了新的录音机来旁听我的讨论课。在信的末尾，她说：“现在，在他的书桌上有一个很厚的讲义夹，上面写着‘汪晖讲义’。我相信您的演讲很鼓励丸山，他也希望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题目。”我心里清楚，我的研究微不足道，丸山升先生对我的关心中流淌着的是一代深受中国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期待。

在提笔写这篇跋时，我没有想到会写下这么多有关丸山升先生和伊藤虎丸先生的段落。在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中，他们代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有关亚洲之近代命运的政治性思考。他们对竹内好的超越正在于从各自的角度对鲁迅文本中所渗透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加以实质性的呈现，并揭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对这一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文脉的创造性介入。鲁迅的写作有一种拒绝抽离历史文脉的品质，一种绝不回避在具体情境中表达尖锐判断的品质，一种洞悉复杂性却始终坚守价值立场的品质，因此，如果没有对于历史文脉的实质性说明，鲁迅就有可能被纯化为抽象的心理类型或方法。大约也正由于此，许多年来，每当我体验到“‘绝对零度写作’的不可能”之时[14]，重新阅读鲁迅就会再一次成为我展开思考和试图突破的契机。

在写作《反抗绝望》的过程中，我读到过伊藤虎丸先生关于《狂人日记》的分析；在完成第一稿后，我又读到了竹内好的《鲁迅》。这部书的一些段落中可以看到这些阅读的痕迹，但从整体上说，我的书稿是在另一个思考的脉络和学术传统中完成的。只是在我的鲁迅研究阶段结束之后，我对伊藤虎丸先生和丸山升先生的理解才渐渐展开，那是在经历了1989—1991年的大转变之后的去政治化时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但记忆仍在思考中甦生，仿佛要藐视时间的无情。对我而言，也许又到了重新回到鲁迅文本的时刻。

2008年3月22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注释

[1][美]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乐黛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74、377页。

[2][美]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380页。

[3][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4][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5][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6]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3页。

[7]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2页。

[8]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64页。

[9]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21页。

[10]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20页。

[11]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22页。

[12]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鲁迅全集》第3卷，第322—323页。

[13][日]伊藤虎丸：《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140页。

[14][日]大江健三郎：《北京演讲2000》，王新新译，《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7页。